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邓之诚先生，字文如，号五石斋、明斋等，馆号双稳楼。祖籍江苏江宁，1887年11月29日生于成都，1960年1月6日卒于北京。曾叔祖邓廷贞，清道光间闽浙总督，与林则徐同为清禁烟名臣，有《双砚斋诗钞》传世；祖邓文基，字竹芗；父邓栻，字小竹。同治、光绪年间，祖与父宦游川滇。光绪二十四年（1898）文如公侍母自川入滇，随宦小竹公居昆明一十八载。

文如公天资聪慧，文才出众，先后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和云南两级师范学堂。自弱冠攻文史，终其一生。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的一篇《自叙》中说道：

七岁入塾，先君子授以《尔雅》，继续《毛诗》。后从会泽倪师读书。年十三，读毕《十三经》，下笔为文，颇惊长老辈。年十九，父逝，乃授徒自给以为生。重视读史。为学尊服顾亭林。

1917年文如公乘舟出蜀至沪，与同为成都庄氏婿的著名学者缪筱珊（荃孙）先生会于联珠楼寓所。旋经叶浩吾（翰）先生推荐，应聘北京大学。任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之国史编纂处，1921年后始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

1929燕京大学新址建成于京西海淀成府村，燕京大学奠基人、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1876——1962）礼聘当时一流学者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张太渔、斯诺到燕大任教。文如公1930年受聘燕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31年，自北平城内迁居燕大成府村槐树街，暇时与近邻、著名学者张孟劬先生、洪煨莲先生诗词唱和，刊有《槐居唱和集》一部。1933年8月，迁居燕大南门冰窖17号；1937年再迁燕园内勺园4号；1941年文如公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家人恐再遭不测，仓皇迁至燕大东门桑树园4号，翌年夏文如公出狱，后有《桑园读书记》、《南冠纪事》、《闭关吟》等专著及诗文问世；1945年日本投降后，迁至蒋家胡同2号，仍回燕大任教至1952年。当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燕园改为北京大学校址，文如公自1921年以来再次被聘为北大教授。

文如公桃李满天下，黄现璠、谭其骧、周一良、王世襄、侯仁之、王钟翰、邓嗣禹、高明凯、翁独健、齐思和、徐苹芳、单士元、傅振伦、顾廷龙、刘选民、陈述等数十位文史大家皆出其门。

文如公夫人庄宛如，成都富家女，瘦小羸弱，育二子三女。子邓瑜、邓璧；女邓琰（妧珍）、邓瑛、邓璜；二夫人樊月（伴云），京北人氏，端庄勤勉，育一子邓珂。文如公胞弟之纲先生之独子邓瑞，自幼过继文如公为子。

文如公著作等身，《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东京梦华录注》等代表作大多在成府村上述五旧居书斋完成。

回首往事，如梦如幻。物去人非，提笔怅然。

成府四旧居

清王朝三大皇家园林——旧京西郊的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之东之北有一村，名成府。清时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为方便进园朝拜，在此兴建府邸园林。乾隆朝权臣和珅的淑春园就在其内。和珅赐死后，分此园一半赐成亲王，一说成府之名，藉此而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在此建校，近邻清华大学也如日中天，成府村就成为遗老遗少、学者名流荟萃之地。此处街巷三十余条，多以大户姓氏命名，如蒋家胡同、赵家胡同、刘家胡同、闻家胡同等。寺庙亦多，有兴隆寺、已觉寺、太平庵、关帝庙、佑慈宫、广惠宫等。顾颉刚、陆志伟、邓之诚、张东荪、顾廷龙、聂崇岐、张孟劬、翦伯赞、李凤楼、谢希德等名教授以及张伯驹、埃德加·斯诺等名人都曾居此。文如公任职燕大、北大先后所居之槐树街、冰窖、勺园、桑树园、蒋家胡同，皆成府所辖。

我是文如公长女邓琰（妧珍）的长子，文如公在成府村的五处旧居，前四处我仅从长辈口中略知一二，并无缘一见。蒋家胡同2号却是我自幼玩耍之地。今依所知先将前四处旧居往事简述如次。

1931年文如公自城内初迁海淀成府槐树街，街以古槐众多得名。同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此前，日本侵华野心已彰显无遗。文如公与张孟劬先生为邻，同感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忧心难解，遂以诗歌唱和，集成《槐居唱和》一卷，收入诗四十一首，词一首。其中文如公诗二十四首。张孟劬（1874——1945）先生名尔田，北大、师大教授，燕大国学总导师，与王国维、孙德谦在上海并称“海上三子”，著作颇丰，以诗词闻名。其弟张东荪（1886——1973），名万田，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北大、燕大等校教授，住成府村大成巷，与文如公亦为莫逆之交，曾共患难，余容后叙。

《槐居唱和》卷首，孟劬先生与文如公各有一序，言及唱和因缘。

孟劬先生序曰：

癸酉夏，旧都被兵，余与文如先生同居海甸成府之槐树街。竹粉连墙，翠荫交覆。既不能他往，则相与话离黍，感沧桑。短咏排忧，长歌当哭。同谷之唱，抚身世而增悲；汉上之襟，视承平而有愧。烽连三月，诗得数章，写以绨縢，传诸好事，聊以纪一时鸿迹云尔。孟劬引。

文如公序曰：

四月既届，烽火愈急。郁郁村居，日与孟老为诗相唱和。两家隔墙，彼此走仆传笺，一字不安，往返三四，人皆笑其痴绝。然无计避地，姑以此自遣云尔。不能自闷，遂以付梓。所居道旁多槐，凡三十有一株，阴阴蔽日，足消烦暑，因题曰《槐居唱和》，未知他日能平添一段掌故否？癸酉夏文如居士识于五石斋。

是年端午佳节二公以五律唱和，忧国之情，跃然纸上。

端午偶题 张尔田

远举惭黄鹄，频年客紫蒙。

浇愁桑落白，溅泪石榴红。

烽火全家里，乾坤一望中。

更谁歌上堵，笳咽大芦风。

端午同孟老作 邓之诚

烽火惊心日，菖蒲又举觞。

臂缠丝续命，腰系艾垂裳。

细濯桐花雨，新烧柏子香。

村头闲眺望，多半废耕桑。

文如公此时书斋即以“五石”命名，此名何据？文如公三子邓珂先生在《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序》中说：

曩者，先父每于暇日，喜遛览冷摊、小肆，访寻文物古旧，尤爱搜集印石，自行镌刻。尝得寿山、青田及田黄等上品奇异佳石五块，把为珍玩，爱不释手，先父之自号“五石斋”本此。

1933年，文如公再迁燕大南门外冰窖17号，从8月24日至26日，三日始搬毕。冰窖寓所原是皇家冰窖官房，迁居后隔日，即28日，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亲自来看新居，似觉不够宽大，但文如公表示满意，他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司（徒雷登）尚有歉词”，“予只有极力申谢而已。” 从槐树街旧居不仅移来所植花木，连大树也在新居住者要求下移了过来，庭院应不算小。司徒雷登随行者大赞屋舍之美，想来书斋也未必太小。

搬往冰窖书斋里的古书和古董很多，尤其是古瓷。搬家前一日，文如公命大女婿：“大珽来帮忙收检瓷器”。先父凌大珽先生（1912——2008），经济学教授，时在哈佛燕京学社任职。文如公所藏古瓷，多有来历，不敢大意，只命女婿专司收检。他的古董时常割爱送人。当年6月17日上午，文如公为感谢顾颉刚先生曾为代课，便登门“赠以宋瓷瓶一座带匣”及二纽名家印章、一“澄心如水”竹刻。9月14日，赠李瑞德先生青花瓷盘一件，土俑二件，命我母亲亲自送去。文如公曾买到一幅《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的画作，他在谈到其画时说：

《记》中追维往事，凄婉欲绝，大抵钟情人也。画传世不多，予于西小市以一饼金得其一帧，气均清逸，满纸性灵，笔墨蹊径，尚在椒畦之上。亟宝藏之，世有真赏，或不缪予。

如此喜爱的一幅画，不久就送给了他的学生。文如公虽为人慷慨，但清贫书生，一生节俭。所遇喜爱的古董，常常不买后悔买也后悔。有则日记写道：

前日在后门一旧货铺见一玉壶，制作古雅，类唐宋物，心颇好之。问之价，过昂不能得。然念之不忘。今日复往问之，则昨日已卖与海王村雅韵斋矣！遂以电话询之雅韵斋，以原价三十金仍归于我。云好事未免玩物丧志，此亦不节之一端也。悔之已，今书于此，一则以戒后人，一则自戒。开春以后万不肯再作此无益浪费矣！（日记（一）510页，有字待查）

如果没有如此的“玩物丧志”，没有“无益浪费”，名著《古董琐记》不知要逊色多少！

文如公此刻虽坐拥满室善本古籍和珍贵文玩，却忧国破家亡。1933年5月21日在冰窖书斋愤然写下四首绝句，抨击国民政府屈辱妥协之政：

空费燕山代税钱，谁知闰位在南天。

寻盟海上无多日，又见端平入洛年。

江南国主定如何，贬号称臣为洗戈。

屈辱堪怜十四事，胜他挥泪对宫娥。

德寿宫中乐有余，冰天父子没穹庐。

湖山自是宜歌舞，太乙宫祠愿竟虚。

极天阁上总辛勤，范像居然当策勋。

三十旌旄同太祖，有谁能撼岳家军。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两周后北平沦陷，兵匪贼盗蜂起，文如公避居校内勺园四号。此地古时是一大片浅水湿地，明《帝京景物略》载：

水所聚曰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淲淲四出……为十余淀潴，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

明时大书家米芾（万钟），取“海淀一勺”之意，在此建勺园。清代建弘雅园。乾隆间改集贤院，但勺园旧名，始终未废。勺园环湖，荷塘苇岸，有如江南。勺园又有风烟里之称，明人王思仁题《勺园诗》云：

才辞帝里入风烟，处处楼台镜里天。

梦到江南深树底，吴儿歌板放秋船。

文如公曾有《忆郊西老屋》一诗谈及勺园书斋：

紫栢娉婷竹老成，藤花怒放晚霞明。

只因贪看西山翠，误尽华年叹此生。

山河已破碎，书斋虽好却难有作为，文如公为此郁闷。弟子邓嗣禹、周一良、王钟翰合写的《邓之诚先生评传》中曾引述文如公当时所发感慨：

庚子（1900）以后迄民国成立，北洋派争权，可谓不生不死。北伐成功后，竟为大言，专鹜高远，不切事势，以致灾民数省，逾数千万人，外祸陡起，可谓生中求死。今后只有死中求生，万不可再从一线之生以求死。

当年8月7日，书斋外的紫藤花又开了两支，文如公口占七绝一首：

藤花何事又春回，秋月光中紫玉堆。

二十八年前度事，正阳桃杏一齐开。

诗后自注：“辛亥革命时，正阳门外道旁桃杏毕华”，当寓深意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逮捕了司徒雷登校长和陆志伟、赵紫宸、张东荪、侯仁之、刘子健诸教授。日军找到洪煨莲、邓文如、肖正宜（时任燕大秘书长），要求建立为日军所控制的燕京研究院，否则关闭学校。洪邓肖予以拒绝。于是，日军先逮捕了肖正宜，十日后再捕洪煨莲、邓文如。家人为防日军迫害，匆忙搬出燕大，避至成府桑树园4号。文如公被囚居折磨一百四十一日，方于第二年夏获释出狱。出狱后，文如公在桑树园书斋将狱中暗作于心中的一百零五首诗写出，名曰《闭关吟》；又追述入狱始末，写成《南冠纪事》，揭露日军对无辜爱国学者的迫害。

《闭关吟》第二页，文如公自述因缘以代序，其词曰：

余以辛巳冬十一月十日被执，至壬午夏四月朔二日，先后历百四十一日仅乃得释。初系宪兵队，无意为诗。后入陆军监狱，偶以谐吟自遣。无笔扎可记，旋弃去不复为。自二月十九日以后乃日课一二诗，其辞率直吐臆，不敢苦吟。至脱系日，凡得各体百有五首，暇日写成一卷，题曰《闭关吟》，虽鄙俚不足言诗，而一时意兴所托，言皆有物。他日视之，当留一段感慨，故不加润色，以见真挚云。岁在壬午四月十日文如居士识于成府村桑树园寓庐

《闭关吟》扉页，有洪煨莲（业）先生《闭关吟题辞》数行，其辞曰：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恶风白浪何嗟及，拟绝天骄拔汉旌。

文如先生与业以同日为日军所执，同日得释。难中知其有诗百余首，后写作一卷相示，且命作序。业不知诗，不能文，然又不能方命，遂乞酰于少陵，得四句，姑作题辞可耳。

壬午七月二十日洪业拜题

洪煨莲先生（1893—1980），名业，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系研究员，与文如公为莫逆之交，二人被并称“燕京大学历史系奠基人”。

文如公与洪煨莲先生数日不见便觉疏远，有《寄怀洪煨莲》诗为证:

徒步常寻隐士居，经旬不见便为疏。

衣粗食淡平生愿，力果精思几卷书。

老去心情怜我拙，年来愁困赖君舒。

殷勤相忆觅长句，绿叶成荫又夏初。

在桑树园赋闲，毫无收入。此时一家十余口人，全仗典卖家具、古董、古书、字画和借贷度日。偶尔还须刻印鬻字换柴米。文如公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在近五年赋闲时期，大约失之过半。1943年初夏，周作人托孙宣请文如公出任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研究员，不必坐班。文如公坚辞不受。后日人松崎鹤雄推荐文如公任日伪山西《新民报》主笔，月薪达万，当时可谓巨款，文如公虽窘困异常，仍不为所动。后松崎写信来说：“知先生不欲任此报馆伪职，深悔知先生之浅，益慕先生之高节。”

蒋家胡同二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十月燕大复校，文如公回校任教后即迁居燕大东门蒋家胡同2号。此宅院是清朝承建颐和园佛香

阁的安姓工头盗窃建材所建，二十世纪安家后人卖给燕京大学做宿舍。这是一座标准四合院。院门为如意式，两门簪有五福捧寿图木雕，门楼砖雕是蝙蝠花卉。院门枕石顶为卧狮圆雕，侧为喜鹊登梅浮雕。进门迎面是砖制影壁，左边一长方院落，南屋数间做回事房，北侧是垂花门。垂花门内是正院，北房正厅三四间，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以抄手游廊连接。东耳房小跨院东墙开一月亮门，可通后花园。后花园大小各一。小花园临北房后窗，长方形，有假山石及紫藤、枣树、榆叶梅等花木。小花园墙外是大花园，虽有数株大树，却荒草没人，衰败至极。两花园东侧，有三间东房，是文如公二女儿邓瑛、女婿潘洪先生及三个儿子作翰、作藩、作相居处。正院东厢房是文如公弟弟邓之纲先生与夫人及子女居处。西厢房五十年代时聂崇岐教授（1903——1962）曾住此，设有一堵围墙使聂宅成为院中小院。一九五五年我外婆去世前，住东耳房，外婆去世后，三舅邓珂先生搬进来，直住到文如公去世后才与母亲——文如公二夫人、我称之姥姥的樊月老人迁往西城义达里。

文如公卧室在正房西侧，与西耳房一墙之隔。窗外是一丛茂竹。卧室我很少进去，我三表兄潘作相小时常借口拿报纸遛进去偷吃蜜枣一类零食。五十年代后文如公深居简出，只在书斋读书写作。书斋兼做客厅，两大间无隔断，东壁是隔扇，摞一排书箱。北后窗下是硬木条案，靠条案是八仙桌，上面供着祖宗牌位、邓氏家谱手卷、灵璧石、香炉、蜡扦等物。八仙桌下立一无光黑釉窄口大圆缸，缸上有微凸的白色“内府”二字，应是大内之物。六十年代归了我家，因大而无用，弃之院内无人问津，后不知去向。书斋西墙满列书箱，或樟木或榆木，或刻书名或无书名，大多夹着小字条。邻近西墙的大玻璃窗下是文如公的书桌，桌上有个方形红木浅盘，放置笔墨水钵之类。桌上杂物甚多，我和二弟康成、三弟庆成都对一淡青半透明小玉碗有兴趣。缘由是碗底有一颗水银珠，手指触击，可迸数粒，离之则又合一。圆滚滑动，十分好玩。我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挂于柱子上的细腰葫芦，一摇，里边的籽刷刷作响。葫芦虽老而色深，却没有把玩痕迹。书桌正面有个转椅，那是文如公宝座，临窗则写作，调转180度，是一长方桌，研究生上课就坐长桌两侧，来客留饭也如是布置。靠书桌外侧有一黑皮旧沙发，文如公倦时便倚靠沙发中，足登椅凳，看书、聊天、养神。通卧室的过道墙上挂了一个镜框，内有一幅画，画上有一老翁，手持钓竿，竿上挂两尾鱼，似是桂鱼。旁题七律一首：

乌飞兔走鬓皤然，花甲重开又五年。

问我学鱼缘底事，红尘不到白鸥边。

芒鞋缓踏归来晚，从此生涯一钓竿。

脱却蓑衣偿酒债，卖鱼钱要买书看。

画署：“甲子首夏竹芗自题”，这是文如公祖父竹芗公的自画像，一付隐士风貌。

据雷梦水先生说，文如公书斋墙上还挂了一幅顾亭林画像，四周都是清代名人题跋，我小时不曾留意，顾亭林是文如公一生尊崇之人，想必定有此画。

透过书斋玻璃窗，垂花门东有棵针叶松，干如虬龙，应为清代所植。临窗一水磨石方盆，内养荷花、菖蒲一类水生植物。台阶下种了芍药、十样锦等花卉。五十年代，文如公曾记院中春花绽放之事云：

院中今年亦有花事，桃栾枝，海棠盛开，芍药忽发五枝蕾，桃花将落则变殷红，向所未知。

常见一猫一犬打闹。犬的英文名字叫该路，幼时抱自我家，大约在1960年后以十五岁高龄寿终。

书斋与东耳房之间有个小书房，里边也都是古书文玩图章书画。其中一架黑漆描纹多宝阁，阁中放着各种古董，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放在老式玻璃框里的龙凤掐丝镶翠银钗，长辈说那曾是宫里娘娘用的，不可乱动。

小书房里都是闲书，红楼水浒西游三国及其它线装小说。还有大批《北洋画报》和旧照片。《北洋画报》极好看，我对百年来芸芸众生、世间百态的直观了解，大多来源于此。照片都贴在相册里。有的是零散照片，有的是同一专题相册。如“旧京园林”、“旧京商号”、“光绪大婚”、“慈禧太后出殡”、“隆裕太后出殡”等。

西耳房叫小北屋，也摞着书箱，文如公聘请的两位旧学根底很深的私人助手关先生、江先生曾在此整理资料，后无人常住，门窗久闭，就有些霉气、阴气。

东厢房三间，也是满墙书箱。靠窗挂了一幅邓廷桢写的对联，文字记不得了。现在不解的是曾叔祖的墨宝为何不挂正厅挂厢房？

厢房最南头是厨房，老式砖砌土灶，长年能听到灶马叽叽叽的叫。

文如公身材高挑，儒雅清朗，眉目聪慧。一生民国老式打扮，圆框黑镜、瓜皮小帽、粗布长衫、或加马褂，缗裆裤、黑绑腿、双梁皂鞋。如此一付遗老打扮出入满眼西服革履的燕京大学，文如公坦然自信，不为时尚所动。司徒雷登第一次会见文如公，伸手欲握，文如公却抱拳施礼。留过洋的弟子拜年时也有叩首的。小时与康成、庆成到书斋玩耍，文如公常用手捏住屁股蛋，问：要疼的要不疼的？初次我答：不疼的。结果反是疼的；后答：要疼的，结果却轻轻一捏。但时有反复，难以捉摸。某次文如公正握笔在手，庆成在旁，便以画两撇胡须为戏。无论捏屁股、画胡须还是其它把戏，都立刻赏钱，所以我们常常故意到他面前招摇。

文如公惜纸如金，片纸不弃。他烟瘾甚大，“大前门”日吸两包。所有烟盒皆拆开展平，写满蝇头小楷。常常一张烟纸，就是一段书评或一则笔记。年深日久，何止万千，今一张无存，可惜至极！

文如公不仅喜作诗，还好吟诗。一人独坐，诗兴忽至，则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的放声吟唱。成都官话，本来古朴，用来吟诗，更有韵味。可惜旧时吟诗雅事今鲜有闻。

文如公喜下围棋，存有很多围棋谱。陪他下棋的有朋友，也有学生。据我表哥说，他还常常去北海公园里的永安寺与和尚下棋。永安寺在北海公园南门内永安桥北岸山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住有几位高僧，其中有精通汉藏佛学的法尊法师及我的师父、禅宗大德正果法师。不知文如公当年与哪位法师下过棋。

与文如公交往频繁的还有讲武堂同窗李根源先生（1875——1965），李是朱德的老师，也很得毛泽东敬重。我和其他兄弟都曾随文如公到过李根源家，印象中是位身穿宽袍大袖的老人，当时颇感神秘。

五石斋弟子

文如公在燕大既上大课也上小课，通史大课多至数百人，学校规定文科各系学生都要来听；小课或只一人，无论博士、硕士，还是本科，传道授业，一视同仁。文如公颇有旧式文人作风，乐于接纳用功学生为入室弟子，且视如子女。单士元先生（1907——1998）在《缅怀邓文如老师》中有段话提到师生亲如父子：

余不敏，性且惰，读书尝不能甚解，乃腼颜登门求教，时恐有扰先生之清神，而先生每次均欣然接见，从未见拒，有如父执之待儿辈，耳提面命，因材施教，必使学子豁然而去。

文如公爱护学生是有名的，傅振伦先生（1906——1999）在《邓师之诚先生行宜》中也说了类似的话：

先生对学生提携奖掖，无微不至。往往招学生至其家，面示治学方法，如何查古籍，聚集数据，如何品骘辨析，如何运笔引文。每次必留共餐，真是师生亲如家人父子。每春北京桃花初放，辄邀学生与家属游园，生日则宴集于其家，且摄影留念。学生毕业时亦饮宴庆祝，摄影题词。先生遗书、遗礼、遗照，予今犹珍存与书箧。

傅先生所云“邀学生与家属游园”和“宴集于其家”，确是经常的事，而且不拘是否燕大弟子。但更多的是在学术上的热心帮助。周一良先生（1913——2001）说文如先生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引进门的师傅”，他按照邓先生教授的研究方法写出了第一篇重要论文《魏收之史学》。他说文如公对同辈人多所臧否，但“对年轻人则是古道热肠，多方扶持鼓励。”周先生晚年写了一本《钻石婚杂忆》，书中燕大老师照片仅列两张，其一为“恩师邓文如先生”，另一为“恩师洪煨莲先生”。他介绍堂弟周绍良先生拜见文如老师，绍良先生本是陈垣先生弟子，在北大旁听，因仰慕文如公学识人品，也常常来讨教，并因此获益匪浅。周绍良先生后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等职，曾是我的领导，他经常和我回忆起在五石斋吃饭的一些情景并谈及文如公藏书上的眉批与旁注的重要性，希望我日后能研究整理。

再举一个非弟子求教获益的例子。红学家周汝昌先生（1918——）在《红学·史学·文化学》一文中说，因入学燕京较晚，未能赶上做文如公受业弟子，颇为遗憾。但为解决曹雪芹家世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周汝昌先生便趋谒求教。他说：

解除困惑的是一代史学大师邓之诚先生。他指点我说，你去看看《永宪录》这部书，并把他自己的藏本借与了我。这部当时还不流传的珍本书，给了我极大的启牗和营养，那里面清楚载明：曹寅的母亲原来是康熙帝幼时的保母！

这一句记载，关系可是太大了——它绝不仅是解决了上述何以能谒见皇帝和两代皇后的问题，而是解决了一大串的连锁问题。换言之，这一句记载，实在是了解曹氏的复杂曲折的家世史的一个总关键，一把“金钥匙”！

在近世红学发展上，邓先生的贡献之大，或未为世人尽知。

其实文如公对周汝昌的帮助，非只《永宪录》，应还有其它。红学家胡文辉先生在《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一文中说：“周得见此书（文如公提供者），乃成就一位红学大家。微邓文如，红学史上岂有周汝昌其人耶？”

文如公身边的学生和我父母都是同龄人，或同事或朋友，彼此情同一家。有的还互相叫外号，如我母亲六十多岁时提起谭其骧先生（1911——1992）还亲切称呼 “谭小鬼”。文如公对谭其骧十分器重，着力提携，希望他能堪大用。1933年谭先生尚未毕业，文如公就把他推荐给辅仁大学代校长沈兼士，沈安排谭在辅仁开了沿革地理课，使他从此登上大学讲堂。

文如公对子女有些溺爱，对弟子同样溺爱。王钟翰先生（1913——2007）善饮，某次在海淀同和居喝醉，不慎跌倒路边，被外国老太太看见，报告司徒雷登，要求取消他的奖学金。司徒让洪煨莲先生告诫王钟翰，洪先生说，钟翰只听邓先生的。结果王钟翰被叫到文如公书斋，桌上备了一杯酒，文如公并未责备一句，只说：喝吧，以后你想喝酒就到我家来喝，我这里有的是。言外之意是别在外面喝酒。王钟翰先生在燕大时终日在五石斋里跑前跑后，比儿子还亲近。有一段时间钟翰先生夫妇就住在蒋家胡同2号南屋，后因太潮才搬走。多年来，邓家事无巨细，都是请钟翰先生帮忙。文如公去世后，墓志铭就是王钟翰先生所撰。

另有一则王世襄先生（1914——2009）的轶闻。说有一年冬天，王世襄先生在燕大教室听文如公讲课，怀中葫芦里的蝈蝈忽然叫了起来。有文章说文如公把王世襄请出了教室。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文如公只幽默的说了一句：“你是听它的还是听我的？”并无深责之意。

侯仁之先生（1911——）不仅是文如公早年在燕大的弟子，还是一同被日军逮捕的同牢房狱友。他在狱中无微不至的照顾老师。文如公在《南冠纪事》中说：“侯（仁之）君，予门人也，服事尤谨。”文如公因冻饿生病，侯仁之把自己衣服脱下，盖在老师身上，还用身体依靠着老师，为老师保暖。侯仁之先生如此，也是感念师恩。侯仁之先生与夫人张玮瑛教授同为文如公入室弟子，2006年，95岁高龄的侯老写了《怀念邓文如师》一文，其中谈到“文如师循循善诱之关爱”及当年在学术上的一次重要指引，使他写出了一篇终生难忘的论文——《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

文如公和弟子们在学术上和生活上的故事不可胜数，非一篇短文可包容。

五石斋古董

文如公写出《骨董琐记》这部传世之作，一部分依据古籍文献，一部分来自收藏经历。

文如公最喜爱的文物，当属古砚。《骨董琐记》中有关砚的文字就有四五十则。先父说，文如公不仅喜好收藏印石，也喜收藏砚石，曾以二十四砚斋命名书屋。我的表哥家潘作相现收藏文如公一方旧砚；表弟邓雷收藏数方旧砚，其中一方龙尾砚上还遗留着当年的旧墨痕。1935年9月19日文如公在日记中记述此砚说：

以龙尾砚付金刻字。右侧铭曰：“老而相昵曰：惟此石我有文章，赖子之力。爱玩不离，不以其色以其德。乙亥八月之诚”。左侧题曰：“五石斋龙尾砚”，又书一绝云：“世人不识真龙尾，纯黑无文骨最清。眉子后来添韵事，枉将涩体拟倾城。文如居士题”刻工兼作匣费十三四金，物力之贵如此，而予好事不已，可哂也！

龙尾砚产安徽歙县，四大名砚之一，有千二百年历史，唐至清都作为贡品进献宫中。苏东坡《龙尾砚歌》有“君看龙尾宝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句。

邓雷弟收藏的另一方砚是文如公仿制的南唐官砚。《骨董琐记》记其来历说，南唐在歙州设九品砚务官，进贡精品歙砚，为南唐国宝，存世不多，后世称南唐官砚。欧阳修得到一方，但不知是宝。后有江南老者见之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方知珍贵，但在被贬夷陵时，摔断了一角。文如公用歙砚之石仿制了一方，也有断角，背面铭文为：

南唐官样久流传，折角巾同玉色妍。

谁有庐陵修史笔，而今十国又兵连。

癸酉冬月五石居士

砚的侧面刻：

其文蔚且深，其色黝且沈。抱膝斗斋写梁父吟。

孱守生为五石题

邓雷表弟还存有文如公一方宣和红丝砚，有天包地盖，同为红丝。此砚另有花梨木盒，盒盖上有文如公题刻的铭文，其文曰：

青州红丝灿锦绮，太甬若与庐陵比。

我今得之保孙子，文艳徽徽斯可纪。

乙亥四月 五石生之诚

此砚原为明万历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汪伯玉（1525——1593）之物，砚盖内有汪伯玉书刻的四句铭文，其词曰：

象彼花石，聋俗是儆。

斯研斯磨，以俟天命。

文如公在《骨董琐记》中引《西河合集·杂笺》关于宣和红丝砚的文字说：

按，《博物志》载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而宣和尤红丝之冠也。质莹甚，而朱纹隐起，如红羽，下如丹叶，故又名朱雀琼花。仲子云：“初吴门陆履长孝廉名坦者，其家得此砚，时以采舆鼓吹迎归。”

古人得到一方红丝砚，居然用彩车和吹鼓手迎接，实在够隆重的。

文如公原珍藏一方张船山砚，是我外祖母庄夫人陪嫁之物，其上有文如公亲笔题记，文革后流落他人之手。r> 文如公曾送我母亲一个白铜小圆墨盒，核桃般大，盒盖上雕有菊花图，十分精美。据说是科举考生在考场用的。《骨董琐记·墨盒》一则说，墨盒的起源有个故事：某考生赶考，妻子把研磨好的墨汁倒入自己敷面用的粉盒内，方便丈夫考试，此即墨盒最早雏形。但文如公说未见出处，只是传说。

我甚喜竹刻，二十多年前一老尼送我一块百年禅板，色如重枣，北派竹刻大家范节庵先生为我刻古梅一枝及咏梅诗，后赠天宁寺住持法恩法师。今年，范先生弟子、北派惟一传人边君希良仿范先生原作赠我。文如公也喜竹刻，曾藏有刻竹名家潘西凤的菊花图臂搁。文如公记其事云：

潘西凤，字桐冈，人呼老桐，新昌人，精刻竹，濮阳仲谦以后一人。见《板桥诗钞》。又董伟业《竹枝词》云：“老桐与竹结知音，苦竹雕镂苦费心。十载竹西歌吹夜，几回烧去竹为琴。”予有其竹秘阁一，浅刻菊花极精，款署老桐。

文如公的围棋在邓雷弟处尚存两付，都是正宗云南永昌云子。平底，温润至极。《骨董琐记》中引《南中杂记》谈永昌云子一则云：

其色以白如蛋青，黒如鸦青者为上。若鹅黄鸭绿，中外洞明者，虽执行人而赠之，不受也。

文如公的云子，就是鸦青蛋青，黑白分明。我去年特意到昆明围棋厂买云子，黑子就有“洞明鸭绿”的意味，但我无选择余地。据说古云子制法失传已久，然而《骨董琐记》中明明记载着古代云子配方：“黒铅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石二十斤为一料。”不知对今之围棋厂恢复古制法是否有价值？

除去围棋子，还存有棋谱，其中有一刻有“寄青霞馆弈选”题字的满满一书箱棋谱。

文如公收藏汉砖一枚，上有阴文“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十二字，文字极精，迥异寻常。

藏清乾隆怡贤亲王次子宁良郡王弘皎所制青花瓷碟，其上“画菊花数朵，意态飘逸，款署东园制”。弘皎自号东园。

藏一牙牌，康熙初年杭州微雕高手祝玉成晚年所刻。牌长一寸五分，宽一寸。文如公说：

一面画虬髯公、李靖、红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笼二十，楚楚排列，须眉毕具。上写曲一出，笔划分明。一面画二十小儿，种种游戏悉备，内一小儿放风筝，其线有数十丈之高，纸鸢亦可辩焉。然其笔墨所占，特十分之二三耳。

微雕技高如此，实乃鬼斧神工！

文如公收藏文物古董，并非为收藏而收藏，也并不专收某项。硬木家具、金石书画、陶瓷竹玉，诸般杂项，无所不收。物不求贵，但一定要有历史价值，这是文如公治史内容之一。他不仅以诗证史，也以物证史，《骨董琐记》是集大成者。他一生收藏的古董不计其数，但常常研究、赏玩之后就随手送人。日伪时期，为保持气节，隐居成府，以典卖古董度日，损失颇多。文如公一生过眼过手文玩，实难一一细述。

五石斋藏书与著述

文如公是文物鉴定家、收藏家，也是有名的藏书家。我小时在五石斋常能看到有人来送书。进门后打开“包袱皮”——一块布，取出一些线装古书让文如公过目。送书的大多是琉璃厂各旧书肆的书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认识了一位昔日琉璃厂旧书店的老人，他说，解放前后他经常到文如公家送书，与文如公很熟悉。古书专家雷梦水在《邓之诚先生买书》一文中详细谈到文如公买书藏书的情况，现录之如下：

七·七”事变以后，先生用几年的时间收藏了七百多种清初人集部，作为他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资料，其中我为先生搜集到的就不少，比较罕见的如：孔东塘《湖海集》、王鸣盛《西居士集》，田茂遇《燕台文选》、朱彝尊《腾笑集》、王鸿绪《横云山人集》、严绳孙《秋水集》及《南州草堂集》等。清代禁书有明方应祥《青来阁初集》、王仲儒《西斋集》、清潘柽章《松陵文献》以及最稀见的清黄仲坚《蓄斋二集》十卷、乾隆乙酉棣华堂刊本。此书在邓先生藏书中很稀有，先生视为珍宝。

先生以藏有大量清初人集部自豪，他以他收藏的集部书与北京另一收藏家伦哲如先生所藏的书相比，按种数讲，伦比他多二百余种；但以单本书论，他有而伦无者就有百十余种，对私人收藏家来说，可谓富矣。

对于无法买到的孤本古籍，文如公都亲自或请人抄录。如后来出版的明末清初人谈迁所著《北游录》等。

文如公藏书极丰，蒋家胡同2号屋舍到处书箱盈室，但未见有藏书总目。文如公去世前可能担忧辞世后一生心血搜求的珍本古籍归宿难测，也可能于冥冥中预感有浩劫将至，便忍心以区区五万元之数把最重要的善本书悉数转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社科院图书馆设邓之诚藏书专室珍藏。同时转让的还有大部分珍贵老照片。所藏老照片涉及范围极广，皆有见证历史的作用，且多有题记，有些还颇详尽。文如公为失去这些古籍和照片痛惜万分，面对满壁空书箱，多日默然无语。

文如公著述首推史学巨著《中华二千年史》，这是迄今中国通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全书九册，二百余万言。历史分期“秦汉三国为一时代，两晋南北朝为一时代，宋辽金夏元为一时代，明清为一时代。”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次始及与其它。”对于史料，文如公认为“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去真逾远。”所以，他在引用古代历史资料时，采取“全录原书，一字不易。”而且不作主观论断，皆以史实说话。这是此书得以传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骨董琐记》是文如公另一部重要著作。我的三舅邓珂先生为《古董琐记全编》写的前言中说：

（先父）平日治学于正史之外，颇喜读子部诸书，引征诸文，随手笔录，不拘一格；暇时，还经常在街头冷摊小肆中，寻觅古器物，凡不详其制作，辄从笔记书或诗文集中，找出佐证，加诸考释，以明辨史伪，补正史阙，如许积累成篇，遂有《古董琐记》之著。

此书分初记、续记、和三记，共一千余条目，证以古近人诗文集及笔记诸书达数百种，注所引书于每条目之首或末间加按语，内容丰富，大体分为金石印砚、书画印刷、陶瓷雕绣、书录诗文和古籍轶闻等，涉及历代政治、军事和文化以及南北社会风俗习尚等方面；尤详于明清两代朝章国故、遗闻轶事，其中也包括地方史的内容，可谓包罗甚广。

《骨董琐记》1926年版，袁励准、叶恭绰、杨庶堪、叶瀚四名家各写了一篇序，文如公写了题词，其词曰：

过眼烟云历劫多，洞天清秘几摩挲。

堂堂白日甘颓废，奈此饥虫跋扈何。

长编底簿述渊源，体例难从众口尊。

钞撮陈言文数万，杂家原异一家言。

马郑精严自不同，说经家法异雕虫。

平生颇好人讥弹，一笑难逃世网中。

琐记将刊矣，书此以志吾过，文如居士戏题

《清诗纪事初编》是文如公去世前一年完成、去世后五年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邓嗣禹、周一良、王钟翰在《邓之诚先生评传》中说：

自唐以下，各朝诗都有《纪事》之作，先生此编正好填补了清代的这一空白。全书八卷，系先生根据三四十年中访求的七百余种顺康人诗文集所写成的。以明遗民列为前编，顺、康两朝则按作者地区又分甲、乙、丙、丁四编，共收作者六百人，录诗二千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所录诗都属有“事”的篇什，不限于名家，而贵乎诗能记史外之事，故本书与以前各朝《纪事》之作名同而实异了。

书名为初编，或有二编、三编，乃至全编。文如公以七十又三之龄驾鹤西去，实史界之大憾；然书能在文革浩劫前夕问世，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文如公诗文俱佳。张中行（1909——2006）先生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大家，他盛赞文如公的文才，他说：“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做，也不会有人怀疑。”张中行还总结了文如公文言文的三个特色：一是气定神闲之际自见骨力；二是有所不尽处必旁及，细微处必剖析，文若呼吸，由始而终；三是文字精练。

文如公喜好赋诗填词，除《槐居唱和》、《闭关吟》外，还有很多诗词作品散见各处尚未结集，我已着手收集。

文如公精于篆刻，先后亲自编订《五石斋印谱》、《五石斋印存二集》、《双稳楼印存》等多种印谱。1936年版崇彝《说印》评价文如公篆刻艺术时说：

金陵邓文如之诚刻小印最精，尤善朱文。曾见一方印刻朱文十六字，外起宽边，中界方格，颇饶唐善业泥雅意。其小楷、行书亦渊雅可喜。

2007年，李颖霖、李洪啸二位博物专家多方搜求文如公旧刻石印二百余方，刊印流通。其名《邓之诚印谱》。该书附1924年文如公所写《五石斋印存二集自序》手迹全文及王世襄先生题“双稳楼印存王世襄敬署”数字。文如公在《自序》中说：

时贤刻印，自意浸淫秦汉，或则独辟蹊径，迹其实，则规抚残砖半壁之文，务为丑怪恣肆，不可以规矩绳之，盖几几乎风靡一世，谭艺者莫之敢违焉。吾为此集，则异于斯。

文如公所说的恶劣风气，何止刻印一项，亦何止风靡一世，时下艺坛之不堪尤甚也。

《邓之诚印谱》有篆刻方家景簃先生所作前言，其中说到：

邓先生作书治印渊源家学，胸罗万卷，留意金石多年，虽不以印人鸣其时，以其所见文物丰富，境界自高，故其印作不逐时流，与古暗和，风范自在，其刀下学养俱见。

……其印式较博，文字撷取亦广，方圆并存，刚柔互见，章法喜好明代风格。运刀多薄刃，冲切兼用，灵动自如，笔墨刀石，各臻其趣。无狂乱时弊，有自家特色，犹以冲刀一路多妙品，近完白山人。

文如公制印多为自娱及赠友。

此外，《桑园读书记》和《东京梦华录注》等也都是影响很大的重要著作。

最后的五石斋

自1958年“反右”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便进入了彻骨寒冬。先父凌大珽教授是当时中央财经学院创办人之一，在“反对苏联周转税”等莫须有的罪名下，被扣上“右派”帽子，开除教养，送去茶淀改造。我兄弟三人均在读书，母亲无业。学校限令三日搬出，我们立时陷入分文不进、无家可归的境地。无奈之中，文如公节衣缩食又承担起我们一家的生活。除此而外，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也被打成右派，王钟翰先生即其一。最亲近的老友或迫害致死或为阶下囚。文如公为此忧心忡忡。

1959年下旬，文如公因感冒发烧，多日不退。我母亲几乎天天去看望他，因不是大病，也未十分紧张。但此时文如公却自感不妙，体温数小时一测。一日，他问我二表哥潘作藩：“爷爷会不会死？”表哥宽慰他说：“爷爷不会死。”

文如公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60年1月1日，距离他去世的日子——1960年1月6日（腊月初八）仅有五天。6日晨，我们接到告危电话，母亲带我从城里匆匆赶到时，看见文如公躺在卧室床上，鼻中还插着氧气管，面容平静，但呼吸已停止多时，一代史学大师就这样离去了，时年七十三岁。文如公在文革前往生，幸耶非耶？

当时的成府街上有两个棺材铺，相距不远。长辈们用了二千元给文如公买了一口棺材，三弟记得是杉木十三圆——由十三根杉木拼成，顶盖四根、帮底各三根，谓之杉木十三圆。停灵书斋三日，我父亲小学同窗纽应熙居士在灵前草草作了佛事，二弟去街上取回纸人纸马纸钱之类烧活。

9日出殡时有二三十人送葬，以文如公人脉与影响，不应如此惨淡，但在那人人自危的年月里，这排场已是不错了。刺骨寒风中，亲人们哭着跟在灵柩后面从蒋家胡同2号出来，往西经过北大小东门右拐，顺北大东墙北行再左拐，过圆明园南门，进入东北义园墓地入葬。送葬的弟子中我只认识翁独健先生（1906——1986），因为他当时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那天他穿了一件光面黑皮大衣，有点残疾的腿一拐一拐吃力的在队伍中走着。

文如公去世前恐怕已“自知时至”，曾命人带口信给正在蒙难的挚友张东荪先生，请他过来一趟，有话要说。张老时年七十四岁，住在蒋家胡同北二百米的大成坊37号。此时正值天寒地冻，张东荪先生以为还是谈诗论文，便回说，天气稍暖即去。得知噩耗后，伤痛悔恨不已，遂作《扬州慢》纪之：

文如病逝后多日始知并闻无人往唁赋此哭之

绝笔诗成，登楼眼暝，闻耗老泪频弹。怕骑鲸□去，亦世外同寒。却犹有青蝇吊客，未须含恨，寂寞人间。欲招魂，怜才孤愤，翻在无言。

忆曾唱和借飞笺，絮语缠绵。奈松崩仙瘗，吟情已冷，独倚霜天。有口言留耳，苍茫里，征验应难。共瘦灯昏影，遗篇重读千番。

此词写毕，情犹未了，便再赋《挽文如邓之诚》诗一首：

瀚海凄音一夕闻，

不留老眼看风云。

预期巽语无缘听，

（注：文如忽遣人来邀，余复以春暖面谈，而今已矣。）

但许秋衾有梦温。

史鉴亦将同寂寞，

诗坛谁与话缤纷。

（注：闻有清诗纪事稿待刊）

北江异地遣何憾，

（注：指洪君煨莲）

遁叟残笺赖孰存。

（注：先兄遁庵有诗在文如处，闻有八十首之多，今不知落何人手。）

赠句苍凉重识我，

刊书檄幸莫怜君。

闭门自饮西州恨，

已悟人生欠鼓盆。

文如公去世后，蒋家胡同2号气数即尽，凄凉衰败，了无生机。北房数间，除表哥作藩，别无人住，颇为阴森。三舅购西四义达里小院一处，奉母进城，剩余古籍、文玩亦随之携去。西厢房二外公一家，后院二姨妈一家直住到文革被遣送原籍江苏江宁而止。此后，蒋家胡同2号成了大杂院。古松亦自枯而死。

近十余年来，成府改建，蒋家胡同并周边街巷悉数拆光，惟余蒋家胡同2号和大门外一棵古树予以保留。初不明缘故，最近才知是侯仁之先生向有关方面强调此宅为邓之诚故居，方才免遭荡平。此宅虽经修缮，却一如其旧，廊间彩画依稀可辨。只是把3号院的正房和东西厢房原封拆建到2号院的后花园中。

如今海内外诸亲友常常结伴到文如公故宅怀旧，遥想半个世纪前文如公在五石斋中的音容笑貌，无不感慨人生之须臾，世事之无常。

五石斋虽成旧梦，但文如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却绵绵无尽。

 

邓之诚(1887～1960)， 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来源：百度百科）

凌海成，毕业于人大新闻系。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室主任、《佛教文化》主编、佛教音乐专家。邓之诚先生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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