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在晚年关注到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展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深刻批判。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探讨主要包括：通过揭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形态的差异，批判抽象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概念；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通过补充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强调西欧之外其他社会的主体性特征。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回应了《资本论》的相关观点与俄国现实的差别问题，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揭示了世界体系内部存在多元逻辑。
关键词：生产方式 社会形态 欧洲中心主义 东方社会 世界体系理论
作者单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
马克思在晚年对东方社会特别是对俄国社会的研究，蕴含着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然而，由于马克思在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欧洲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运行，因此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贡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凯文·安德森为主要代表。由此产生的理论效应是，仿佛马克思在晚年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明确批判标示出马克思思想的一处断裂。持“断裂论”观点的斋藤幸平指出，马克思早年研究隐含着一种认为“西欧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处于更高的历史阶段”的线性历史观。马克思在晚年对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研究，是完整理解马克思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肯定东方社会主体性的理论钥匙，也是消除理论断裂的关键所在。
一、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晚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这使得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这虽然只是马克思探查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所提出的初步构想，最终并未在正式回信中重申，但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不能认为“高级”的生产方式必然直接取代“低级”的生产方式。尽管马克思并未在正式回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作出明确预测，但他提示了在把握生产方式历史演进规律的同时，探查不同的生产方式何以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的研究方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列举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序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一论述构建了“五形态说”的理论框架。结合“五形态说”理解马克思晚年对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探查，可以发现这一探查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
第一条线索是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言说。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反对将不同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演进理解为“超历史”的历史理论。这种“超历史”的历史理论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线性演化论，认为人类历史遵循单一、固定的阶段顺序直线发展。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出现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新栋梁”，他们以线性演化论为依据，否定俄国传统特别是农村公社，否定不经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而展开的另一条历史道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必然被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取代。其二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理解为“理性”或“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遵循这一理论，自亚细亚发端的历史沿着“精神”的逻辑将自身引导到了日耳曼世界，最终“‘自由’已经有了方法来实现它的‘概念’和真理，这便是世界历史的目标”。黑格尔的历史演化理论的缺陷在于其只关心历史演进的逻辑，并依照逻辑进行排序，却丝毫不关心当日耳曼的环节已经成为现实时，为什么亚细亚的环节依旧存在于当下世界。面对俄国“社会新栋梁”的线性演化论，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是反对抽象的历史规律的。面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的前序环节并没有被“扬弃”在历史的尘埃和世界的晦暗角落之中，事实上，代表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且发生着交流与冲突。
第二条线索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在形成“生产方式”概念之前，马克思已经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完成了两项理论任务。第一，立足西欧各国现实状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德国与法国在市民社会的发育、经济学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马克思深入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引入英国社会视角后被进一步呈现出来。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并不存在抽象普遍意义上的“西欧资本主义”概念；在西欧，只存在按照资本逻辑展开的、发展形态各异的各国资本主义。第二，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文本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的考察。这一工作早先已由黑格尔进行。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运作不断在其内部制造贫困，而对外倾销与殖民扩张成为其缓解贫困、疏解内部矛盾的方式。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强调，世界市场的开辟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使并不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外部世界从属于资本主义。在对中国和印度的具体考察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铺开将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在完成这两步探索后，马克思将对不同生产方式之同时存在问题的探索视角置于西欧之外，开始从东方社会的主体性出发探讨东方社会的具体问题，体现了他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
上述两条线索构成了马克思提出并探讨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思想背景。据此可见，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从属于一个大的问题域，即如何理解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与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唯物史观要求揭示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强调任何特殊的社会形态都内在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总体之中，并且无法逾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坚决反对将社会历史规律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抽象规律，要求在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总体之中，具体地把握每一个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条件。基于此，唯物史观强调辩证地把握宏观历史与具体社会，反对将欧洲视角看作唯一视角。马克思在晚年着重把握的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综合了他在青年与中年时期的理论探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特征。具体来讲，马克思对该问题的探讨分为三个环节，后文将辨析这三个环节，以及这三个环节达成的思想进展。
二、从西欧到东方：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三个环节
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探索分为三个环节展开：第一，通过论证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呈现形态的差异，批判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第二，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第三，通过补充非资本主义社会视角，探讨西欧之外社会的主体性特征。
1.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形态的差异性批判
马克思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普遍确立和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所形成的世界体系，同时也强调要辨析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具体呈现形态的统一与差异。实际上，这项工作在马克思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就已开始。
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既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和黑格尔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形态的揭示。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美国版本的犹太人问题不再像德国、法国那样受神学影响，“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在于超越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和私有制。另一方面，在对比法国与德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时，马克思指出：“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马克思将这一现象称为“时代错乱”，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德国“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综合上述两方面可见，在使用“生产方式”概念之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或市民社会的批判就已经包含了对具体社会差异的揭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学思想发展的不同脉络及其差异性问题，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构成了互文式批判。马克思分辨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斯密经济学的过渡过程，突出强调德国、法国与英国经济学的具体差异、争论不仅仅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在何种程度上承认抽象劳动，而且是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如下观点：理论之谜的解答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德意志意识形态》则进一步对这一认识进行了阐发：“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那么同样，作为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也在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因此，经济学家的思想差异所揭示的是不同社会生产活动的差异，即生产方式的具体差别。
尽管马克思当时主要以西欧社会为研究批判对象，但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社会既存在统一性，也存在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具体差异。因此，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并不存在标准的或抽象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通过批判西欧社会而得出的重要结论。
2.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批判
在考察与批判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诸多文本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问题的批判，不仅关注到在西欧各国同时存在着具有差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从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视角出发来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存在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概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要点。通过生产工具的革新、交通的发展，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并“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里所谓的“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的要其他国家简单复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的后续观察中进一步阐述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具体发生方式，详细辨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相遇及具体差异性。
马克思在1853年先后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政论文章。在文中，马克思将“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看作“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似乎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中代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必然性。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具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也似乎指出了印度这一亚洲式的社会在发展上的落后，并将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历史发展环节中的进步形态。然而实际上，马克思明确限定了“进步性”的范围，即“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因此，所谓的西方领先于东方，不能被盲目地套用在“创造物质基础”之外的其他领域，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历史发展脉络必然不会与西欧社会完全相同。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视角考察中国问题。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与危机构成了其扩张的内在限制。以英国为例，1849年英国的棉纺织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亚洲市场存货堆积和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导致英国无法在1849年这个“丰收年”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提供了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担忧，即当“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存在“促进新危机”的可能性。其次，世界市场的竞争不只是生产力与技术的较量，因为生产的并非抽象的“商品一般”，而是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产品，换言之，工业生产与商品倾销只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局部环节。马克思明确指出：“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最后，使东方社会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尝试，受制于前者是否具有超越经济力量的国家权力。英国凭借在印度的最高地主的地位破坏了印度本土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看作“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一论点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问题上不仅有效，而且生发出新的理解：如果没有以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为支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将不能以自身的原则展开。换言之，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体系得以建立是因为它借助了国家权力的支撑，“只要这个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自由主义者必须也愿意毫不犹豫地引入国家干预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建立起来，又会用同样的手段使之得以维持”。
以上表明，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的问题域中，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研究表现为对东方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的反思，并将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世界范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从东方社会自身出发，探究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的东方社会如何与前者相遇，以及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何以避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地位。
3.东方社会主体性问题
第一，以东方社会为主体，马克思考察了政治权力对生产方式的支配与塑造。他认为东方社会的革命能够在重塑政治权力的同时重塑生产方式。在谈及印度革命时，马克思写道：“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而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出了这一设想，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是俄国农村公社获得新生的必要条件。尽管作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的印度未能保存旧生产方式，但印度与俄国的革命以及革命所带来的能够支配既定生产力成果的政治权力，是重塑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相较而言，资产阶级国家对生产方式的支配与塑造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并建立从属于自身的世界体系的目的而行动。
第二，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社会除政治权力之外还存在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非经济力量。在分析英国对中国工业品输出受阻的原因时，马克思发现“没有需求以及偏爱传统服式”“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这意味着社会文化习俗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抵抗。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这种社会文化习俗的抵抗力源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也就是说，既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形成竖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以非经济的方式与其他社会发生关联，并确证其所属的社会主体性与特殊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逻辑与东方社会的非经济力量的碰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自身局限性。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体性视角包含着三重意义。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具备对外扩张的绝对力量，在遭遇东方社会时，它表现出了自身的有限性。其二，欧洲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具备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适用性，它内在包含着剥削、扩张与冲突，无法使后发国家从中取得真正的发展。其三，东方社会应当并且能够从文明、文化等诸多层面确证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剔除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幻象，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
三、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理论意义
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的三个环节批判作为一个整体，既构成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也关联着更为宏大的理论图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回应《资本论》的相关观点与俄国现实的差别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四份草稿中持续提出的问题是，需澄清《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是否适用于西欧社会之外的理论困惑。马克思在正式复信中保留了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否定性的。“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这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马克思将《资本论》的主要讨论对象限定为英国、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已不存在农村公社。但需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资本论》与俄国问题彻底切割。《资本论》并不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研究，它揭示的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凯文·安德森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既不是一个“特殊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抽象普遍性”的概念，“而是充满了丰富而具体的社会视角，在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一个辩证总体中相互作用”。马克思坚持同时把握社会历史普遍规律与特殊社会形态，因此他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社会的理论抽象地套用在俄国问题上，坚持要具体分析西欧社会和俄国社会的特殊性。
第二个观点是肯定性的。“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俄国农村公社并不是独立于西欧资本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要素而存在的。西欧成熟的资本主义、俄国后发的资本主义与俄国农村公社的同时存在，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也要求俄国农村公社根据自身的主体性来正面界定其自身的发展形态。同样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结合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考量，这里“铁的必然性”包含三重含义：其一，先发国家展示的未来景象既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性特征，也落实为英国、法国、德国等特定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向外部扩张，俄国必然受到与之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其三，俄国内部资本主义要素若消灭农村公社，则将使俄国成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并必然服从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但俄国革命若能为农村公社发展创造条件，则不仅能够使俄国走上新的道路，还能够界定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
2.明确反对欧洲中心主义
当康德提出依据启蒙理性来构建共和制国家并形成永久和平的世界时，其关于启蒙的理性与规范无非是欧洲式的；当黑格尔沿着精神的逻辑，叙述从亚细亚到日耳曼的世界历史时，他使历史哲学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和他们不同，马克思并未陷入特定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幻觉。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唯物史观要求揭露和批判每一种历史理论的经济与社会条件，这凸显了马克思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鲜明立场。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中相继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其中的一种，但不存在以西欧历史脉络为标准的线性历史。正因如此，马塞罗·穆斯托认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使他“拒绝相信印度或阿尔及利亚社会注定走上欧洲的发展道路”。而在同一历史时刻，不同生产方式同时出现且发生交流碰撞，也不必然导致后发社会复制先发社会的发展道路，后发社会甚至有机会走上先发社会不曾经历的发展道路。可以说，马克思对以西欧历史为依据的线性历史观的批判，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马克思的世界体系理论。
3.揭示世界体系内部存在多元逻辑
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探查中可以看到，他试图回答除资本之外，世界体系理论的构建还能够以什么为依据。在谈论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具体来讲，俄国不必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才能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并且“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由此可见，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技术条件，可以为俄国农村公社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机器、轮船、铁路等并不必然被限定在先发社会的边界之内。后发社会可以直接引入技术设备，也可以在已有科学技术水平之上借鉴先发社会的成果自主发展技术设备，从而避免重复先发社会技术发展的工业孕育期。科学技术也因此显现出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这也正是俄国不必完整经历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表明，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包含着多种历史可能性的开放结构。在其中，资本的扩张固然构成内在动力，但资本并非世界体系的唯一逻辑，资本也并不能统摄所有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科学技术在同时存在的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之间的流动，既是重新组织生产力的过程，也呈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即资本逻辑在塑造世界体系的同时，也产生着否定自身的力量。不同生产方式的同时存在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揭示了世界体系内部存在多元逻辑。
从马克思对西欧社会内部差异的分析到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与殖民的批判，再到马克思对中国、印度、俄国社会的考察，表明生产方式同时存在问题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马克思的这一思考既明确表现了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以资本逻辑构建世界体系的批判，又证明了《资本论》的理论解释力，也启示我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条件下，要为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历史效应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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