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深度互鉴，凸显出构建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的必要和迫切；人工智能的迅捷发展，又逼我们再次反思人之为人的本质问题。刘梦溪《六经智慧：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六经智慧》）一书颇能给我们以启发。先生认为“‘六经’是经学的‘本经’‘祖经’，其余都是支脉、流裔”，那么于中国文化的研修而言，注目“六经”，就是《大学》所谓的“知本”。“知本”也是“知止”，追求对纷繁的支脉余裔的超越，使自己立足于本源之上。在这个知识暴增、信息过剩的时代，“知本”“知止”显得尤为重要。先生经学之“经”注目“六经”，经学之“学”则侧重义理。书名正标题之“智慧”，副标题之“价值”，都反映了这一侧重。义理即是思想，关乎价值，开启智慧。先生在该书题解中说：“我从‘六艺’即‘六经’中，抽绎出爱敬、诚信、忠恕、知耻、和同、狂狷等价值理念，分别给以分疏阐释，以期建构中国文化核心观念的价值系统。”所以全书分为六章：《敬义论》《立诚篇》《原忠恕》《论知耻》《论和同》《论狂狷》。六章环环相扣，建构出一个自足的“价值系统”：敬、诚是本体论，忠恕、知耻是工夫论，和同是境界论，狂狷是人格论。“本体·工夫·境界·人格”四者互证互阐，向读者显现古老而永恒的“六经智慧”。

敬、诚为本体，意味着二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先生说：“诚是自然而然如此，敬是无论如何必须如此。”于天道而言，“诚”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天地万物只会“自然而然”地运行和展示自身；诚伪的问题只发生于人的世界。去伪归诚，便是“诚之”。《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正是此意。如何归诚？《中庸》又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归诚的途径，一是“择善”，即知善而向善；二是“固执之”，即对“择善”行为的持守。“固执之”其实就是先生所说“无论如何必须如此”之“敬”。所以先生一方面指出“择善、明善、向善，是通向‘诚’之道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指出“‘敬’乃是进入‘诚’的通道，是‘思诚’的途径，亦即诚之达道”。只有靠着“无论如何必须如此”之“敬”的精神力量“择善而固执之”，人才能回归真实无妄的状态而“立诚”，也才能与天道之诚相参，从而立于天地之间——作为本体的“敬”“诚”可以确证人性。

从敬诚本体论出发，再看《六经智慧》一书后面所论之忠恕、知耻、和同、狂狷，就能一以贯之了。孔子对“恕”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生认为“这是对‘恕’的全称判断和全称诠释”，换言之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人”。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要诚敬面对“己所不欲”，亦即诚敬面对自己内心——这就是将心放正之“忠”。先生指出忠、诚、敬三者的密切关联，提示“‘恕’本来离不开‘敬’”，所以恕道其实是以诚敬为其本体论根据的。“知耻”即孟子所说“羞恶之心”，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孔子也将“行己有耻”作为士之为士的第一德品。孔安国注曰“有耻，有所不为也”，问题在于，人之为人为什么必须有所不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诚与不诚。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先生解释道：“此类事例，都耻在一个‘伪’字上。”耻于不诚，不耻于伪，故“知耻”便是对“诚”之本体的回归。“和同”与恕道有关联，先生评价“恕”“体现了孔子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所谓“异量之美”，就是能够包容甚至欣赏异者之美，就是“和而不同”。先生指出：“‘和’是包含有诸多不同的多样统一的状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缺乏多样性的世界是单调死寂的世界。真实世界生生不息，说明“和而不同”是这个真实世界的“诚”，对和同之境的追求便是归诚了；归诚必须有“敬”，有“敬”才会有对异量之美的包容和欣赏，才能达到和同之境。先生对“狂狷”的分疏阐发是一部系统的“关于狂的思想小史”。按孔子“四品人格”论，有中行、狂、狷、乡愿。中行是孔子主张的理想人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也有明确界定；乡愿乃似是而非、以假乱真者，孔子斥其为“德之贼”。四者意义既明，价值排序似乎也就自明。但先生敏锐发现四品之中“最有可能与‘乡愿’同流合污的恰恰是‘中行’”，因此他重新给四品进行价值排序：狂第一，狷第二，中行第三，乡愿第四。因为“狂者”“狷者”均“不媚世”，虽未达于“中行”，却绝不会流为“乡愿”。不媚世，不乡愿，即不“伪”而“诚”矣。立诚，即狂狷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本体内核。

先生以耄耋之年，发六经之奥，将自身经验与经学义理整合为“六经智慧”，建构出“中国文化核心观念的价值系统”，为我们展现（其实也示范）了“立人之道”的精髓：敬诚本体，使人知其归依；恕耻工夫，使人明其行履；和同境界，使人有所向往；狂狷人格，使人守持“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