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左联文论及其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ZD281)。

作者简介：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出处：《南方文坛》(南宁)2026年第3期 第27-32页

AI新浪潮呼啸而至，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科技本身。从工业革命到数字信息革命，这是时代的巨变，也是文明的巨变。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浪潮扑面而来，无可阻挡，无论是拥抱还是警惕，或者既拥抱又警惕，都需要积极面对与主动应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艺界的两极反应，一面是“新大众文艺”与“大文学观”的欢欣鼓舞、热烈讨论，一面是AI写作可能带来问题和风险的种种焦虑与忧思。文艺创作的巨变，也是与之相应的书写文明和手稿文化的巨变。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新媒介时代，植根于书写文明的手稿学还有未来吗?或者说，是一种怎样的未来?要切实回答中国手稿学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就要认识到，这并不只是停留在手稿学、文艺学层面就可以解决或解释的问题。它需要回到书写文明的层面，在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巨流中认知现实，探询未来。

一、从过去回望未来：新的书写文化在崛起

诚如德国学者罗塔尔·穆勒所言：“未来并不总是和今天预测的一样，它往往藏在过去的历史中。”①要探索未知的未来，首先需要回到隐藏着未来走向的过去。书写是一种人类文明，书写也推动了人类文明。一部书写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史。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注意到，维柯的《新科学》、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和马尔泽尔布的《关于税捐的谏书》等三本书，尽管语言、方式有所不同，都是“根据不同的书写形式或传播方式来切分年代或时代”②。在维柯所划分的神、英雄与人的三个时代里，文明的起源与书写的起源密不可分。同样，恩格斯也把文字与书写视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过渡”③。由此不难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为什么是“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的记载与“仓颉造字”的传说，基督教文明的起源为什么是黏土造像与上帝造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为什么是楔形文字与神圣镌刻。各民族文化的神圣传说无不与文字书写有关。

书写文明在任何时代的变迁，都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以欧洲的启蒙运动为例，在孔多塞看来，如果没有印刷术的发明与助力，手抄本时代的思想就难以获得广泛传播，启蒙运动能否以运动形式普遍发生，也大为可疑：“口头交流，必然会有人数限制，知识局限，而印刷文本的传播，却能让理性周游全球。”④书写形式是否变化，如何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时代进步或文明转型的一种标示。

据英国学者克莱顿考证，世界上至少有四种文明发展出了完整的书写系统。最早是公元前33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其次是一个世纪后的埃及。中国完全成体系的书写系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出现，中美洲则始于公元前900年。书写跨越时空，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建构了口头传统难以实现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⑤。

人类的书写文化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口耳相传的前书写时代是第一阶段，文字、造纸术发明与手写时代是第二阶段，印刷术发明与书籍印刷时代是第三阶段；数字革命与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写作的电子信息时代则是第四阶段。如果从长时段来看今天书写系统的电子化、数字化，乃至智能化，就会发现，书写革命本身既是一部技术革命史，也是一部随着技术革命不断摆脱传统工具、技术、载体等各种束缚与限制的人类解放史。在书写文明这一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伴随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也催生了个人主义、民族国家、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对西方世界来说，如果没有公元105年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没有撒马尔罕之战对中国造纸工人的发现，没有丝绸之路中国浆纸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就很难想象。正如新西兰学者斯蒂文·罗杰·费希尔所说：“人们一般很少感谢纸张对于西方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事实上，羊皮纸和牛皮纸是永远无法满足大众化识字、世界性的印刷、现代办公室、报纸、政府和大众教育的需要的，这些现代化成就的实现都是仰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⑥而在现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的发生，同样离不开《新青年》《新潮》等新式报刊的印刷与传播。

如果说书写让人类从极为脆弱的口头交流中解放出来，印刷术让人类从费时繁重且成本高昂、传播有限的手抄文化中解放出来，那么，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明与普及，则是让人类从纸和笔中彻底解放出来。“革命已被宣告或实际上已经开始”，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人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书写时代：“文本脱离我们习惯的载体(书籍、杂志、期刊)，从今后它托身于电子形式：用电脑写文章，文字数字化，远程电子通讯，读者在荧屏上进行阅读。”⑦在夏蒂埃看来，数字化时代的书写革命，要远比印刷时代的古腾堡革命彻底得多：“它不但改变了文本再生产的技术，同时还改变了将文本传递给读者之载体本身的形式和结构。”如果说从装订到开本，印刷文本直到今天仍是手抄文本的直系继承者，那么电子屏幕的革命性颠覆，“被改变的是文本载体的组织模式和结构模式”⑧。从印刷革命到电子革命，书写文化所带来的巨变是结构性的、整体性的。用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生态革命”。在他看来，“技术变革既不是加法，也不是减法。它是生态的，一个显著的变化会产生整体的变化”⑨。从实体到虚拟，从纸版的版面要求到碎片的自由组合，电子文本彻底改变了文本的生存环境，所引发的革命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书写革命也必然带来相应的阅读革命。当所有文本书籍可以数字化，可以远程交流时，无墙、无限的图书馆梦想，离实现也就不远了。博尔赫斯所设想的无所不包的“狂喜”⑩，也就有了巨大而无穷的可能。

书写文化的新媒介时代已然到来，必须看到，也必须正视。无论是忧虑还是欢迎，“我们背后正在崛起一个新的东西，就像柏拉图洞穴中的奴隶一样，我们必须转过身来面对这个新来者”(11)。

二、书写革命：手写还有未来吗?

从文字到数字，书写革命在新媒介时代带来了崭新的文本形式与文本结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书写革命是书写自身被颠覆，还是走向一种新的书写文化?而一种新的书写文化在崛起，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既往的书写传统与文化走向衰落?具体而言，在数字化时代，依托于笔墨的手写会消失吗，依托于纸媒的手稿还有未来吗?

在打字机时代，据说美国第一个使用打印稿交稿的作家是马克·吐温。在这之前一直到20世纪末，出版社都接受手写稿件(12)。如果说打字机让作家从笔墨中解放出来，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电脑写作也早已普遍化了。在中国作家中，一批50后、60后的老作家如王安忆、梁晓声等，以及像徐则臣等一些70后的中青年作家，到现在还在坚持手写时代的具身感与血肉感。至于网络文学与网络作家，则多数是与网络时代同步成长起来的Z世代与新族群。对于手写稿件的坚持与减少，作为时代大势，笔者以为，无须乐观，也无须悲观：“随着时代转型与时间推移，作家亲笔书写的文稿将会越来越稀少，也越来越珍贵。不过同样可以相信的是，在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与接轨中，手写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会消失。”(13)

面对数字化时代的书写革命，首先要厘清手写与书写、手稿等不同层次的内部关系。其实，纸笔书写和电脑书写都是用手写作，区别仅在于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的不同，前者用笔墨纸张，后者用键盘荧屏。书写无论如何革命、怎样革命，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离不开身体意义上的“人手”或人力意义上的“人手”。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所有的书写行为都可以称为“手写”。但为了区别，我们习惯上还是将抄写时代、印刷时代的纸笔书写称为“手写”，本文所讨论的“手写”，指的就是依托于纸张笔墨的纸笔书写。纸笔书写和电脑书写，是书写在纸媒时代和数字时代的两种不同形式、不同形态。

对于手写的未来，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两种回答。其一是将手写等同于书写，手写代表书写。在这类学者看来，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书写时代已经结束。这一方面最激进、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巴西的威廉·弗卢塞尔。他的问题与预言是：“当世界日益被图形占据，我们能否想象一种没有书写的未来?”在他看来，“相比文字符号，其他符码能更有效地传递信息”，“未来，通过使用这些符码，人们将能够比用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更好地相互交流，从事科学、政治、创作和哲学。看来，书写符码真的会像埃及象形文字或印第安绳结一样被搁置一旁。”威廉·弗卢塞尔认为，人们不愿意放弃书写，是为懒惰披上华丽的光晕：“如果失去了书写，我们就会失去从荷马、亚里士多德和歌德等人那里所得到的一切，更不用说《圣经》了。只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伟大的作者就不会更愿意用录音或录像的方式表达自己呢?”(14)在短视频风行的当下，书写形式是否真的过时了，是否会成为灭绝的“恐龙”?作者设想的未来是一种“森林恢复绿意”的绿色乌托邦，因为在他看来，从森林里剥离出来的纸张与书籍在人工智能时代终将被取代。由此，“信息革命不仅拯救了森林，也使我们免于被纸张淹没的危险”(15)。从绿色乌托邦的隐喻来看，威廉·弗卢塞尔所说的书写就是纸笔书写与书籍印刷。那么，手写与纸媒是否真的会就此消亡呢?

1932年，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在巴黎的年鉴学院论坛上做过一次题为《心灵政治学》的演讲，曾提出一种可怕的假想，一种不知名的微生物攻击了世界上现存的所有纸张，图书馆里的东西化为粉末，“所有人们书写下来的东西都被摧毁了”(16)。和弗卢塞尔所处的数字化时代不同，保尔·瓦雷里所幻想的毁灭纸张、毁灭书写的微生物实验室是非常恐怖的。书写消失，就意味着文明的消失。

与保尔·瓦雷里所想象的恐怖恶托邦不同，德里达在1997年的访谈中，预测了纸笔写作在电子化时代的衰退，而非消亡。这种衰退是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中所描述的那种，“正如那张写着阿拉伯文字的神奇驴皮不断地缩小一样，纸也在不断变小和衰落”。德里达认识到纸媒书写在电子媒介兴起的时代走向“衰落”，但并不是“终结”或“消亡”。他所谓的“衰落”，只是认为纸媒的“统治地位可能会逐渐瓦解”，“并不是指纸在所有领域的全线崩溃，而是指它在关键地位上的衰退”(17)。换言之，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新的书写文化在形成，但这并不是书写文化的衰退，而是纸笔书写的地位动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地位不再是统治性的，但纸笔书写依然重要。

手写会不会消失，会不会“像马车一样过时”?首先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的前提：手写还有需要吗?在注重教育的中国，从小到大的读写能力训练与培养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当一个孩子学会读书与写字，意味着他开始长大成人，有了学习与识别的能力。书写关涉人的教育成长，这是手写存在的根本原因。笔与纸之间的亲密书写更真实、亲切，也更正式、严肃。所以，即使在倡导无纸化办公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亲手签名，依然需要笔墨纸砚。更何况在创造了数千年书写文明的泱泱中华，书法已成为一门修养的艺术，这是数字书写无法胜任、无法替代的。手写因数字化不再像过去笔写时代那样占据我们大量时间，但也不会因数字化而全面后退与消亡。比如在美国，就有以《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人、政治家约翰·汉考克的生日为纪念日，设立全国手写日(National Handwriting Day)(18)。

如果手写还需要，就不存在手写是否消失的问题；尽管不是时尚，但也不会过时；尽管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但依然可以做出重要贡献。就此而言，“即使如今我们使用的工具看上去已经大不一样，手写依然拥有未来”(19)。

三、新新不息：书写革命与中国手稿学的未来

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书写革命亦是新新不息：“书写在整个层级与不同规模上向前发展。正是人类的想象力，实际上更是我们的身体，使其保持活力，并不断变化。”(20)书写革命是人类文明意义上整个层级的推进，有新就有旧，有现代就有传统。那么，如何看待书写革命与新旧媒介的关系?

书写革命是书写生态的整体革命，是为书写不断改进、增加、引入新的技术与媒介。“新的技术鲜少能彻底取代旧的技艺，它们只不过会增加选项。”(21)新旧媒介并不存在假定的对立关系。书写如此，手稿也是如此。

在一种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中，手写是对口传的取代，印刷本是对手抄本的取代，电子书是对纸质书的取代，数字化是对手写的取代。取代即否定。事实上，书写革命的历史并非单向演进，而是可以同时并存。西方学者跨领域的一个组论小组(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研究指出：“如今的数字时代提醒我们，新旧媒介是共存并相互影响的，媒介的变化是渐进的。”比如印刷书籍模仿手稿布局与字迹，电脑操作系统使用纸质办公室衍生的文件夹系统，这些都论证了“印刷出版并没有杀死手稿”(22)。再如比尔·盖茨，这位微软公司的创始人在阅读时更喜欢纸质文本而非电脑屏幕上的电子文档。纸媒书籍不会、也没有因为网络空间和电子文档的出现而消失(23)。同理，书写革命也没有断送手写文化，反而在新媒介的助力之下，手稿文献得到更便捷、更开放、更自由、更广泛的阅读与传播。

“印刷出版并没有杀死手稿”，手稿因为印刷出版加深了自己的唯一性与本真性。这印证了新旧两种媒介之间是可以“共同进化而非继承”，可以相互发展而非替代。如果说研究者在18—19世纪的印刷品和手稿之间发现了两者的“适应性、抵抗性和融合性”(24)，那么，数字时代的手稿电子化与电子化手稿，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相互适应与相互抵抗、相互融合的张力关系?

中国是有数千年书写历史的文明古国，“手稿”及其相关的“手泽”“手迹”等词语，早在上古时期的《礼记》《汉书》和宋代文献中就已出现(25)。不过，当代手稿学重视作家手稿的自觉意识，是从21世纪前后开始的。随着作家“换笔”进入电脑写作时代，随着纸媒手稿存量的递减，这使得作家的亲笔手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贵。除了数字化时代“防止手稿散失”激发的危机意识，还有同时期法国手稿学与现代文本发生学带来的观念冲击。1999年，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在接受采访时，用“最后的手稿”来形容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作家手稿(26)。2002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见法国人研究手稿的热情，大为震撼。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是“因为没有手稿学。它还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发出了“建立手稿学”的呼唤(27)。中国手稿学建设筚路蓝缕，是从几代人接力式的文献整理与影印出版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积极发掘馆藏，陈建功主编、出版了包含手稿卷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又陆续影印出版了巴金、茅盾、老舍、丁玲、赵树理等部分名家名著的创作手稿，为中国作家手稿学的推进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如今，随着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手稿学的新媒介时代也已然到来。如前所论，书写革命是一场文明层级的生态革命，始于技术，却不止于技术，这势必引发手稿的理念革命，也势必引发手稿学从理论话语到实践体系的整体革命。

数字革命给中国手稿学带来最直接、最积极的影响，就是手稿文献的数字赋能与数据库建设。以纸为载体的手稿文献总有一天会和古籍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陷入脆化、破损与腐蚀的危险。手稿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一方面是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一方面也是馆藏之墙的破壁与开放。手稿文献公众服务最大化，由此成为可能。

手稿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的最大贡献，是“对世界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民主化和可访问性”的深远影响(28)。数据库的开放性与便利性，有望解决因馆藏封闭、分散带来的查阅不便、价格不菲的现实问题。“英国文学手稿在线”(Brit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Online)数据库向全世界开放，便是最好的范例。

手稿数字化、数字化手稿，是新媒介时代的理想方向与必然趋势，但落实在现实中，各馆藏单位又面临着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巨大限制。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馆藏机构克服困难，加快了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其中，国家图书馆主持的“鲁迅手稿数据库”在中宣部、文旅部的全力支持下，项目在2024年已开通上线，并面向公众开放。这是中国作家数据库中的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台湾地区建设的“当代名人手稿特藏系统”等数据库，收录了冰心、苏雪林、余光中等部分作家的手稿。因为手稿的数字化与远程化，让手稿的阅读实现了超越地理、超越隔阂的跨台海联通。

跨越了多种技术的数字化手稿，也以平台云端的全新形象，“塑造了我们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和认知方式”。数字化手稿脱离了脆弱易碎的纸本形象，“以无数缩略图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可以点击、放大和缩小”(29)。相比于小心翼翼加以保护的纸本手稿，数字化手稿显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这也让那些难以辨认、无法解读的手稿文字有了“复活”的可能。相对而言，影印出版尽管也是保存、传播手稿的重要方式，但和数字化相比，则缺乏及时性、便捷性与互动性。比如2021年影印出版的新编《鲁迅手稿全集》，是迄今为止收集最全面、最大型的一套中国作家手稿全集，规模宏大，印制精美。该书出版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海外、民间所藏的鲁迅手稿。如在2023年，发现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家藏书信中，有一封鲁迅在1936年写给内山完造的亲笔信。在2024年，发现一幅鲁迅书赠增田涉的条幅。在2025年3月，发现周作人日记中夹存的鲁迅所书周氏兄弟诗文草目两叶和眉批九处。同年6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在杭州办展览时，又发现了一幅鲁迅为《裸女》木刻画所写的题记(30)。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不可能再编入已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但可以在数据库中及时补充与更新。《鲁迅手稿全集》中有些题记标注错误，比如《〈呐喊〉正误》这篇手稿，是鲁迅根据北新书局1930年7月第十四版的校勘，书写时间可以确定为1930年。新编手稿全集误标为1923年，一不小心，将《呐喊》校勘时间混同为《呐喊》出版时间(31)。这些失误也不可能立刻在手稿全集中获得修订，但可以在数据库中及时改正。

AI的开发与深度融合，为手稿研究带来了新的路径与创造性力量。相比于印刷文本机械复制下的高度规范化、一致化、版式化、清晰化，手稿文本则因为赋予写作者完全自由的个性化、自由化、多样化、复杂化，让文字识别成为一大基础性难题。近年来有学者尝试在AI辅助下识读手稿，初见成效。比如《钱锺书手稿集》笔迹涂改繁复，8种语言语系交错，不仅推高了阅读门槛，也对手稿识别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青年学者夏伟的课题组基于深度学习的手稿识别(HTR)与多语翻译技术，最近在做笔迹识别与语义转换的训练工作(32)，这使得手稿研究的深入推进有了实现的可能。

数字化时代的书写革命，也催生了一种新生的“数字手稿”。对于这个充满争议的新手稿形态，已有学者尝试做过前沿性的总结与分析(33)。书写的革命性转变，冲击了纸媒时代的手稿定义，也创造出新的手稿形式。从纸笔手稿到数字手稿，手稿的载体与工具大不一样，但书写的本质决定了数字手稿的本质仍然是手稿。借用麦克卢汉将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之说，数字手稿便是纸媒手稿的延伸，也是纸媒手稿的解放。新的书写工具现在包括智能触控笔、动态追踪软件、智能电子纸张等，在未来方向上，相信以后还会有诸如人机交互等效率更高、更新、更多、更强的工具与载体形式出现。但各种智能笔也好，电子纸也好，并未改变纸笔书写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手稿学的边界与外延可以无限拓展，但“作者”“书写”等基本内涵与基本要素则不会改变。

新媒介时代书写革命带来的手稿革命，是手稿的飞跃而非毁灭。与之相应，中国手稿学也需要与时俱进，从纸媒时代狭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空间、时间上重建一种面向新时代的“大手稿学”(34)。

四、结语

“书写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将会写什么呢?我们要如何书写?它是否会消失?这些难以预测，而技术在飞速发展。”(35)新媒介时代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黑暗时代”，还是具有无限可能的“新黄金世界”?警惕也好，拥抱也好，两面都需要我们积极思考与审慎面对。

人类创造书写，书写也创造人类。书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需要。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新媒介时代，当我们追问书写是否还有未来时，我们首先需要问的是：人还有未来吗?如果人没有未来，书写也就没有未来；如果书写没有未来，手稿与手稿学也就没有未来。人在，文明就在；文明在，书写就在；书写在，承载人类书写文明的手稿及手稿学的精神与使命就永远在。

注释：

①(16)(17)罗塔尔·穆勒：《纸的文化史》，何潇伊、宋琼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第7页，“序言”第1—3页。

②④⑦⑧⑩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吴泓缈、张璐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9、13、17、19、21—25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页。

⑤(19)(20)(21)(35)尤安·克莱顿主编《书写：一部创造印记的历史》，孟雨慧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第1、239、240、239、239页。

⑥(12)斯蒂文·罗杰·费希尔：《书写的历史》，李华田、李国玉、杨玉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第235、252页。

⑨(22)(24)组论小组：《纸还有未来吗?：一部印刷文化史》，傅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第12、213、215页。

(11)(14)(15)威廉·弗卢塞尔：《书写还有未来吗?》，朱恬骅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第161、1、2、108、109页。

(13)符杰祥：《作家手稿是解密文学发生的钥匙》，《光明日报》2025年5月21日。

(18)安·特鲁贝克：《手写时代》，黄楷君译，商周出版社，2018，第208页。

(23)约翰·高德特：《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9页。

(25)郭佳乐：《“手稿”的前世今生》，《文艺报》2025年12月1日。

(26)陈艳：《永不消逝的手稿》，《光明日报》2025年8月6日。

(27)舒乙：《呼唤手稿学》，《人民日报》2002年7月18日。

(28)(29)布鲁斯·霍尔辛格：《兽皮档案：动物与文明的书写》，阿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第343、343页。

(30)(34)符杰祥：《〈鲁迅手稿全集〉新版编纂与中国手稿学建设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11期。

(31)符杰祥：《编纂鲁迅——作家全集与手稿全集有何联系，有何区别?》，《文艺争鸣》2025年第10期。

(32)夏伟：《人工智能辅助下的〈钱锺书手稿集〉释读与研究》，载《新媒介时代的中国作家手稿与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交通大学，2025，第297页。

(33)王贺：《“数字手稿”与“数字手稿学”的成立》，《南方文坛》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