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清洁能源转型已成为重塑国家竞争力、国际权力结构和全球治理秩序的关键场域。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发生深度地缘化转向，呈现治理逻辑泛安全化、合作格局阵营化、竞争方式工具化等特征，对国际气候合作与能源转型构成挑战。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加快推进能源强国建设，依托理念嵌入、制度嵌入、产业链嵌入三重维度协同支撑，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治理逻辑从地缘对抗转向合作共赢，为全球供给绿色公共产品与技术方案，助力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关键词】“双碳”目标 能源强国 新型能源体系 能源治理 治理体系变革
【作者简介】李昕蕾，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环境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能源治理、清洁能源外交、关键矿产博弈，主要著作有《清洁能源外交：全球态势与中国路径》、《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的能源国际正义及中国角色》（论文）、《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关键矿产的大国博弈及中国应对》（论文）等。
当前，复合型全球危机持续叠加、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能源格局进入深度调整与重构期。在地缘政治博弈与能源安全议题日益紧密交织的背景下，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发生明显地缘化转向。“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为构建自主可控、绿色低碳、韧性强大的国家能源体系指明战略方向。“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阶段，我国需加快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推进以风电、光伏、核能、新型储能等清洁能源及关联产业规模化、集成化发展，实现从装机规模领先的“清洁能源生产大国”，向具备规则塑造力、理念感召力和系统引领力的“清洁能源外交强国”转变。同时，加快培育以绿色科技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现代产业体系，将我国在绿色产能、市场规模与系统工程能力等方面的结构性优势，转化为参与并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变革的持久动能。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通过供给可负担的绿色公共产品、倡导公平包容的能源转型路径、推动构建开放合作的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为重塑全球能源技术路线与产业链布局、破解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地缘化困局、推动全球能源公正绿色转型贡献关键力量，助力构建更加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新体系。[2]
能源强国建设的战略意义和主要内容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推进能源强国建设，旨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的系统布局与落地推进，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国家能源安全格局、赋能绿色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链转型升级、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战略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兼具对内支撑现代化建设、对外辐射全球绿色转型的双重战略意义。
夯实发展根基，塑造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能源强国建设是推动我国能源体系深度变革、树立新型能源安全观、培育新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坚实基础。其一，推动能源结构战略重构，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立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征，能源强国建设着力破解传统能源结构制约，加快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我国统筹能源生产与消费全链条协同转型：在供给侧，推动风电、光伏、核电、水电等非化石能源扩容增产；在消费侧，深化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节能降碳与电气化改造；在系统层面，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破解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带来的消纳、调峰与稳定运行难题，推动能源体系由资源依赖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其二，拓展国家能源安全内涵，构筑综合安全防护屏障。新时代能源安全突破传统化石能源供应稳定的范畴，拓展为涵盖供给安全、系统安全、技术安全、气候安全的多维安全体系。我国大力开发本土风电、光伏、水电、核能等新能源，有效降低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提升能源自主可控水平；依托智慧电网、韧性电网建设，增强能源系统抵御自然灾害与网络风险的能力；前瞻布局新能源、储能、氢能等前沿领域创新链条，稳固核心技术与产业链竞争优势，全面构筑更具韧性与可持续性的综合能源安全屏障。其三，赋能高质量发展实践，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新能源产业作为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电网、储能、氢能等全产业链创新升级，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抢占未来科技与产业竞争制高点。能源系统的低碳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持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能。[3]
贡献中国方案，赋能全球绿色转型发展。能源强国建设通过供给绿色公共产品、贡献中国方案、深化国际合作、示范转型路径，持续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提质增效与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体系升级。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在全球能源转型格局中的引领作用稳步凸显。截至2025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占全球比重超40%，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4]其一，供给普惠绿色产品，降低能源转型成本。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与完备的全产业链体系，依托规模化制造能力与持续技术创新，显著降低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动力电池等关键清洁能源产品成本。国际能源署2025年报告显示，依托供应优势和技术创新，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价格自2022年以来分别下降60%和50%。[5]此举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负担的绿色技术公共产品，有效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其二，分享系统转型经验，提供务实治理借鉴。全球多数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需共同应对在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跨区域电力调配、储能规模化应用、车网协同互动等领域的挑战。依托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探索、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布局等系统性实践，我国已形成兼顾顶层设计与落地实操的转型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统筹能源保障、产业发展与低碳转型目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经验。其三，倡导多样转型路径，维护公平治理秩序。针对有的国家片面推行激进去化石能源、单一化转型的不合理导向，我国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持续倡导“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的转型理念，支持水电、核电、生物质能、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多种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尊重各国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展阶段自主选择转型路径的权利。同时，秉持包容务实的合作理念，坚决抵制技术垄断、标准霸权与“一刀切”式减排施压，助力全球形成多方协同、公平包容、互利共赢的能源转型格局。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地缘化转向下的治理挑战与变革诉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洁能源逐步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关键议题。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等多边合作机制相继成立，聚焦政策协调、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持续完善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架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相关能源倡议有效凝聚全球共识，推动各国协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贫困等挑战，形成多方主体参与的清洁能源复合治理格局。[6]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持续推进，各国能源低碳转型步伐显著加快，围绕低碳能源格局主导权、国际规则制定、绿色技术标准、关键矿产资源等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发生深度地缘化转向。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地缘化转向呈现多种特征。一是治理逻辑泛安全化。清洁能源完整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清洁技术制造设备及数字能源基础设施（如智能电网、5G通信支撑的能源物联网）等关键环节，现已被纳入各国国家安全战略范畴。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强化出口管制、外国投资审查、技术封锁等限制性措施，对相关产业链实施干预，导致原本基于市场逻辑的全球分工体系面临“安全逻辑”的重构甚至割裂。[7]二是合作格局阵营化。当前，全球清洁能源合作逐步偏离包容性多边主义，转向以意识形态与地缘利益划线的排他性合作模式。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印太经济框架”、关键矿产伙伴关系等，旨在构建以供应链“去风险”为纽带的排他性联盟，在关键矿产、电动汽车、氢能等领域统一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通过协调产业补贴政策、实施针对性关税等手段，系统性遏制其他国家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三是竞争方式工具化。清洁能源治理的主要博弈场域逐步从传统能源资源维度，延伸至技术地缘、产业链地缘竞争等维度。掌握关键矿产开采、清洁技术研发制造、智慧能源系统集成等产业链优势与国际标准制定权，成为各国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的重要依托。有的国家将绿色产业政策、贸易工具（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技术标准、国际融资条件等公共治理手段战略化、工具化，以此削弱他国绿色产业发展空间，导致清洁能源合作沦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工具。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地缘化转向引发多重治理困境。其一，冲击多边主义治理根基。地缘竞争和安全逻辑主导下的小集团化、阵营化趋势持续蔓延，弱化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气候能源治理体系。个别国家优先布局排他性区域合作，稀释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治理效能。在缺乏刚性约束与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难以有效落地，导致各国气候承诺与转型行动的执行力持续弱化，全球气候治理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其二，推高全球低碳转型成本综合成本。地缘政治干预加剧全球能源治理碎片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市场壁垒增多、技术竞争失序等问题突出。各类服务于战略竞争的保护主义与排他性安排不仅违背市场规律，造成经济浪费，还会削弱全球市场的规模效应、阻碍知识溢出与创新协同，延缓关键清洁技术迭代升级与成本下降进程，制约全球低碳转型高质量推进。其三，诱发新型地缘安全风险。清洁能源转型推动锂、钴、镍等关键矿产资源战略价值大幅提升，矿产资源富集区、跨境能源通道的地缘博弈持续升温。各国围绕战略资源与关键通道的争夺日趋激烈，易激化区域矛盾、诱发地缘冲突，使本应助力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合作，成为全球治理不稳定的潜在诱因。其四，加剧全球南北发展鸿沟。个别国家通过实施技术封锁、严苛融资门槛、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单边措施，构筑起阻碍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的结构性壁垒。这使得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难以以低成本获取绿色技术、装备与发展资金，低碳转型空间受到挤压，导致全球能源公正转型的目标难以有效落地。[8]
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全产业链创新体系，实现清洁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封闭化、规则优先型治理模式，中国能源强国建设兼具规模优势、系统集成能力与成本竞争优势，为全球供给高性价比绿色公共产品与技术方案，以包容性合作理念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体系优化升级，推动治理逻辑从地缘对抗、排他博弈转向多边主义、合作共赢。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地缘化转向下需明确四项变革诉求。其一，破除绿色领域制度性壁垒，维护开放共赢的合作格局。国际社会应坚决反对清洁能源贸易安全化、政治化倾向，抵制以产能过剩、人权、地缘安全为由设置的技术封锁、歧视性关税与投资审查；严格遵循多边贸易规则，保障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公平获取绿色技术、产品和设备，让各国共享能源绿色转型的普惠性红利。其二，改革全球绿色金融体系，强化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资金保障。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气候资金承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提升无偿援助、适应性资金供给比重。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完善治理架构和贷款条件，降低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门槛与成本；倡导建立发展友好型绿色投融资标准和项目评估体系，尊重各国能源发展战略自主权，助力发展中国家培育本土绿色产业体系。其三，构建多样包容的技术路线与标准体系，摒弃技术垄断与规则霸权。全球能源转型应坚持多种路径并行，允许各国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自主选择适配性转型方案（如可再生能源、先进核电、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CCUS、生物质能、氢能、储能等）；积极推动我国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并网等先进成熟技术标准国际化，促进国际标准制定流程民主化与透明化，杜绝技术标准沦为少数国家或企业技术垄断市场的工具。其四，坚守全球治理原则，保障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平发展权益。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能源可及性、工业化发展与减排减贫等多重约束，南北发展差距与转型诉求差异客观存在。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技术转移仍显不足，导致南北双方在能源转型责任分担、发展空间分配及融资成本等方面的分歧较为突出。国际社会应严格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深入践行公正转型理念，压实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责任与治理牵头责任，避免采取脱离各国发展实际的“一刀切”减排施压举措。同时，统筹兼顾减排约束、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目标，为发展中国家预留合理发展空间与转型缓冲周期。
能源强国建设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体系变革的嵌入式路径
为应对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地缘化逆流，中国摒弃传统大国零和竞争与霸权主导逻辑，秉持共享共赢理念，以“嵌入式”引领模式助力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并释放正向溢出效应。这一治理路径由理念嵌入、制度嵌入、产业链嵌入三重维度协同支撑、逐层推进：理念嵌入凝聚价值共识，筑牢治理变革的话语与思想根基；制度嵌入参与全球规则共商共建、重塑治理秩序，为国际务实合作搭建制度框架；产业链嵌入推动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筑牢物质基础与发展动力。嵌入式路径强调在尊重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将中国能源转型经验凝练为可供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的合作方案，有效回应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关切，引导全球能源合作从“权力主导”转向“发展主导”，从“规则接受”迈向“规则共建”，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理念嵌入型引领：贡献中国智慧，筑牢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价值基础。理念嵌入通过注入新的价值内涵与分析视角，丰富并修正国际议程的设置逻辑与评判标准，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朝着更高质量、更具包容性的方向演进。该理念的贯彻落实主要依托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建设。其一，共建能源安全共同体。立足全球能源安全深度依存的现实特征，各国能源风险具有明显外溢性与传导性，单一国家能源危机容易演变为跨国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筑牢共同能源安全底线。其二，共建转型发展共同体。清洁能源转型红利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理应由国际社会共同享有，尤其要保障全球南方国家以合理成本获取绿色技术与产业发展空间的正当权益，推动“公正转型”从伦理层面的理念倡导，切实转化为具体可推进、可落实的国际合作议程。其三，共建全球责任共同体。坚定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历史排放责任，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足额气候资金、开展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支持。
从“光伏治沙”实现生态修复与能源生产协同增效，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带动就业扩容与产业升级，中国形成绿色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范式，依托多边论坛、发展合作与知识共享平台，系统传播兼顾发展与减排的“发展型”叙事，契合全球南方国家兼顾经济增长与低碳转型的现实诉求，为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注入公平正义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导向。
制度嵌入型引领：参与规则共建，明晰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演进路径。制度嵌入是指在承认并积极参与现有全球与区域清洁能源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贡献中国方案、推动规则演进、创建互补性制度安排等方式，优化全球治理体系规则、技术标准与合作议程，兼顾多方主体利益诉求，尤其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持续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规则影响力。
其一，深度参与并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改革完善。作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国际能源署等全球能源治理机构的关键成员，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通过资金支持、知识分享与项目合作持续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积极推动机制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与决策权，引导多边机构技术援助与融资项目更加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能力与优先需求。例如，中国推动多边开发银行优化环境社会保障政策及贷款条件，增强政策弹性与发展适配性，更好支撑各国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其二，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合作平台。中国在参与全球机制的同时，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中非清洁能源伙伴关系、金砖国家能源研究合作平台等载体，深化区域层面制度嵌入。这些平台立足各国实际发展需求，以务实项目合作为抓手，聚焦能力建设、技术示范、联合研究与政策对话，既是全球清洁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也为参与国提供多样化合作选择，依托可复制的落地实践，持续推广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与适配各国国情的技术标准。[9]其三，前瞻布局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构建。在规则尚未定型、竞争激烈的关键领域，中国依托全球最大清洁能源市场与先行应用优势，主动设置国际议程、引领规则创设。例如，在绿色电力市场互联互通领域，依托全国碳市场与绿电交易体系的运行经验，联合东盟、中亚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探索建立区域性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互认机制与跨境交易规则，为全球绿色电力市场体系提供中国方案。在能源数字化治理领域，围绕虚拟电厂、车网互动、能源大数据等前沿方向，积极推动形成兼顾系统安全、运行效率、数据主权与互联互通的技术标准与治理原则，避免少数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形成标准垄断与排他性市场。
产业链嵌入型引领：构建产业生态，夯实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物质支撑。产业链嵌入是中国引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最深层、最具实质影响的实现路径。中国凭借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通过技术赋能、产能协作与市场联动的深度整合，将自身发展成果有机融入全球能源转型的物质基础，以市场化分工与产业生态的深度绑定，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种基于经济互联与共同利益的“硬联通”，为理念传播、制度参与提供稳固物质支撑与长效内生动力，使中国的引领作用贯穿于全球能源转型的过程之中，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筑牢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韧性基础。我国已建成覆盖上游关键矿物加工、多晶硅与锂化合物制备，中游光伏电池、风电叶片、储能电芯、逆变器等核心部件制造，下游系统集成与工程建设的全产业链体系，形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配套完备、市场响应灵敏的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凭借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枢纽优势，我国成为维护全球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支柱。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深度交织、相互依存，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这一格局大幅抬升个别国家推行“脱钩断链”的经济代价与现实操作门槛，并能够从实体产业层面有效制衡各类极端排他性治理行径。其二，推动产业技术标准制定优势转化。中国企业与标准化机构深度参与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平台的标准制定工作，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充电接口、光伏组件可靠性、风电设备等优势领域，将经过国内市场大规模验证的先进适用技术标准推向全球。中国依托产业领先实现标准引领，推动自身技术规范和实践经验有机融入国际通用规则体系，打破少数国家长期垄断标准制定的格局，助力构建包容开放的国际标准体系。其三，推进产业合作与能力融合发展。中国以产业链嵌入突破单纯货物贸易范畴，深度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与绿色能力建设需求，依托共建“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框架，以及海外投资建厂、共建产业园、联合研发、技术转移与人员培训等务实举措，将清洁能源产业优势转化为合作伙伴本土绿色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例如，中国在东南亚合作建设光伏制造基地，在中东开展大型光伏电站运维技能培训，在非洲推广“光伏＋农业”综合应用模式。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模式，有效助力当地培育本土绿色产业、扩大就业规模、提升能源技术水平，在深度合作中凝聚利益共同体共识，为推动开放包容的国际能源合作、抵制单边保护主义奠定坚实产业基础。综上，通过多维度、全链条的产业链深度嵌入，中国持续为全球能源转型输出优质产品、先进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并依托利益共享、技术共通、能力共建的深层联结，稳定发挥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结语
当前，全球能源格局进入加速重构期。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治理逻辑泛安全化、合作格局阵营化、竞争方式工具化的地缘化转向，清洁能源政策与贸易工具被异化为地缘博弈手段，全球绿色转型陷入“共识难达、承诺难守、行动难调”的行动困境，国际社会步入范式竞争与规则重塑的关键阶段。
面对全球清洁能源治理困境与变革诉求，中国立足“十五五”开局与“双碳”目标推进的关键阶段，依托坚实产业基础、完整供应链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智慧韧性的新型能源体系，扎实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同时，以理念嵌入、制度嵌入、产业链嵌入的引领路径，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从权力博弈向发展导向转变、从规则接受向规则共建转变、从地缘对抗向合作共赢转变，为破解全球能源转型困局、缩小南北发展鸿沟、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韧性提供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能源转型路径提供重要借鉴。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国际能源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推动绿色技术、绿色资金、绿色标准普惠共享，为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注入持久动力，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武汉大学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课题组：《以能源转型促能源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与战略思考》，《中国软科学》，2025年第8期。
[3]孙传旺：《能源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绿色基石”》，《人民论坛》，2026年第3期。
[4]《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气候政策倡议组织：2025年全球能源转型融资图景》，2025年11月4日，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5/Nov/IRENA_CPI_FIN_Global_landscape_energy_transition_finance_2025.pdf。
[5]《2025年世界能源投资》，2025年6月5日，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investment-2025。
[6]李昕蕾：《清洁能源外交：全球态势与中国路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1页。
[7]李慧明、赵梓含：《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及其影响》，《欧洲研究》，2024年第6期。
[8]张锐：《清洁能源供应链与美欧绿色殖民主义扩张》，《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6期。
[9]余晓钟、罗霞：《“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与推进策略》，《亚太经济》，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