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过度合理化或者习惯性忽略情感，情感研究未能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层面实现系统化和理论化。因而，本文提出“国家间情感”的概念，建构以情感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分析框架。历史上，越南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基于中华文化先进性和越南社会发展落后的比较，对中国产生了糅合崇拜、感激、敬重、畏惧的复杂感受。基于此，越南进一步进行社会类别化和积极区分，对民族始祖形象、文字、儒家文化等自身特定的情感标的物进行利我的道德加工和处理——去中国化、中国他者化和越南化，从而将越南和中国区别为内群体和外群体，产生了显著的民族边界和民族意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进而形成对中国既希望又疑惧的基调情感。这种既希望又疑惧的情感在越南北属、藩属时期产生和定型，在近现代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以及冷战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内涵，并持续影响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越南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关系。越南对中国既希望又疑惧的基调情感，同样从GDELT数据库的越南涉华媒体报道中得到了验证。

关键词：国家间情感/ 越南/ 对华关系/ 中越关系/ 民族国家/ 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吴宏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东南亚研究》杂志社编辑。

原文出处：《东南亚研究》(广州)2026年第3期 第89-114页

越南和中国山水相连，陆地边界长达一千多公里，彼此间交通相对便利，①自古以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在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特别是在千年以前。”②而学界普遍认为，中越关系在中国周边关系中最为“特殊”“复杂”。③在与中国几千年的交往中，古代的历史文化渊源、近现代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发展道路、当代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南海问题等造成了越南对中国恩怨纠结的复杂情感。我们常看到对中越关系“同根同源”“同志加兄弟”等的描述，也看到越南在历史上对中国“背叛”“敌人”之类的怨恨以及两国在南海的不时摩擦。

其实，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说，“情感”如在普通个体生活中一样，并不鲜见。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仿佛进入一个更加“激情燃烧”④的阶段。“9·11”恐怖袭击给世界笼罩的阴影、明星粉丝的跨国网络骂战、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的争吵等等，这些蕴含情感的国际关系现象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不乏与不同国家的情感交流和情感积淀。例如，中泰“一家亲”、中缅“胞波情”，还有众多的非洲“好兄弟”“好朋友”，以及“命运共同体”和“亲诚惠容”等话语，都蕴含明显的情感因子，甚至形成了中国外交情感话语的修辞系统，有学者谓之“情感外交”或“情感投入”。⑤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情感？如果有，它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本文尝试从情感视角探察越南对华关系，研究越南对华情感的产生、演变及其影响。

一 国家间情感与越南对华关系：文献回顾

(一)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及情感视角下的国家间关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情感”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隐而不彰。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和国际无政府状态论、自由主义的制度与合作，还是建构主义的观念结构，虽然都隐含人性和情感的基础，但情感未曾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或视角，更构不成一种研究范式。正如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所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情感研究滞后于广义的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

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在经历人格分析阶段和认知研究阶段之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情感研究阶段。⑦从目前来看，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以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变化为分水岭。早期的国际政治心理学认为，情绪和情感是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会对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产生消极作用。例如欧文·贾尼斯、利昂·曼和理查德·勒博等都认为，情绪能够影响人们的决策，决策者的情感动机是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之一。⑧随着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提出情感理性的命题，⑨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对于理性而言，情绪必不可少。这颠覆了过往对情感的非理性认识，给政治心理学界带来了一场情感研究的革命。⑩1996年，默瑟在论文《论国际政治中的情感现象》中首次明确提出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认为情感与理性并非对立。(11)2000年，克劳福德提出国际政治和安全理论依赖于情感的假设，认为情感作为人们行动背后的动机，对于人类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情感还可以制度化，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12)勒博则指出，情感是国家间建立和维持合作的关键因素，理性和情感相互作用，创造和维持共同的身份。(13)2006年，默瑟再次发表文章，讨论了国际政治中的情绪问题，认为情绪不仅仅是国际政治中的第一意象，也存在于第二、第三意象层次。(14)由此，关于情感与国际关系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由先前宏观上的“情感转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本体讨论，进一步发展为讨论情感的分类(15)以及各种具体情感类型，分析屈辱感(16)、恐惧(17)、愤怒(18)、同情(19)、荣誉和民族自豪感(20)等在外交谈判、国家安全、集体暴力、人道主义援助和冲突解决、国际信任、政治认同、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等诸多国际政治场景中的作用。

直到2000年以后，我国国际关系学者对情感研究的关注才逐渐多起来。其中，尹继武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对政治心理学与国际关系情感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还将认知心理学理论、情感理论等应用于国家领导人心理和个性、国际信任、国家安全、外交等的研究中，分析情绪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路径，探讨国家安全的情感逻辑等。(21)黄真分析了情感的三种基本性质，即情感作为动机、交换资源和结果。(22)聂文娟挖掘了三大主流理论范式中隐含的情感，强调情感研究的重要性，分析了情感研究面临的概念和方法的挑战。(23)有些学者进而将情感与身份认同、规范、国际信任等理论结合起来，如季玲在批判建构主义身份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将身份与关系、情感等因素相互结合，建构社会身份再生产的情感动力框架。(24)景晓强关注行为体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施动性及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中的情感因素，分析国家本体安全中的情感驱动，揭示了国家行为的情感性逻辑。(25)聂文娟通过比较研究非盟和东盟的地区规范建构，论证了历史怨恨情感与规范认同之间的因果关联性。(26)

然而，从情感角度专门对国家间关系进行的研究，总的来说并不多。从理论上来看，主要有对群体情感和以国家为主体的情感研究。埃利奥特·史密斯和戴安娜·麦凯等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情绪研究，提出群体间情感理论，认为群际或群体之中也存在情感，群体情感像个体情感一样，提供了行为动机、愿望或倾向，进而调节群体关系、改变地位等级，具有调控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功能。(27)布伦特·伊斯利则进一步以国家为情感主体，将国家理解为一个群体，对国家情感进行了理论化，提出了情感影响群体行为的多阶段过程。(28)郝拓德同样以国家为主体，提出了“情感外交”的概念，分析了愤怒、同情和内疚等情感在国家外交中的表现和运用。(29)赫拓德还与卡尔·古斯塔夫森提出了国际政治中情感分配政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情感分配政治的三种形式：情感义务政治、情感权利政治与情感优先政治。(30)

从情感视角直接对具体国家间关系展开研究，从目前来看还比较少。如罗尔德·伯格对挪威和英国之间信任与不信任并存的关系的研究，(31)李仲基等对韩日足球赛中两国情绪的分析，(32)蒂尔对玻利维亚与智利长期竞争中的情绪的分析，(33)陈丽颖对中美建交过程中中国与美国情感性信任的探讨，(34)王硕对塞尔维亚对俄罗斯和欧洲政策中的群体情感的研究，(35)等等。因而，关于具体国家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和深化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情感的确在国家间关系中扮演着非同小可的角色。在中越关系中同样如此。

(二)中越关系研究

关于中越关系，学术界已形成中越宗藩关系说、汉文化圈说、友好交往主流说等研究范式，(36)其中涉及越南对华关系中的心理性因素和情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越南封建文人复杂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的研究。于向东指出，在与中国互动的过程中，越南封建文人常常表现出一种民族自尊、自豪与自卑、自大相交织的复杂文化心态，既要争取与中华为伍，又要显示与中华文化的区别，强调其民族文化独立性和主体性等。(37)不少研究沿用这一范式来解读中越关系，成为中国学界研究中越关系的基本框架，如周琦、李开盛提出中越关系以友好为标志，互动频繁，同时又相互猜疑与提防的动力学，韦强、牟珊认为越南民众的对华心态呈现出复杂而又矛盾、认同却又抵触、依赖但又警惕的特点，以及王峥对中越政治与安全互动的分析等皆以此为框架展开。(38)可见，在两国关系中，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已经构成了深层的民族心理因素。

二是关于中越老一辈领导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和友谊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如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整理了胡志明在中国的活动及其与中国有关的革命活动史实，反映了其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友好交往和深厚感情。(39)曾任驻越大使的李家忠撰写的《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从外交官的视角展现了胡志明的革命活动、生活故事及其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40)另外，还有《胡志明与中越友谊》、《孙中山与胡志明》等相关著作。(41)

(三)本文的理论出发点

随着学界对情感的概念、类型、研究层次与方法，以及情感与理性关系等理论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情感研究逐渐突破微观层面(如国家决策者心理、国内公众情绪与投票选举等)的局限，上升至国际政治的中观与宏观层面，并与认同、规范等主流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概念建立关联，为国家外交决策、国际联盟构建、国际冲突与合作等议题提供更深入的解释，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然而，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相关概念和理论繁杂，议题较为分散，相互之间脱节且不成体系。因而，一个主要问题便是，缺少一个能统筹国际关系三个层次的情感的核心概念，情感未能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中实现系统化和理论化。(42)在目前对中越关系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越南对华情感的线索，但并没有将越南对华情感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提出来加以研究。现有研究大多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分析越中关系，这个视角固然重要，但仍不够全面，情感或心理性因素或在中越关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尹继武根据对现有研究的判断，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的情感研究有希望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更多地将经验关怀放在中国以及与中国紧密相关的周边和双边关系层次，亦即以中国对外关系和地区关系为案例和素材。(43)基于此，本研究拟从国家这一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入手，以越南对华关系为例，通过探讨越南对华情感的产生、发展和影响，将个体、国内社会、两国关系的不同层次联系起来，尝试构建国家间关系研究的情感路径，为国际关系情感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作出一点贡献。

二 国家间情感及其分析框架

(一)国家间情感的存在

《剑桥心理学大辞典》对情感的定义是：情感是一种瞬间状态的神经生理反应，能够刺激和激发身体和心理反应的协调系统，使我们了解自身与刺激的关系并准备好以某种方式予以应对。(44)这个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定义从个体维度指出了情感的生物学机制。那么，由人所组成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情感呢？本研究提出，国家间情感是真实存在的。

国际关系，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点大多从人性出发，并且将国家人格化。柏拉图在其经典著作《理想国》中就把国家比作“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45)而古罗马法中法人观念的萌芽则对社会团体人格化作出了初步尝试，为国家人格化打下了基础。在国际关系思想中，霍布斯在《利维坦》开篇便将国家视为“人造之人”，“主权”是“人造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关节”，“和谐”使之“健康”，“动乱”使之“生病”，而“内战”则致其“死亡”。(46)摩根索则将人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由此便产生了古典现实主义中的“权力人”。(47)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家视为理性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体，由此形成了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人”。(48)温特明确提出“国家也是人”的命题，认为国家中的很多个人通过互动，会产生关于国家是一个包含诸多个体的“团体自我”的共同观念，而国家作为单一的整体，具有施动性和内在利益动机，由此形成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人”，国家即国际社会中的个人。(49)然而，相关理论中的国家人格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人格化，而是理性化和单一化，即便是基于观念本体论的温特，也没有对其主张的“社会人”的情感给予关注。本研究认为，就像温特将人的社会属性如身份、角色、信念等赋予国家一样，情感也可以作为国家的属性之一，而国家之间的互动，可以产生感情，进而形成国家间情感。

实际上，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50)郝拓德、罗斯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情感发生作用的领域包括个体、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乃至国际行为体”。作为情感主体的个体中，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另外还有社会运动领袖、恐怖组织头目、反对派首领等，而民族国家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塑造对国家的集体情感。(51)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是重要的情感主体之一。在国际关系情感互动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有情感动机，而且有情感交换，还有由行动(可能是情感行动也可能是理性行动)带来的情感结果”。(52)就动机而言，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国家首要和根本的动机是生存，表现为生存本能下的恐惧、不安、疑虑等情感，同时还有赢得国际社会赞誉或影响他国的骄傲、荣耀、满足等情感。尹继武根据情感产生的动因，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分为原生性情感与工具性情感两类。原生性情感是指行为体(指国家领导人)基于生理冲动而非特定利益考量所自发形成的情绪，工具性情感则是指行为体(包括国家领导人和民众)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或经他者刻意塑造后而表现出的情绪。(53)这一分类注意到国际情感互动的自然性和可塑造性之别，但对国际情感互动自然性的理解局限于领导人的生理驱动，未注意到国家间情感超越领导者个人的生理性而具有的群体性或者组织性，也即温特所说的国家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团体自我”。实际上，在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既有国家政治、国家意识与文化长时间沉淀出来的原生性国家情感，也有国家官方对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有意识、主动地进行的情感投入和情感塑造。(54)因此，在国家互动过程中，一种可能的集体情感建设也很重要。(55)

据此，本研究尝试将“国家间情感”界定如下：一国在与另一国长时间自然的或者刻意的互动过程中，其内部成员(国家精英和民众)产生的对该国的感受，经过社会化和制度化，抽象上升为对该国的情感，并且构成对该国的认知、态度和政策的基础，进而影响双边关系。(56)可以说，国家间情感，“事实上就是其内部的成员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并不是每一个单个个体情感的简单相加，而是个体情感的抽象综合”(57)，因而不能还原为单一个体的情感。同时，国家间情感存在于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意象层次上：第一意象层次，是以国家领导人为代表的决策者和精英对某国的情感；第二意象层次，是国家内部民众整体对某国的情感；第三意象层次，是前两个层次的情感从国家层面对与某国的互动和关系所起的作用，表现为国家间互动的规范或制度、方式或手段。

不过，并不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存在情感，国家间情感的存在至少需要两国间具有足够的互动。另外，在情感存在的前提下，情感也未必会在两国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需要考察情感的强度，情感与其他变量如利益、权力等的关系，以及具体的历史情境。因此，需要重申的是，本研究所谓的国家间情感，并不是一个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倡导的普适性概念，而是一个有限概念，其存在需要一定的条件，并且具有一定的情境性。

(二)国家间情感的分析框架

首先，本研究拟借鉴前述相关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国家间情感进行分类。根据季玲的研究与总结，对情感的衡量总的来说有两个维度，即情感效价(积极与消极、愉快与不愉快)和情感强度。(58)因此，就情感的效价而言，本文将国家间情感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就情感的存在和作用方式(隐含强度)而言，借鉴郝拓德和罗斯的研究，将国家间情感分为“基调情感”(background affect)和“状态情感”(acute affect)。其中基调情感是一种长期的、通常难以被察觉的情感性情；状态情感是暂时集中的、更易被觉察的、对所处情境的一种应急反应。“‘基调情感性情’塑造了我们的信仰、需求与喜好，‘状态情感反应’影响了我们当下的行为，并在某些情势下改写了我们最初的目标、规划与行为习惯。”(59)

其次，本研究拟借鉴社会认同理论，尤其是群体间情感理论，分析国家间情感的产生、发展、影响及其机制。所谓社会认同，是指“一个个体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这种理解来自他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一事实的认知，并且同这种成员关系所具备的价值和情感意义交织在一起”。(60)社会认同理论来源于群体社会心理学。群体社会心理学最为经典的是威廉·萨姆纳关于“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划分的理论。内群体与外群体根据人们对群体的态度与立场而分，其各自的情感与认同是截然相反的。内群体的情感是对群体忠诚和为群体牺牲，其内部是友谊与和平的关系，而对于外群体的情感则是仇恨和蔑视，表现为敌意或战争的关系。而且，与外群体的对立往往会加强内群体的团结与认同。这就是群体心理学中典型的内群偏爱(in-group favoritism)。(61)在此基础上，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主要来源于内群体和相关外群体之间的利我比较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类别化、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三种心理机制对建立和维持社会身份认同起着积极的作用。社会类别化是指对事务或人进行归类，这是群际间区分的充分必要条件；社会比较指的是通过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对比，凸显内部的相似性以及与外部的差异性：积极区分指的是不但我群与他群是有差异的，而且我群优于他群。总而言之，社会类别化机制在我群和他群之间建立边界；社会比较机制既是群体边界形成的基础，也使得群体边界在比较中呈现出流动性；而积极区分机制则使得社会比较和社会类别化具有价值和情感内涵，有利于提升我群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同时也揭示了集体认同存在的本质意义，即应满足行为体的心理诉求。(62)戴安娜·麦凯和埃利奥特·史密斯等基于情绪评价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了群体间情感理论，认为群体或者群体与群体之间像个体一样，也具有情感体验和情感活动，而且，群体情感可以通过提供动机、愿望或倾向，影响群际行为和调控社会关系。(63)由此可以推论，将国家视为群体，在一国与另一国互动的过程中，一国会致力于建立或维持一种积极的身份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情感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为社会类别化提供动力(如恐惧/自尊)，为社会比较提供情感模型(对自身特定的情感标的物进行利我的道德加工和处理)，尤其在积极区分这一机制上，通过满足群体成员的心理需求，为其提供归属感甚至荣誉感。这为理解国家间情感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依据。

默瑟认为，群体情感观点的有效性取决于展示一个人如何从个体身份走向社会身份，其中有四种机制：(1)文化调节情感。一个人的感受往往取决于文化框架的解释，文化影响感觉和思考，这为群体情感的普遍性提供了解释。(2)群体情感是群体认同的表达和强化，是维护群体边界的一种方式。(3)情感具有传染性，而对共同目标的追求、密切的关系、共同的社会认同或同步性最容易导致情绪传染。(4)具有群体水平含义的事件引起群体反应，例如创伤性事件。(64)这四种机制可以解释国家间情感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认同实质及其传播和发展。

本研究综合社会认同理论和群体间情感理论，拟建构以情感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分析框架。具体而言，以情感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分析框架，包含情感的产生、发展和影响三个环节，涉及国家领导人和精英个体、国内社会民众和两国关系三个层次，以及情感的效价和强度两个维度(如图1所示)。该框架将国家间情感关系置于两国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着眼于国家精英和民众两大主体，分析一国与另一国经长时期历史互动以及政府主动建构而进行群体比较、自我类别化和积极区分，从而对另一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基调情感；分析在两国间特定情感事件中，状态情感在基调情感的主导下，借助现代媒介技术的呈现及大众媒体在其中的具体作用；最后，分析在国家间关系中，情感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及其与利益、权力耦合而发挥作用的逻辑。限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分析越南对华情感的产生、发展和影响，并以GDELT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来展现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对华情感的表现。

 

图1 以情感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分析框架

说明：国家A与国家B之间的箭头代表两国的互动，实线表示以研究国家A对国家B的交往与政策为主，虚线则表示以国家B对国家A的交往与政策为辅。

三 越南对华基调情感的形成

在越南对华复杂情感中，首先存在着一种基调情感。这是越南在与中国的长时段历史互动中形成的对华“长期的情感性情”，其塑造了越南在与中国互动中的需求与喜好，对越中关系互动起着方向性的、基础性的作用。而要追溯越南对华基调情感的产生、发展和构成，需要回到越南与中国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去。

(一)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亲近感

从地缘来看，地理位置上的毗邻使中越关系具有了天然的联系。无论双方愿不愿意，都始终是“搬不走的邻居”。而从民族的角度看，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古代，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生活着的雒越人，属于中国古代“百越”的一支，由古越人南迁而成，并与后来从中国内地南迁的居民逐渐融合成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65)现代越南的很多民族与中国的民族属于同源异流民族。越南学者阮文梅曾说：“越族与汉族本同源。”(66)越南历史学家陈仲金也说：“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今天的越南人。”(67)至今在滇越边境村寨，上推三代人，大约70%的家庭在中越两国都有亲戚关系，(68)两国边民也素有互市、通婚、探亲访友、祭祖敬宗等的交往传统，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感。

在地缘相邻、族缘同根同源的背景下，从公元前214年到公元968年的1182年间，今越南北部和中部曾经作为中国管辖之版图，受中央王朝派驻的官吏治理。直至公元968年，丁部领统一安南，并上表请求北宋王朝册封，自此越南与中国正式形成藩属关系。在这约两个世纪中，中原文化经由政治统治、经济和社会交流传播至越南。因而，历史地看，越南受中华文化影响至深。正如研究者所言：“昔之四裔浸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69)连越南历史学家都承认：“国人濡染中国文明非常之深”，“这种影响年深日久且已成了自己的国粹”。(70)

在中华文化对越南传播和影响的过程中，汉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汉字在秦汉时期便随着中原王朝的统治进入越南，成为越南人民向先进文明学习、摆脱愚昧状态的一种途径，更被统治阶级作为官方文字，成为颁布政令、著作诗文、交流信息、传播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越南阮朝嗣德皇帝曾说：“我越文明，自锡光以后，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71)据统计，现代越南语词汇中有一半以上为汉语借词。(72)因此，汉字可谓越南古代文化的“载体与‘底座’”。(73)

以汉字为载体，具体而言，中华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可以分为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首先，在器物层面，越南的建筑宫室、寺院、学校等都仿自中国，顺化的皇城仿若微缩版故宫，犁耕、养蚕、缫丝、纺织、造纸技术以及医药等也来自中国。其次，在制度层面，政治上，大瞿越国建立后，就模仿宋朝政治制度建宫殿、制朝仪、置百官、立社稷、设六军，定国体。(74)陈朝对地方行政架构、户籍、官员冠服等作出改革，也“大概多遵宋时”。(75)而后黎朝黎圣宗颁布的《洪德法典》，作为一部“标志着越南法权史已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76)的系统法典，也是仿效中国唐代的法令制定出来的。(77)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唐代即在当地实行科举考试取士，1075年越南正式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直到1919年阮朝才宣布废除科举，(78)其废除科举的时间甚至比中国还晚。风俗习惯上，越南的历法与中国的历法几乎一样，几乎所有的节日都与中国节日对应，越南人不但过春节、贴春联，而且结婚也贴大红“囍”字……正如越南学者潘继柄所说，越南的政治、教育模式皆效仿中国，风俗“大部分也由中国而出”。(79)

最后，在精神层面，儒家思想借由文字、制度和器物，成为越南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于两汉时期便在越南得到广泛传播。公元11世纪，李朝统治者开始推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大一统”思想，修文庙、建国子监、行科举、选翰林。14世纪，陈朝的儒生开始取代佛教僧侣成为朝廷重臣。14世纪末，儒学在胡朝开始出现宫廷化和正统化，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至15世纪后黎朝，儒学在越南文化史上达到鼎盛时期。(80)越南史家也认为：“封建政权以儒教作为建国治民的典范，作为建立各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金科玉律。”(81)至法国殖民越南时，儒学已在越南传播了将近两千年，“儒家文化早已扎根于社会，成为越南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民族价值观的核心”。(82)越南学者潘玉也说：“越南文化，无论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83)总的来说，以汉字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中华文化逐渐成了越南文化的重要成分，甚至有学者断言：“从思想体系上考察，中越文化‘实为一体’。”(84)

在山水相连、民族同源并且曾经政治同体的地缘、族缘、政治及文化等联系下，中越两国长期的交往互动，使越南民众对中国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据中国驻越南前大使李家忠的观察，只要电视里放《西游记》，越南小孩就守着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电视剧《包青天》也曾在越南反复播放，经久不衰。(85)由此可见，越南人骨子里对中华文化具有亲近感，也即“文化亲昵”(cultural intimacy)。(86)

(二)反抗与自主的民族意识

历史上的越南在北属时期，作为中国的边陲之地，与中原王朝之间亦常有龃龉。现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二征起义”。这本是地方民众反抗贪暴官吏的起事，而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却在越南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无限拔高，二征姐妹也被塑造成越南的民族英雄。成书于1497年的《大越史记全书》将二征定位为“建国设统”“越人自立”，(87)赋予了该事件独立自主的意涵。后黎朝进士武琼重编的志怪小说《岭南摭怪》也记载了二征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民间民族意识的发展影响很大。(88)在中国对越南长达千年的郡县统治中，“二征夫人起义、李长仁叛乱割据、李贲建立万春国等一系列反抗中华帝国统治的行为标志着越人南北意识的萌芽”，(89)增强了当地对中央王朝的离心力。

公元968年丁部领建国后，越南成为中国之“列藩”，独立自主意识得以发展。公元1054年，李朝改国号为“大越”，“体现了强烈的自尊感和平等的观念”，(90)是越南民族精神兴起的重要标志。公元1072年，安南入侵宋朝边境，其将领李常杰作诗《南国山河》：“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这首诗志气激昂，第一次向中原王朝发出安南人要求自主和独立的呐喊，被越南史学家誉为“第一个独立宣言”。(91)

陈朝中后期，越南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首先，产生于8世纪前后的喃字在此时得到系统化和进一步推广，出现了一些用喃字创作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在越南民族性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92)其次，开创了编纂本国史书的先河。完成于1272年的《大越史记》作为越南的第一部官方正史，首次以赵佗为国史开端，认为“赵武帝能开拓我越，而自帝其国，与汉抗衡，书称老夫，为我越倡始帝王之基业，其功可谓大矣”。(93)尽管南越国与安南从世系和传承上都无直接联系，但《大越史记》的“国统论”一出，将安南立国时间上推了上千年，并刻意强调其独立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越南就此迈出建构国家历史和民族起源的重要一步。

而后黎朝时，虽然儒学在越南文化史上达到鼎盛状态，获得独尊地位，但该时期越南的自立意识有增无减，探索出一种内政独立与文化认同的模式，从而与中原王朝保持形式上稳定的朝贡关系。(94)首先，将民族起源上溯至炎帝神农氏，并建构雄王始祖形象，从历史上塑造与中原王朝的平等性。后黎朝开国功臣、著名政治家阮廌在其所撰《舆地志》中说：“我越之先祖，相传始君曰泾阳，炎帝之裔。”(95)这是安南士大夫首次提出安南人与汉人有着共同的祖先。阮廌还率先提出：“雄王绍统，建国曰文郎国”，“雄王，貉龙之子，泾阳之孙，定都曰文郎，相传十八世皆称雄王”，(96)这是雄王形象从神话传说向国家主流历史角色转变的开始。后黎朝礼部于洪德初年(1470年)编撰完成《雄王十八叶圣王玉谱古传》，(97)记载了从第一代雄王到第十八代雄王的主要事迹，使雄王具备了完整的宗法谱系。至1479年吴士连续编《大越史记全书》，明确提出：“雄王之立也，建国号文郎国”，“世主皆号雄王”，(98)雄王至此进入国家正史叙事中。《大越史记全书》以官方正史的形式将越南的历史肇端上溯至炎帝时代，并由此下延出雄王始祖和雄王世系，为越南的民族优越感提供了理论支撑，(99)也是塑造越南与中原王朝平等性的基础。而以“华人”自居，称汉人为“吴人”的黎圣宗曾以“华夷之辨”思想写下“自古夷狄为患中国”“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的语句，表明越南的南北意识向着南北对等的方向发展。(100)在君主的带动下，后黎朝士大夫也多具有历史文化优越感和独立平等意识。如阮廌在《平吴大诰》中称：“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字里行间充满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以及与中原王朝并立的独立平等意识，被誉为越南“第二个独立宣言”。(101)

其次，在国内治理中，采取了一系列与涉中国事务时不同的做法，以突出其独立性。例如，与明朝交往时使用明朝的纪年、国王的假名和明朝所赐印玺，在国内则使用安南自编的纪年、国王真名和本国自铸的金印。(102)如此种种，越南表面上维持与北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实际上内外有别，一直实行“内帝外臣”政策。这尤其体现在其双重国号的使用上。对于“安南”的国号，越南常有不满，如中兴黎朝史家吴时仕认为“加‘安’于‘南’字之上，是宋人有疆我之意，欲必正名，惟称‘南越’”。(103)直至阮朝嘉隆皇帝，越南向清朝请封“南越”国号。清嘉庆帝以“越南”国号授之，但嘉隆十一年(1812年)，嘉隆皇帝又恢复了“大越”国号。1818年，御史阮文谅提出，“所谓‘南越’者，亦百粤中之一”，明命帝遂改国号为“大南”。(104)从“安南”“越南”到“大越”“大南”，古代越南统治者在国号上的纠结反映了其在藩属与自主之间的矛盾，是其独立自主意识的折射。

从北属时期到藩属时期，在前后各一千年的互动中，越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随着政治关系从隶属到藩属的变化，逐渐从地缘、族缘及文化的亲近感中滋生出离心意识和民族意识，从地方反抗走向独立自主。

(三)越南对华既希望又疑惧的基调情感的形成

越南和中国在基于地缘和族缘的天然联系下，历经一千年的北属时期和一千年的藩属时期，通过政治统治、朝贡联系和战争等形式的互动，形成了既亲近、依附又反抗、自主的相亲相离的关系，进而对中国形成了既希望又疑惧的基调情感。

心理学和社会学认为，人类存在四大基础情感，即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105)莫伊西在其关于情感地缘政治的相关论述中，则将情感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希望、羞辱与恐惧。(106)结合以上对情感的分类和解释，本研究认为，越南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古代的同根同源、政治同体以及中国中原王朝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先进，让越南对中国产生了崇拜、感激、友好的感受，并且主动向中原王朝学习，归结起来，即希望的情感；同时，中原王朝的强大、强力统治以及越南实力的逐渐壮大，使越南反抗和自主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对中原王朝产生了怀疑、畏惧、不满、怨恨、敌对等感受，从而更加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归结起来，即疑惧的情感，正如研究中越不对称关系的著名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的结论：较弱的国家总是倾向于恐惧和多疑。(107)越南外交学院外交战略研究所前所长邓庭贵也曾说，越南对中国是“既爱又恨，既希望又害怕”。(108)希望和疑惧构成了越南对华情感的两个面向，成为越南对华情感的基调。

按照前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和群体间情感理论，把越南看作一个群体，那么，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对中国的情感的产生，应该始自其将自身视为一个群体而与中国区别开来的意识的产生，即在越南人看来，越南为“内群体”、中国为“外群体”的区分。在内外群体的区分中，最重要的是内群体认同意识的产生，而越南作为一个群体或者国家的自我意识正是在与中原王朝/中国的互动中产生的。

首先，以社会比较为基础，在北属和藩属时期，位处边陲的越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与中原王朝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对中原王朝及中华文化产生了认同、崇拜、敬畏甚至畏惧的感受。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越南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前传统文化形成时期，中原地区处于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原传统文化已经走向成熟、定型，越南还处于两种文化并存、汉文化在越北地区奠基、扎根的时期。可见，中越传统文化的形成是有时间差的。(109)越南汉文小说《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的《社稷帝君记》描述了中国谷物种子传入越南的过程：“国初太古之时，地产惟有糯两稻，其他植类且有未备。如遇年荒岁歉，民用有所欠乏……(雄王)意其华夏启圣，盍举来庭，庶得迓中原之盛。乃遣侍臣置三译，献白雉于周，称越裳氏来贡。始探得百谷与蔴豆麦菜，又百余种，将回进纳。”(110)这表明，越南很多农作物都来自中国。从这则故事中“华夏启圣”“中原之盛”等措辞，足见当时越南统治者对中原之地的崇拜和敬畏。

对于中央朝廷派来的勤政爱民、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好官吏，越南人更是充满感激和怀念。例如，东汉时曾任交州太守的士燮被越南尊为“士王”和“南交学祖”。《大越史记全书·士王纪》称：“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111)《越甸幽灵集全编》更如此评议：“迨士府君以洙泗之余波，渐流于南海，谈俎豆于干戈之会，翕弦歌于蚊蜃之乡。闻之如耸，听者如钟，声教所及，翕然华风……唤醒人心，辉腾上国，史谓‘岭南文风’。自士王始，厥功顾不韪欤。”(112)士燮向“蚊蜃之乡”越南传播汉文化，去除蒙昧，开启民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爱戴和尊崇，成为越南人民的“福神”。由此可见，古代越南对汉文化的接受、认同和倾慕。(113)

其次，社会比较也使越南产生了南北有别的意识，进而形成了“南方”“南国”与“北朝”“北国”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社会类别化思维。

越南当地的社会比较意识进一步发展，与中央王朝的强力统治和某些官吏的贪虐施政相呼应，引发了前述越南人尤其是当地土著统治阶级的不满、反抗和南北意识的萌芽。越南这种南北意识和离心倾向，由统治阶级扩大至普通老百姓，产生了所谓“我国苦北来守牧，多渔夺侵扰，民不聊生，各窜逃为盗”(114)的现象。这种对中原王朝的恐惧，促使越南在南北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类别化。除了前述统治者通过官方正史进行的民族始祖和雄王世系的建构，更直观的表现是民间作品中关于越南民族的描述：“时林麓之民渔于水者，往往为蚊龙所害，言于王。王……令人以墨刺画其身，为龙君之形，水怪之状，自是民免蛟伤之灾。而百越文身之俗，盖始于此。国初民用未足，以木皮为衣，织菅草为席，以米汁为酒，以桄榔椶桐为饭，禽兽鱼鳖为咸，姜根为盐。刀耕火种，地多糯米，以竹筒炊之。架木为屋，以避虎狼之害。剪短其发，以便山川之入。子之生也，以蕉叶卧之。人之死也，以舂杵之，令邻人闻而来救。未有槟榔，男女嫁娶，以盐封为先，然后杀牛羊以成礼，以糯饭入房中，相食悉，然后交通。盖百男乃百越之始祀也。”(115)《鸿厖氏传》中的这段话对越南人的生活环境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进行了描述，无异于对越南民族的最好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越南人区别于别的民族的显著特征——短发纹身、居木屋、以竹筒烧糯米饭等，群体边界显而易见。中国古籍也有关于越南人的一些描述，如《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116)《汉书》“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117)可见中原人对越人形象和习俗亦有较为明确的辨识，且带有一种来自文明中心的审视。(118)故可以想象，古代越南人在与中原人的互动中，难免有自尊受损的羞辱感，这种羞辱感又会加重其恐惧感，进而寻求积极的社会区分。

再次，在基于社会比较进行社会类别化之后，越南进一步进行积极的社会区分，形成了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从而增强了越南人对自身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忠诚感。

这主要表现为越南在学习、借鉴中国文化时所作的去中国化和越南化处理上。其一，关于越南始祖貉龙君的形象。在越南早期的民间传说中，始祖神貉龙君的形象受到了中国的社稷崇拜和龙崇拜的共同影响。据《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记载，“后王无病而薨，臣民追仰其德，建土筑宇，奉而祀之，号曰后稷，谓之社神。盖感其惠泽群生，恩垂后世。百谷之盛，肇端于此。实得自周国，又曰周室，因循沿俗，遂为常规”，(119)后稷在越南成了向周王进贡、带百谷回越南的雄王，也即貉龙君的子孙，由此完成了去中国化和越南化。另外，貉龙君还是神通广大，能保护越南河山、救民于困厄的龙神，而龙在中国叙事中的形象则复杂得多，可能是能除旱降雨的龙神，也可能是不敢违抗天地之命的龙王，还可能是爱情曲折的龙女等。这反映了越南民族渴望自身变得强大的心理和南北有别的民族性，亦是源自中国的龙崇拜越南化的一个表现。(120)

其二，儒家文化的本土化。如前所述，越南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越南并不是简单地复制中国儒家文化，而是通过传播、整合和重构，发展出鲜明的本土化特点。例如，与中国科举制“唯儒生是考”的特点不同，科举制传入越南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应用范围极广、儒佛道三教并试的考试方法。(121)另外，在越南，儒家思想中的孝和祖先崇拜观念与忠君爱国相结合，大大强化了越南的民族意识。这主要表现在越南塑造的历代民族英雄形象上，如发表南北分立檄文的二征夫人、打败梁朝刺史的李贲、攻克宋朝三州四寨的李常杰等。这些民族英雄的塑造都是以反抗中国为框架，在“自我(越南)—他者(中国)”的二元对立语境中展开。(122)这样的二元对立不仅去中国化，而且把中国彻底他者化了。在以中国为他者的语境中，越南的民族英雄代表着巨大的民族能量，使越南人燃起高涨的民族自信心，以至于黎朝“大儒”黎贵惇宣称：“越邦肇启，文明无逊于中国”，(123)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更有甚者，越南民族优越感和自信心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以“中国”“中夏”“中华”自居。如前所述，黎圣宗以“华人”自居，称中国人为“吴人”。到了中国清朝时期，越南更将入主中国的满族视为夷狄，流露出对所谓夷狄文化的轻视和自己继承中华正统的得意。(124)这种民族优越感和积极的社会区分，使越南在藩属时期“臣服”于中国的同时，建构起以自身为中心、周边小国为成员的朝贡体系。(125)到了近现代，越南的这种民族优越感进一步发展成“地区大国梦想”，表现为对印支半岛的野心和执念，并影响到了与中国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见，越南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基于中华文化先进性和越南社会发展落后的比较，对中国产生了认同、崇拜、感激、敬畏甚至畏惧的感受。在此基础上，越南进一步进行社会类别化和积极区分，对自身特定的情感标的物(如民族始祖形象、儒家文化、文字、民族英雄形象等)进行利我的道德加工和处理——去中国化、中国他者化和越南化，从而将越南和中国区别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形成了显著的民族边界和民族意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种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满足了越南人去除恐惧、提升自尊的心理需求，为其提供了归属感和荣誉感，构成了越南对华情感的内核。民族和国家意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促使越南在北属、藩属时期对华既希望又疑惧的情感产生和定型，并在近现代反殖民、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两国互动中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四 越南对华基调情感的影响：中越关系大数据的情感表现

古代越南形成的对华既希望又疑惧的情感，在其近现代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冷战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得到了强化和发展。

一方面，在近现代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越南受到中国的帮助和影响，形成“同志加兄弟”的情感性信任，对华希望情感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对越南最大、更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在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理念和道路选择上所起到的榜样和引领作用。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潘佩珠、胡志明与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颇多交谊，亦多受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不惜代价给予越南政治承认，并提供物质支援、军事帮助与技术支持。用越南领导人阮文灵的话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巨大无私的援助，越南不可能取得抗美斗争的胜利，越南党和人民对此将永志不忘。”(126)如何摆脱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困境、实现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是近现代中越政治精英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成了两国共同的道路抉择和至关重要的情感纽带。在传统关系的基础上，越南对华关系加入了意识形态的新内涵，社会主义情感成了越中关系的重要财富，为历届领导人所强调，由此奠定了现代越中关系的友好基调。另一方面，冷战背景下美、苏、中等大国的利益权衡和争夺，尤其是中美和解导致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恶化，使越南对华疑惧情感强化并最终与中国兵戎相见。其中，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为越南对华情感增加了新的内涵。在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之下，作为时代主流与趋势的国家独立和地位平等原则，超越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理念而成为越中交往的根本原则。(127)

如此，基于长期的历史互动，越南于北属、藩属时期对华形成既希望又疑惧的基调情感，又在近现代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及冷战地缘政治博弈中增加了社会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内涵，并持续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基调情感作为一种长期的情感性情，虽然通常难以被察觉，但其塑造了国家的信仰、需求与喜好，对国家间关系互动起着方向性、基础性作用。这在20世纪9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媒体大数据中得到了呈现和佐证。

下文采用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Language and Tone，GDELT)中“事件库”(Event Database)(128)数据集的数据，从越南媒体报道的新闻大数据来观察越中关系正常化以后越南对华情感的发展和特征。(129)

本研究以1991-2024年为时间范围，“Actor1CountryCode=CHN且Actor2CountryCode=VNM”或“Actor1CountryCode=VNM且Actor2CountryCode=CHN”，选择“EventCode”(事件编号)、“QuadClass”(事件类型)、“GoldsteinScale”(戈尔德斯坦值)等字段下载“事件库”数据，得到符合条件的数据268，876条。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本研究借鉴池志培、侯娜所著《大数据与双边关系的量化研究：以GDELT与中美关系为例》一文中的方法，(130)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中越双边关系的好坏：(1)年度合作与冲突事件次数的比值。如果合作事件与冲突事件的比值很高，说明合作事件的数量远多于冲突事件，那么就可以认为双边关系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由于事件次数都是正数，因此这个比值也是正值。(2)年度平均戈尔德斯坦值。将年度所有事件的戈尔德斯坦值加总以后，再除以事件数，得出年度平均戈尔德斯坦值，从而将事件对国家影响的强度也考虑进来。由于戈尔德斯坦值有正值和负值，年度平均戈尔德斯坦值也有可能是负值，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结合媒体数据，首先，从中越关系的整体来看，图2的中越合作与冲突事件次数比值显示，关系正常化至今，中越关系多有起伏。20世纪90年代逐渐好转之后，在世纪之交呈现一个峰值，这与1999-2002年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的定位有关。此后十几年，两国关系整体呈下降趋势，并在2011年、2012年、2014年降至谷底，而后逐渐回升，到2024年达到近十几年来的新高。这主要是因为，2010年以后，随着美国的介入，中越南海争端呈现出更加复杂化和不稳定的态势。图3的中越年度平均戈尔德斯坦值则显示，关系正常化至今，中越关系的发展曲线与图2基本一致，同样在2011年、2012年、2014年降至谷底，而后于2024年达到接近世纪初的新高。与图2相比可见，将事件强度考虑进来，中越关系从低谷中反弹的趋势更加明显，可见越南与中国为此作出了较大的努力。

从整体来看，如表1和图3所示，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中合作事件数量多于冲突事件，除2011年、2012年和2014年这几年戈尔德斯坦值小于0(最低不低于-1)外，其他年份戈尔德斯坦值皆大于0(大部分大于1，最高接近3)，显示中越之间合作事件强度整体上也大于冲突事件强度。可见，中越关系虽有高低起伏，但主流还是友好与合作。也由此可见，在某个具体时期，越南对华或希望或疑惧的情感发挥主导作用，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希望的情感还是占据主流。

 

图2 1991-2024年中越合作与冲突事件次数比值

资料来源：根据GDELT数据库“事件库”数据集数据制作。

 

图3 1991-2024年中越年度平均戈尔德斯坦值

资料来源：根据GDELT数据库“事件库”数据集数据制作。

 

其次，从中越分别为施动者的方向来看，则与合作与冲突事件次数比值显示的结果有所不同。关系正常化以来，如表1和图4所示，越南对中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事件的数量都较中国多，虽然越南发起的合作事件比越南发起的冲突事件数量多得多，但破坏性较大的现实冲突事件也多由越南发起。如图5所示，整体而言，越南对华发起的合作强度比中国要大，但是，其发起的冲突强度也相对较大，甚至大于合作的强度。2015年、2017年越南对华平均戈尔德斯坦值虽然比中国对越该数值高出很多，但2014年越南爆发排华运动，2016年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时越南媒体大力为菲律宾“呐喊助威”，可见在冲突发生后的一年，越南为缓和越中关系主动作出了较大的努力。由此也说明越南具有与中国合作的内在需求，是其对华积极的希望情感的体现，但其主动发起的冲突较多且破坏性较强，则体现了越南对华消极的疑惧情感的负面影响。

 

图4 1991-2024年越南对华及中国对越的合作与冲突事件次数比值

资料来源：根据GDELT数据库“事件库”数据集数据制作。

 

图5 1991-2024年越南对华与中国对越年度平均戈尔德斯坦值

资料来源：根据GDELT数据库“事件库”数据集数据制作。

基于以上分析，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具体来看，中国对越关系整体上相对平和，而越南对华关系整体上起伏较大。越南对中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事件的数量都较中国多，其对中国发起的合作与冲突事件的强度也比中国大。由此足见，越南在对华关系中合作是必需的，但冲突也是客观存在并且不太容易避免的。而这正是由越南对华既希望又疑惧的基调情感所决定的，且总体上还是希望情感占主导地位。

结语

既希望又疑惧的基调情感，塑造了越南在与中国互动中或合作或冲突的需求与喜好，为越南对华关系设置了背景，框定了关系波动的范围，起到了基础性和方向性的作用。一方面，合作是越南对华关系必需的内容，为此，尽管冲突不时发生，但冲突之后，越南往往付出更大的努力，将中越关系拉回正轨。另一方面，冲突似难避免，仿佛旧疾，碰到两国海上摩擦，便又不时复发。这就是越南对华既希望又疑惧的情感的来回拉扯。那么，为什么自中越关系正常化至今，越南对华情感总体上仍是希望情感占主导地位？实际上，这种情感是越南国家利益的表达。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1975年实现国家统一，越南获得了生存和独立自由的保障。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越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与中国关系处于低谷，且因入侵柬埔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孤立，可谓内外交困，因而发展经济和获得集体自尊成为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中国合作正是越南自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维护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希望”所在。

在政治方面，关系正常化以后，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情感和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中越两国构建、形成了维护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共同利益，由此建立起来的制度化、常态化的党际交往交流机制，成了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与中国关系的稳定为越南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支撑和保障，也是越南国家根本利益的“生存”利益和集体自尊之反映。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是越南学习的对象，是其发展经济和强大国家必须依托的力量。越南的革新开放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发和促动。越南曾经视中国为“积极正面的、甚至是完美的榜样”，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就也是对越南人民建设发展自己国家的巨大鼓舞和动员”。(131)近几年，在全球贸易形势低迷的情况下，越南对华进出口仍增长强劲，中国经济是越南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引擎。尤其在当前中美博弈持续深化、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局部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战略定力、科技优势和稳步发展，可以说是越南对冲美西方压力、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增强国力，建设独立自主、享有相当国际地位的地区强国而不得不借重的重要力量。

不过，还必须注意到，在对华希望情感总体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越南对华疑惧情感也往往以状态情感的形式集中、反复爆发。这主要体现在南海问题上，且对中越关系及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32)从根本上说，这与越南对华情感的内核即越南作为民族国家的自尊需求有关。在民族国家独立与平等的语境下，国家间的积极情感自然被压抑，而消极情感则更容易被激发。这正是“国家间情感”这个更中立的概念相对于“民族主义”概念的学术意义和研究空间所在，也是相关学者提倡加强对积极情感研究的原因。(133)对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这种希望情感与疑惧情感的拉扯中，越南与中国关系是如何维持平衡的？越南通过什么方式以对华积极情感平衡消极情感的影响？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对情感影响越南对华关系的机制、方式与逻辑作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梁志明：《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9期，第19页。

②郭廷以：《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载郭廷以等：《中越文化论集(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第1页。

③参见古小松、梁炳猛：《恩怨过后正常化——中越关系60年回顾与展望》，《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期，第25-33页；王峥：《政治与安全的互动：南海争端下中越关系透视》，《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6期，第108-109页；Thuy T.Do,"Firm in Principles,Flexible in Strategy and Tactics: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Vietnam's China Policy",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Vol.2,No.1,2016,p.1。

④尹继武：《政治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1页。

⑤参见Todd H.Hall,Emotional Diplomacy:Official Emo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刘博文：《中国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双向逻辑与双重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97-126页；李国选：《南海安全合作进程中的中国情感投入》，《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54-65页。

⑥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⑦尹继武：《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尹继武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6期，第141-145页。

⑧参见Irving Janis and Leon Mann,Decision Making: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Choice,and Commitment,Free Press,1977；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赵景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⑨安东尼奥·达马西奥通过临床案例证明：理性的决策不仅仅是逻辑思维的结果，还离不开情绪的支持，情绪和感受的缺失会严重影响理性决策。参见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殷云露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⑩方鹿敏、尹继武：《情感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路径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6日。

(11)Jonathan Mercer,"Approaching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San Diego,California,April 25,1996.

(12)Neta C.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4,2000,pp.116-136.

(13)Richard Ned Lebow,"Reason,Emotion 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2005,pp.283-313.

(14)Jonathan Mercer,"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9,No.3,2006,pp.288-303.乔纳森·默瑟：《人性与第一意象：国际政治中的情绪》，尹继武、陈高华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期，第46-53页。

(15)郝拓德、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柳思思译，《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42-49页。

(16)See W.A.Callahan,"National Insecurities:Humiliation,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29,2004,pp.199-218.

(17)See Benas Brunalas,"Fear without Rationality:Emotions in Lithuanian Foreign Policy",Lithuan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Vol.36,2017,pp.35-55; Neta C.Crawford,"Institutionalizing Passion in World Politics:Fear and Empathy",International Theory,Vol.6,Issue 3,2014,pp.535-557.

(18)See Oded Löwenheim and Gadi Heimann,"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Security Studies,Vol.17,No.4,2008,pp.685-724; Todd H.Hall,"We Will Not Swallow This Bitter Fruit:Theorizing a Diplomacy of Anger",Security Studies,Vol.20,2011,pp.521-555; Lucile Eznack,"The Mood Was Grave:Affective Dispositions and States' Anger-Related Behaviour",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34,2013,pp.552-580.

(19)See J.Edkins,"Forget Trauma? Responses to September 11",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2,2002,pp.243-256; P.Liberman,"An Eye for an Eye:Public Support for War against Evildo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3,2006,pp.687-722; Todd Hall,"Sympathetic States:Explaining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sponses September 11",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7,No.3,2012,pp.369-400; Emma Hutchison,"A Global Politics of Pity? Disaster Imagery and the Emo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lidarity after the 2004 Asian Tsunami",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Vol.8,2014,pp.10-19.

(20)See 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1)尹继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尹继武：《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欧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75-93页；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55-61页；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48-78页：尹继武：《国家安全的认知逻辑：一项理论性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4期，第14-21页；尹继武、贾宇娴：《国家安全的情感逻辑：一项理论性分析》，《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5期，第34-48页。

(22)黄真：《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66-170页。

(23)聂文娟：《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第45-51页。

(24)季玲：《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5)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行为体施动者：基于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分析》，《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01-110页；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57-68页。

(26)聂文娟：《非盟与东盟人权规范的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

(27)Diane M.Mackie et al.,"Intergroup Emotions: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79,No.1,2000,pp.602-616; Diane M.Mackie and Eliot R.Smith,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Differentiated Reactions to Social Groups,Psychology Press,2002; Diane M.Mackie et al.,"Intergroup Emotion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Vol.2,No.5,2008,pp.1866-1880.

(28)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3,No.3,2011,pp.452-476.

(29)Todd H.Hall,Emotional Diplomacy:Official Emo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30)K.Gustafsson and T.H.Hall,"The Politics of Emo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o Gets to Feel What,Whose Emotions Matte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5,No.4,2021,pp.973-984.

(31)Roald Berg,"Emo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Distrust towards the British in Norwegian Public Life,1814-1914",Scandinavica,Vol.58,No.2,2019,pp.98-114.

(32)Jong-Kil Lee,Kong-Joo Lee and Jae-Sik Yang,"Analysis of Emotions of Anti-Korea and Anti-Japan in International Soccer Games of Korea vs.Japan",Journal of Digital Convergence,Vol.17,No.2,2019,pp.463-473.

(33)Consuelo Thiers,"The Role of Political Leaders' Emotions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The Case of Former Bolivian President Evo Morales",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20,No.1,2023,pp.1-22.

(34)陈丽颖：《情感性信任：国家间互信关系中的深度形式》，《学海》，2017年第6期，第48-53页。

(35)王硕：《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36)参见于向东、成思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述略》，《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第17-33页。

(37)参见于向东：《黎贵惇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第10-17页；于向东、成思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述略》。

(38)参见周琦、李开盛：《中越关系的两个面向及其“张力”》，《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46-151页；韦强、牟珊：《越南民众对华心态评析》，《国际研究参考》，2012年第12期，第26-30页；王峥：《政治与安全的互动：南海争端下中越关系透视》，第108-130页。

(39)黄铮：《胡志明与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40)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41)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胡志明与中越友谊》，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年；蒋永敬：《孙中山与胡志明》，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42)崔月：《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情感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7-8页。

(43)尹继武：《政治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第2页。

(44)Matsumoto David,ed.,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79.

(45)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99页。

(46)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杨春景译，重庆出版社，2021年，“序言”，第1页。

(47)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48)姚玉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人格化问题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4页。

(4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20页。

(50)黄真：《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第166页。

(51)郝拓德、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第50页。

(52)黄真：《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第166页。

(53)尹继武、贾宇娴：《国家安全的情感逻辑：一项理论性分析》，第42页。

(54)参见刘博文：《中国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双向逻辑与双重影响》，第97-126页。

(55)尹继武：《和谐世界秩序的可能：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65页。

(56)吴宏娟：《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情感的逻辑、传播与影响》，《南亚东南亚研究》，2026年第2期，第68-69页。

(57)赵洋：《社会身份、国家建构与国际冲突——一种来自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0期，第99页。

(58)季玲：《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第83页。

(59)郝拓德、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第44-49页。

(60)Brent E.Sasley,"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p.457.

(61)参见william G.Sumner,Folkways:A Study of Mores,Manners,Customs and Morals,Ginn and Company,1906,pp.9-10；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第64页。

(62)聂文娟：《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88-90页。

(63)Diane M.Mackie et al.,"Intergroup Emotions: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pp.602-616; Diane M.Mackie and Eliot R.Smith,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Differentiated Reactions to Social Groups; Diane M.Mackie et al.,"Intergroup Emotion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pp.1866-1880.

(64)Jonathan Mercer,"Feeling Like a State:Social Emotion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Theory,Vol.6,No.3,2014,pp.517,523-525.

(65)宋北仑：《关于中越关系的分期问题》，《东南亚纵横》，1999年第5、6期，第11页。

(66)转引自刘介民：《华越文化交流之轨迹——有感〈越南历史教科书中的中越关系〉之一》，《岭南文史》，2006年第4期，第12页。

(67)陈仲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0页。

(68)谷家荣：《记忆、身份与认同：滇越跨境民族心理调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69页。

(69)冯承钧：《译序》，载马司帛洛：《占婆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6年，第1页。

(70)陈仲金：《越南通史》，第3页。

(71)转引自何九盈、胡双宝、张猛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92页。

(72)林明华：《汉越词初探》，《东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第112页。

(73)贺圣达：《中越传统文化发展论纲：阶段、特点和相互关系》，《东南亚》，1998年第2期，第45页。

(74)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93页。

(75)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第18页。

(76)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8页。

(77)戴可来：《越南历史述略》，《印支研究》，1983年第1期，第20页。

(78)俞家海：《越南文字演变与民族国家建构》，《西部学刊》，2019年9月上半月刊，第6、8页。

(79)转引自徐方宇：《当代越南文化身份建构探析》，《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5期，第53页。

(80)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第105—110页。

(81)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第323页。

(82)黄云静：《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与当代中越关系》，《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第32页。

(83)转引自梁志明：《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膽》，第26页。

(84)梁志明：《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第25页。

(85)葛妍、应琛：《越南与中国的爱恨情仇》，《新民周刊》，2014年第31期，第39页。

(86)桂榕：《节日文化空间的情感政治——对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的人类学阐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第80页。

(87)叶少飞：《20世纪初越南新史学对传统中越关系的解读与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期，第124页。

(88)张慧丽：《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6页。

(89)徐方宇：《当代越南文化身份建构探析》，第55页。

(90)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越南历史》，第165页。

(91)陈文源：《明朝与安南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37页。

(92)明峥：《越南史略(初稿)》，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89页。

(93)吴士连等撰，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94)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第17页。

(95)转引自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第23页。

(96)转引自张慧丽：《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第16页。

(97)徐方宇：《越南历史上的雄王叙事及雄王形象的嬗变——记忆视角的阐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22页。

(98)吴士连等撰，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一)，第41页。

(99)张慧丽：《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第19页。

(100)邓诗钰：《论古代越南华夷观的由来与演变》，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5-41页。

(101)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第23页。

(102)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第24页。

(103)转引自叶少飞：《20世纪初越南新史学对传统中越关系的解读与重构》，第128页。

(104)叶少飞：《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形象史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4-166页。

(105)Jonathan Turner,On the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A Soci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ffec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0.

(106)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

(107)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08)转引自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109)贺圣达：《中越传统文化发展论纲：阶段、特点和相互关系》，第41页。

(110)李济川等：《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0-221页。

(111)吴士连等撰，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标点校勘本)》(一)，第74页。

(112)李济川等：《越甸幽灵集全编》，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第51页。

(113)朱力：《民族意识与越南汉文小说——以〈越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6页。

(114)李济川等：《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第223页。

(115)陈世法等：《岭南摭怪列传(甲本)》，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116)陈广忠译注：《齐俗训》，《淮南子》(上)，中华书局，2012年，第582页。

(117)班固撰，孙晓主持校注：《汉书·贾捐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320-5321页。

(118)朱力：《民族意识与越南汉文小说——以〈越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为中心》，第38页。

(119)李济川等：《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第221页。

(120)朱力：《民族意识与越南汉文小说——以〈越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为中心》，第49-50、57-60页。

(121)刘稚：《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兼谈儒家文化与越南的现代化》，《当代亚太》，1997年第3期，第75-76页。

(122)朱力：《民族意识与越南汉文小说——以〈越甸幽灵集〉和〈岭南摭怪〉为中心》，第68-72页。

(123)转引自刘稚：《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兼谈儒家文化与越南的现代化》，第76页。

(124)陈国保：《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第58页。

(125)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第25页。

(126)李家忠：《从未名湖到还剑湖——我与越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127)相关分析参见李丹慧：《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下)——对越南谈越中关系文件的评析》，《江淮文史》，2014年第2期，第53-55页。

(128)GDELT数据库由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卡里夫·利塔鲁(Kalev H.Leetaru)主导开发，首次发布于2013年，包含1979年1月1日至今从全球各国100多种语言的新闻媒体报道中抽取得到的各类冲突与调解事件，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分类粒度最细、开源免费的冲突与调解事件数据库。“事件库”是GDELT的主要数据集之一，涵盖广泛的国际互动行为事件，政治合作与冲突是事件分类的核心维度。由于纳入分析的是互动事件，国家之间的互动事件是有方向的，即可以区分为施动方(Actor1)和受动方(Actor2)。其中戈尔德斯坦值是由戈尔德斯坦提出的、用于刻画两国之间冲突和合作关系的评分体系，其构建了一组介于-10到+10之间的评分，从理论上度量冲突或合作事件的强度及其潜在影响。负值代表负面影响，正值代表正面影响，0表示中性事件：分值的绝对值表示影响的程度，绝对值越大则影响程度越深，反之亦然。参见GDELT网站，https://gffgg86bbb36ee58945d0skccob59b5qb66nop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5年2月3日：秦昆、罗萍、姚博睿：《GDELT数据网络化挖掘与国际关系分析》，《地球信息科学》，2019年第1期，第16页；沈石、宋长青、程昌秀等：《GDELT：感知全球社会动态的事件大数据》，《世界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第71-76页。

(129)本研究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作由笔者提出研究需求和研究方法，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椿协助进行具体的数据处理和图表制作。

(130)参见池志培、侯娜：《大数据与双边关系的量化研究：以GDELT与中美关系为例》，《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第73-78页。

(131)李春霞：《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变迁分析——以越南《人民报》(2000-2011)为样本》，《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10页。

(132)参见吴宏娟：《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情感的逻辑、传播与影响》，第66-95页。

(133)方鹿敏、尹继武：《情感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路径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