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波，1957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市。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198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90年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12月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近30年，2021年9月至今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讲席教授。分别于2018年和2021年当选国际哲学学院（IIP）和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正式院士。主要从事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研究，提出多种原创性观点或理论，如“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等项目。代表作有《逻辑哲学研究》《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分析哲学——批评与建构》《悖论研究》等，另外出版了《逻辑学导论》《逻辑学十五讲》《逻辑学是什么》《与大师一起思考》等教材和专著。曾获得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
○ 刘叶涛，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本访谈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9期。
○ 陈老师，您好！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可否谈谈您的求学经历，以及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 我生于湖南常德一个普通农家，早年生活条件很不好，曾严重营养不良，导致身体患病，比同伴晚两年上小学。但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高中老师们的水准都不错，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还在大学任教过，很认真地教我们读书，所以学到了不少东西。高中期间，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英语老师陈作卿，听说我成绩不错且喜欢读书，主动联系我，从当时未开放的学校图书馆借书给我看。他主要推荐俄罗斯文学作品，那时我读了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一些作品。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苦恼于找不到书读。父亲是乡村剃头匠，交游广，从外面借来当时流行的小说供我读，我也读当时的报纸。那时我做着文学梦，试着写诗和小说，想由此找到一条出路，但由于底子薄、功底浅，不成气候，只在地县级文化馆刊物发过很短的几篇。1977年上半年传来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正在秋修工地搞宣传，无法脱身，只在考前请十天假，简单复习了一下。后来总算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湖南师范学院政教系。那一年，在我们高中八个班近四百人中，仅我一人考上大学，机会真的得来不易。
进入大学时，正值国家除旧布新，号召“向知识进军，向科学进军”。我们这代人，好不容易上大学，求知欲特别旺盛。当时没有像样的教科书可读，我在图书馆借书阅读，以自学为主。由于是文学青年，当时的文学梦仍未醒，读得最多的是中西方文学作品，像外国小说和诗歌、中国古代诗词和散文、当代中国散文等。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后，偶然买了沈从文小说集《神巫之爱》，读后非常喜欢，然后比较系统地读了沈从文作品。早年是文学青年，现在仍是文学爱好者，一生从文学作品中获益匪浅。
大学时好像上过自然辩证法课程，至少阅读过孙小礼等人编著的、当时是内部初印且尚未正式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教材，还到省图书馆听过自然辩证法系列讲座，在那里第一次听到多个芝诺悖论，为我后来系统研究悖论埋下最初的种子。我也由此体会到，应该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于是阅读了当时能找到的一些科普书，关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的。读了进化论，我终生变成了进化论者，考虑哲学问题，喜欢从进化论视角切入，而不愿诉诸先验和超验视角。
大学期间读了不少哲学书，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还读过几本当时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教材，也读了翻译出版的一些苏联哲学书，其中奥夫相尼科夫的《黑格尔哲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书引发了我对哲学理论的最初兴趣。读大学时，我就立志以后做学术工作，但对以什么为主攻方向仍感到茫然。恰在此时，罗剑辉老师给我们讲授逻辑课，我觉得很合我口味，几乎是纯学术的，于是打定主意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认真读了金岳霖主编、当时刚出版不久的《形式逻辑》，仅就其所述内容的准确性和可读性而言，我至今仍认为该书堪称上品。还读了吴家国主编的《普通逻辑》，国内20世纪50—60年代逻辑大论战辑成的《逻辑问题讨论集》（三辑）。与数学系一位同学一起学数理逻辑，他给予我很多帮助。1981年本科毕业之际，我顺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专业研究生。
○ 从您的学术道路看，逻辑学既是一种专业训练，也是一种进入哲学问题的方式。您早年从逻辑史入手，后来逐渐转向逻辑哲学研究，为何会有这一转向？您又是如何确立起“以逻辑知识和技术为支撑的哲学研究”的研究路径的？
● 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马玉珂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西方逻辑史，当时主编了教育部教材《西方逻辑史》。那时我们重点读亚里士多德、麦加拉—斯多亚逻辑、中世纪逻辑、阿拉伯逻辑、西方逻辑通史等方面的文献，参与翻译了波亨斯基的两种逻辑学史著作，但未能出版。孙中原老师当时给我们讲授先秦逻辑史，我由此读了名辩家和墨家的一些原典，也读了孙老师本人、温公颐、杨沛荪等人所编写的多种中国逻辑史著作。1984年底，我以题为《斯多亚逻辑研究——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的论文毕业，获得哲学硕士学位，随即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我当时想，研究逻辑史自然很有意义，但以此为志业，钻进故纸堆里，远离学术中心和主流，并非我之所愿。于是，我跑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新近英文文献，找寻合适的学术方向。后来认真读了苏珊·哈克的《逻辑哲学》（1978）和尼古拉斯·雷谢尔的《哲学逻辑论题》（1968），觉得哲学逻辑特别是逻辑哲学很适合我，遂开始这方面的学习研究。
研究蒯因哲学推动了我的进一步转向。1990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在职博士生，导师是黄顺基教授。我先前读过蒯因的《从逻辑的观点看》以及其他论著，对蒯因哲学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他抓住关键性论题直入主题的理论洞察力，清晰、简洁而又严密、细致的分析论证方法，偏爱从逻辑和语言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对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后来出版两本研究蒯因哲学的著作，包括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后者1997年由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并与涂纪亮先生合作策划、主持翻译了《蒯因著作集》（六卷本），于2007年出版。正是从研究蒯因哲学开始，我的研究逐渐从以逻辑学为主转向以哲学为主，定下了“以蒯因为榜样，用逻辑知识和技术做支撑，主要研究哲学问题，建构哲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我主要研究逻辑哲学，先后出版了《逻辑哲学引论》（1990）、《逻辑哲学导论》（2000）、《逻辑哲学》（2005）、《逻辑哲学研究》（2013）、《悖论研究》及其普及版《思维魔方，让哲学家和数学家纠结的悖论》（2014）等。2017年，我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在诸多同仁的合作下，完成《当代逻辑哲学研究指南》（七卷本），将由人民出版社“国家社科基金精品文库”出版，全书兼具工具性和研究性双重性质，希望成为未来若干年内国内逻辑学、逻辑哲学以及更一般的分析哲学研究的指南。我主持完成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争——回顾、批判与建构”和“分析哲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新探”，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受校方资助举办十余次国际研讨会。调入武汉大学后，我又主办了“逻辑与哲学”系列讲演和“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累计近百场，均体现了我的这个研究路向。
○ 您在语言哲学方面提出“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突出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意向性、交往实践和语言共同体的作用，引发较多关注。与此同时，您又长期围绕名称如何指称对象、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之争以及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展开研究。可否谈谈，您为什么要把语言共同体和社会实践引入意义理论研究？这种语言观又如何影响您对指称理论的思考？
● 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批评克里普克语言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克里普克反对描述论，提出严格指示词理论，并围绕“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展开讨论，在当代语言哲学中影响很大，但我从接触伊始就对它们持有系统的质疑与异议。关于“语言如何工作”“意义如何生成”等问题，我提出和论证了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其要点如下：（1）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2）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互动。（3）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4）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5）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6）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把“语言和世界”的二元关系变成“语言、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其中语言共同体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施加了决定性影响。该文先后用中英文发表，并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这种社会建构论，在意义和指称问题上，我又提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主要回答“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对象”这一问题。我不同意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但也吸纳了其中的有益洞见，由此构造了一种混合型的新描述论，其要点包括：（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据中心地位。（5）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6）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
○ 近年来，您持续讨论事实问题，提出了一种“认知主义”事实观。在真理问题上则尝试发展“没有事实概念的新符合论”。可否介绍一下主要观点？
● 主要受金岳霖“事实是被接受和安排的所与”“化所与为事实”等观点的启发，我反对本体论的事实观，即认为事实是预先存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和认识的实体，取而代之提出和发展了认知主义事实观：“事实”是认知主体带着特定的意图和目标，利用特定的认知手段，对外部世界中的状况和事情所做的有意识的剪裁、提取和搜集，因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混合物。通过凸显和遮蔽、放大和缩小等手法，这种“事实”甚至可以用多种方式“撒谎”，从而扭曲和掩盖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相。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事实性话语”保持警醒。
我把上述事实观推进至司法审判领域，提出“法律证据”的四要素说：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材料+具有可采性+得到法庭或陪审团的接纳和认可+展开为一组事实性命题。我还提出一项新的司法审判指导原则：“以审判程序为中心，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用以取代旧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关论文发表后，引起哲学学者和法学学者共同关注，已经发表多篇与我商榷的论文。
在提出认知主义事实观和证据观之后，我进一步提出“没有事实概念的新符合论”。我论述说，使用“事实”概念的传统符合论已经面临很多严重困难，主要是难以说清楚“命题”与“事实”谁先谁后，以及命题如何与事实“符合”。不过，为了确保真理的客观性，任何合理的真理论都必须坚守符合论的如下洞见：不是我们语言中的东西或者我们心智中的东西，而是外部世界中的东西，使得我们描述这个世界状况的命题为真为假。完全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不使用“事实”概念又坚持传统符合论核心洞见的新符合论，它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假定。由于语言具有生成性，在定义真概念时，新符合论必须诉诸塔斯基所使用的递归程序；融贯是真理的内在要素；真概念绝不是平庸和不足道的，相反是非常实质性的。追求真理是我们的使命。
○ 我注意到，近几年您还围绕哲学、道德和逻辑提出了一系列“反例外论”思考，发表了很多新见解，也引发很多关注和讨论。可否谈谈，您提出“反例外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理据何在？
● 2017年以来，我发表多篇论文，阐述一种反哲学例外论的元哲学观，其要点是：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及其效用上。哲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即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实认知；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宏阔性和高度复杂性，尽管实际上很难获得确定无疑的真理，但追求真理仍是哲学研究和哲学论辩不可或缺的规范性指导。哲学也追求智慧，后者包含四个要素：良善的动机、广博的知识、审慎的判断和真诚的行动。合理性（rationality）和理解（understanding）是在求真之上追加更多要求，因而“理解”（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是比获得真理更高的认知成就，不能用“追求合理性”和“追求理解”来否定哲学的“求真”目标。
我还用认知主义事实观去讨论著名的“是与应该”问题。我论述说，休谟、摩尔等人提出的“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和“规范”之间的分裂和鸿沟是虚构的。没有纯客观的事实，因为事实有认知主体的主观介入；也没有纯主观的规范，因为规范必须有客观基础和学理依据。我们的需求、意图、目标，有差距的现实状况，广义科学原理与社会共识，以及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等，把“是”与“应当”关联起来，由此架通了从“事实”到“价值”和“规范”的桥梁。上述观点的主旨是反对道德例外论。
逻辑例外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支配地位，但已经遇到一些难题：如何证成逻辑规律？如何说明相互竞争的逻辑并从中做出选择？如何说明逻辑规律的普遍可应用性？如何说明逻辑对于正确思维的规范性？我发表多篇文章，反驳逻辑例外论，其核心观点是：逻辑例外论建立在一些未加仔细辨析和批判性审查的预设之上，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像其他科学一样，逻辑学既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约束，也需要来自人类自由心灵的理性约束；逻辑学具有某种特殊性，但就其研究对象、建构方法和评价标准而言，是与其他科学相连续的。逻辑学并不是其他科学的例外。
这些研究背后共同体现了我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要轻易把某个领域宣布为“例外”，不要用一些僵硬的二分法去阻断思考，而要把哲学问题放回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实践和理性活动中加以考察。
○ 除了艰深的学术研究，您还长期从事逻辑教学和逻辑普及，出版过好几本教材和普及读物，也独自建设了“逻辑导论”和“悖论，思维的魔方”等一流本科课程。可否谈谈您如何理解逻辑教育的目标？
●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长期从事本科生的逻辑教学。我主讲的“逻辑导论”先被列为北京大学通识课，后升格为核心通识课，几乎每学期都开课，选修学生常年保持在两百至四百人之间。我调入武汉大学后依然开设此课程。总体上教学效果优良。
我撰写了《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十五讲》，《逻辑学导论》迄今已出五版，多次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我与我的前博士生张力锋和你合作出版的教材《逻辑学概论》也被广泛使用。我单独开设两门慕课——“逻辑导论”和“悖论，思维的魔方”，先后入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与课程配套的普及读物《思维魔方，让哲学家和数学家纠结的悖论》曾位列中国高校图书馆借阅量榜首。
我曾在慕课《悖论，思维的魔方》开篇说道：大学里应该传授两类知识，一类知识“实实在在”，另一类知识“奇奇怪怪”。学习第一类知识后，学生能够成为此类知识的使用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劳动者，能够直接在企事业单位就业，也为自己谋一份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学习第二类知识，则有助于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势，开拓其理智空间，激发其理智好奇心，使其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一种健康、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培养一种宽容和接纳的文明态度，能够成为民主社会中独立自主、理性负责的公民，经进一步深造后，有可能成为知识的创造者和生产者，成为各行各业中的精英人物。“悖论”典型地属于“奇奇怪怪”的知识。
我曾经反思：我们为什么失去了提问的能力？做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诚实，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当下，培养诚实的反思与批判性思考能力，这是包括逻辑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在AI时代，正确提问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
○ 您在牛津大学访学后，十几年内集中精力进行英文写作和国际发表，参与国际对话。对许多中国哲学学者来说，如何进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既是语言问题，也是问题意识和论证方式问题。可否谈谈在牛津的访学经历为什么会成为您学术生涯中的又一次重要突围和转型？英文写作和国际发表又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提升和改变？
● 2007—2008年间，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我到牛津大学访学，合作导师是该校威克汉姆逻辑学讲席教授蒂莫西·威廉姆森，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当时已发表很多有影响力的论文和几本有影响力的著作，当选为多个国家和国际科学院院士。他曾不带丝毫恶意地对我谈到：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经济在高速发展中，有很多大学，也有很多哲学系，肯定有很多哲学教授，但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很少听到你们的声音，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很少见到你们的文章，在国际性出版社也很少见到你们的著作。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威廉姆森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效果。尽管当时已经50岁，我仍决定放手一搏，开始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争取国际发表。打定主意后，我先写了一篇争议较小的论文：《荀子的政治化和伦理化的语言哲学》，2009年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这是我在A&HCI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此后，我开始撰写质疑克里普克哲学的英文论文，发表过程异常艰难，大多数投稿最初就被拒绝了。但我没有放弃，反复修改，多次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发表了我关于克里普克哲学研究的第一篇英文论文，Theoria、Croat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等刊物发表了我的其他篇章。迄今我在A&HCI期刊发表有关克里普克哲学的批评性和建构性论文近十篇。我还发表有关休谟、弗雷格、蒯因的哲学研究以及关于事实、证据、真理、悖论等主题的英文论文，迄今累计发表A&HCI期刊论文近三十篇。
在写作英文论文过程中，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威廉姆森和苏珊·哈克早期都曾帮我审阅文稿，甚至动手修改，还有来自审稿人的间接帮助。从审稿人的评论中，我总结出如何按国际学术标准做学问，主要是体现学术研究的“对话”性质和学术观点的论证论辩性：在一个学术传统中说话；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话；说一些自己的话；对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系统的论证；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回应。
我的英文写作和发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有一定的国际发表量，也有较广的国际学术人脉，我于2018年当选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2021年当选国际科学哲学学院（AIPS）院士，从此正式进入国际哲学共同体。在中国很活跃的荷兰逻辑学家范本特姆曾对我说：你为中国年轻一代哲学学者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 您近期关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这一议题，并提出“新本质主义”，可否谈谈您为何关注这个议题，试图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呢？
● 这要追溯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阶段的学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特别强调马列原著学习，我们花了一年时间上马列原著课，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由此奠定了我在学问根底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很重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下面这句话记忆犹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也觉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在主旨上有相通之处，都是把人从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变成这个世界的主动参与者，都倡导从人的实践角度去看问题：我们认知我们需要认知的，我们认知我们能够认知的，我们的认知和行动都服务于人的个体生存和类生存，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必须在我们的生存实践中起作用。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我思考当时国内刚介绍引进的欧陆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其中的反本质主义论述，但我在理智上从未被这些论述所说服，因而也从未接受它们。我也研读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在当代哲学中复兴本质主义的论著，但对他们所发展的模态本质主义却持有诸多保留态度。从1990年代以来，我一直想撰写长文，通过发展一种新本质主义来捍卫悠久的本质主义传统。我坚定地认为，本质主义不是过时的认知范式，而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对我们认识世界、做出合理决策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研究这个论题太重要了，我将把它作为我未来研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将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开展哲学史、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哲学、科学哲学和社会本体论的交叉研究；系统梳理古典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模态本质主义和当代本质主义，聚焦本质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直面“事物是否有本质、如何界定本质、本质与实践—认知—社会建构的关系、如何认识本质”等核心难题；吸收亚里士多德、洛克、黑格尔、克里普克、法恩等人的思想，回应欧陆后现代思潮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反本质主义挑战，原创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新本质主义”，重建本质的客观性、解释力和实践价值，服务科学认知规范和社会共识的建构。
○ 您接下来还有哪些要完成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对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的年轻人，您有什么样的期许？
● 首先要完成已经承诺的事情。完成贵州国学重点项目——“中西比较：罗素和金岳霖”，其结项成果争取作为专著出版。还要完成“北大人文学科文库”立项的《克里普克哲学研究》。多年以前，我就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了两份出版合同：《批判性思维十五讲》和《逻辑小史》。批判性思维虽然在国内热了多年，很多学校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但迄今为止没有一本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的教材，我想试着写出这样一本。我早年学习和研究逻辑史，想给国内读者写一本短小精悍的逻辑史，主观上想达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水准：简明扼要，条理清楚，读起来有趣，还启人深思。我还想修改甚至重写先前已经出版的几种著作：《蒯因哲学研究》《爱默生哲学研究》和《冯·赖特哲学研究》，扩充篇幅，加强研究性，在国内重新出版。
我还有很多英文写作任务，如应邀给国际著名出版社拟出版的多种专题文集撰稿，修改多篇英文论文再投稿，甚至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我的拟写论文清单上有很多待写题目，都是多年研究思考的一些想法，需要逐一把它们落实到纸上。正如黄永玉为沈从文题写的碑文所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对我而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吧，完全不干活，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也用我尊崇的作家路遥墓园纪念石墙上的铭文自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总结我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我想借用苏珊·哈克的四句箴言寄语后学，它们也是我本人的学术坚守：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不要随波逐流；主张连续主义，抵制错误的二分法；坚持下去，在困难时期挺住就是一切；别忘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始终对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复杂而多元的世界。根据她一贯的提倡和践履，我还要加上一条：坚持理智的严谨和诚实，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