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学术戍边”为使命和追求，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出发点，以跨学科交叉融合为推进路径，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落脚点，是新时代边疆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经验。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和使命目标。边疆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为推进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术支撑。“5·17”重要讲话发表10年来，中国边疆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边疆研究的跨学科融合，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广大边疆学工作者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的指示和要求，围绕“治国必治边”、“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时代性课题，产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一是聚焦边疆安全问题，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体系。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新时代中国边疆学更加强调将边疆安全问题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体系之中加以审视和剖析。《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李俊清著，三联书店，2025年）、《守护边疆：新时代的边疆安全与应急管理》（李俊清著，三联书店，2026年）等著作表明：边疆问题具有全局性影响，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多种形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才能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边疆学工作者通过认真研究如何解决重大而紧迫的边疆安全问题，为在边疆地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了学理支撑与智力支持。
二是深入研究不同边疆地区的实情和治理需要，服务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以来，学者对不同边疆区域的现实差异和差别化治理给予了更多关注，以学术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此方面，《中国东北边疆的治理》（孙喆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宝音朝克图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孙宏年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分区域对中国边疆治理演进过程作全貌式梳理，为把握边疆问题由来和治理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后，《兴边富民行动理论与政策》（张丽君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年）、《边疆蓝皮书：中国边疆发展报告（2023）》（邢广程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结合党和国家对不同边疆区域的战略定位，阐释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空间功能，为推进边疆地区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有益知识。
三是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出前瞻性构想。近年来，边疆问题出现新型化和多样化的演变态势，边疆区位属性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发生深刻转变，进而对边疆研究提出全新目标和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学者努力突破传统认知框架，主动回应时代呼唤，推动理论创新。《国家战略下的大边疆战略研究：多重世界非恒称视角下的力量博弈》（孙勇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从宏观层面分析构建中国边疆战略面临的外部形势，以及战略实施中的国家形象、区域治理、民族问题治理、边疆社会治理等重点指向。《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方盛举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边疆论衡：从边疆到中国边疆治理》（杨明洪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5年）等著作，围绕边疆战略体系构建、边疆管理机构改革、边疆政策取向调整、边疆治理方略转型、边疆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诸多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案。这些成果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知识储备。
四是更加突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从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根源与解决思路。主要表现为：通过边疆考古研究，阐发边疆古代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边疆古代区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为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支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发掘整理多语种文献与考古资料，组织编写陆疆通史、专题史及海疆史，建立和丰富边疆史料体系；加强古代边海地图研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史实证据；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边疆民族史研究，阐释“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在开展上述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统筹指导，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起边疆学构筑倡议，开展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依托相关期刊、集刊、年鉴及皮书等学术载体凝聚研究力量，推动整合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二是项目支持，组织实施“清代边疆通史”、“中国历代边疆经济开发与治理研究”、“南部海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研究”等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深化边疆学领域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研究。三是人才支撑，加强中国边疆研究所及其下设研究室建设，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特别是中国边疆历史系、中国边疆史地学位点建设，培养科研骨干、打造师资队伍、输出专业人才。
推动学科融合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中国边疆学人不但重视探究各类边疆问题的本质和特征，而且注重揭示问题之间的普遍联系，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局部问题与整体问题、隐性问题与显性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问题体系。单一学科的力量显然无法应对如此特殊而复杂的问题体系，推动边疆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成为必要之举。
首先，创新中国边疆学研究范式。一是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法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的介入，拓展了边疆及边疆治理的研究视野，弥补了过去单一视角的研究缺憾，形成了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边疆经济学、边疆人类学、边疆安全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增强了边疆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和成果产出能力。如《中国边疆政治学》（周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中国边疆社会学》（毕天云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边疆经济学概论》（李光辉著，中国商务出版社，2022年），均是代表性跨学科成果。二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带来更为多元的方法，如以个案研究法评估“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情况、以量化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边疆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以数字人文方法开展边疆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为边疆研究增添了新的要素和动力。三是边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产生多样性议题。诸如边疆地区非传统安全、边境地区城镇化建设、沿边乡村振兴、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边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等跨学科议题的提出以及相应研究活动的开展，为边疆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多学科视角、多元化方法和多样性议题，并非碎片化的存在，而是基于“中国边疆”这一共同研究对象，统合于边疆学的旗帜下。如此一来，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融通边疆历史知识、边疆现实问题、边疆未来发展的全方位发展态势，进而建立起对中国边疆的整体性认知。
其次，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凝聚和巩固。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在打破专业壁垒、增进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合力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共同体建设。第一，各学科在阐释中国国家性质、看待中国历史疆域、界定边疆概念、划分边疆类型等方面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为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奠定基础、创造条件。第二，尽管学术旨趣存在差异，但以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感高度一致，广大学者普遍树立“学术戍边”的自觉意识。第三，在队伍建设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广泛投入边疆研究，形成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水平稳步提升的人才梯队。第四，在合作交流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中国边疆学论坛、西南边疆论坛、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中国边疆经济开放发展论坛、新时代全国师范院校边疆研究论坛等学术活动持续开展，深化了不同学科的交流互鉴。第五，在组织载体上，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牵头成立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研究联盟、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中国边疆研究学术联合体等学术组织，全国边疆研究力量得到进一步整合。
再次，科研平台规模进一步扩大。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代表的专业刊物，逐渐突破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限制，刊发多个学科的学术成果。如《边疆发展须要国家战略的推动》（周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就属于从政治学角度探讨国家边疆战略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刊物专设边疆研究栏目，如《思想战线》的“边疆治理”栏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栏目，成为前沿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多学科成果发表，反过来对扩大刊物受众面、提高刊物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等既有机构之外，各高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新设立的边疆研究机构大量涌现。例如，云南大学边疆研究院集中突出该校在中国边疆历史、边疆治理、周边区域研究及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特色优势；内蒙古自治区边疆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涵盖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内蒙古自治区边疆治理的成就与实践、边疆产业发展和法治建设等多个跨学科领域；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的研究领域涉及陆疆、海疆、边缘海域、周边关系、边疆地缘政治等方面。
构建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鲜明的时代标志。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过程中，中国边疆学人以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主要抓手，持续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中国边疆学已经突破史地研究范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更为丰富和健全的学科内涵。目前，多所高校通过自设二级学科的方式大力推动边疆学学科建设。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在中国史一级学科下设置中国边疆史地或中国边疆学专业，四川大学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置边疆政治学专业，厦门大学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置边疆社会研究专业，云南师范大学在地理学一级学科下设置边疆地理学专业。通过长期努力，边疆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意义日益彰显，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学科定位、学科属性不断清晰，发展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条件逐渐成熟。
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广大学人基本确立以中国边疆学为“一体”，以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为重点领域的“一体三领域”学术体系，深化了边疆基础理论、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北边疆、西南边疆、海洋边疆的研究。其中，《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李国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一文，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传承、边疆理论研究的时代需求、边疆治理的现实挑战三个方面，科学归纳了边疆研究的学术规律，高度概括了边疆研究的学术结构，为推进边疆学学术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可行路径。《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周平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基于国家立场和视角，通过贯通古今中外的边疆治理经验和认知，初步构建起由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理论、疆域理论、陆地边疆理论、海洋边疆理论、新形态边疆理论、边疆治理理论构成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拓宽了边疆学的学术视野与知识边界。
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国内学者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统一多民族国家话语、周边命运共同体话语建设。马大正提出“两大历史遗产”说——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并将其视为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认知基点。李大龙对“历代王朝史观”进行反思，创造性地提出“天下国家”这一诠释中国疆域史的新视角。范恩实从地理、民族、文化、经济、周边等多个维度界定边疆概念，进而揭示中国边疆的本质和特征。周平从国家治理类型的角度，对“边疆治理”这一标识性概念进行了学理化论证和界定。在加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建设基础上，国内学者积极应对“中国本部”、“赞米亚”、“长城以北非中国”、“内亚史观”等西方话语挑战，对其中暗含的“去中国化”逻辑陷阱进行了有力驳斥。
坚持以“学术戍边”为使命和追求，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出发点，以跨学科交叉融合为推进路径，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落脚点，是新时代边疆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经验。在“5·17”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肯定，也为边疆学的进一步发展锚定前进方向。中国边疆研究应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固边、治边、兴边实践，筑牢坚实的学术基础。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