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中心”植根于经济基础，随实力消长而转移，是理解全球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概念。其当代转移呈现多极多元趋势，并非霸权大国线性接替的重复。理解这一转向须超越西方中心理论，辨明西方霸权逻辑与中国范式的本质区别——前者指向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支配地位，后者指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可分享范式的传播。中国范式以中国实践、理论与话语为支撑，破除“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偏见，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不谋求支配，而是作为多极世界的“稳定锚”与“促进者”，既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原创性意义，也为理解当代世界格局变化提供重要思想指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持续发展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长期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和世界秩序观念，“世界中心是否正在发生转移”再一次成为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全球史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
关于“世界中心”的三条理论脉络
由于观察角度不同，“世界中心”可以指向经济重心、地缘枢纽、文明高地、宗教圣地或叙事中心，判断标准也会随之变化。本文所称“世界中心”，主要是在经济基础及其衍生影响的意义上使用，指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并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制度规则塑造、思想文化传播和发展范式引领等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的综合性中心。围绕“世界中心”是否转移、如何转移等问题，西方学界大体形成了三条理论脉络。
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将分析单位由民族国家扩展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沃勒斯坦以“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解释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行逻辑，认为霸权国家会伴随生产优势、商业优势和金融优势的更替而经历周期性兴衰；阿瑞吉则围绕“系统积累周期”重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长期演进，指出资本主义中心往往在物质扩张之后进入金融扩张阶段，霸权衰退的信号随之显现。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中心”首先表现为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关系，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具有深层结构逻辑，由资本积累节奏、产业分工格局和体系运行机制共同塑造。
以“中心－边缘”为结构的依附理论。相较于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更突出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结构。普雷维什以“中心－外围”分析国际分工中的结构性失衡，认为外围国家长期处于初级产品出口与工业制成品输入的分工格局之中，在贸易条件、产业升级和发展能力上持续承受不利影响。依附理论认为，外围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形成的从属性位置；“世界中心”不只是国家实力增长意义上的中心地位，更表现为国际分工、资本流动和支配关系交织形成的结构性位置。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分化，需要置于不平等世界经济秩序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
“世界中心”与权力重心转移论。该理论立足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视角，关注国家相对实力变化及其对国际秩序演进的影响。肯尼迪以“帝国过度扩张”解释大国兴衰，指出大国若长期承担超出经济基础的军事与战略责任，国家竞争力便会受到持续削弱。吉尔平从霸权稳定和实力差异化增长出发，分析既有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强调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取决于权力分布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匹配关系。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论将大国兴衰放入全球领导权更替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认为掌握海权、贸易网络和全球到达能力的国家，更容易成为特定时期的世界领导力量。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则强调，当崛起国家的综合实力逐渐接近主导国家时，既有国际秩序容易出现调整压力，权力分布变化也可能引发秩序震荡。在这一理论谱系中，“世界中心”的转移超出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变化，表现为国家实力、战略能力、全球通达能力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的重新组合，为理解世界权力重心的地理移动及其秩序后果提供重要参照。
这些理论既有各自洞见，也存在各自局限。所谓洞见在于，它们都将“世界中心”理解为植根于经济基础、随实力消长而周期性兴衰转移的历史与结构现象，“谁是中心”成为理解世界格局演进、权力结构变动和发展道路分化的重要问题。局限在于，它们大多来源于西方经验，带有或隐或显的西方中心预设，其思想源头可上溯至黑格尔“世界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欧洲是历史终点”的论断。然而，它们对中心衰落与转移的预测又屡屡落空。冷战末期苏联率先崩溃，而长期被反复唱衰的中国则稳步前行并持续扩大全球影响力，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西方框架更宜用作分析“中心如何可能转移”的概念工具，却不足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新路径。
“世界中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理区位能够影响战略竞争的空间分布，却难以决定一个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属于“世界中心”，需要基于复合维度的考察。例如，该地区是否有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一个或几个国家兼具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以及世界级的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他国效仿的样板；又如，该地区是不是国际矛盾高度集中的空间，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心国家对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其中，世界级影响力国家的存在，是判断“世界中心”地位的基本前提。“世界中心”是在经济、科技、教育、思想文化、制度能力与国际秩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经济因素。经济实力的积累是“世界中心”形成的物质基础，资本配置能力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十一至十五世纪意大利城邦的商业繁荣、十九世纪末美国经济规模对英国的超越，均与其在国际贸易、金融组织和产业扩张中的优势密切相关。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风险投资、股票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为技术研发、企业成长和产业化应用提供资金支持。资本能否在制度约束下有效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关系到一国创新能力的持续积累、产业体系的升级以及长期发展动能的形成。
科技因素。在经济基础之上，科技创新是推动“世界中心”形成与转移的深层动力。一个国家若能率先掌握并扩散新一代通用技术，便更有可能在产业升级、生产效率提升和全球分工重组中形成先发优势。蒸汽机及其相关技术体系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展开，使英国在工业生产、海上贸易和全球市场扩张中占据优势地位。电气化、内燃机和现代化工技术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为美国、德国等后起工业国家的崛起提供重要支撑。二十世纪后半叶，计算机、半导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科技创新、产业组织和全球规则塑造中的领先地位。
教育因素。教育中心的形成通常先于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崛起，并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人才供给与知识支撑。德国研究型大学制度的兴起、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完善，都集中体现了教育制度创新对于高层次科研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作用。与此同时，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较为优越的科研环境和稳定的学术支持体系，也有助于吸引国际知识精英向特定国家和地区集聚。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上升，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高等教育体系、科研组织体系和国际人才吸纳能力的共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爱因斯坦等欧洲科学家的接纳与支持，即为典型例证。
思想文化和制度能力因素。科技创新要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还需要科学思想上的准备。文艺复兴打破神学权威对知识生产的禁锢，推动近代科学精神的兴起。启蒙运动弘扬理性、自由和进步观念，为欧洲社会转型和国家崛起提供思想资源。开放包容的知识环境、鼓励批判的学术传统和允许试错的社会氛围，能够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国家通过科技战略、知识产权保护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建设，为创新活动提供保障。企业则通过研发投入、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进一步塑造国家竞争优势。
国际秩序因素。国际秩序变化和全球联系重组，同样会影响“世界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全球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资本、市场和产业链的跨区域流动，使后发国家能够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供应链重组，则进一步重塑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和区域秩序，为世界多元力量中心的形成提供新的历史空间。
“世界中心”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转移
“世界中心”的变迁是一个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进程。现代“世界中心”的演进大体呈现出由亚洲转向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再向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回摆的“东—西—东”轨迹。在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与文明的活跃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尤以中国和印度等为代表，欧洲在全球经济联系中的地位相对有限。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海洋贸易网络被重新组织，世界贸易中心开始向欧洲转移。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城市，率先积累庞大的商业资本，并孕育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雏形。此后，大西洋航线扩展推动贸易重心转向大西洋沿岸，荷兰凭借航运和金融优势成为“海上马车夫”，英国则依托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确立“世界中心”地位。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凭借辽阔国土、资源禀赋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等机遇迅速崛起，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削弱欧洲传统强国地位，“世界中心”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定于跨大西洋区域。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伴随日本崛起，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再次向亚洲移动。
欧洲集中体现了“世界中心”的典型特征。在十九世纪欧洲列强大规模争夺海外殖民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俄等主要世界强国集聚于欧洲，并以欧洲为权力组织和战略决策的重要空间，向全球展开殖民扩张与势力竞争。同时，欧洲也是主要战略矛盾持续汇聚的区域，克里米亚战争、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等历史事件，均显示出欧洲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焦点地位。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欧洲长期居于“世界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世界权力结构由欧洲列强竞争转向美苏两极对抗，但战略矛盾的中心区域仍然集中在欧洲。美国和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苏联作为两极之一横跨欧亚，美苏两国围绕欧洲安全秩序、阵营边界和意识形态展开持续竞争，欧洲从而继续承担冷战时期世界政治中心的功能。北约与华约成员国，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主要集中于欧洲，表明欧洲在冷战格局中具有突出战略枢纽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判断主要立足于近代国际政治和战略竞争意义上的“世界中心”。若将视野扩展至更长时间段的经济史与全球史，欧洲中心叙事则需作出必要修正。全球史中的“加州学派”相关研究指出，直到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与人口重心长期位于亚欧大陆东部；西方世界的“大分流”则是在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形之后逐步发生的。欧洲在近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属于特定历史阶段中权力结构、技术革命和殖民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优势不具有超历史的恒定性，东方也不应被锁定在落后或附属的位置上加以理解。
“世界中心”当代转移的表现。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的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印度以及东亚、南亚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长期由大西洋沿岸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调整。曾经被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中断的亚洲经济活力重新显现，全球产业链、资本流动和区域合作机制也在推动新的经济空间形成。随着全球多极化趋势不断深化，“世界中心”的变迁逐渐超出一个国家接替另一个国家的线性模式，趋向多中心并存的格局发展。
“世界中心”当代转移的性质与历史上中心国家更替的经验模式不同。从亚洲经济体的整体表现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在2026年达到约49.7%，接近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若将视野扩展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尽管“亚洲”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同统计口径，但二者共同指向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产业组织空间和市场重心正在向亚洲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集聚。
这种变化具有深厚的结构性基础，受人口结构、产业分工、市场规模、技术升级和区域合作等多重因素长期影响。相较于部分西方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增长动能减弱的压力，亚洲特别是印度与东盟国家，拥有相对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这些都为亚洲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内需支撑。亚洲既是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的重要枢纽，也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等领域加快创新布局，其角色正在由制造承接者向技术创新参与者和产业规则塑造者转型。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降低贸易与投资成本、强化区域内市场联通和产业协同，进一步增强了亚洲经济体系的内部循环能力和整体韧性。
中国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在世界格局加速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深度参与世界经济运行，也在区域合作、国际协调和发展道路讨论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26年上半年，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别代表密集访华；美俄两国在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立场上存在差异，但均保持与中国高层互动。这些现象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战略沟通与合作网络的重要枢纽，这一趋势得到经济规模、产业体系、金融联系、区域合作和发展模式等多重支撑。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不仅体现为其经济体量、制造业规模、贸易联系和投资网络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中国范式”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构成从“中心转移”转向“范式传播”的崭新逻辑和现实起点。
中国范式构建了不同于西方逻辑的分析框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示了在不照搬西方制度、不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发展的可能，并逐渐成为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讨论与借鉴的重要对象。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不仅改变世界经济的重心，也改变人们对“何谓现代化”“通往现代化路径”的传统认识。
长期以来，“现代化”常被视为“西方化”，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也常被置于西方经验所定义的路径中。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中心理解为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主导位置，将中心转移理解为力量对比变化所引发的秩序震荡。与西方霸权逻辑不同，中国范式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其实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为某种发展道路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研究、认可和自愿借鉴的程度，关键力量来自对他国自主选择的吸引、启发和参照意义。西方“霸权之中心”具有排他性和零和性，指向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支配位置，多以支配、控制和等级秩序为特征。而中国范式则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体现为发展理念、制度经验和实践路径的传播能力，强调“输血”与“造血”并重，坚持平等伙伴关系，致力于推动主权平等、多边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超越了传统西方霸权中心逻辑，强调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稳定力量、合作力量和发展促进力量的作用。
中国范式的对外传播路径。在自身制度化传播与议程设置上，中国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相关论坛、政策白皮书和多边合作文件，系统阐释自身发展道路、治理经验和现代化理念，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引导、减贫治理和发展权优先等议题，构成对外表达的主要内容。这些渠道大大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可见度，也增强了其议程设置能力。
中国范式的对外传播还表现为外部主体出于自身需要的主动借鉴。比如，越南、老挝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程不同程度地涉及市场机制引入、国家发展规划和执政党治理能力建设。其中，越南在革新开放中通过党际交流、政策考察和经验比较，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保持持续关注，自主学习的取向尤为明显。又如，塞尔维亚作为欧洲首个同中国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通过高层互访、政党交流及具体项目合作，积极吸收中国在改革开放、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方面的成熟经验。再如，拉丁美洲的巴西、厄瓜多尔、古巴等国的政要与学者，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减贫经验、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等议题，经常给予积极评价。与官方宣介不同，这种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研究、比较和选择性吸收，更能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吸引力，也为不同国家思考发展道路、国家能力建设和现代化模式选择提供新参照。
辩证看待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其在发展目标、实现路径和价值基础上，明显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重塑世界现代化的认知版图，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参照和历史机遇。作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国际社会引发大量关注、讨论与借鉴，其范式影响力正在成为理解当代“世界中心”变迁的重要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影响已经形成可观察的现实表现，但其国际传播和制度绩效仍处于持续展开之中。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理解，需要同时把握发展范式影响力的上升与现实约束条件的存在。战略竞争、全球责任和外部认知等问题，构成中国国际角色进一步展开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也要求相关判断保持必要的历史耐心与辩证意识。
中国范式海外落地需要长时间检验。中国范式在海外落地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参照价值的观察窗口，但范式一旦进入制度实践，便受制于国家能力、政治结构、社会基础、市场条件和国际环境。政策工具可以较快引入，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却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情境适配。中国经验已经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产生可观察的影响，但能否超越项目层面的借鉴，形成稳定、可持续、可推广的制度绩效，仍有待更长时段的检验。对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影响力的判断，不宜受对外宣介的活跃度与制度落地的复杂性影响。西方论者以“经济开放加政治集权”概括并质疑所谓“中国模式”，同样不能停留在抽象标签，而要回到具体的制度结构、发展条件和实践效果中进行思考。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面临若干现实课题。一是如何面对和管理战略竞争。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如何在被置于聚光灯下的同时，避免陷入“新冷战”叙事或“选边站”困局，考验着国家的战略定力与外交智慧。二是如何承担与体量相称的全球责任。面对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等全球性议题，中国需要在“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之间求得平衡。三是如何破解“中国威胁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跃升，外部世界的疑虑与围堵可能随之加剧。唯有以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和开放包容的合作姿态，才能让更多国家真切感知到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合作优于对抗、发展机遇大于安全风险，方能使中国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行稳致远。
张冠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世界中国学等，主要著作有《中国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构建》（合著）、《法律人类学》、《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