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许多古文家在写出零散新作后，常誊抄文稿，交予师友、同窗、弟子及家人阅读。这些读者通过圈点、批注等方式反馈意见，有的还转递给他人以实现再传播。这一传播互动形态，与当代微信朋友圈的发布—交流机制颇为相似。此种文人交游方式既是古文批评的重要载体，亦是情感联结与社会网络建构的纽带，不仅促成了清代古文创作的兴盛，更推动了古文批评的新变。这一运行机制启示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不能仅聚焦静态文本，还应以动态的视角还原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其社会文化语境；既要重视经典作家的价值，亦不可忽视普通读书人的历史合力。
关键词：古文评点 别集 朋友圈 社交网络 文学共同体
清代不少古文别集附录有同时代人的评点，这类评点具有选本评点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值得深入发掘。如果我们不将这些别集评点视为静态文本，而是以动态视角来梳理其生成机制，则可以发现在许多清代古文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当代微信朋友圈的互动方式，而此类评点正是这一互动方式的产物。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指出：“由于各个时代之间具有很强的共性，对于不同时代的理解就具有双向关系。不了解现在肯定是因为对过去的无知。但是，如果对现在一无所知的话，要透彻地理解过去也可能同样是空想。”参照当代微信朋友圈的运行逻辑，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阐释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方式。本文拟采取以今视古、古今对比的视角，结合社会网络理论，通过对清代古文别集所附评点以及相关书信、序跋等史料的考辨，还原古文家“朋友圈”的运作模式，剖析其背后的文化动力，进而揭示其在古文创作、批评转型与社会网络建构中的多重意义，为清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提供新的思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方式虽在清代（尤其是康熙、乾隆间）最为流行，但毕竟滥觞于晚明，绵延至民国时期，本文为对其展开全面考察，在时间跨度上就不能不稍做上溯和下延。
一、清代古文家“朋友圈”社交的生成与运行机制
作为一种历史活动，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社交已成往事，但通过遗存的相关文献可以大致还原其过程与情景，就像通过考古可以追溯和复现历史一样。
清代古文别集所附评点的形式，涵盖圈、点、抹、眉批、旁批、尾评及题下评等，其中以尾评最为常见。从尾评的数量来看，多数作品都只有一二则，少数作品可达四五则或更多。这显然是经编辑者（或系作者本人，或系作者的友人、后辈、弟子等）或刊刻者挑选过，而更多人的评语可能因为篇幅和刻书资金限制而未予保留。例如，魏禧《魏叔子文集》［清易堂刻《宁都三魏全集》本］系其侄子魏世杰所编，魏世杰在该书凡例中说：“古人文集不加批点，然有一经批点，则文之精神要领逼出纸上，或如颊上三毛，象外传神，因取诸名家评点于诗文相发明者酌录之。”这里的“酌录”二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魏叔子文集》每篇文章之后附录的尾评是经过挑选了的，原有评点的数量应该远不止此。再如，邵长蘅《周栎园文集序》末附王士禛尾评曰：“栎园先生死，世无复此等人矣。此文词旨甚悲，如哀泉咽于危石。”又有陆嘉淑尾评曰：“意境殊不犹人，起处数语，便复耐人俯仰，后入感慨，一二语便止，矜惜笔墨如此，今人多不解尔，直以拖沓潦倒为工耳。文经阮亭评点，大约最严最当，予极爱其丹铅矜贵，亟语子湘当破例存之。”此处“破例存之”四字亦从反面透露，清代古文别集所附之评点多是经过筛选了的。
此类别集对于施评者的姓名，有四种不同处理方式：一是在尾评文字之末注明。二是在全书之首一齐列出，而每篇文章的尾评之后则不再一一注明出自何人之手。三是在各卷之首注明，这是因为各卷文章主要由某人或某几人施评。四是未在全书任何地方注明施评者姓名，这可能是因为施评者人数众多，评语并非完成于同一时间和地点；原作者当时未及时记录施评者姓名，刻书时无法忆起各条评语具体是何人所作，故只能阙略不载。四种方式之中，第一种最为普遍，第二、三种相对较少，第四种最为罕见。要之，绝大多数附有评点的清代别集都标注了施评者的姓名，尽管其方式不尽一致。这些标注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施评者姓名前后附有称谓词，如“侄”“孙”“师”“叔”“同门”“后学”等等，明确交代了评点者与作者的关系；有的虽没有加上称谓词，但以评点者姓名为线索，仍可以推考出他们与作者的社交网络。
借助大量古文别集所附评点的内容、姓名标注，同时结合相关书信、序跋等文献，我们可大致厘清清代古文家“朋友圈”社交的生成及运行机制：清代很多古文家在每写出一篇或数篇新作之后，往往会交给师长、朋友、兄弟、同学、弟子或后人阅读，而且很多时候不只是给一人阅读，而是抄录给多人；收受者阅读后，往往通过圈点、批注反馈意见；作者收到反馈的评点后予以保存；在作者的作品结集出版之际，这些评点便经筛选后随文附入集内。
清代古文家的这种社交方式之所以可与当代微信朋友圈相类比，其核心缘由或许在于：他们将零散新作示诸他人的行为，与今人通过微信平台将自己的作品、照片、观点、心得感悟等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以与自己的微信“好友”分享的社交方式颇为相似。
从具体交往情形观之，清代古文家传示文稿、求取品评的方式，常因客观交际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不同运作路径。若作家与“朋友圈”中人同处一地，那自然就只需抄录原作示之，甚至可直接将原稿交予圈内人阅读和评论。清初“易堂九子”（指魏际瑞、魏禧、魏礼、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是甲申之变后，相与隐居在宁都翠微峰的一个遗民文人群，他们志同道合，聚徒讲学，经常在一起切磋文章，俨然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古文交流圈。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每有新作，一般都会示诸其他几位友人以及子侄、弟子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易堂九子”的别集中保存着他们彼此间的大量评点，这充分说明他们当时是多么热衷于将自己的新作发到朋友圈。道光十九年（1839）至二十七年（1847）间，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等古文家在京师常与梅曾亮论文。龙启瑞在《彭子穆遗稿序》中说：“梅先生（指梅曾亮——引者注，下同）古文为当代宗匠，子穆（彭昱尧）、少鹤（王拯）暨朱伯韩琦（朱琦）、唐仲实启华及不肖每有所作，辄相就正，得先生一言以为定。”这非常明确地指出道光间众多古文家常以新作呈示、求正于梅曾亮的事实，无形中也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朋友圈”。
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当然不限于与之同处一地的身边人，对于异地的圈内人，他们往往抄录自己的新作，附以书信，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其手；如果要示诸多人，他们自然就给每人抄录和邮寄一份。秦瀛《致陈硕士书》云：“硕士足下，辱书，陈词卑虑，过自谦抑，并示以所为古文。”陈用光《与姚先生书》云：“前此所寄书及为用光、兰雪评定文字俱收到矣。”类似的记述在清代比较多见，这非常有力地证明清代许多古文家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自己的散篇新作寄予他人，以求教正或与人切磋交流的普遍事实。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云：“比尝与少鹤言，继自今吾党有所作，当一以寄正于先生，谅亦先生之所乐而不倦于勤者耶。”这里的“寄正”二字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清代古文家通过书信将新作寄予他人指正，从而维系和扩展“朋友圈”的努力。相比上述当面将新作示诸他人的行为，这种通过书信打破时空限制而将作品示诸他人的方式，与今人通过微信平台发布朋友圈的情况更为相似。
除了及时将零散的新作示诸“朋友圈”，有的清代古文家在其文集正式刊刻出版之后，也依然希望读者继续给予评点。吴甫《虞圃山人诗集》（清康熙刻本）凡例其九云：“凡诗文无评者，末皆留一空行，俟求大雅先生俯赐教正，倘肯惠然，即同贝锦。”又，王一宁《大一山房集》［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尾评，但《小照自题》一文却无，只标有“待评”二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向所有读到他文集的人发布邀请，希望他们读后继续给予评点，以便重印时增入，故可视为“朋友圈”发布行为的一种延伸形态。
除具体行为方式的相似之外，清代古文家将零散新作示诸他人的行为，与当代微信朋友圈发布在本质上亦有两点相似：一是私人文本或信息的圈层分享。无论是清代古文家的未刊新作，还是当代人发布的生活感悟、原创作品等，核心特征都是将私人化的文本或信息分享给特定社交圈层，以实现沟通交流的目的。二是传播的即时性。清代古文家交予他人阅读的，都是未正式刊刻的作品，多数是甫一写就或写就之后不久，就出示于人。与以往必须等作品刊刻成书后才能供人阅读的传播模式相比，此种交流方式大大提升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效率。今人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大多也是即时产生的文本或信息，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快速分享给“好友”。当然，二者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截然不同，这是由不同时代的技术条件与传播载体所决定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清代古文家的社交方式除了互阅、互评新作以外，还有雅集、唱和、结社、互作序跋、日常书信问候等。本文将互阅、互评新作而不是其他方式视为微信朋友圈在清代社会的镜像，主要是因为互阅、互评新作的方式，在作者与多位评点者之间构建起“发布—接收—反馈—再传播”的完整链条，具有鲜明的日常性、及时性与过程性，与今日微信朋友圈交流方式在机制和功能上高度相似，而其他方式却没有这些特点。
二、清代古文家的“点赞”“转发”及其社会网络建构
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和运行，除了许多古文家乐于将自己的散篇新作出示给他人，读者的积极回应及其与作者的互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今人在浏览他人的微信朋友圈后，常通过点击“爱心”“鲜花”“笑脸”或“大拇指”等图标表达关注、肯定与赞赏，有的还会写下一段文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心得等，此类互动形式多样，统称为“点赞”。清代古文家“朋友圈”的反馈机制和评论体系与此颇为相似。清人在阅读他人出示的古文作品之后，往往即兴提笔，以圈、点、抹等符号标识字句优劣，或以眉批、旁批、尾评、题评的形式进行评论，内容主要是概括、揭示文章的写作技巧、渊源、风格、水平等，其中以褒扬赞许之论居多。很明显，这里的圈、点、抹等，与今人微信点赞所用的各种图标在功能上有些相似，都是以抽象、简约的符号表达态度和观点，而尾评则与今人针对他人微信朋友圈所发内容的留言比较接近，都是以简练的文字表达见解和心得，以与作者（信息发布者）交流互动。要之，清代古文家在读到同时代人出示的新作后随文所作之评点，与今人的微信朋友圈点赞颇为相似，因此可以将清人的这一行为比作“点赞”。
今人发布微信朋友圈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就是在朋友圈展示和宣传自己，努力建构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对方在浏览此种性质的内容之后，常会心照不宣地点赞或评论。这样，双方就通过信息互动实现了情感沟通，维系了人际联结。由于每一位微信用户既可以是信息发布者，又可以是他人的点赞者，用户间互相关注、互相点赞，自然就催生出无数具有复杂结构的社群网络。
此种基于符号互动的社交模式，与清代古文家的文学实践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呼应。清代古文家以一篇篇零散新作示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文本展示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身份认同的建构。接收者以评点形式进行反馈时，往往遵循揄扬为主、商榷为辅的交际惯例。这种文学交流方式无疑有助于加强双方的情感联系。由于许多清代古文家向他人出示己作的同时，也往往是他人新作的阅读者、评点者，这样在他们之间自然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错综复杂的“朋友圈”。
邵长蘅自青少年时期便锐意进取，然科场蹭蹬，终生未入仕途，只得以辗转游幕为生。辛酸坎坷的科场经历严重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他一生为文，特别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赞赏，以弥补内心的巨大失落。邵长蘅非常清楚地知道：“古今工文之士，搯擢心肾，疲毕生之精力，以蕲附于立言，何啻千万！而挂名编简，传流至今者，仅数十人耳。其余则已音尘寂灭，真如飘风过耳，忽焉澌尽。彼其同时之人，岂尽才气相什伯？幸而有人焉表章其后则传，不幸而不遇其人则速朽。”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广泛地游历和交友，频繁将自己的新作出示友人。显然，邵长蘅之所以如此热心于此举，乃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古文写作才华，并希望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宣扬。事实上，他的写作才能确实赢得了康熙文坛的普遍赞誉。当时许多文坛名家，如毛先舒、王士禛、陆嘉淑、姜宸英、宋荦、冯景、吴士玉、顾景星等，在读到他出示的文章后，都以随文评点的方式给予一致好评。今观其《邵子湘全集》［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毗陵邵氏青门草堂刻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邵长蘅的古文作品多数都附有评点，且各篇的施评者多有变化，可见这些评点并非一时一地所作，而是他长期向新、老朋友出示新作，不断扩大朋友圈的结果。文坛名流的高度评价对于提高邵长蘅的文学声望和社会地位，无疑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再如尹嘉铨《随五草》（清乾隆日宣斋刻本）中有不少师友所作的尾评，方苞、锺集虚、鄂怡云、马西园、张兼山、范家相、翁方纲等均给予很高评价。他们不仅频频称赞其古文辞达理畅，可以扶翼世教，而且有意强调他与方苞的师承关系。如范家相评《上望溪先生书》云：“此等书质直而不伤于率，望溪先生师资之益，良不浅矣。”方苞在评其《答冯枢天书》时也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仆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晚年得生，深为吾道幸。”这些师友的积极“点赞”使尹嘉铨在乾隆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然，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互动中，除了“点赞”外，也有中肯的批评意见。梅曾亮曾在一封书信中提及，他读了友人吴子叙寄来的新作，不太认同，于是回信直言，该文不仅笔法不佳，而且立意也不高。他认为，为文不应专就古人议论之疵而辩驳之，而应当从古人书中汲取有益营养。应该说，这是十分诚挚的建议，对吴子叙无疑有很大启发作用。此类商榷性、批评性意见在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中应有许多，但刊入清代别集中的却很少见。原因很简单：负面评价有损于作者的文坛声誉。
今天的微信朋友圈之所以具有巨大的传播效应，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转发机制。当一位用户发布一条信息至其朋友圈之后，其所有微信好友均可转发至自己的朋友圈，后者的微信好友又可以再度转发……经过这样无限的、好似细胞分裂一样的转发，信息遂得到广泛扩散。今天很多信息之所以能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家喻户晓，就缘于微信平台的这一强大转发功能。
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也有类似的“转发”行为。魏禧《答邵子湘》云：“近于天石兄所见足下论文札子及所撰《贺公墓表》，甚服。海内文章家，弟素推朝宗、西溟（原误作‘铭’），今得足下，便为过之也。”魏禧从友人处读到邵长蘅的《贺公墓表》，表明魏禧这位友人是邵长蘅《贺公墓表》一文的“转发者”。据前文征引的陈用光《与姚先生书》所载，姚鼐曾将自己评点过的吴嵩梁作品寄予陈用光阅读。在这里，姚鼐显然充当了吴嵩梁作品的“转发者”角色。此类例子证明，在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内普遍存在“转发”他人作品的行为。毋庸置疑，这种“转发”行为对于推动作品传播，拓展作家的社交网络，增强其社会影响和知名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今天的微信朋友圈中，信息发布者和点赞者的互动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过程。无可否认，点赞者的点赞和评论在给予信息发布者以情感支持的同时，也维持了与发布者以及他们共同的微信好友之间的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还实现了对自我的呈现，有助于获得广泛的群体认同。同理，清代古文家“朋友圈”的“点赞者”每一次给予作者以赞赏，在推动其作品传播的同时，其实也进行了一次自我呈现。倘若一位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为多位古文家“点赞”，长期积累之下便可建构起庞大的文坛社交网络，进而获得相应的社会声望与文化资本。
我们今天从许多清代古文别集所附尾评的署名，可以看出施评者既有不少文坛名流，也有很多陌生的名字。如梁份《怀葛堂文集》（清雍正刻民国补抄本）的评点者，既有万斯同、李塨、王源、魏禧、彭士望、邱维屏、李绂等名家，也有冯敬南、查小苏、陈二游、刘师二等名望不大的普通文人。这些普通文人本身的创作水平可能并不太高，但他们通过评论名家作品而得以附骥尾，从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为后人更多地了解他们提供了可能性。评点他人之作的评语，可以凭借他人之作的流传而得到流传，这应该是清代不少古文家热衷于评点时人新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进一步来看，评点他人之作绝非单纯地替他人作嫁衣，事实上也是评点者展露自身古文功力、实现自我声名传播的重要方式。陈用光《与秦小岘方伯书》云：“曩阅舅氏山木先生居京师时，与阁下过从至熟，得所商榷舅氏文字一册阅之，信知阁下之用意于文章者为甚深矣。”陈用光读过秦瀛评点鲁仕骥古文的文字后，便深信他具有很深的古文修养。
三、清代古文家“朋友圈”的文学与社会效应
清代古文家通过“朋友圈”式的文学交流，不仅促进了个人作品的传播与接受，还对当时的古文创作、古文批评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这种交流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创作的繁荣，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这首先表现在，评点中的赞语给予古文家们以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励他们不断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清代古文的繁荣发展。毛先舒《答陆冰修二首（其一）》云：“伏读手书，文采辩丽，且评次折衷，精入杪忽。仆文不能传，赖此书传，则仆文真不徒作。特许与过当处，大不堪耳。后幅戒勿轻用其语，感足下期我甚高，诲我甚深。”毛先舒面对陆嘉淑的评点，感激和兴奋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曹肃孙《记安溪李文贞公》文末自记云：“凡集中眉评，皆新梧（指钱仪吉）师所训语也，特存之以志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给予作者以极大的鼓舞，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人的赞赏和期许是古文家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朋友圈”的点赞互动不仅为古文家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而且构建了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沟通交流机制，使作家能够及时获得反馈，改进自己的写作技巧，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平。梅曾亮与管同都是姚鼐弟子，关系紧密，自然时时相与切磋文法。据梅曾亮《管异之文集书后》记载，梅曾亮初好骈文，经与管同交流后，对骈文、古文的得失长短有了全新认识，于是肆力于古文写作。管同读到其部分古文之后，又指出其不足之处，梅曾亮深为叹服。梅曾亮在这里虽只提及管同一人，但他与姚鼐、方东树等师友之间的交流，也由此可以推想得到。可以肯定，梅曾亮古文写作水平不断提升，后来成为继姚鼐之后桐城派的又一位古文大师，其“朋友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其二，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方式，促使古文评点衍生出一种新的模式，其批评主体、性质与形态，皆与传统选本评点不同，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就批评主体而言，这一模式实现了古文评点由专业评点家垄断向各阶层文人广泛参与的转变。在整个中国文学评点史上，古文评点主要是依附选本而存在的，施评者主要是一些著名的评点家，如吕祖谦、谢枋得、真德秀、茅坤、孙琮、储欣、沈德潜、余诚等。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方式，使古文评点不再专属于少数著名评点家，而是蔓延至各阶层文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任源祥《鸣鹤堂文集》、蒋永修《蒋慎斋遇集》（清康熙刻本）等别集的评点者虽有侯方域、魏禧、陈维崧、任绳隗、储欣等文坛名家，但更多的是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普通文人。贺贻孙《水田居文集》（清敕书楼刻《水田居全集》本）的评点者有其弟、孙、外孙、族孙、后学、门生等，几乎都是我们非常陌生的普通文人。类似的例子很多，难以一一列举。这说明，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方式，使古文评点成为各阶层文人普遍参与、运用的一种具有大众化特点的文学批评方式，体现了清代文学权力自明代以后继续下移的发展态势，是清代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代性的一个表征。
在评点性质上，实现了从静态的单向度批评向动态的对话式批评的转变。古文选本中的评点大多是后人对前人作品的单向度、滞后性品评，作者通常无从知晓后世对其作品的评价，只有少数作者因作品入选同时代人所编之选本，才有机会了解他人对于己作的评点。相较之下，清代古文家在“朋友圈”式交流中的评点，则是针对同时代人作品的即时性品评，作者与评点者之间可以便捷地展开双向对话，这一优势是选本评点所无法比拟的。据张自烈记载，他曾就吴应箕的两篇文章提出修改建议，但吴的作品正式刊刻后，他发现吴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在此例中，虽然吴应箕对张自烈的意见未予采纳，但这从反面证明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中对话与互动的存在，这无疑有助于写作技巧的交流和写作水平的提升。
在评点形态上，实现了从单一的结果呈现向完整的过程展现的转变。古文选本中的评点一般是后代选评家所作，其评点主要表现为一种静态的文献，或者说，展现的主要是评点的“结果”；而在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过程中，评点则具有明显的即时性、现场性，不仅显示了“结果”，还展现了作品最初的接受和传播“过程”。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件作品从写作完成，到出示同人、接受评点，再到评点被筛选、保存，直至最终随文刊刻成集的完整“生产链”。
其三，在清代古文家“朋友圈”交流机制的作用下，古文评点不再仅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更成为古文家交流情感、砥砺思想的重要纽带，因此衍生出构建文人交际网络、凝聚文学共同体认同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具有深刻的社会史意义。
章文然在其师刘青芝《江村山人闰余稿》［清乾隆二十年(1755)刻刘氏传家集本］卷首识语中说：“吾师每一文稿成，必命文然楷录。文然间以所窥测者，妄识数语于行间。而吾师朋辈及诸弟子闻之，亦欣来共赏，各抒所见，杂记其旁。今亦不辨为谁氏语，故姓氏莫载。”这大体交代了正文各篇文章所附评点的形成过程，也让读者体会到当日评点者和作者之间平等、活跃的交流氛围。对于他们来说，评点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活动，也是一种提供审美愉悦的精神享受，或者说是一种具有诗意性的日常生活内容。这无疑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方式促进了社会网络的构建与扩展，催生了诸多大小不一的文人共同体，进而推动了作家思想、情感的交流和古文理论的传播发展。“易堂九子”通过互阅、互评新作，砥砺气节，倡导经世之风，抨击明人游谈之习，对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及士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法式善《存素堂文集》［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收录有同时代29位文坛名家的评语，通过这些评语可以看出，“嘉庆年间的京城存在着一个较为广泛的古文交流圈”，亦可“发现嘉庆年间文人引王士禛‘神韵说’入古文批评的独特现象”。桐城派古文家也多热衷于互阅、互评新作，这是该派古文“义法”理论得以代代传衍、群体成员不断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借用徐雁平的话来说，“对于一文学流派而言，这是框架建立后的丰实充盈”。朋友圈式的交流增强了古文家的凝聚力和身份认同，使他们以群体的身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康熙、乾隆二帝亲自参与并推动《古文渊鉴》和《唐宋文醇》的编纂及评点，很大程度上即是有鉴于古文家群体的重要影响力而采取的规训与引导策略。
当然，人们对任何社会风气的态度向来不会完全一致。尽管古文家的“朋友圈”交流方式在清代相当盛行，但持保留或反对意见者也有不少——就像今天微信朋友圈尽管十分流行，但也有部分人不接受、不使用一样——这与每个人的个性、价值追求和处世态度等各不相同有关，不足为奇。
翁方纲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对时人评点之风持审慎立场。他在吴玉纶《秦中记庭训》一文的尾评中说：“必传之文。方纲于前辈及师友所为古文，不喜下赞语于文尾也，但圈出其筋节足矣。”此论隐含对清代文人群体中虚浮应酬之风的批判。考诸文献，翁氏仅对尹嘉铨《随五草》、吴玉纶《香亭文稿》等少数别集的少数作品施以尾评，体现出对文学批评独立性的维护。此外，保留态度还有一种表现，即虽曾替他人“点赞”，但自己别集中却未见有他人评点，如王士禛、施闰章等即是如此。
在反对派中，傅占衡和程廷祚二人堪称典型。傅占衡认为，评点时人新作，若褒扬过甚则易流于谄媚，而直指瑕疵又容易伤害作者情面，故难免虚应，算不上真正有益的文学交流。程廷祚则认为别集收录时人评语有自我标榜之嫌，若择取失当更会开罪评点者，故主张依循古制，一概不收。此二说虽立论角度不同，但均揭示出评点机制对文学批评纯粹性的潜在侵蚀。
还有的人原本认同，而后态度有所转变。在此方面，方苞堪称典型。方氏早年积极介入“朋友圈”互动，所著《望溪集》初刊本［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辑录147人评语凡350余条，然至暮年刊刻抗希堂本时，初版中的名家评语尽数删削，仅新增20余条编纂者评语。这一转变很可能是受上述反对派观点的影响，折射出方氏晚年对文学批评伦理的反思。
清代古文家对“朋友圈”交流模式的多元态度，反映了文学互动机制与文人群体心理的复杂性。客观公正地来看，这种交流模式中的“点赞”之语确有因人情而生的夸张虚浮倾向，但总体而言，多数古文家还是能在人际交往与文学本位之间保持平衡。因此，不宜因部分虚浮现象就以偏概全，忽视其在推动古文创作与批评繁荣、活跃社会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清代古文家通过作品互阅、随文评点所构建的社交方式，与当代微信朋友圈的“发布—互动”模式颇为相似：古文家将零散新作示诸他人，如同微信“朋友圈”发布；而评点者的圈点、批注则如微信“点赞”与留言。从本质上讲，二者都是将私人文本或信息分享给特定交往对象，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且都实现了传播的即时性。正因为这些相似性，清代古文家的这种社交方式可以视为微信朋友圈在清代社会的历史镜像。清代古文家的“朋友圈”既是古文批评的重要载体，亦是各阶层文人情感联结与社会网络建构的纽带，既推动了清代古文创作走向繁荣，也促成了古文批评的范式革新。
以上皆是借助清代别集所附评点还原而来的历史事实，这就启示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止步于对静态文本的解读，还应以动态的视角还原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其社会文化语境；既要重视经典作家的价值，亦不可忽视普通读书人的历史合力。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