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9月，《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医药工业进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的关键阶段。基于健康经济学和全球卫生治理的分析框架，本文对规划涉及的相关核心主题展开学术思考，特别强调三个要点。第一，医药工业的最终产出不是药品，而是健康。第二，衡量产业成败的终极标准，是增长的财富能否转化为可测量的健康收益。第三，中国能否在全球医药创新体系中完成从“成果使用者”到“重要贡献者”的角色转变。为此，本文基于五个视角进行探讨：以健康产出重塑绩效评价、以临床价值校准创新方向、以数智化扩容优质医疗供给、以价值为基础构建多元支付、以高水平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期为中国医药产业的长期发展提供超越短期政策周期的参考。
一、引言
医药工业是少数兼具战略属性与民生属性的产业。它一端连接基础科学与先进制造，一端连接医疗服务与人民健康；既是国家竞争力的载体，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性的约束条件。2026年9月，中国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培育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并首次以首创新药全球占比25%、创新药产业年均增速20%等可量化指标锚定2030年的发展愿景。
政策目标的清晰化，恰恰使一系列更深层的学理问题浮出水面。全球范围内，医药产业正面临相似的结构性挑战：创新成本持续攀升而研发效率不断下降（即著名的“反摩尔定律”）；高龄化与疾病谱转型推高卫生支出，支付体系的可持续性普遍承压；地缘政治重塑全球供应链，效率与安全的目标相互冲突；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加速渗透，但其健康价值的证据基础尚不充分。中国的问题在普遍性之上叠加了特殊性：超大规模市场的转型压力、从仿制到原创的跨越难度、医疗服务体系与支付能力的空间不均衡。
本文尝试回答五个超越短期政策周期的普遍问题：产业绩效如何衡量？创新方向如何选择？技术红利如何兑现？支付制度如何支撑？全球分工如何定位？
二、绩效之问：医药工业的最终产出该是什么？
评价医药工业的传统指标体系，包括产值、投资强度、获批数量、上市速度等，衡量的是中间投入，而非最终产出。这一区分并非语义之争，而是政策设计的枢纽。若绩效评价以中间指标为锚，产业行为必然围绕指标展开：追求更快上市、更多品种、更大规模；唯有以最终产出为锚，资源配置才会指向健康本身。
从健康经济学看，医药工业的最终产出应该是居民健康：生命年的延长、疾病负担的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家庭灾难性支出的避免。健康是人力资本，是发展的基础要素。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以延长劳动者有效工作年限、提升生产率，并通过减少疾病负担增强家庭与社会的发展韧性。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提升，已证明医药技术能够转化为健康成果；面向未来，健康政策还需由疾病治疗向“预防—诊疗—康复—健康管理”全周期延伸，与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的国际改革方向形成呼应。
以健康产出为最终标准，还意味着重新理解卫生支出的增长。随着经济发展与收入提高，健康需求扩张是规律性现象，这本质上是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觉醒，而非单纯的成本上升。政策目标不应是压缩合理的健康需求，而应提高健康资源的边际产出：减少低价值、非必要服务，将资源导向预防、临床急需与显著改善健康结局的领域。这正是全球“价值医疗”改革的核心逻辑，也应当是任何医药产业政策的长期标准，不因规划周期而改变。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医药工业评价体系的成熟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医药政策从“产业本位”向“健康本位”的成熟程度。
三、创新之问：从数量竞赛到价值校准
全球医药创新面临一个公认的悖论：研发投入持续增长，新药产出却相对停滞。中国的处境有其特殊性：在研新药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原创引领能力与国际一流水平仍有差距。2026年1—9月，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显示国际市场对中国研发质量的认可；但交易规模的增长并不自动等同于源头创新能力的跃升。对外授权是路径而非目的，若以交易数量和合同金额作为创新绩效的代理指标，可能掩盖能力结构上的短板：靶点发现、转化医学、全球临床运营等上游环节的薄弱。
问题的实质是创新方向的价值校准。若创新激励主要取决于“能否快速做出可授权的资产”，理性企业的最优策略是拥挤在验证过的靶点与机制上做边际改进。唯有当评价体系转向临床价值，能否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能否改善生存质量、能否降低全生命周期疾病负担，创新资源才会流向重大疾病、罕见病、儿童用药、老年疾病和耐药感染等社会收益高而市场激励不足的领域。
更深一层，原始创新是制度产出的函数。医药创新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其可持续性取决于稳定透明的监管预期、能够容忍长期失败的耐心资本，以及打通“基础研究—转化—临床—审评—产业化”链条的协同机制。国际经验反复表明，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力本质上取决于制度质量而非要素投入强度。对中国而言，“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最终要穿越的不是技术门槛，而是制度创新。
四、技术之问：人工智能如何转化为健康体系能力？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药物发现、临床试验、生产制造与医疗服务，其对医药产业的意义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数字化转型。但值得警惕的是两种简化：一是将AI视为单纯的研发效率工具，二是以“技术上能否实现”替代“价值上是否值得”。
对中国而言，AI在医药领域最具系统意义的潜力，或许不在实验室而在服务体系。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且分布不均，患者向大城市大医院集聚，其根源是高水平的医学知识与诊疗经验难以低成本复制。AI对医学知识、临床指南与诊疗经验的整合能力，在医生主导与规范监管的前提下，能够赋能基层机构与青年医生，使部分优质医疗服务从“依赖少数专家”转向“可复制、可扩展的数字化能力”。这一转变若能实现，其公共健康收益可能远超研发端降本增效的账面价值，从而直接作用于健康公平的更高维度。
这引出一个方法论原则：任何医药新技术的评价都应接受卫生技术评估（HTA）的完整检验。简而言之，HTA不仅问“临床上是否有效”，还要问“经济上是否合理、公平性是否改善、患者是否真正获益”。医疗机器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操作精度，还在于减少患者损伤、缩短医生成长周期、通过远程协作扩大优质服务的可及半径；数字疗法（digital therapeutics）的价值不在于算法本身，而在于其临床终点是否经得起随机对照与真实世界证据的双重检验。技术评估若停留在工程参数层面，政策就会被演示性应用牵引，而非被证据牵引。
中国拥有大规模患者群体、丰富临床资源与多元应用场景的比较优势。若能同步建设真实世界数据基础设施与数据治理制度，中国完全有条件在AI医药应用的证据生产上形成国际竞争力，并为全球各国贡献可借鉴的评估方法与经验证据。通用技术的红利属于开放体系，证据能力则是竞争新阵地。
五、制度之问：创新价值如何通过支付体系兑现？
医药产业存在一个独特的经济循环：今日的研发回报来自明日的支付制度。因此，支付制度不仅是卫生政策的组成部分，更是创新政策的组成部分，这是医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产业经济学的要点。
这一循环当前面临双重压力。一端是支付能力的约束：高龄化推高卫生支出，基本医保基金在“保基本”的定位下难以覆盖全部创新技术与多层次健康需求。另一端是创新回报的依赖：若无稳定的价值识别与回报机制，长期高风险的研发投入难以为继。简单压低价格可以短期缓解基金压力，却以削弱创新动力为代价；放任高价则透支支付体系并加剧健康不平等。发达经济体的国际经验表明，出路在于以临床价值与健康产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以药物经济学与HTA为价值识别的工具，让高价值创新获得合理回报，让低价值同质化产品在市场竞争与支付政策中被自然出清。
同样重要的是“最后一公里”问题：药品获批或进入目录不等于患者实际获得。处方行为、医院配备、流通结算等环节的制度摩擦，会使支付承诺无法兑现为患者可及。医保、医疗、医药政策的协同，本质上是在修复这一价值传导链条。
从结构上看，单一支付体系无法同时实现“可持续”与“可及”两个目标。基本医保坚守保基本，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与慈善援助构成补充层次，其多元架构对高值创新药、罕见病用药与先进疗法尤为关键。商业保险若仅充当费用补偿工具，其价值有限；若能通过产品设计、健康管理和风险分担深度参与，则可成为连接创新、服务与需求的枢纽机制。一个运转良好的“基本+商业”混合支付体系，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制度课题，对全球中等收入国家亦有示范意义。支付制度的创新，本身是医药创新生态的国际公共产品。
六、全球之问：开放体系中的位置与责任
医药创新具有高度的全球化特征：知识、人才、资本、临床证据与制造能力深度依赖跨国配置。地缘政治的变化使各国普遍面临“效率还是安全”的两难。疫情以来的全球经验表明，关键原辅材料、高端制药装备、分析检测仪器等环节的供给中断，足以让整个创新链条停摆；因此，自主可控能力，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与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已从产业议题上升为安全议题。但须警惕直觉性的误判：对这一两难，封闭自足是直觉的回应，却未必是正确的回应。产业安全的实质，不是全链条的自我复制，而是在全球网络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拥有可信赖的供给能力。局部韧性恰恰需要全球协作的深度嵌入来支撑。
中国医药产业的全球角色正在经历历史性转换。从全球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到重要贡献者，这一转变已现端倪。下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可能应该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全球同步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和海外注册认证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第二，原创产品和标准化证据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第三，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药品供应、公共卫生能力、本地化生产与人才培养合作中，将产业国际化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可负担、可持续的医药解决方案，在应对重大传染病、高龄化与气候健康风险等共同挑战中具有超越商业的战略价值。
这一角色的转换也伴随着责任：一个医药大国对全球健康公平负有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这既是道义命题，也是长期利益所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国家信誉，是医药产业最难以复制、也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七、结语
医药工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应该成为以“人的生命与健康”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这意味着它的绩效标准、创新逻辑、技术评价、支付机制与全球定位，都不能完全套用一般制造业的框架。产值可以衡量一个产业的体量，唯有健康产出能够衡量它的价值；授权交易可以衡量国际化的速度，唯有源头创新能力能够衡量它的地位；目录准入可以衡量政策的覆盖，唯有患者的实际获得能够衡量它的成功。
中国医药工业正在经历从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超大规模市场、丰富临床资源、完整产业体系与持续增强的创新能力，构成这一跨越的要素基础。而更深一层的基础是制度能力，打通研发、评价、生产、应用与支付各环节，让科学、产业、医疗与支付体系对齐于同一个标准。这个原则理应超越五年规划的周期，也超越国界，因为一个以健康为最终产出的产业，其成就从来无法只用一国GDP来计量。中国医药产业若能始终以此为坐标，其增长将不仅是中国的福祉，也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作者：刘国恩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