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克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原文出处：《新文学史料》(京)2026年第2期 第68-76页

在有关创造社研究或黄埔军校研究中，迄今学界无人专门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讨论。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与“习武”的黄埔军校似乎并没有多少关联。实际上，两者曾有“互动”。当时黄埔军校刊物上就有人发表过文章，题目为“黄埔学生与创造社”；另外，创造社有多人曾在黄埔军校执过教鞭，如成仿吾、郑伯奇、欧阳继修(即阳翰笙)等。郭沫若也曾为黄埔生上过课，甚至在先后任职国民革命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时领导过一些黄埔生参与国民革命军北伐。他在武汉时，还一度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委员会委员、政治教官。另外，创造社及其所办刊物也曾深深影响过黄埔师生。

本文主要依据《广州民国日报》《黄埔日刊》《黄埔生活》等史料，梳理创造社与黄埔军校相关史事，论述二者互动关系及其背后的历史意味，期能对创造社史、黄埔军校史研究及其相关人物研究有所助益。

一、创造社人南下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和北方的政治空气相较，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成了“自由的乐土”。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南下，并形成一股潮流，使得广州一时人才荟萃。

有识者指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好像天大的巨浪一般震荡了中国‘醉生梦死’的民众，同时中国的文坛因受了这一次外来的剧烈的刺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感受这种革命怒潮最强而最先转变方向的当推创造社郭沫若一流人。他们的感受特别敏锐；他们的感情特别热烈；他们对于社会的制度也深为不满，常下猛烈的攻击。所以以前胡适等提倡的‘文学革命’现在一变而为‘革命文学’了。”①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东大学(以下简称“广大”)学生会发贺电的同时，提出“确立敝校革新计划”“延揽人才，集中革命分子”等主张。学校里日益高涨的赤色风暴，促使教师队伍走向新旧更替。据郑伯奇后来忆述，广东革命势力注意到郭沫若，而郭沫若自身“在上海遭旧势力的仇视”，“对政治的关心已超过了对于文艺的兴趣”，“五卅后的广东，革命势力已打下基础”，又有一定吸引力。②

同年2月初，《广州民国日报》即有报道称，广大拟聘郭沫若为文科学长，而且为之“广告”：“郭乃日本九州帝大医学士，回国后，从事文艺创作，其作品之妙，几乎无人不知。此外如成仿吾、田汉、邓均吾等，有革命精神之文学作家及批评家，有联翩来粤任广大教授消息。”③

2月10日，广大代理校长陈公博致信邀请郭沫若南来广州：“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份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深望先生能刻日南来，作我们的向导者。”④加上瞿秋白推荐，郭沫若受聘广大。郭沫若等南下，“主要是由国民党人的意愿促成，共产党人只是从旁推动了此事”。⑤

1926年3月，创造社主将郭沫若与郁达夫、王独清一同离开上海，乘船赴广州。在广大，郭任文科学长，郁任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王任文科教授。7月，郭沫若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从赴广东大学任教到参加北伐，郭沫若在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历可以这样概括：国民党人看中并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国民党并以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国民革命之中。”⑥

创造社主将之一成仿吾比郭沫若等早几天到广州，任广大文科兼预科教授。“创造社成员郑伯奇、穆木天、何思敬相继从日本毕业，也应聘来校担任文科和法科教授，使国立广东大学成为创造社人才的聚集地。”⑦

关于成仿吾与黄埔军校的因缘，据其传记或年谱，成仿吾曾两度任教广大并兼职黄埔军校。关于成仿吾第一次在黄埔军校的工作，似乎很难坐实。据郑伯奇回忆：“成仿吾在日本读大学时专攻造兵科的。到广州后，先作广东大学理工科教授，北伐时代，他曾主持过黄埔的修械所。”⑧此说当指第二次。

1924年6、7月间，成仿吾离沪，初次到广州。“因在广州闲着无事，已于三日前(7月21日前)与一友人来此(澳门)。”“我来这里的目的，第一，是一探这海滨的胜景。第二，是想调查葡萄牙人在此三百年来的设施。最后的这个目的，来此后便已知道无从着手，现在来了三天，还是一无所得。这里面的原因，一是我来时没有准备，二是这地方关于文化事业的典籍全然没有。”“抵广州不久便病，病后一直住在他们的司令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当时成仿吾的长兄成邵吾在此任军需处处长)，几乎连写信的机会都没有。”⑨

同年11月，成劭吾不幸病逝于广州，成仿吾扶兄棺柩回湖南新化安葬。他再次到广州已是1926年3月，由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介绍兼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

对于南来目的，创造社主将郭沫若认为广东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惟一的地方”，广州是通向革命实践的路途。郭沫若自谓抱着两个小小的志望：一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点绵薄”；二是“想在珠江流域的文化上加添一些儿涓滴”。⑩

1926年1月，中共派欧阳继修到黄埔军校工作，任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郑伯奇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

二、创造社人在广州的活动及影响

郭沫若等创造社人到广大，使得“当时的广大文学院竟成了左倾派的中心了”。(12)其在广州参与革命的热情，得到国民党的认可。国民党广大特别党部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他的文字和演说，很能增加党化宣传的声势”，“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13)

广东省青年部举办的夏令营青年讲习班，郭沫若是教务负责人之一。在广大礼堂或广东教育会，创造社人发挥所长，郭沫若讲授《革命与文艺》，成仿吾讲授《中国文学派别及其走势》，王独清也参与讲授。(14)

1926年6月，广大特别党部利用暑假期间，设立政治研究班，以训练人才。聘请党中名流教授20多人。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均在其中。同时还有吴稚晖、孙炳文、熊锐、黄日葵、邵力子、陈公博、张太雷、恽代英、阮啸仙、邵元冲、何香凝等国共两党政要。(15)

黄埔军校接纳创造社人，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平台。郭沫若曾经到过黄埔军校，虽不曾在黄埔军校执过教鞭，但为许多黄埔生授过课，也曾领导一批黄埔生参加北伐。郭沫若的努力也给一些黄埔师生留下印象。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上尉课员白瑜作为广东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第3批学生之一，1926年7月抵达莫斯科，中国国民党驻莫斯科孙文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开盛大欢迎会。会中推举白瑜报告中国国内政治。白瑜除了报告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招待国民党二大代表、准备北伐等事宜外，还描述了“郭沫若拜伦式的诗人革命等琐碎事”。(16)

1926年11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将到南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受蒋介石委托，从该期政治科学生中挑选党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员。蒋介石要求先派定第一师补充第四、第五团。(17)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成功后，郭沫若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其后又兼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他在《革命生活》上发表的文章对武汉分校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黄埔军校于1926年7月成立兵器研究处，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处长。兵器研究处下设兵器科、化学科等。成仿吾作为兵器研究处兵器科技正(上校衔)设计迫击炮，其他人员研究弹头材料。(18)

成仿吾在广州，“一个礼拜中要到黄埔军校去住三四天，到了广州，又须为新成立的中山大学(为纪念广东大学创办者孙中山，1926年8月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处理风潮，帮办事务”。(19)成仿吾友人黄前度在1940年代回忆：“在创造社(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楼上他用黑鞋油擦皮绑腿。在黄埔看他时，他穿好了整齐漂亮的军服，在一间堆了多种武器的研究室里，埋头写公式哩。一张张纸写满了我一点不懂的符号，他无暇和我多谈天。”在朋友的印象中，成仿吾“很认真很努力”。(20)

1926年11月15日，成仿吾参加黄埔军校第五期开学典礼，并在黄埔军校大操场对第五期新生讲话并给予期望，在场听讲的还有第六期入伍生、军事教导队及学生军。成仿吾说：

近代的战争由种种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兵器的比赛。小说传奇里头常常有法师剑家斗法宝的趣事。近代的战争有点近似。有海军方面水雷与兵舰的斗法，炮弹与甲板的斗法，这些是多年以来极有兴的武剧。陆军方面重炮与要塞的斗法，迫击炮与堑壕的斗法。近来更有空雷与飞机的斗法，飞机与飞机的斗法，绿(氯)气与防御器的斗法等等，种类至为繁杂。

兵器是这样的进步繁衍，所以近代的战术也不得不为之一变。现在上天下地无处不是战场，最能利用物质征服空间的方能是战史上的胜利者。

……

但是兵器的进步，尚有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是物质的问题，就是工业要发达到相当的程度。因为巧妙的机械极易于损坏，所以就从外国买来，也须有工场可以修理。我们学校前面浮着的飞鹰，她的蒸汽机关太好，一旦坏了，我们就不能修理，就是因为物质条件没有解决。第二是人的问题，就是官兵要有稍高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官兵若对于所使用兵器没有十分的理解，是决不能充分发挥兵器的效用的。

现在我们的军队里面这两个应该先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学校是养我“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把这人的问题解决。以后在各种科学之外，应该对于兵器多下工夫，多去亲近它、考究它——这是我对于新入学诸君的莫大的希望。(21)

为供黄埔军校官生学习参考，兵器研究处编纂水雷、火药学、弹道学、毒瓦斯、金属材料等丛书。成仿吾负责水雷丛书的编译。(22)

1926年底，欧阳继修参与培训北伐后归附国民革命军的福建周荫人部。郑伯奇除了政治教官本职工作，还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编印的《二七特刊》(1927年2月9日)上发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同时在该刊发表的还有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二七与国民革命》。(23)

创造社主将从事实际教学或革命工作，真正从事文学活动不多。他们即便在广州写就或编辑的文字，大多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创造社刊物上。有的文章本身在上海已酝酿成熟，如郭沫若1926年4月在广州所写的《革命文学》。郭沫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主要事务由共产党员李富春负责)授课，即以“革命文学”为题，听他上课的就有后来在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四期生曾钟圣、段德昌等人。

郭沫若(左一)等北伐途次摄于广东塘村

1927年8月，欧阳继修、李一氓、苏怡和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后，一道南下潮汕。辗转到上海后，欧阳、李、苏参加创造社。(24)他们在广州活动时，虽不曾是创造社人，但欧阳继修等在广州时即与郭沫若等创造社人接近则为事实，尤其是李一氓，在北伐途次，郭沫若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邓演达为主任)，李一氓任秘书。论创造社整体影响，自然不能将欧阳继修等排除在外。

创造社人南下，将社团活动、刊物引进广州，又延伸了社团刊物编辑、出版、宣传等活动，给予当时广东革命策源地能文能武的青年学生一定影响。因深知广东的青年人中，爱好文艺的很多，且尤爱读《创造月刊》，郭沫若和创造社“小伙计”周灵均等在广州昌兴新街42号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这无形中又扩大了创造社在青年中的影响。

三、创造社刊物与黄埔军校

“创造社来了，文艺书刊的流通畅旺起来。”(25)创造社人创作的剧本在广州上演。广州分部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广告，售卖《洪水》第14期、《小说论》《文艺论集》《吴稚晖论著》等新书，“批发格外廉价”。(26)广州分部1926年4月成立后，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青年读者。

当然这也与身在革命策源地广州的青年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有关。黄埔生大都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有的进入黄埔军校以前，就读过创造社刊物和创造社人的作品。《创造月刊》一度为黄埔师生的课外读物，摆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图书室的架上，成为黄埔军校师生领受新文艺的媒介。“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27)

《创造月刊》之外，《中国青年》《向导》《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国民周刊》《海丰农民运动》《孙文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列宁主义之理论及其实施》《反基督教运动》《新青年》《国民党几个根本上的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黄埔潮》等杂志也都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图书室书报流通所销售。(28)

创造社广州分部的成立更为黄埔生提供了一个好去处。在黄埔四期生何崇校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分部对于黄埔生和一些爱好文艺的教官的吸引力。“在黄埔学习，真正能调剂生活的，还数星期日的放假。”那时黄埔与广州尚未通公路，学校专门备有黄埔往返省城交通船，“上午八时学校用船送学生到广州，听任学生们在广州自由活动，下午四点，又用船运载同学们回学校。”何崇校回忆：交通船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门前的专用码头即岭南码头，“船刚靠岸，同学们即蜂拥登上栈桥奔出码头闸门，那紧张景象真令人激动。他们上马路虽然不是大家都用跑步姿势行进，至少也用快步姿势急急忙忙行进。同学们急忙些什么呢?大家踏上广州想访亲会友，尚不是排在第一件急办的事。第一件急事是到书店去搜购进步杂志和新书，那时广州经售进步书刊的书店多集中在永汉路(现称北京路)北端和惠爱路(现称中山五路)的昌兴新街。”(29)

何崇校提到他们搜购的书有《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创造社的《创造月刊》《洪水》等。至于郭沫若的新诗和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也是抢手货。(30)

时任黄埔军校第五期第二学生总队助理政治指导员的陈远湘，桌上有一大堆书籍，如《向导》汇编、《中国青年》合订本、《独秀文存》、蒋光慈的《鸭绿江》等，《创造月刊》合订本也在其中。这些书还引起黄埔军校一些中队长、区队长的兴趣，要求借阅。(31)

大革命时期，论及文艺刊物对黄埔师生的影响，创造社刊物无疑是最大的。

四、《黄埔生活》周刊对创造社的讨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7日，黄埔军校成立“清党审查委员会”。5月5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举行会议，决定增加《黄埔周刊》《黄埔生活》《黄埔军人》《黄埔武力》等刊物，开展反共宣传。“清党审查委员会”严禁军校师生有不忠实于国民党的言论行动，违者一律按军校《清党条例细则》处理。(32)

同年8月7日，《黄埔生活》周刊第12期刊发署名“沸浪”的《黄埔学生与创造社》一文，大加讨伐创造社及其刊物。作者开篇写道：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第六期的入伍生，这个人，其意志之坚强，其精神之振作，在从前我差不多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比方他从前在南昌读书的时候，他曾有个很漂亮而真诚的异性同乡，和他做了很好很好的朋友，说到两下去恋爱起来，那当然不消说：就是谈到结婚，也是可能的；然而他那时觉得要是真个恋爱起来，甚至结起婚来呢，那于他的前途就必然会发生出很大障碍的，因此他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坚决地离别了她，而跑来广东，并且当他跑来广东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亲戚朋友劝阻他，可是他终竟不被他们劝阻而来了，来了广东以后，他便立刻投考入伍生。当他投考的时候，又有许多朋友劝他不要投考，说入伍是多么苦!多么苦!然而他竟不怕苦地投考了，不久出了榜，考取了，遂由白面的书生变成了一个雄赳赳的武士了。这样一个有志气的青年，真是一个很好的革命战士，谁料他后来竟会变了?变成个一班臭肉麻的大人先生们所谓的“风流人物”呢?这件事的原委，要是不说出来呢，恐怕有多少人要怀疑，可是一说出来呢，又怕有多少人要惊奇，不过惊奇也吧(罢)，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这就是由于他看多了我们在贵国文坛上最出风头的所谓创造社的大人先生们作的或译的所谓文艺!当他第一次看了创造社出版的文艺的时候，他便于不知不觉中将从前那位漂亮而真诚的贵同乡想起了，接着便相思了；当他第二次看创造社出版的文艺书籍的时候，他便写起情书了，接着有时流泪了；后来等到他第三次看到创造社出版的文艺书籍——这个好像是郭沫若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时候，于是我便于正在编稿的时候，忽然有一封信，好像是天外飞来似的来到我的手里，拆开一看，原来是他老先生寄来的，上面写着这几句乱七八糟的字样：“我现在想投水，投水……”我看了以后吓得一跳，这一惊，真个是非同小可，那时我几乎哭起来了，因此就即刻乘火轮抵广州，再坐汽车到沙河(他的军营所在地)。

作者见到他“垂头丧气地在床上坐着”，“我便劝了他许许多多的话，同时还说了许多的鼓励话，末了并且还给了一个最诚恳的忠告，说道：‘请……请你以后少看一点创造社的书籍吧!你是中了它的毒，你的责任是负得很重的，这种毒，应当少中一点才好!’”

该文结尾，作者大加呼吁：“珍重呵!亲爱的黄埔学生们!你们要赏鉴文艺吗，那就应当赏鉴真的文艺。真的文艺在什么地方?真的文艺在你们的枪声里，在民众呼声里，你们的枪声是好过歌德的诗!民(众)们的呼声是胜似沙士比的剧!”(33)

其实，早在沸浪(原名程沸浪)发表《黄埔学生与创造社》之前，作为《黄埔生活》编辑，他在《黄埔生活》第3期《编者的话》中就曾述及自己的“担忧”：

我每逢在昌兴新街行走的时候，要是遇着了从那个所谓的“创造社出版部售书处”出来的青年男女，我心上真个好像十五个吊桶取水，七上八下，生怕他们会不幸地买贵刊——《黄埔生活》——一看。诸君想想：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是“肉苦”，篇篇“杀呀!打呀!”，一个是“肉麻”，句句“花呀!爱呀!”，你道：“肉苦”遇到了“肉麻”，这不是应当担忧的吗?

沸浪担心《黄埔生活》因为没有卿卿我我，有被青年男女“放在毛厕里去”的可能(34)。《黄埔学生与创造社》意在讨伐创造社，却反证了创造社刊物对黄埔军校学生的吸引力。

在广州分部遭此“讨伐”前，即1926年8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被“北方反动派”军警搜查，职员周全平等4人被捕时，广州各大报纸给予创造社以深切的同情，认为创造社“毫无任何党派色彩，出版各种杂志书籍，文艺读物居多”。“对于新文学新文化提倡不遗余力。”“除按期出版《创造月刊》及《洪水》半月刊外，已刊行《落叶》《飞絮》《木樨》《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创作集多种，甚获一般青年之推重。并代售国内各种优良书报，在广州、北京设立两大分部。”(35)

从《黄埔学生与创造社》中可见创造社在广州此际的遭遇。这也折射出广东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情势的变动。《黄埔生活》周刊创刊宗旨、创办者的政治倾向完全站在国民党立场，因而编者程沸浪表面上怕黄埔学生中了创造社的“毒”，攻击创造社，其实是为打击创造社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对国民革命已有自己的认识。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表明反蒋态度，坚决站在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一边。(36)4月初，郭沫若作文揭批当局不久被南京政府通辑。(34)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成仿吾脱离黄埔军校，是最后一个撤离黄埔军校的创造社人。成仿吾受黄埔军校校方委托代购化学用品，借机离开广州。(38)国民党“清党”时，清党委员会邓文仪(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指责方鼎英在派遣成仿吾赴日本采办军用化学班器材等事情上，是“包庇、私放共产党和破坏清党的罪证”。(39)其时，成仿吾尚未加入中共。

创造社在国民党“清党”之际的历史命运实为政治形势变迁的表征，同时可见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艰难处境。有人怀疑创造社出版部是“赤化”机关，有署名“艾藜”的作者在创造社刊物《新消息》上辟谣：“谈到现在被通缉的郭沫若，他的确是创造社出版部发起者之一。”“不能因为他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关系而影响到许多青年崇拜的文艺机关吧。”(40)

1927年11月，针对诋毁，创造社通过《申报》辟谣：“本社纯系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其从事政治运动之社员如郭沫若等久与本社无关。……”(41)

虽不能确定《黄埔生活》上的论调是否影响了创造社广州分部的营业状况，危及存亡，但可以肯定的是国民党所起的消极作用不可低估。广州分部“始因政治关系而解散”。(42)1929年1月，《创造月刊》被认定为共产党刊物，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呈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查禁。(43)创造社于是年解散。

结语

作为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及其刊物深深影响过黄埔师生。从创造社成员及其刊物与黄埔军校的互动关系中，可见1920年代，在风云际会的国民革命时期，创造社人及其刊物在国民革命、北伐中的活动和影响。

“左翼文化在广州的兴起和发展，虽然不是创造社开创的，但的确是在郭沫若们到来之后掀起了一个高潮。”(44)有研究者指出：“创造社的文论主张受当代知识青年欢迎的主要症结，在于该社藉由‘革命文学’来擘画社会主义的富强图景，让有志青年心生向往，而非文论之中的意涵；创造社用‘革命文学’的题目结合北伐行动与共产思想，视北伐为阶级革命的代名词，并将此概念深植在当代青年的意识中。北伐成功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却仍维续其影响力，让共产党在军事行动失败后仍能重掌‘革命文学’的大纛，在上海振兴思想的旗鼓，培养夺取国民党政权的隐然实力。”(45)国民党“清党”的次年，即1928年，广州报纸上仍有人认为郭沫若的文字、作品“充满性感外，便是无处不怀着愤世，革命的思想，积极的方面占大半，向着那一切封建思想，旧礼教，恶社会进攻，可说是革命的作品”。(46)再次证明了创造社在国民革命前后的广州的影响力和贡献。创造社及其刊物在广州的历史命运，见证了其左转趋向，也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生变的一个侧面。

注释：

①(12)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5编(50)文学类，上海书店，1996年12月，第70—71、75页。

②⑧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饶鸿竟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765、763页。

③《广大学务之近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3日，第11版。

④《陈公博函催郭沫若等南归》，《广州国民日报》1926年2月18日，第6版。

⑤⑥(36)蔡震：《与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大革命经历》，《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第11、16、17页。

⑦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23页。

⑨《洪水》周刊第1期，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8月20日，第14、15页。上海书店，1985年8月影印。

⑩郭沫若：《我来广东的志望》，《革命生活》旬刊(广州)，第5期，1926年4月22日，转引自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83页。

(11)阳翰笙：《照耀我革命征途的第一盏明灯》，《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21、22页。

(13)《广大特别党部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党务月报》1926年第2期。又参见蔡震：《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第13页。

(14)《省青年部夏令青年讲习班简章》(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日，第5版；《省青年部夏令青年讲习班简章》(三)，《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3日，第5版。

(15)《广大党部设立政治研究班》，《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9日，第11版。

(16)《白瑜先生访问纪录》，郭廷以、张朋园访问，马天纲、陈三井纪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第24页。

(17)《令郭沫若派定第四期毕业生任连党代表电》，陈以沛、邹志红、赵丽萍合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340页。

(18)《本校兵器研究处之过去与未来》，《黄埔日刊》1927年1月13日，第1版。

(19)郁达夫：《非编辑者言》，《创造月刊》1卷5期，1926年7月。

(20)黄前度：《黄埔的故事》，《语林》1945年第5期，第83、84页。

(21)成仿吾：《兵器的进步与我们》，《黄埔日刊》1926年11月15日，第3版。

(22)《兵器研究处第一二次调查及计划会议汇纪》，《黄埔日刊》1927年3月17日，第2版。

(23)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图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76页。

(24)(38)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877、888页。

(25)曙风：《郭老的剧本早期在广州的演出》，《羊城晚报》1957年11月26日，第2版。

(26)《创造社出版分部新书到了》，《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0日，第6版。

(27)《汪党代表训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79页。

(28)《新书无几 廉价出售》，《黄埔日刊》1926年12月24日，第3版。

(29)(30)何崇校：《当年在黄埔军校学习生活之若干回忆——回忆当年在黄埔学习时的一些琐事》，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编：《峥嵘岁月——黄埔师生谈黄埔》，内部出版，1991年9月，第44、45页。

(31)陈远湘：《清党脱险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5月，第363页。

(32)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52页。

(33)沸浪：《黄埔学生与创造社》，《黄埔生活》周刊第12期，1927年8月7日。

(34)沸浪：《编者的话》，《黄埔生活》周刊第3期，1927年6月6日，第23页。

(35)《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被搜查》，广州《国民新闻》1926年8月25日，第9版。

(37)《蒋总司令通缉郭沫若之通令》，《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5月23日，第4版。

(39)方鼎英：《我在军校的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88页。

(40)艾藜：《说几句话》，《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078页。原载1927年3月26日《新消息》周刊第3号。

(41)《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重要启事》，《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078页。原载《申报》1927年11月19日。

(42)杨一鸣：《文坛史料》，1944年，第372页。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43)《国民党政府查禁喇叭、未明等十种进步刊物及命令查封上海创造社的文件》，《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083页。

(44)石天强：《希望与恐怖——左翼文化在广州的短暂时光》，《书城》(上海)，2017年1月号，(新)第128期，第38页。

(45)黄东阳：《洪水过后的悲愤创造——平议“创造社”北伐时期文论之转折》，《东吴中文学报》(台湾)2008年第15期，第115页。

(46)家翔：《三位一体》，《现象报》(广州)1928年4月11日，第1页，“新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