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崇高的形象。他不仅要具备刘知几《史通》里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长”，还要具备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特别强调的“史德”素养。才、学、识三者是学术根基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各人因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同，或三者无法兼优而偏于一端，或三者整体水平有高低强弱之别，差异往往是很大的。这种差异无疑会对治史者的学术成果在质与量两方面都产生影响，但只要具备了基本学术水准，各人仍可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或通史撰述、或断代研究、或理论探讨、或人物透视、或史实考证、或资料整理等）为历史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如果一个治史者缺乏史德，其著述就会因破坏历史真象而很难说具有什么价值了，正如假冒伪劣产品除了扰乱市场秩序外并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一样。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史德的核心内容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家写出“信史”的基本条件之一。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既反对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主观臆测历史，更反对为了某种目的随便编造历史和篡改历史。就现状言，不少历史著述或为权势所屈、或为名利所诱、或为时风所惑、或为私情所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歪曲历史，欺世盗名的现象，有的甚至已经到了严重损害历史工作者的声誉，干扰历史研究健康发展的地步。正是如此，这期“史学沙龙”着重讨论“史德”问题，强调我国史学上“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是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

依我的私见，一个真正优秀的史家除了应具备才、学、识、德四项修养外，还要有一颗适合治史的“史心”。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史心”的内涵，大致可以说，“史心”就是超越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阶段和一定道德观念的局限，以理解一切的精神去接纳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博大的治史胸怀。本来，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时代、社会、阶级和道德风范之中，他了解、认识、评判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是以他所处的时代、社会、阶级和道德风范等所给定的接受视野去加以把握的。这种眼光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决定着他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弃取和褒贬，这是人认识世界的一条规律。我以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史家要有意识地尽量克服这规律带来的局限，用一种庄子《齐物论》里所说的“齐万物”、“等是非”的“圣人之眼”，超脱地、平等地看待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用一种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透彻了解和深广同情的宽广胸襟，去体察和观照各种善恶、美丑和真假世相生存及消的历史过程。这样写出的历史著作，才会较多地避免治史者作为特定社会里一分子而随之产生的局限，如以一定的道德判断去干扰历史描述，以某一党派或社会集团的观点去片面地撰写历史等等，从而更加逼近历史真实。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本身有正义和邪恶之别，也并不否定人们应该有是非曲直的分辨，而只是说当一个历史家治史时，要超越简单的是非善恶判断，把存在的都当作合理的去看待，给一切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以历史的记叙和解释。简言之，窃以为史家只有有了看透世事的超然之心，才易更加客观地对待纷纷扰扰的已逝或正在发生的史实。我提出“史心”之说，意在标举另一种治史境界，即以“出世”的心怀去写“入世”的历史，“史德”和“史心”都讲究忠实历史，但“史德”更偏向在史家职业道德律令的约束下忠实历史，而“史心”则主要指史家达到庄子所说的“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的境界去自然地忠实历史。如果说，前者忠实历史是治史者内在素质对外在要求的遵循适应；那么，后者忠实历史则是治史者内在素质和外在要求的自然吻合。因之，从“史德”到“史心”既是史家人生境界的提升，又是治史境界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