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
摘 要：社交网络参与文化的兴起，使公共外交卷入了全球公众持续介入、转述、互动和再组织的传播过程之中，进而改变其意义生成、传播推进和影响积累方式。参与文化之所以能够推动全球公共外交转向，关键在于传播资源、平台条件和情绪因素等推进条件，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得到持续激活、组织和转化，进而形成推动公共外交实践展开的推进力量。这一力量的运行过程主要表现为起势、用势和蓄势三个层面：意义层面的参与通过公共性、社群性和情感性汇聚正当性、认同与共鸣，形成公共外交的起势条件；过程层面的参与通过传播节奏调整、传播流程重组和传播秩序塑造，将起势条件转化为传播推进的用势能力；结果层面的参与则通过关系结构、解释背景和行动节点的持续沉积，生成后续公共外交可以调用的蓄势基础。参与文化进入公共外交实践内部后，深层重构了其运行方式、推进过程和影响生成机制，并最终指向公共外交的参与调度能力，成为理解和迎接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变革的重要进路。
一、何以成势：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的参与转向
与旁观相对应的参与，被视为“数字文化最强大的气质”，它在社交网络理论与实践的描述或阐释中常由两个不同的词来指代——“participation”和“engagement”——前者的行为主体多为散在的全球公众，后者则主要指向政府、企业、机构等特定组织。这样一种双向且共享的社会实践，虽非社交网络空间独有，却因为数字化而具有了更高的能见度和普及度。社交网络形成的混合媒介生态高度强化了社群间的参与实践和个体流动，点赞、转发、跟帖、二创、打卡、联署等构成了多数人日常线上存在的基本方式。作为参与共同体维持社交、分享彼此、并肩产出的重要工具，社交网络平台支持多元分散的公众创造力，促成社会参与的常态化，从而推动形成了一个“更具参与性”的文化环境。
无独有偶，公共外交学者亦认为必须在“社会化”（socialization）这一最为显著的外交实践转型中理解公共外交。相较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更接近或已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基于这一关键转向，“公共外交本身并不是参与，而是一套参与的话语”，并且“被置于全球公共领域”。以参与为文化的社交网络所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载体，更是新的文化特征与运行方式，这一变化空前加速了公共外交的社会化转型，并使其具有了更鲜明的社会实践性。而且，即便公共外交主体并未主动发起社交网络参与，其对外活动也会在各类平台和用户的参与实践中，经由叙述、剪辑和扩散，重新嵌入社交网络参与文化所构成的意义与关系网络之中。因此，“现在是时候去超越公共外交中单向和双向的沟通和参与模式，以反思这种社会实践的表达、影响及其社会贡献”。
现有社交网络时代公共外交研究，大致沿着工具升级、场域变迁和叙事转向三条主线展开。工具升级的视角多将社交网络视为传统公共外交的数字化延伸，强调数字技术、在线互动和数字化公共外交实践对公众触达和互动效能的提升。场域变迁的研究思路则从数字化、平台化和算法化的传播环境出发，强调外交实践在混合媒介结构、平台逻辑、受众重构和数字信任关系中的再组织。而以讲故事、国家品牌、形象建构为核心，分析不同行动者在全球舆论场中围绕国家意义所展开的竞争，则更接近叙事转向的研究路径。国内围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家形象塑造、平台化传播、网络公共外交和数字外交等议题所形成的积累，也与上述研究主线形成呼应。它们分别从手段能力提升、结构网络重组和意义话语竞争等层面解释了社交网络时代公共外交传播条件的变革，但对于一个因参与文化广泛兴起而被推到前台的问题，回应仍不充分——究竟是什么在持续推动公共外交实践的运转与扩散，使一些行动能够被快速点燃，并在传播中超出原有设计，释放出预期之外的影响？
为此，有必要将参与文化视为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的一种动力。这里所说的参与动力，指传播资源、平台条件和情绪因素等推进条件，在全球公众的社交网络参与中得到持续激活、组织和转化，并由此形成推动公共外交实践运转、扩散和沉积的过程性力量。分析的关注点在于说明这种过程性力量如何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生成、组织和延续，侧重解释公共外交何以在全球公众的参与传导中持续运转。此处无意以这一说法替代既有关于平台逻辑、媒介化外交、连接行动、战略叙事和情感公众的研究，而是试图补充说明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转向背后的推进力量。
意义生产中的参与，使公共外交在正当性建构、认同聚合和情感共鸣中获得起势条件；这些起势条件在进入平台节奏、传播路径和可见性再分配之后，在参与的调度过程中形成了持续推进的用势能力；跨平台、跨事件的参与实践不断巩固关系网络、留存解释背景并增强行动节点，又进一步积累为公共外交的蓄势基础。起势、用势和蓄势分别对应参与动力在意义、过程和结果层面的三种运转形态，同时也对应着现有研究解释缺口的三个层面。这里将参与文化所推动的实践转化置于理论建构的分析中心，并辅以若干全球公共外交案例，对不同环节加以说明，从而为理解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的转向提供一种以参与推进力量为核心对象的解释框架。
二、意义的参与：社交网络时代公共外交起势条件的价值动力生成
公共外交的叙事传统特别强调官方价值阐释的闭合与完整，可是当用户以转述而非转发、评论而非浏览、情感投入而非信息消费的社交网络参与方式对待公共外交内容时，网络行动者的意义参与就会超出官方叙事者的意义预设，价值生成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当然，参与的活跃不会自动转化为公共外交的起势条件，社交网络中分散的正当性诉求、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经过聚合与转化，凝结成足以推动公共外交的实践力量，参与才真正获得其意义层面的动力形态。可以以价值动力为视角考察参与的公共性、社群性和情感性如何为公共外交提供起势条件。
（一）参与的公共性：多源叙事支撑全球公共外交的正当性建构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公共外交被定义为一个动态的对话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和谈判的结果，具有不同的权力立场和议程，他们相互竞争和影响，但有助于共同构建公共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当公众和相关利益方的声音被纳入其中时，公共外交才具备认同和接受的基础，但长期以来，这种公共性被简化为国家权威的单向输出，社交网络的兴起带来了基于参与文化的新公共性，它更加依赖“人们对共同或相互冲突的国家和全球利益的参与”。多元、开放、动态甚至碎片、冲突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反而使全球公共外交拥有了一个更好运作、更易进入、更具论争性的公共领域。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言，其间的“外交工作超出了国家之间传统的外交权力谈判，而是建立了基于共同意义创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共外交正当性的建构方式也因此从权威授予转向公共认同。
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外交初始叙事已无力发挥终结意义。公众、媒体、NGO、跨国公司和普通个体的多源叙事，构成了一个不断调整的意义生成过程。每一个社交网络用户都可以通过转发、评论、二创等方式，参与到公共外交的叙事框架及其话语的广泛传播中。不同主体在公开互动中形成的接纳与认同决定了意义的有效性，同一意义框架在多元参与的持续传导和公开确认中得到建构，公共外交才得以在社会层面确立正当性。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中的边缘叙事不断挑战公共外交的意义稳定性。它在多角度的信息扩展和创新叙事中影响公众对公共外交话语的接受和认同，甚至能通过自身的互动和表达改变其传播方式，重新定义或反向塑造那些预先设定的解释框架。在互动中获得流量并实现传导的边缘叙事，有机会在后续转述、争论和再生产中产生持续累积，从而获得左右社交网络的框架优势，相应削弱了官方主导的初始框架对意义的控制力。
这一点在海外文化展览中尤为直观。会展的意义最初主要通过官方策展文案和媒体新闻报道加以设定，但是项目进入社交网络传播之后，参观者的讨论、分享、Vlog和再叙述就在继续塑造其实际影响。观众对展览的评价，可能会强化原有价值框架，也可能偏离甚至改写最初设定。官方提供完整叙事来单向授予正当性的做法至多在多元介入、边缘叙事竞争和反复协商中获得一种阶段性稳定，整个活动不得不在多源参与的持续阐释中不断接受确认、修正和公开检验。换言之，公共外交正当性的形成方式已经改变，只有在开放的公共性中，公共外交才可能获得起势所需的社会承认。
（二）参与的社群性：多重“我们”促成全球公共外交的认同聚合
传统公共外交的策划设计习惯于诉诸一个笼统、抽象的外国公众对象，或追问“美国公众的误解”，或争取“非洲民众的理解”，或改善“欧洲年轻人的印象”。认同被处理为面向“他们”的态度变量，似乎“他们”是一个均质的整体，只要精准投放信息，便能收获预期的情感反馈。然而，社交网络已随着移动设备、定位技术和多语言界面的发展，降低了社会互动受时间、地点与文化（语言）限制的程度，使“移动、集体、动态的社会互动实践”成为可能。个体的国籍归属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在话题场、同城圈、移民群、粉丝网或业趣组等跨国的“我们”之中，通过往复互动、象征表态、关系连接等方式得到确认和接纳。曾作为公共外交受众识别默认框架的地缘文化边界，不得不让位于行为关系的动态编织。
公共外交如今面对的是嵌入平台关系、话题组织和互动记录中的动态社群结构，后者既提供了精准切入的可能，也设置了话语准入的障碍。科研、外交、国际教育类专业圈，气候、人权、科技、公共卫生等议题圈，抑或某一事件中的愤怒者、哀悼者、支持者这类情绪共同体，构成了不同的“我们”。进入其中，意味着接受一套特定的交往逻辑与共识规则。公共外交叙事若想在这些圈层中生根发芽，须先与其在话语表达与符号资源上实现对接，唯有完成跨国公共中的归属选择，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主动的转述和集体的认可。韩流外交（K-Pop Diplomacy）的实践，恰好为观察这一可能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本。相关研究指出，数字平台的扩展以及忠实粉丝群体的动员，使K-Pop成为国际合作的工具，强化了其在塑造超越国界的集体认同中的作用。偶像与公众长期形成的关系累积成为粉丝社群的黏合剂，粉丝社群与公共议题的持续互动又构成了跨国社群的情感基底。参与正是整个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中介，无论是情感力量的放大，还是话语资源的嫁接，都要通过持续的社群参与来完成，甚至国家也要经历这一过程才能进入、协商和调用这些成型的跨国社群，将特定的文化偏好稳定为一种公共归属叙事，并在持续参与中将其沉淀为公共外交得以起势的归属基础。
而且社群中的个体总是同时身处多个“我们”。同一个体，早晨在留学生群讨论签证，午间为气候议题组转发声援，夜晚在粉丝圈给爱豆打榜，社群入口随情境切换，彼此交织已是公众社交网络生存的常态。公共外交的某一次社群参与，会沿着这种多重身份的流动性发生迁移，而存在于不同“我们”中的个体也会在社群参与中将国家及其价值或政策引入自己的身份叙述，经由迁移转述和重新编码，沉淀为一种归属判断，最终使公共外交从说服抽象的海外公众，转向聚合具体的跨国社群关系与归属叙事，构成其可资起势的认同条件。
（三）参与的情感性：多层转译推动全球公共外交的共鸣扩散
情绪是社交网络语境下公众感知、内化和转述意义的核心通道，价值生成的动力也往往来自公众的情感参与所营造出的特定传播氛围。演讲、仪式和文化展演属于典型的公共外交情感调动场景，但这种调动惯用的是理性说服框架，情感主要作为其间的修辞资源而非独立的意义生成逻辑。社交网络公众以情感为触点自发聚集、扩散和行动，图片、视频和直播的即时感所激发的共情，会在点赞、跟帖和话题热议中升级为流通的意义。换言之，“情感公众”的日常实践让情感从价值阐释的配角转化为意义生成的核心环节，参与不仅是情感宣泄，更是将个人情感转码为公共意义的共同生产。
放大情绪只是情感参与的表层效应，其真正作用在于将公共外交的价值主张写入具体的媒介形态和参与行为，使其得到感知、转述和传导。在参与文化主导的情感公众表达空间里，官方策展、媒体定调和抽象口号难以再为公共外交的价值诉求抢占中心，反而是那些国际交流参与者对具体经验的社交网络表达，更容易引发同类群体的共情和转述。线上传播研究也表明，高唤起情绪与网络分享意愿之间具有较稳定的相关性，道德情绪语言在社交网络公共议题中的使用能显著提高扩散概率。2010年火山危机后冰岛创建强调“公众即媒介”的“灵感冰岛”（Inspired by Iceland）国家品牌传播项目，推出了被称为“世界首个人工搜索引擎”的“问问古德蒙杜尔”（Ask Gumundur）数字营销活动，由7位本土普通人在线回应旅行者提问，将国家形象嵌入具体互动场景之中。提问、回应和再传播的互动回路，将开放、欢迎、真实、在地等价值主张转化为公众的关系体验。而稳定的问答格式和持续更新的系列视频又使这种关系感受能够在社交网络中得到不断转述、模仿和激活。抽象价值的表达整合进全球公众能够重复调用和持续扩散的参与脚本之中，并转化为公共外交得以起势的情感条件。
从个体共情到互动接力，再到公共意义的沉淀，情感参与实则推动了一个多层转译过程。只有当价值传导方式发生这种结构性改变，从单向灌输转为双向互动、从精英垄断转向社群扩散，情感参与才真正在意义层面成为公共外交起势的价值动力。通过微叙事和可视化将公共外交价值嵌入具体的生活细节后，公众更容易以经验方式而非宏大叙事代入价值判断。而短视频切片、直播片段、话题标签和二创素材这些碎片化的参与样式又在大幅降低公众的表达门槛，为其以相似的形式完成立场表态和扩大复述规模提供了模仿与传播的样板。回应、转述和二创的接力传递，又使原本一时性的情绪共鸣在公开互动中持续发酵。至此，意义的参与所生成的动力完成了累积和调用，并逐渐转化为流通于社交网络的公共资源，进入下一个循环。不过，与国家身份相关的社交媒体表达能够“激起强烈情绪”，既可能撕裂既有外交关系，也可能为危机沟通开辟新路径，这个过程甚至还可能伴随质疑、讽刺和反向叙事的再生产，公共外交的推进方向相应地呈现出各种不确定性。若想在开放性的情感扩散中争取意义的稳定与延续，就需要在倾听中回应，在回应中修正，将参与的情感性纳入公共外交的意义建构过程。
三、过程的参与：社交网络时代公共外交用势能力的传播动力生成
传统公共外交习惯于从既定受众、核心议题、渠道选择和叙事设计来规划传播，社交网络参与文化则逐步改写了这一大众传播逻辑，继而将公共外交的传播运作带入了一种受平台参与规则持续影响的传播过程之中。公众注意力在高峰与日常的交错时间中不断被分配或切割为一个个热点，平台预设的操作脚本将公众参与调度为一系列可接续的标准化动作，算法与社群的双重校准则发挥着更为隐秘的作用，以数据画像和共识压力共同塑造参与的可见边界。倘若只是顺应这些规则，就会被动地嵌入既有平台秩序，只有在顺应中进行转化，公共外交才可能争取更大的施展空间。这就要求社交网络时代的公共外交在参与的时间性、路径性和可见性三个层面重新组织起势条件，将起势资源转化为持续推进的用势能力。
（一）参与的时间性：全球公共外交传播节奏的调整
社交网络参与以重新配置时间关系的方式改变了公共外交的传播节奏，并表现为三个相互嵌套的层面：实时压缩将回应节奏外部化为应激反应，适时匹配把时间定义权让渡给算法分发，峰时脉冲则将历史叙事切割为有待重新激活的记忆碎片。在算法时间的规训下，单纯抢夺时钟时间的先发优势对于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以速度换取可见性、以不确定性换取触达可能、以碎片换取持续状态，成为参与文化赋予公共外交的新传播规则，也是其在时间权力让渡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适应困境。
参与行为压缩了公共外交原有的时间结构，实时外交（Real-time Diplomacy）理论认为“外交实践的时间缓冲正逐渐减少”，“事件发生与报道之间的时间平行性”又使公众的注意和反馈迅速聚集，公共外交的决策窗口整体缩小，回应节奏甚至转化为正当性与可信度的一部分。以点击、评论和转述等具有量化属性的公众参与行为，实时转化为回应压力，在来不及审慎判断的情况下，公共外交回应极有可能是依据信号强度给予的应激反应。“第一时间”“在线”“互动”等速度表征超越了内容质量，公共外交被迫在信息不完整、情境未展开时表态，以速度换取可见性。即使是长期被视为网络时间基本表征的实时，也正在被“适时”（right-time）的逻辑取代。时间的定义权从公共外交实施主体向社交平台转移。平台通过实时的参与反馈和算法分发，决定何时触达是恰当的、如何呈现是见效的、怎么表达情绪是投流的。从不公开“适时”判定标准的算法时间，使公共外交的传播运作陷入了一种不确定性，无从规划时间、只能等待时机。取代公共时钟时间的暗箱式算法时间，堪称平台规制下的参与文化对公共外交更深层的冲击。参与还在将公共外交的传播节奏推向峰值化。峰值出现时，点赞、转发、话题标签等低成本参与迅速推高注意力，参与的广度被放大，参与的深度却被弱化，制造出一种伪规模效应。注意力研究早已表明，公共议题热度退去后可能在“一个关注度更低的‘暮色地带’出现痉挛性复发”。社交网络无疑放大了这一过程。峰值过后，平台可能在新的触发条件下将旧内容重新推回公众视野，但这一复活取决于算法的流量计算和社群的情绪周期而非基于议题相关性，公共外交叙事的历史纵深感会因记忆的碎片化而大幅消解。
实时、适时与峰时三种时间形态相互叠加、彼此勾连，此时公共外交若仍然主要依赖项目预定日程行事，便难以适应这一新的时间生态。只有承认并借用既有势态，在组织时间、平台时间与事件时间之间寻找对齐的可能，才能在参与节奏持续协商的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地完成传播运作。芬兰2019年发起的“租一个芬兰人”（Rent a Finn）项目，为观察“用势”能力生成过程提供了具体参照。该项目向世界发出社交网络参与邀请，鼓励公众通过与当地人的直接接触来体验芬兰并以视频的形式展示。项目设计没有把国家形象完全交由官方叙事来呈现，而是让参与者以个人经验进入传播过程。首轮招募很快形成高峰，4周内收到来自124个国家的6000余份视频申请，项目注意力也随着平台分享和社群转述迅速放大。随后推出的纪录片又成为新的传播节点，将前期招募带来的关注延续到后续叙事之中，并推动网站访问形成第二个峰值，月度流量同比增长114%。项目在公众兴趣尚未完全退去时，以新的内容节点重新激活既有关注，使首轮参与留下的热度被再次组织起来。由此，原本可能停留于一次性曝光的峰时参与，被转化为可以继续调用的节奏资源，公共外交叙事也获得了超出单次活动周期的延展空间。
（二）参与的路径性：全球公共外交传播流程的重组
社交网络语境下，公共外交只有借势而为，将用户分散的参与动作组织为一条延续的传播路径，方能提升传播效率。虽然社交媒体曾被乐观地视为“使一些新技术进入工作场所之前难以实现甚至无法组合实现的行为成为可能”，但是技术可供性作为公共外交传播流程的前提条件，必须做什么的顾虑总是优先于能够做什么。平台对转发、评论、点赞等操作界面的预置已悄然限定了参与的形式，参与呈现出路径化特征的同时也缺少了多样化的可能。原本分散的参与行为被压缩进了同一套界面与关系网络之中，继而组织为易于用户理解和接力传导的默认脚本。在平台参与路径收窄了行为可能方式的情况下，公众看似获得了更多参与机会，实则被锁定在标准化动作之中，而所谓的“组合实现”，仅限于平台允许的拼接方式。虽然公众的创造性表达会湮没于格式化的传播流程，顺着平台预置脚本展开的公共外交实践，却降低了参与动员的门槛，无须额外教学，转发、评论和内容发布等行为便可自动触发并留存，也形成了自我扩散的过程性推进力。
公共外交的社交网络传播路径主要围绕参与动作如何被触发、接续和扩散来进行。连接式行动逻辑研究描述了网络时代的动员机制，认为传播“会成为组织结构中的一个突出组成部分”，过去依赖统一叙事的公共诉求正在以“高度个人化的叙述”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流动和汇聚。这一观察精准地描述了连接的表象，但对于平台深层导控连接的揭示依然有限。遵循平台操作脚本的议题参与，从投放转为嵌入，便能获得在社交参与中自我扩散的能力，这是平台逻辑对公共外交格式化的结果，也是将传播运作系于算法实时响应的效果。这也解释了诉诸“可供性”概念来解释各种“参与型公共外交”典型形态的必要性，因为可供性本身就是“行动的可能性”。公共外交须重新理解传播运作逻辑，对技术可供性进行流程化调度，将传播流程设计的重心从策划传播内容移至组织参与动作，达到控制叙事与导控参与、规划时序与借势调度并重的运作状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终止针对儿童暴力”倡议中的线上互动单元“Kind Notes”，与联合国妇女署“HeForShe”项目的网络传播单元“I Do”，就呈现了两种不同路径的参与调度方式。前者列出了清晰的参与指引，依托@提及、私信和话题标签等平台默认界面，鼓励用户在平台上发布善意信息、点名他人并扩散统一的内容素材，将反暴力议题嵌入日常社交互动，以低门槛的互动接力和轻量级的情感循环形成持续的议题扩散力和能见度。后者则在项目主页倡导参与者公开陈述个人承诺，并使用统一话题标签进入公共空间，使作为立场表达的承诺文本或视频转化为能够检索、聚合、追踪、引用和传播的公共参与元素，同时也压缩了公共外交活动本身的深度协商空间。无论是互动接力路径，还是承诺发布路径，两种参与调度类型共同表明，平台预置动作脚本确实稳定组织了公众参与，将分散表达纳入开放持续的结构，而稳定的背面，是公共外交对平台机制的深度依赖。这一传播流程的新变化，也是公共外交自主性在社交网络时代的隐性让渡。
（三）参与的可见性：全球公共外交传播秩序的塑造
外交实践的数字化在“提高可见性和透明度”的同时，也加剧了“争议性”，而这一极具张力的变化又与“旁观者参与程度的不同”相连。只是这一关联并非自然呈现，在平台算法的幕后组织下，可见性表现为选择性聚光，参与程度作为流量计算的权重变量而存在，争议性则呈现为可见性分配与参与差异碰撞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算法重构，卷入公众参与的可见性才以位置、排序和治理三层结构塑造了全球公共外交的传播秩序。其中位置决定能否被看见，排序决定被谁看见，治理决定可见多久，三者共同将公众参与编码为具有计算属性的平台信号。叙事策划的注意力争夺，无法替代可见性的结构性争夺，实时响应算法、持续调节可见性，已是公共外交传播运作的基本能力。
参与首先作为筛选行为，通过社群接力和网络过滤在位置结构层完成可见性把关。所谓平台把关，“其核心体现为社交媒体用户对新闻与信息识别和传播所实施的‘次级守门’，而内容能否进入公共可见轨道，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用户的判断及其后续行动”。与此同时，在排序结构层，可见性适时由嵌入算法推送的参与信号加以组织。算法系统会“切分并重组时间”以达到在适当时间推送适当的内容的适时传播效果，这甚至意味着“把‘旧’故事重新推回信息流……以在平台上促成更多对话”延长曝光周期。随着评论、转发、停留时长等参与信号持续输入，公共外交实践的可见性不会因为议题或故事本身不再新鲜而线性衰减，反而会在推送与再推送的排序回路中获得新的推荐机会。同一内容在不同圈层的复述频率、参与密度和关系穿透力，直接决定其位置结构的上移或边缘化，公共外交的可见性竞争因此呈现出明显的社群过滤特征。
参与所触发的算法调度，会在治理结构层将可见性推入持续协商的过程。平台作为“一种复杂的、由算法管理的可见性机器，保留内容的同时也限制传播范围。它们赋予并组织可见性，这不仅通过政策实现，也通过设计实现”。而且治理本身同样会被参与触发并被分工化，平台“成功地巩固了这样一种观念——用户以投入劳动作为‘付费’方式：发帖、评论、点赞、评价、转发”，并把“评分与举报”纳入用户那份“漫长的工作清单”。因此，平台治理是一种“持续的协商……有时与政治活跃的用户社群协商，有时在公共舞台上协商”，内容的持续存在及表达何时触发治理，往往取决于参与所形成的争议强度与社群规范压力。
可见性是参与信号经由筛选、排序和治理环节持续生产出来的一种分发状态，正是参与信号在平台分发回路中的持续累积与调用，才使可见状态本身转化为公共外交用势能力的一部分。不过，一项围绕Instagram、TikTok与X的文化外交研究表明，“算法环境、受众互动和情感可视化”构成数字文化外交分析的必要条件，其算法“优先考虑互动时长与情感强度”。当情感强度成为算法优先的权重变量，公共外交的可见性竞争便会滑向情绪刺激。借势算法的用势，也可能丧失对公共价值的独立阐释能力。面对算法偏好，精准响应与价值自主之间的张力，成为可见性层面的核心悖论。
四、结果的参与：社交网络时代公共外交蓄势基础的影响动力生成
民意调查、媒体倾向、形象指数、项目覆盖和参与人数是传统公共外交的效果衡量指标，而且大多以单次活动或阶段周期为时间单位。在以参与为文化的社交网络上，公共外交的互动、争论和协作具有强大的跨议题黏性，不会随单次传播的终结而彻底消散，而是沉淀为平台的关系结构和解释资源，部分参与者也从中积累起了能够承接或外溢的节点能力，待后续议题到来之时再度入场，作为框定讨论边界的先在结构预设着新一轮公共外交的可能空间，同时也锁定了一种路径依赖。社交网络公共外交的传播效果不仅是结构、意义和主体三种形态的持续积淀，而且关系格局为解释背景提供信任基底，解释背景为节点能力赋予意义方向，节点能力又反向重塑关系格局的边界，形成相互嵌套的公共外交影响动力。
（一）结构蓄势：参与网络关系构筑全球公共外交的影响格局
社交网络参与之所以能成为结构蓄势的力量，首先在于其整体性对关系结构的持续影响。公共外交的关系结构不仅存在于受众自述或态度测量，还可以“在感知之外通过连接、交换和互动模式来衡量”。在这一整体性视野下，细分兴趣与边缘议题在持续接力中获得了表达空间，围绕同一议题的转述、互评和协作在跨事件叠加中层层沉积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核心节点在互动中聚集，连接通道跨圈层延伸，社群边界也在反复确认中定型，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从临时连接逐步固化为相对稳定的网络形态，它们反过来预先框定了公共外交的动员路径并惯性牵引其触达方向，将新的行动纳入了既有关系格局。社交网络参与中形成的协作关系、议题聚拢和节点引荐转化为关系结构中的可调用资源，后续行动便可沿既有网络格局快速组织、循环放大。但是这种便利性有其代价，其背面是公共外交对既有格局的路径依赖、创新能力的相应衰减以及更为隐蔽的分配倾斜，后者直接表现为核心节点放大概率的增多和边缘位置沉默风险的加大。
社交网络参与的融合性体现为国内与国际传播边界的系统性消融，这是结构蓄势的另一个生成条件。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和全球公民流动已经“模糊了国内受众与国际受众之间的区分”，而当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相互融合并彼此侵入时，公共外交也越来越呈现出“内外合域”的特征。公共外交的很多参与项目本身就发生在一个侨民社群、外国友人、本国网民、在地居民和国际机构同时在场的高度混合空间，多种叙事、多重身份和多元利益相互缝合的参与结果形成了新型的跨国公共性。传播边界趋于混融，平台上浏览、回应、转述和争论越是密集，各方共场交叉的关系就越稳定，在持续互动中沉积为能够反复聚拢参与者、连接异质行动者并牵引新议题走向的结构格局。
社交网络参与的这两种机制交织运作，使公共外交的影响体现为一种未被言说或不必言说便能够持续组织后续行动的格局效应，在全球层面呈现出跨国倡议网络的典型特征，“其政策影响能力取决于网络的强度、密度以及获得杠杆作用的能力”。网络密度越高，信息与承诺越容易在内部循环并形成共同压力；网络强度越高，跨界联结越容易在关键节点上形成杠杆效应。密度的重要性在于相似叙事与行动承诺能够在网络内部被反复确认，从而降低后续动员的协调成本；桥接关系的价值则在于能使议题、资源与解释跨圈层转移，进而把局部参与转化为更大范围的影响可能。有赖于弱关系形成的桥接，公共外交影响才可能将原本分离的社群与机构、议题场与行动者纳入同一网络。密度带来的内部巩固和桥接带来的外部穿透，使网络关系形成两层互补的行动格局，前者有利于内部聚拢与持续确认，后者有利于跨圈层牵引与向外扩展，社交网络参与则为二者的持续放大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然而，桥接从来不是无差别的连接，均质放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跨国网络的跨界穿透有其资格预设，那些拥有资本和机构背书的行动者更容易被纳入桥接通道，边缘位置即便有机会接入，也大多以被代表、被引用的方式存在。这种连接中的排斥在全球层面更宏观地复制了核心与边缘格局，也揭示了融合混融背后深层的不对称性——共场的行动者从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二）意义蓄势：参与叙事惯性积淀全球公共外交的解释背景
公共外交实践倾向于主动策划叙事起点，新公共外交也曾被界定为政府通过“双向、对称的沟通”来争取“信誉、信任与互惠”的协同努力，但只要卷入社交网络的参与式传播，最初的发起者就无法单独掌控议题的解释过程。加之集体行动框架本身就围绕对共同意义的协商展开，而政治诉求又常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在平台流动。在这样的参与过程中，基于信任、框架、情感和记忆的叙事惯性，使得一些解释不会随着传播结束而消散，转而进一步沉积为后来者理解相似议题的先在背景，公共外交的解释竞争于是包含了当下的意义争夺和未来的意义蓄势。
首先，意义蓄势表现为基于信任的解释前置。公共外交对话的前提是开启沟通渠道从而尽可能缓解政府外交实践在公众长期积累下来的不信任感。公共外交的解释竞争始于公众对行动者可信、可疑或自利的预设判断，社交网络中的公开互动不断放大、修正并沉积这种判断，使其逐渐成为后来者理解相关事件时自动启动的认知底色。其次，源自解释惯性的叙事框架因其稳定化也会带来意义蓄势。框架的有效性在于以选择与凸显推动“特定的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或处置建议”。随着转发、评论、标签、二创和跨群争论等社交网络参与行为不断介入，某些具有优势的叙事方向在内容的持续转述、认知的标签表达和行动的参与接力中，逐渐变成公众进入相似议题时的默认导向。再次，情绪附着极大地强化了解释的持续性。情绪“存在于论证、推理和说服中，尤其是在价值的话语中”，而“当代公共外交研究却尚未充分处理情感在影响与说服中的作用”。与愤怒、同情、骄傲、羞耻和认同等具体感受绑定的参与说辞，更容易被感知、认领和复述，也更容易在类似情境中被再次唤回，构成外交解释获得持续性的情感黏附。最后，记忆留痕使解释得以跨时空调用。当代国际政治越来越演变为故事的竞争，记忆能够通过叙事的方式对当下与未来产生持续影响。作为“国家认可的官方叙述”，国家记忆所涉及的并非历史事件“如其所是，而是如今所释”，能够在新的争议到来时被重新调取并嵌入现实议题，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意义储备。
意义蓄势所揭示的，正是社交网络参与文化中影响生成的动态过程，它所改变的是后来者理解新议题时的判断底色、解释方向、情绪窗口和记忆锚点。公共外交在这一蓄势过程中所获得的每一次解释优势，都将沉淀为在后续议题中可反复调用的解释背景。反观软实力这一国际影响力经典概念，“压倒性地聚焦于‘资源’或‘能力’，以及如何运用它们，而不是影响究竟如何发生、又为何未能发生”。相较而言，这样的静态取向在社交媒体时代逐渐丧失了解释力，参与生成的影响动力正在构成社交网络时代公共外交的核心资源。
（三）主体蓄势：参与节点外溢拓展全球公共外交的行动空间
主体蓄势关注参与者的节点能力在持续互动中的积累，并拓展了公共外交的行动空间。在持续的转述、回应、协作和组织中，原本主要作为受众的社交网络用户会逐渐积累起可见度、关系连接和议题信誉，并由此形成能够承接、组织和推进公共外交的节点能力。这种能力实为三层节点资本的递进沉积和相互强化，包括作为行动者的可见性资本、拥有互动纽带的关系资本，以及在特定议题上反复在场而获得认定的信誉资本。埃伦·海赫（Ellen Huijgh）指出：“部分由于他们在外国同行眼中的可信度，国内多元化的非国家行为者已经成为原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中介者。”埃费·塞文（Efe Sevin）与伊兰·马诺尔（Ilan Manor）也发现，由于现在外交权力源于国家的联通性，“网络化外交意味着各国可以并且应该努力成为网络中的连接节点，从而提升其外交重要性”。国家和官方依然在场，只是顺应了外交权力的平台化重构，由直接表达者转换为节点培育者，而这些在参与中逐渐形成节点能力的行动者，不仅能够承接公共外交，也能够在官方退到后台之后继续连接受众、组织议题并延长影响。不过，主体蓄势也存在悖论，节点能力的扩展往往伴随着更深的平台依赖，表达也可能偏离官方设定的审慎框架。
以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为对象的社交网络公共外交实践，较为集中地呈现了节点能力在持续参与中的积累和溢出。原本在英阿争议中更多由外部代言的岛内社群，借助社交网络参与逐渐成长为能够自我表述、连接国际受众和持续推进议题的节点主体。在英国或阿根廷的官方叙事设定引发的争议之外，社交网络使岛民及岛内组织能够更直接地承接表达任务——岛民个人和社群组织通过社交平台持续输出自己的立场、经验和身份认同，使其从被表述的对象转化为能够在国际传播链条中自我表述的行动者。平台参与有望进一步把这种发声能力转化为跨场域连接能力。有研究注意到，马岛相关机构与公民社会团体通过Facebook和Twitter协调快闪集会，并制作反制视频，以此吸引国际社会，尤其是英国和阿根廷的注意，并借助社交媒体将这些叙事传播给全球受众。2021年更新的相关文本《群岛计划2018—2022》明确提出通过来岛访问与关系网络建设持续传播群岛故事。其意图不仅是延续传播，而且要将社群节点能力制度化，将个人化的平台表达转化为文件中的常规议程，传递出将民间自发参与纳入常规传播安排的信号。
马岛案例表明，地方社群在长期参与中积累起来的能力并未停留在节点自身，而是通过继续连接受众、组织议题和延长行动链的方式向外溢出，从而拓展其国际传播的行动空间。但是外溢不等于可控，获得跨场域连接能力的岛民节点，其表达优先级可能与国家层面的主权叙事目标错位，后者更聚焦主权归属，民间节点更关注日常生活与身份认同，有望成为拥有自身议程的平行参与者。主体蓄势产生了将节点从被动响应者转向主动连接者的深层效应，它们不仅更为活跃，而且能够自主承接表达、主动连接受众、持续推进议题，进而带来了公共外交主体基础的扩容。
五、因势而动：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的参与调度
随着参与文化在社交网络中的普遍兴起，全球公共外交深度卷入了一个由多元行动者持续介入、接力转述和意义再生产的传播实践之中。参与由此进入公共外交的价值生成、传播推进和影响积累过程，逐渐成为支撑其实践持续运转的重要因素。公众积极而有意义地通过社交网络参与外交，这一新兴趋势“要求对外交行为者与个体行为者之间对话与行动的流动，以及这种参与过程中生成并施加于国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影响，展开更具层次的分析”。既有围绕资源占有、工具使用、平台嵌入和叙事表达等所形成的研究进路，已经较充分揭示了公共外交的实践条件与运作形态。若继续向前推进一步，便是将研究视线由静态要素分析引向动态参与中的连续转化过程，以意义、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的展开呈现公共外交在社交网络参与文化中的逐层推进。意义层面的参与，使正当性、认同和共鸣得以汇聚，公共外交因而获得起势条件；这些条件进入传播节奏、传播流程和传播秩序之后，被进一步转化为用势能力；而在传播推进中留下的关系网络、解释背景和行动节点，又继续沉积为后续实践可以调用的蓄势基础。
这一由起势到用势再到蓄势的推进过程，使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的竞争日渐集中到“势”的形成、维持和转化之上。公共解释、传播节奏、结构位置、叙事惯性和行动空间，都会在参与接续中彼此牵连、相互作用，并持续影响公共外交的展开、延续和突破。能够敏锐地识别起势契机，有效地把握用势过程，不断积累蓄势基础，就更有可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与跨国关系网络中占据主动。不过，“势”的生成、扩展和沉积并不天然通向正向累积，参与所推动的实践同样可能伴随质疑、反向动员乃至失控而发生偏转。此时，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尤其需要一种因势而动的实践意识。在理解参与动力生成、转化和偏转规律的基础上，对开放参与进行有方向、有弹性、有边界的调度。既要承认社交网络参与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要在倾听、回应、调节和沉积中把握时机，使即时性的传播回响逐步转化为可继续调用的长期积累。由参与推动的动力生成过程，最终指向的是公共外交面对社交网络开放参与时的调度能力，即在面对开放、分散、流动且可能偏转的参与实践时，识别其意义资源，顺应并调节其传播过程，沉积其影响基础，并在必要时校正其风险方向的能力。基于动力生成过程的参与调度，正是理解和迎接社交网络时代全球公共外交变革的重要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