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政策的积极性，体现为投入和优惠的力度，更体现为对文化创新规律的主动适应。文化创意难以预先设计，市场热点也难以靠行政力量制造。对千千万万创作者和经营主体来说，政策的积极性落到实处，主要在于创新门槛降下来、投入预期稳得住、市场渠道走得通、文化资源用得上。

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培育创新生态。过去，文化政策较多采取项目制、评审制，集中力量推出精品力作，有其必要性。如今，文化生产呈现主体大众化、组织小型化、协作网络化的特点。网络文学常起步于个人连载，微短剧可能诞生于十几个人的团队，数字文化产品也常由小微企业完成早期开发。政策若主要围绕成熟机构和大型项目配置资源，容易覆盖头部、遗漏长尾。这样的生产格局，决定了普惠性、基础性制度供给的分量，必须以普惠供给培育创新生态。对个人创作者和小微团队而言，便捷的创作工具、可负担的算力和场地、清晰高效的版权服务、适配轻资产特点的金融产品、公平进入市场和平台的机会，往往比一笔奖补更为迫切。重大项目的牵引作用不可替代，创意孵化和创新全过程的支持同样不可缺位，扶优扶强与育小育新协同发力，新的创作主体才能不断涌现。

文化创作周期长、风险高，必须以稳定规则支持长期创新。一部动画可能制作数年，一款游戏需要持续研发，一个文学IP从连载到改编、衍生，也要经历较长的培育过程。若规则缺乏稳定性，创作者和企业容易转向短平快、追热点和低成本复制；而只有规则稳定、边界清晰，更多主体才愿意将时间、资金和精力投入原创。近年来，游戏版号常态化发放、微短剧分类分层管理、网络版权全链条保护等探索，持续释放稳定的治理信号。各类主体对准入条件、管理要求、权利边界和责任规范有稳定判断，才敢把几年时间投在一个创意上。底线同样是预期的一部分，只有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安全、数据使用、知识产权和从业者权益的边界划得清楚、守得稳定，为创新留出的空间才踏实。

政策实施所激发出来的旺盛而多样的需求，为创新持续提供回报。文化产品的价值，最终在阅读、观看、体验、传播和再创造中实现。从网络文学IP开发、文创衍生品消费，到演出、赛事、影视带动城市消费，文化需求正由单一购买走向场景体验，由一次消费延伸为多业态联动。有效需求的激发，对创新形成积极有益的回报，形成需求与供给的良性循环。消费端政策的着力点，正在于降低消费成本、丰富消费场景，让市场的反应及时传回创作生产环节。一张电影票、演出票、赛事票可以联动餐饮、住宿、旅游、文创零售，一个受欢迎的文化形象可以在文学、动漫、游戏、影视和衍生品之间持续开发。价值实现的通道顺畅，原创者获得合理回报，创作、消费、收益、再创作的循环就能自己转起来。

公共文化资源的开放共享，本身就是一种要素供给，分量不亚于资金支持，促进各类文化资源开放才能不断拓展创造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题材、形象、技艺和思想资源。当前，资源分散、数字化程度不高、授权流程复杂、权利边界不清等问题，仍制约着创作者的使用。对许多小团队而言，一套可合法使用的高清图像、一批经过整理的古籍数据、一个标准明确的授权接口，往往具有直接而持久的帮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的数字资源分类开放、授权使用和收益分享机制健全起来，创作端可用的素材就会持续丰厚。资源开放须以确保安全、尊重版权为前提；规则清晰了，文化资源可发现、可获取、可使用、可追溯，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就有更多可能。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政策成效也有衡量标准，资金安排、项目数量和产业收入是直观的尺度，原创能力、版权收益、从业者获得感和长期创作机制是更慢也更实的尺度；头部企业的表现显而易见，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作者的成长同样重要；大城市的资源集聚优势容易显现，中小城市凭独特文化和优秀创意获得发展机会，更能说明政策惠及面的宽窄。文化创新创造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人民，最活跃的场域在市场，最重要的保障在制度。想创作的人进得来，愿意长期投入的人稳得住，好创意顺畅找到受众，原创者得到合理回报，公共文化资源得到充分激活，政策的积极取向就通过这样的多元主体活力得到了检验，从而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生生不息的创新创造活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