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疆-中心二元对立”与“边疆-民族相互指代”都是时代的产物。面对新中国边疆社会结构和边疆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上述两个边疆研究方法论解决当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为此超越静态研究中国边疆的方法论的要求成为必然。中国边疆并不是自然天成的，是在历史长河中与中心连续互动中构建的，以边疆与中心互动方法论来研究边疆可以实现边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贯通，推进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探索。
当前制约边疆研究理论构建的首要问题是边疆研究方法论，即到底要怎样研究边疆的问题。中国边疆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研究视角多样、问题领域广泛，既有对边疆历史的研究，也有对边疆现状的研究，边疆研究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需要在历史边疆和当下边疆之间建立自洽的解释逻辑，边疆研究理论要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结构等基础上回答中国要建设怎样的边疆和怎样建设边疆的问题。目前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论尚不足以支持上述理论目标，因此需要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论进行学术反思。
一、中国边疆研究方法论问题的产生
要反思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不能不回顾中国边疆的历史和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中国边疆存在及对其记录的历史是十分漫长的，而对中国边疆进行专门研究的历史却是短暂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今日中国边疆研究方法论问题的产生，因为边疆作为物理存在和那些边疆记录最初并没有言说自己的初心，但后人的边疆研究又总是有回应当下时代需求的冲动。
中国历史中的“边疆”二字一般认为首次出现在《左传》，但是在正史中“边疆”一词的出现相对较晚，首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继之在《晋书》中多次出现，其后延至清代，“边疆”一词才频频见于正史。在中国历代王朝史书中虽然没有“边疆”一词，但多见有“边境”“边徼”“边地”“边郡”等词，含义相类。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对于上述词汇含义没有理解上的偏差，就是指国家疆域的外围部分，中央王权对于这部分疆域的治理有专门的制度和部门。中国自秦汉大一统以降的历代王朝，都将边疆民族事务作为国家的重大政治主题，《史记》《汉书》中有专门的篇章对边疆地区和民族问题进行记录。这些历史记录也是当前从事边疆研究最为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性质直接决定了边疆研究“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因为这些历史记录和书写代表和呈现的是中央王朝的意图和价值评判。
清代学者的西北史地研究开启了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先河，这些研究包括：旧籍之整理、清代经营西陲武功之记述、西北史地之专著、中俄界务之记载和诸多边疆行记等。“自上而下”的边疆研究路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央王朝为什么是这样治理边疆而不是其他选择，其中包含着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抗战时期对于中国历史疆域沿革的研究则是知识分子对于彼时出现的边疆危机的回应，寄希望于用学术研究唤醒国人的国家疆域意识。这样的研究材料来源和研究初衷，自然就形成了将边疆单列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方法论传统。
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不仅无法理解边疆的意蕴和实际治理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实际上，无论从中央王朝治理行为的角度看，还是从边疆与中心社会交流交往的层面看，边疆与中心不仅仅在物理层面上是不可分离的，在理论概念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只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偏重某一方面。边疆研究既要解释国家为什么是这样治理边疆而不是那样治理，也要理解边疆为什么接受这样的治理而不是那样的治理，这对于今天的边疆治理是有参考意义的。
20世纪初，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这使得边疆研究者们的兴趣也开始走向边疆的田野。力图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于是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边疆研究路径，这与上述依赖于历史记载的自上而下的边疆研究路径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研究展示了具体而生动的边疆社会，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边疆治理制度与边疆经验事实的差异。民国时期力主去边疆进行实地研究的学者认为要研究边疆社会，因为“边境社区的研究材料本身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极重要的材料。现在遗留在边境上的非汉族团，他们的文化结构并不是和我们汉族本部文化毫不相关的。他们不但保存着我们历史的人民和文化，而且，即在目前，在族团的接触中相互发生极深刻的影响。这里供给着不单是民族学的材料，亦是社会史的一个门径。至于这些材料对于实际边疆问题的重要性，更不待我们申说了”。
这样自下而上的边疆研究路径开创了边疆研究的新范式，即边疆的即民族的，民族的就是边疆的，我们关心的边疆问题往往是民族问题。这样的判断放在100年前的中国是成立的，但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中国边疆的研究者们面对的是新的世界格局、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治理逻辑以及新的国家政治哲学等诸多与以往历史时刻不同的场景，这诸多场景叠加在边疆就产生了新问题，此时民族只是边疆场域的诸多问题之一。
上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条边疆研究路径的形成各自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它们在历史中形成了两种边疆研究的方法，分别是“边疆-中心二元对立”和“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今天学者们面对边疆研究理论的构建，首先需要对这两种方法论进行反思。
二、“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及其局限
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不间断记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专门的关于边疆部分的书写，这也是中国历史记载非常独特的地方。后人对历史的研究不论是以王朝中心的视角来解读边疆，还是以边疆的视角来看待王朝中心，都意味着将边疆与中心以及其附带的一系列概念对立起来理解。边疆与中心成为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即有中心的存在必有边疆，有边疆则必有中心。这样就不自觉将边疆与中心构建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诚然，将边疆与中心对立的理解是一种研究视角，但是边疆与中心在概念上的对立并不符合历史上真实的边疆与中心的情况。
首先，“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的起点是历代王朝对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实施不同的治理模式。边疆从字面意义上指国家地理疆域的边缘或末端区域，王朝国家对于边疆的定位是拱卫国家政治中心的区域，因此历代王朝对中原腹地着力经营，对边疆地区则施以羁縻等间接治理策略，形成了“边疆-中心二元治理模式”。“边疆-中心二元治理模式”是出现“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最直接的原因。
“边疆-中心二元治理模式”可以追溯到秦开创大一统的时期。其后的汉朝延续了秦朝的边疆治理策略，并形成了系统的边疆治理思想，其中“守中治边”理念是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理念的核心所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守中”和“治边”的平衡，他们都认为“守中”是国家达到河清海晏、太平盛世的先决条件，而“治边”则仅仅是为了维护中原腹地的繁荣昌盛。因此，中央王朝集中精力建设中原地区，增强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实力，保持中心整体相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及政权的绝对优势，从而达到“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治理效果。
王朝中国实施“边疆-中心二元治理模式”有现实合理性，主要原因是农业文明时代王朝国家的能力所限，不能对边疆地区实施直接有效的治理。新中国成立70多年，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陆地边疆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地区。随着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边疆地区成为我国连接欧亚大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前沿地带。虽然从地理上看，边疆仍处于国家的边缘位置，但其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中的功能和价值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理解边疆从国家的边缘屏障到前沿阵地的深刻转型，是把握当代中国边疆治理逻辑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其次，有很多以边疆为中心进行的边疆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呈现出了边疆本位的视角，但是细究起来仍然没有逃脱“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学界，中国边疆研究深受“中原中心”史观的影响，边疆处于“边缘”的地位，从而被看作中原的附庸。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边疆与中心地区尽管有着不尽相同的物质与精神形态，但是其自身也具有自主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边疆与中心是平等的。受此观点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边疆研究要冲破传统的华夷史观束缚，尝试以边疆为中心来考察历史。如以“内陆亚洲”的历史研究视角为代表的所谓以边疆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尽管对中国历史疆域拓展在视角上有新的超越，但是在方法论上仍然是“边疆-中心二元对立”，甚至在逻辑和理论上有分裂中国的危险；“新清史”学派等研究的主观目的在于“消解”“解构”所谓的“中国中心论”或质疑“中国同一性”。
还有另外一种“边疆中心”的方法论，即把边疆看作“中心”来研究，把边缘人群作为叙事的主体。以边疆本土为中心的视域，可以对跨国移民问题、跨国民族问题以及跨国经济区或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等诸问题展开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严格来说，这种开始于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以边疆地区的具体问题展开，尽管以边疆为叙述中心，将边疆视作区域问题进行研究，其研究视野则完全回避了中心，因此很难称其为边疆研究了。
最后，“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造成了边疆研究理论上的依附。“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主导下的边疆研究，边疆首先被标签化了，边疆要么是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要么是在政治上可能不那么安定的地方，边疆研究在边疆与中心被贴上了“落后”与“先进”、“欠发展”与“发展”、“不发达”与“发达”等一系列对立的标签，这些类别往往又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现代化概念纠结在一起。这种二元对立方法论主导的边疆研究无法形成独立客观的关于边疆的认知。
“边疆-中心二元对立方法论”不仅仅造成边疆的标签化存在，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研究边疆的群体与研究其他区域的群体之间无法对话，边疆被认为是异于中心的存在，因此其他区域的研究成果也极少被边疆研究采纳。研究成果的不通用会造成不同研究群体之间的区隔，这种研究区隔的存在使得学者对中国国家内部整体性的问题和矛盾缺乏透视，这种忽视是一个危险。
三、“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及其局限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不论在学界还是政界，“边疆”与“民族”成为一对相互指称、相互隐喻的概念。一提到民族，边疆立即成为烘托的背景；一说起边疆，必然拉上民族的话题，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其实这对概念之间相互指代的确立发生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是20世纪中国社会大转型的产物。“边疆-民族相互指代”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的边政学派启动，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等各种方式不断被强化。回到20世纪初的中国，那时候边疆与民族互为指代对中国的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时过境迁，今天“边疆-民族相互指代”却成为现实中的国家边疆治理以及边疆研究理论构建的桎梏。
首先，晚清以来的国家危机和20世纪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一起塑造了“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具有时代的合理性。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边疆地区划分势力范围，扶持代理人，企图以此方式对中国进行蚕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使得中国出现了全面的边疆危机。晚清中央政府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采取的措施便是改变王朝国家对边疆地区所施行的间接治理策略，转而在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建立内地治理体制，以期用这种方式来拯救边疆危机。然而在国力衰微的大背景下仅仅进行治理形式上的改变不可能扭转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
清朝被推翻，其现代国家构建的很多未完成的命题被民国所继承，中华民族的构建便是其中最大的命题。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在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但国家仍然处于列强环伺下，主要面临两大挑战：对外如何在世界体系中完整地生存下去，对内则是如何凝聚中国各族人民共御外侮。晚清民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出于对时局的敏锐觉察，适时将“中华民族”概念推上历史舞台。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初衷是整合国家内部的认识和认同。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篇即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还特别指出，“日本御用文人炮制的‘中国本部’一词，同样都是为一些一心要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杀人不见血的工具”。他在文章最后强调：“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民国时期“边疆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边疆的”成为学术界不言而喻的共识，这在当时有力地反抗了帝国主义者以制造民族分裂进而分裂国家的阴谋。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导致研究框架的固化，进一步强化了“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当前的学科设置使得很多边疆研究的题目都在民族研究的框架内，但是对民族的研究不能直接替代边疆研究。如对我国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的研究不能自然地等同于对边疆地区的研究，尽管对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这些边疆省区而言研究这些主要少数民族对于边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不是全部，更加不能相互指代。
民族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研究民族并不是民族学的学科专利，尤其是在一个多族群社会里，族群关系通常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世界上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不存在，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西方的帝国都分裂成很多“民族国家”，那是欧洲特殊地理环境和宗教的产物。中国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样印度、俄罗斯、美国在社会结构上也不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多种族、多族群的社会。以美国为例，并不是只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美国的少数族裔群体，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也都在研究，并不存在以研究对象来划分的学科区隔。
从学术脉络上讲，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学科，“在西方，人类学（anthropology）和民族学（ethnology）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对象基本上是相似的，只是习惯上的称呼不同”，都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的民族群体的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的，其目的主要为西方殖民地的治理服务。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执行国家的民族识别任务，他们在边疆地区进行了大量学术田野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民族问题专家，同时也养成了“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惯行。
再次，毫无疑问，处理民族问题是中国边疆治理的重要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建立怎样的一个新中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集中讨论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新中国的边疆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当时边疆治理的首要考虑。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说：“国民党不承认少数民族，只提‘边疆问题’，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压迫少数民族，这样就更加深了民族隔阂。”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将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作为边疆治理的中心任务，将建立各民族平等的民族关系作为边疆治理的第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以民族问题为切入点来治理边疆，对于巩固新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下，确立与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此政治语境下对边疆地区民族因素的强调具有历史必然性。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审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设与民族政策的系统实施，不仅实现了国家腹地与边疆地区的深度整合，更对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却不利于边疆治理的实践开展与理论探索。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后殖民主义改变了对原殖民地进行直接经济控制的殖民手段，转而在前殖民地制造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将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放在人权的议题下，将少数民族人权保护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将所谓的民族问题上升为文化集团之间的对立，使民族问题政治化、国际化。我国发生的“三股势力”等分裂国家活动都是境外分裂势力渗透进来，并以所谓的民主、人权等为借口掩盖其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因此，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也要随之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加强边疆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2月9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话中强调了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提到要将边疆地区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全局，加强开放合作，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边疆治理的主体性逐渐从民族问题中凸显出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对边疆与民族概念的使用仍延续了民国时期形成的关联性表述习惯。在讨论边疆相关议题时，“边疆”这一概念往往与民族因素密切结合，多以“边疆民族地区”的复合表述形式出现；而当单独使用“民族地区”这一术语时，在特定语境下也常包含边疆区域的意涵。这种概念使用上的关联性，使得边疆研究领域的诸多议题，包括边疆治理等相关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问题研究形成了学术视野的交叉与融合。从国家治理实践来看，涉及边疆区域发展的政策考量，往往与民族工作的整体部署存在着内在联系。例如，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兴边富民行动”，作为国家支持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实施，其“振兴边疆”的核心目标与民族地区发展工作形成了有机衔接，成为民族工作体系中具有区域特色的组成部分。
四、超越静态方法论：边疆与中心的动态互构
对于中国边疆研究而言，方法论涉及把众多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关怀引向何处的问题，即到底怎么研究中国边疆？边疆研究的方法论是不断发展的，上述“边疆-中心二元对立”和“边疆-民族相互指代”方法论是历史的产物，无论是从中心看边疆还是从边疆看中心，抑或是以民族指代边疆的边疆研究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边疆研究将个别边疆区域的经验和个别历史阶段的经验用于分析当今的边疆问题，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的倾向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将边疆作为静态的研究客体进行对待。事实上边疆和中心都不是静态的存在，更不是静态的概念，所以我们有必要站在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之上对边疆研究的方法论展开进一步探索。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边疆与中心之间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的交往相互塑造的。如果以边疆与中心的互动构成中国这样动态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边疆，则历史的边疆与今日之边疆便贯通起来了。
首先，中国边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论在何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心就没有边疆、没有边疆也就没有中心。从中国历史来看，“边疆”与“内地”始终具有相对意义，近至清朝的乾嘉以降诸帝，都在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着“内地”与“边疆”概念。比如与陕西相比，则甘肃为“边地”；与新疆相比，则甘肃又为“腹内”。
边疆相对于中心而存在，同时也在与中心的互动中被形塑，因此边疆不是静止的地理概念。边疆与中心的互动并不是“中原”对“四方”单向的同化、统一，而是边疆与中心双向互动、形塑的过程。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正是边疆与中心之间的互动造就了国家整体的活力和中华文明持久的生命力。
其次，中国边疆地区，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的。从秦朝开始边疆治理一直到清朝，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的双向迁徙一直没有中断过，边疆地区的建设实际上是各族人民共同完成的。历代中央王朝，在主观上有意愿，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内地的人口向边疆地区迁移，如秦朝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中央政府动员或者强制推动数百万内地民众迁移至西南、西北边疆进行开垦并长期居住。边疆地区的人口向内地的行政迁移和自发迁徙也经常发生，如唐朝初期对部分边疆地区的内附民族进行“绥纳内徙”，将大批突厥降众安置到内地。到了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偏远地区设置驿站，这些驿站使得边疆与内地人员的往来更加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地区之间人口的流动。在历史长河中，由于上述诸多力量的作用，使得今天的边疆和中原地区均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纵观两千年来的王朝历史，边疆与内地的人口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为大批人口迁居边疆，创造了有利条件”。边疆与其他地区长期的人员往来，使各民族的分布呈现出参差交错的特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实现了历史持续性的交流融合，自秦代以降，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融合形成了边疆与其他地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再次，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中国边疆这样独特的存在。今天中国边疆形态的复杂性超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研究者用很多词汇来描述边疆：民族的、欠发达的、多元文化的、边缘区域的、国家安全的前沿、对外开放的前沿等。在海洋强国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背景下，边疆概念也从传统的陆地边疆拓展到海洋边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陆海统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国家治理必须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的边疆全面对外开放格局。
关于建设怎样的边疆、怎样建设边疆是一以贯之的历史性课题。今天，边疆作为一个研究场域，历史边疆和现实边疆纠缠在一起，使得中国边疆研究的视角多种多样。必须承认，中国边疆研究必然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但是边疆研究没有方法论的共识，就没有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构建基础，因此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边疆研究的学术积累和进步。今天的中国已经与王朝国家完全不同，边疆新形态的复杂性超越了传统时期对边疆的认知和理解，在历史与现实巨大的事实差异面前，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的现实依据显得很脆弱，但是如果我们以边疆与中心的动态互构方法论来重新审视中国边疆是什么，边疆治理为什么，今后的边疆与边疆治理要怎么样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在历史边疆与现实边疆之间取得一定程度的贯通。
总而言之，中国边疆研究方法论对于研究的推进至关重要。需要新方法论指引新发展阶段中国边疆研究的新方向，然而新的方法论并不意味着边疆研究要推倒重来，相反，不管边疆研究的方法论如何更新，中国学者研究边疆的终极关怀始终是“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这是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者的信念基石，这个信念穿越历史。
作者罗静，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邮编100101。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