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成立的大东书局到今年正好一百一十周年。过去有“商中世大开”之说，这是民国时期大出版社的排名，既是几家出版社成立的先后顺序，更是这几家出版社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份额的排名。如今，这五家大出版社中的四家，人们了解得比较多，研究得也比较充分，惟其中的大东书局我们了解很少，尤其是其除教科书以外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更是所知无多。
大东书局到1949年存世三十三年，到1955年合并于上海科技出版社，则为四十年。在成立后经营的四十年里，大东书局为何能迅速崛起于出版界？从资本、人才、生产链与经营之道等方面看，确有一定的特点和优势。
大东书局创办时，由四位合伙人出资三万元，192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十万元，1925年增资到二十万元，1930后四十万元，1932年增资为六十万元。抗战胜利后，1947总股本为五十亿国币（币值变化而来），国民党人陶百川掌控了大东书局，杜月笙做了董事长，后又兼任总经理。因为有官僚资本的进入，上世纪50年代实行军管。之后撤并到其他出版社。1947年的公司章程对历次资本变化而产生的执照变更记载甚详。
创业团队一流，对于大东书局影响巨大。如同商务印书馆一样，大东书局也是四位组成创业团队。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和王均卿都是江浙人士，这四人在创办大东书局时已有在其他出版企业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任职经历。吕子泉曾由夏瑞芳请为商务最早的发行团队，王幼堂任过中华书局的协理，王均卿和沈骏声一起办过进步编译所，该所并入中华书局故又在中华做过编辑主任。在大东书局，吕子泉管经营，王均卿任总编辑，有说他是具名而已，按他去世时《讣告集》里的行述是到60岁才脱离大东。大东书局创业团队主要人员出任总经理的时间比较长，第一任总经理吕子泉当任时间是1916-1928年，第二任总经理沈骏声任职时间是1928-1943，长时间任职保证了经营的稳定性。除了这四位创始人外，大东书局的其他重要干部也比较得力。孟寿春长期担任编译所所长，徐志仁也长期担任印刷所所长。
大东书局的起点比较高，产业链比较齐全。产业链上逐渐形成有编辑、印刷、发行等较为完整的环节，是大出版社的格局。这三个环节都由公司人物掌管，都有不错的业绩。
编辑环节是大东起家的第一步。大东书局曾声称：“本公司以出版为主要事业。”这个出版的概念是指出书，出书的第一个环节是编辑。大东书局的教材编写虽然在日后占有很大分量，抗战时期在重庆更加入国定本教科书联合发行，锁定占比为8%，但大东并不是像中华书局那样一开始便做教科书。大东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在当时出版业中占到第4位，这自然有各个环节的功劳，但首先在于编辑要编出自己的教科书。就一般图书而言，大东书局的门类也比较广泛，包括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儿童、科技等方面，所出比较有影响的书如《四库全书总目》（陈乃乾校），尤其是1931年出版的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后来大东书局还出版了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著钤印手写体）一函二册全。大东书局的杂志亦有七八种，《现代学生》1931年的数据是“销路已达三万以上，可谓广矣”，还有《紫罗兰》（周瘦鹃主编）、《星期》（包天笑主编）、《游戏世界》（周瘦鹃、赵苕狂主编）。
大东书局在1919年开始设立自己的印刷厂，逐渐地设备较为齐全，还兼并过几家印刷公司，到大东书局创办15周年时，其印刷有凸版、凹版、平板三种技术形态，能承印政府印花债券及各银行钞票以及商标等，如此业务齐备在当时的大出版社里也只有商务、中华、大东等三四家。1931年店庆15周年时，大东书局的纪念册中对于自己的印刷很是骄傲：“本公司印刷之声誉，数年以来，较之出版，有过之而无不及，诚本公司印刷设备之完全，出口之精良，在在俱高人一筹”“在印刷业中，已获得有相当之地位与荣誉，此社会之所公认，而亦本公司之所深自庆幸者也！”这一年《申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现在大东又恢复了以印刷为生命线的原状”，这说明印刷在大东生产链中的地位。到30年代，大东书局的印刷就更为突出，1934年大东书局对印刷有这样的自评：“凡印刷之工作，平版、凸版、凹版三种技术可以包括无余。本局总厂对于该三项印刷设备无不具全，大小机器百余架，职工四百余人，任何印件俱可视其工细难易，分别制作。在印刷工业不甚发达之我国，本局虽不敢以牛耳自居，然如此完美之设备，全中国亦惟一而已，此实所可引以自豪者也！”至战后，大东的印刷更在全国出版业印刷里占有前二的位置，除印刷书籍外，曾为当时的政府印过钞票、印花税，是赢利较大的部门。
大东书局的发行比较强大，世界书局成立初期没有自己的门点，所出图书便交由大东书局发行。至上世纪20年代，除总局（店）外，大东书局还有全国分支。以1922年最早开设的广州和汉口为起点，在全国设16处分局。1931年大东书局新发行所大楼启用时，上海多家报刊曾发消息，《申报》的消息是：“大东书局总发行所，因原址不敷应用，已在四马路望平街口，觅定四开间三层楼新铺位。连日纠工改建门面，布置内部，日以继夜，大约在月内即可迁移新址营业矣。闻新铺位一切建筑设计，俱由陈永兴营造厂承办，该厂主富于美术思想。故门面之富丽遹呈，装修之精美华贵，在四马路实可推首选云。”
生产主链之外，大东还有其他产业，最有名者如30年代开办的东方舆在学社（简称东学社）与法律函授社。其机构设置大致与生产主链相同，初中期以总务处总其成，另有分局、印刷所、编译所、总店四大块。1934年改为总管理处、总厂、总店三个机构，其中总店为编辑发行等出版业务。至战后则为总管理处下设管理。出版、印刷、发行，分管相关的业务。
大东书局的经理团队懂得经营之道。书店（出版社）的经营要义在于生意经与文化经的协调，第二任总经理沈骏声在十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一篇文章《出版界应有的努力》，文内说：“骏服务本局以来，蠡测所及，深知出版界责任重大，实握文化渐进之枢机，十五年来，兢兢惕惕，不敢自忘其职志，然以频年内战，影响所及，收效未宏。”
作为总编辑的孟寿椿也在这个纪念刊上发文说，一个国家“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国际地位的真正平等”，可以摘要地回答：“努力文化事业，是唯一不二的法门。”那么这责任的承担，“负有促进文化使命的学者及专门家自不待言，尤其是共同负有促进文化使命的出版界责无旁贷”。他说他作为书局的总编辑，把贡献世界文化和挽回国际地位的真平等这两个重大责任，要自告奋勇地挑起来。
在15周年之际，一般编辑和职员也都表达了对于自身应有的文化责任感。有人说“学术前途之发展，更有赖于本局者甚大”“在营业方面可以不负股东付托之重，在文化方面亦可不负社会期望之殷”。
懂得经营之道的生意经，故而一手抓教科书，这是现代大出版业的生命线，再辅之于花样百出的营销手段，大东书局的生意堪称红火；懂得经营之道的文化经，故而另一手抓出好书，这是大出版业获得恒久价值的根基。大东书局在这两方面都立起来了。
作为经营之道的辅助，大东书局还曾重金征集出版标记。又根据业务的发展，重视迁地经营。其门市部有过两次搬迁，最初在上海福州路昼锦里口，后移到福州路110号。印刷所也数迁，先后在蒙古路森开里和北西藏路公益里、牯岭路101号和北福建路2号，总店也迁移过，后在福州路山东路口310号。
大东书局最后的辉煌大约是依赖官僚资本的介入（其主要人物是陶百川），战后复原的一段时间里上海一地职工人数过千人，标榜“日出一新书”，加上其印钞与印票据的高额利润，业务居然有比较迅猛的发展。
1956年，大东书局的职工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华书店、大东印刷厂。到这年底，大东书局的几家印刷厂奉命支援西南迁往广西南宁，组建广西民族印刷厂，该厂1957年正式建成。
前面提到大东书局曾经征求出版标徽，这里再说大东书局的店招。1931年大东书局成立15周年并大东书局新屋落成，在时事新报上刊出《大东书局特刊》，由蔡元培题定特刊名，但不是店招。从历史图片看，大东书局大楼的大门上方有店招，但不知何人所写。其出版物出版机构署名有几种方式，既有书法体的，也有美术字，还有宋体字的。
大东书局是否还有另一个原创办人？这个问题是《上海出版志》带出来的。此书在介绍大东书局之起时，说由吕子泉等四人合资创办。但在介绍民国发行机构时，对大东书局发行所有这样的叙述：“由创办人狄平子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晕四人合资经营”，这一句狄平子与吕子泉之间无标点符号，句中又说有四人，初疑是否羼入文字，但此段文字后又有“原创办人狄平子晚年信佛，因而在门市房屋改建时在山东路转角处建有塔形建筑一处，成为书店标志”，狄平子即狄楚青的号，他创办过有正书局，是否创办过大东书局，我未找到其他材料，姑存疑。
本文若干历史资料源自——叶新、潘俊辰编：《大东书局史料初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25年；《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陶亢德：《陶庵回忆录》，中华书局，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