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景德四年六月，五星聚于鹑火。因为过于接近太阳无法被肉眼观测，司天监迅速重新奏报，将天象的重点从五星会聚转向五星皆伏，以喻臣下服从天子之明。王钦若则趁机谎称五星将聚于井宿，利用历史上“五星聚东井”的象征意义，与司天监合力营造“君主有德”的舆论氛围，从而将本次天象认定为祥瑞。以此次五星会聚为契机，真宗君臣不仅转向主动伪造天象以应天命，而且通过“天书”下降再受符命的方式消解了五星会聚“改立王者”的不利意涵。真宗君臣进一步利用五星会聚蕴含的革新、更始等宽泛意义，充分显示结束战乱局面、开启太平盛世的决心，为接下来的东封西祀寻求理论依据。
作者：杨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8期。
一、问题缘起
五星，即是指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与太阳、月亮合称为七曜。关于五星运行的记录和占卜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统称为“五星占”。五星会聚或称五星聚、五星聚合、五星连（联）珠，均是指五星相干犯的一种形式，可通俗理解为五星聚集排列成一线。可无论是聚于某宿、某次抑或是连珠，五星都要散布在一定角度范围内。刘金沂指出，中国古代的五星会聚是指在地球上看，肉眼可见的五大行星在相去不远的位置排成一线；且从唐代到明代，均严格要求聚在33度范围之内，清代稍放宽到50到60度，超过此限则只能称“五星并见”，而非“联珠”或“会聚”。
五星会聚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且极受重视的天象。前人研究不乏利用五星会聚推断上古时期重大事件系年的尝试。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通过今本《竹书纪年》中五星会聚等重要天象推测武王伐纣的年代，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和彭瓞钧（Kevin D. Pang）进一步借助五星连珠等天象论证禹被立为继承人的年份。张培瑜《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一文，则从检证汉元年（前207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真伪出发，复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等记载的真实性。作者指出，历史上五星合聚天象的记载确有所据，但受时变、瑞应和后人比附的影响，在时间上可能有所提前或推迟。江晓原对此持否定看法，他认为《竹书纪年》所载“五纬聚房”等天象，只能视为后世星占家附会之语。黄一农则分时段梳理了周共和以前、周共和至秦代和汉初以后的五星会聚记载，发现上古时期的记录多与实际天象无法完全相合，大部分应是后人为虚构天命而造作的祥瑞。以上研究提示五星会聚与政治文化和历史书写的密切联系，不可仅从天象是否发生的角度等闲视之。
近年来，相关成果逐渐跳出对于天象真伪的执着，侧重于通过个案阐发五星会聚的政治文化意涵。仇鹿鸣利用安禄山谋主严庄之父严复的墓志，分析安禄山起兵前将四星聚尾夸张为五星会聚，从而借助天文星占为大燕政权塑造易代革命的合法性。五星会聚作为一种政治性符瑞，发展到宋代还被赋予了文化性意涵。韦兵考察了乾德五年（967年）五星聚奎的天象，发现其相继被解释为太祖、太宗和真宗的受命符瑞。南渡之后随着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增长，五星聚奎又被视作大宋文运的象征；而朱熹及其门人后学更将五星聚奎视为道统复续、理学兴盛的符命，深刻地塑造了南宋至元明时期士人的文化心理。董煜宇在分析北宋天文“作伪”现象时，注意到发生于景德四年（1007年）的“五星当聚鹑火”事件。他指出时任判司天监史序利用宋真宗不懂天文知识的弱点，奏报“五星会聚”并夸大“五星皆伏”为百千载未遇的祥瑞，意在为自己求取加官恩泽。然而从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视角观察，发生在北宋景德年间的这次五星会聚事件，绝非仅仅是某个官员意图攀附这么简单，而是与接下来大中祥符时期宋真宗筹谋再受符命的目的息息相关。
本文通过检证景德四年六月数次奏报的“五星当聚鹑火”“五星皆伏”和“五星聚东井”天象真伪，揭橥以史序为首的司天监官员和以王钦若为首的诸位近臣合力塑造“君主有德”氛围的意图。以此次五星会聚为契机，真宗君臣不仅开始主动谋求伪造天象以应天命，而且通过“天书”下降再受符命的方式消解了五星会聚“改立王者”的占辞意涵，并利用其革新、更始的含义彰显君德，为接下来的“天书”下降、东封西祀寻求理论依据。
二、景德四年六月五星会聚的位置、时间和奏报过程
发生在景德四年的这次五星会聚，对于五星聚合的位置，相关记载有抵牾之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该年六月二十六日，“庚申，知枢密院王钦若以五星聚东井，庆云见，奉表称贺，诏付史馆”。然而就在八天前的壬子日，司天监也奏报了这场特殊天象：
司天言：“五星当聚鹑火，既而近太阳，同时皆伏。按占云：‘五星不敢与日争光者，犹臣避君之明也。’历千百载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从之。
“东井”即指二十八星宿中的井宿。“鹑火”并不指代某个星宿，而是人们为了观测与计算岁星（木星）所在的位置，将黄道附近一周天分为十二等份，称之为十二次。次，犹舍也，即岁星停留之所。十二次与二十八宿都是对黄道附近的天区进行划分的方式，彼此之间也大致形成了对应关系，其中鹑火即对应南方七宿中的柳宿、星宿、张宿。显然，井宿与鹑火的范围并不一致。那么关于这一次五星会聚，到底哪一方的奏报更为准确？这要从此次五星会聚发生的时间开始梳理。首要关涉的是中国历史上五星会聚的认定问题。
开篇已经说到，五星会聚必须在一定角度中才能成立，且从唐代到明代，都是严格要求聚在黄经33度范围之内。鹑火之次的黄经约在123到155度之间，景德四年六月十三日五大行星的黄经均在此范围内，如此的确发生了“五星当聚鹑火”的天象。又根据当时所行用的历法《仪天历》计算，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大致回到了起始状态，所以司天监做出的聚合奏报是正确的。而据江晓原、钮卫星对于“五星聚”的定义，景德四年的这次五星会聚被剔除出了“五星聚”的范畴。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此次聚合经天文历算的验证确实分布在30度以内（约21度），即便按照最严格的距度要求亦相符合，然而本次聚合因距离太阳过近无法被肉眼观测，故没有将其列入《古今“五星聚”一览表》。黄一农同样指出，1007年这次五星会聚过于接近太阳，“根本无法同时以肉眼测见”。在这种情况下，司天监指出五星靠近太阳后“同时皆伏”的表述，也是相对准确的。
爬梳相关史料，除了五星会聚的天区，还有一处扞格不通，那就是司天监奏报的日期。《宋史·真宗本纪》载，景德四年六月十三丁未日，“司天监言五星聚而伏于鹑火”，即为现代技术测算五星会聚天象形成的当天（公元1007年7月29日），这也说明了当时司天监的天文历算水准相当高超。上文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司天监奏报日期为当年六月十八壬子日；《宋史·天文志》则记载，“景德四年七月，五星当聚鹑火而近太阳，同时伏”。按《宋史·天文志》将时间系于当年七月亦不误，因为这一天象从六月十三一直持续到七月初，此处是描述了天象的过程，而关键仍在于奏报的日期。那么，司天监奏报五星会聚天象的日期到底是六月丁未还是壬子？文莹《湘山野录》中的记载似可相参照：
景德四年，司天判监史序奏：“今年太岁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当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寻推得五星自闰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阳行度。按《甘氏星经》曰：‘五星近太阳而辄见者，如君臣齐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见，即臣让明于君，此百千载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亲御禁台以候之，果达旦不见。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群臣表贺。
《湘山野录》这部书撰成于宋神宗熙宁中，距离宋真宗景德年间大约六七十年，其撰者僧人文莹，也主要活动在真宗到神宗时期。关于这次事件的记载，有可能是基于传闻，但也不乏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记载相吻合的重要细节。
首先，关于“司天判监史序”。根据《宋史·史序传》，“景德二年迁权知少监，大中祥符初即真”，那么景德四年时史序权知司天监少监，且在此之前已“俄权监事”，与王处讷等人同领司天监。景德四年为丁未年，故史序奏称“太岁丁未”是正常的，然而他认为六月二十五日（公元1007年8月10日）五星会聚才形成。实际上六月十三日五星会聚已经发生，且《宋史·真宗本纪》也将司天监上奏事系于六月十三。此处有可能是下文“闰五月二十五日”在流传过程中衍误的结果，也不排除该日五星会聚的天象比刚刚发生会聚时更为明显，所以司天监选取了这一天作为典型，下图2还将验证。
其次，“五星当聚周分”与“五星当聚鹑火”“五星聚而伏于鹑火”暗合。所谓“周分”，是中国古代天文分野中的一种——十三国分野的说法，此即是说五星聚于周之分野。东周十三国与二十八宿相对，其中周的分野正是柳宿、星宿、张宿，进而与鹑火也建立了对应关系，五星聚于周分即是指聚于鹑火。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借史序之口表明了有“既而重奏”的举动。司天监的初次上奏是基于计算，推演出五大行星将于鹑火会聚；接下来的重奏则是基于肉眼观测的条件，考虑到五星运行距离太阳过近的情形，实际呈现的天象为“五星皆伏”。“既而重奏”的记载，为《宋史·真宗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上奏时间有数日出入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史序巧妙地借《甘氏星经》将五星皆伏的现象阐释为祥瑞之征，把天象重点从“会聚”转向“皆伏”，这一段占辞恰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六月十八壬子日的上奏若合符契。统合以上史料，笔者判断司天监在景德四年六月关于五星会聚可能有两次上奏，大致时间线索如下：
景德四年六月十三丁未日，司天监奏五星将聚于鹑火（据《宋史·真宗本纪》）→当年六月十八壬子日，司天监重奏，五星当聚鹑火，既而近太阳，同时皆伏，占为祥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湘山野录》）→当年六月二十六庚申日（公元1007年8月11日），王钦若奏五星聚东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五星会聚的现象持续到七月初（据《宋史·天文志》）。笔者借助Stellarium天文软件，将景德四年六月十三丁未日（1007.07.29）、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五己未日（1007.08.10）和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六庚申日（1007.08.11），三日日落时间以及北宋都城开封的经纬度（取北宋东京城大庆殿遗址，东经114°21′31，北纬34°48′41）导入，即可模拟输出景德四年六月五星会聚天象复原图（忽略大气层、地平线因素）。
图1 景德四年六月十三丁未日（1007.07.29）五大行星与太阳位置图
图2 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五己未日（1007.08.10）五大行星与太阳位置图
图3 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六庚申日（1007.08.11）五大行星与太阳位置图
由图1可知，景德四年六月十三丁未日，五大行星已经运动到左下角柳宿、星宿、张宿，即鹑火之次对应的天区，五大行星基本排列成一线，五星会聚天象初步形成。图2显示的六月二十五己未日，五大行星聚合虽然更为集中、更具典型性，但显然距离太阳过近。五星被日光掩盖，此亦佐证了司天监奏报“五星皆伏”的合理性。而一日之后的六月二十六庚申日，据图3所示，五大行星距离图上右下角井宿的范围愈来愈远，根本没有“五星聚东井”的可能。依据现代技术对天象的复原，可确证司天监的奏报基本准确，王钦若却在撒谎。那么为什么如此显而易见的谎言没有被戳破，反而堂而皇之地奏报给皇帝呢？原因就在于，此次五星会聚太过接近太阳，无法被肉眼观测到。图1、2、3皆是忽略大气层、地平线因素的理想状态，而在现实条件下太阳的光芒覆盖了距离过近的五星，呈现的就是五星近太阳而皆伏，伏即不见。因此王钦若的谎言就有了成立的先决条件：当五星聚于鹑火而皆伏后，既然观测不到，也不能否认五星聚于东井的可能性。
关于本次五星会聚的位置、时间和奏报过程，已经基本考证清楚。无论是否符合现代研究关于五星会聚的标准，五大行星的确在景德四年六月十三丁未日开始会聚于鹑火，且一直持续到当年七月。司天监极可能在六月十三和六月十八进行初奏和重奏，两次奏报内容均较为准确，而王钦若于六月二十六所奏“五星聚东井”的说法则没有依据。有关于王钦若的奏报，在当时是否引起过怀疑已不可知，但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对王钦若奏报记载的正文后，还附有一句注文，“按《纪》《志》五星并无聚东井事，不知钦若何据，或即壬子司天所奏乎？当考”。李焘的疑问也正是笔者的疑问，显然数日之隔五星不可能先聚于鹑火再聚于东井，司天监的奏报中也从未提及井宿，那么王钦若为何将五星聚于鹑火改为五星聚于东井？这样的修饰背后又有什么动机和意义？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分辨天象真伪也许有困难，但对于精通此道的司天监上下官员来说，这个谎言显得颇为拙劣，他们又为何没有揭穿？这些问题，则远远超出天文历法所能测算的范畴了。
三、从五星会聚转向“君主有德”
之所以要对本次五星会聚所在的天区进行修饰，不仅因为五星会聚的占辞本身就含有政权变革乃至时代变换的意味，更缘于对这一天象形成区位的解读屡次成为重大事件的象征，故而特别为当权者所警惕。《史记·天官书》载，“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发生五星会聚天象时，如若君主有德，那么就可以一统天下，百姓兴旺蕃息；如若君主无德，则有国破家亡的风险，正所谓“有德则庆，无德则殃”。此后历代正史《天文志》所论五星会聚与政权变换的关系，除个别字词在传抄过程中稍有参差，内容和意涵几乎完全相同。根据占辞，主上无德，注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而即便主上有德，也要面临“易行”“改立大人”“改立王者”的局面。无论有德无德，五星会聚都是统治权转移的征兆，所以它很难被单纯理解为吉兆，“特别是对当朝天子而言”。因此，五星会聚不仅成为了对皇帝德行的重大考验，而且对该天象的应对措置也显得格外关键。
最为著名的例证，就是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汉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一事。五星聚于东井被定性为汉高祖受天命的祥瑞之征。《汉书·天文志》载，“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按照此种说法，五星聚于某宿，那么该宿所对应的分野之国便会一统天下。按五星聚于东井，井宿对应秦地，但此处显然不是指秦国，而是指高祖入关所建立的汉政权。班固认为，汉元年十月的这次五星会聚，按历法推测当为五星从岁星聚。而高祖入关后与民休息、约法三章的做法顺应德行道义，正应了“岁星之崇义”的占辞，从而符合汉代祥瑞灾异解说中完整的“征—占—应”模式，最为合乎天理。这样的叙事方式无疑将汉高祖塑造为有德之君，从而将此次五星会聚解释为汉兴的祥瑞，而无道之暴秦，则因无德受罚，落得亡国失君的下场。为了引天象作为得天命的证据，史官书写时尽量突出高祖之“德”以应占辞就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
正因如此，无论是五星聚于鹑火还是聚于东井，司天监重奏和王钦若上奏均坚持将此次五星会聚认定为“君主有德”的祥瑞休征。而“有德”渐渐超出了五星会聚本身，成为朝臣们阐释的重点。按《湘山野录》记史序所言，“五星近太阳而辄见者，如君臣齐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见，即臣让明于君”。五星接近太阳若齐明，是君弱臣强以下凌上之势；五星伏而不见则是君臣相谐合于自然之理。史序巧妙地将天象与君臣之道相比附，以五星俯伏突出宋真宗的君德。他还特别强调了这是场千载难逢的殊胜祥瑞，并且预言当夜即会出现五星皆伏的奇观，营造出炫人耳目的效果。这样不世出的天象，自然让宋真宗产生了极大兴趣。他通宵观测验证史序的说法后，旋即大赦天下，并为史序加官一等作为酬谢，群臣皆称贺。
推演五星见伏，即测算五大行星显现和隐没的时间，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中关于五星推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日相近而不见，曰伏”，而“五星皆伏”，其原因正是五大行星运行接近太阳时因亮度不足而无法被观测到。以现有天文学知识虽然不难理解，但在当时便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宣传结合，被解释为君臣关系的体现。关于史序占辞的来源，《续资治通鉴长编》六月壬子条仅作“按占云”，未具体指出司天监的判断源自何处。《湘山野录》中则说明史序依据的是《甘氏星经》。所谓《甘氏星经》即指甘德《星经》，然而现存三家《星经》的引文中已难以见到关于五星皆伏的论说。无论此条占辞当真出自《甘氏星经》，抑或为当时天文官假托其名的伪造，显而易见的是，史序的引用达到了把此次天象重点从五星会聚巧妙地转移到五星皆伏的目的。重要的不再是五星聚于何处，而是五星接近太阳之后同时伏而不见，以此论证“犹臣避君之明也”，明晰君臣之秩序，彰显真宗之德行。
同时也应注意到，历史上五星会聚出现的场合并不局限于王朝更替时，在一个王朝的中期甚至一个皇帝在位期间也会出现该天象，景德四年的这次五星会聚正是如此。“周将代殷，五星聚房。齐桓将伯，五星聚箕。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固然意味着改朝换代，但是“唐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尾、箕。大历三年七月，五星聚东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就不符合政权更迭的规律。换言之，五星会聚曾经出现的历史现场，不仅仅包含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天子取代另一个天子，更可以隐喻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可以是政治上也可以是文化上甚至是时代氛围的变迁。诸如安史之乱、藩镇之祸和赵宋天命、文化乃至思想的塑造，即便不是改弦更张，亦可谓对于历史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些超越占辞本身的丰富事例，大大延展了五星会聚的讨论空间。五星会聚的出现不是一定要另立新君、新政权，也可以意味着同一位皇帝治下新时代的开启，但必须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更重要的是，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去阐释，最终决定事态走向的仍在于君主是否“有德”。
王钦若将五星聚于鹑火改换为五星聚于东井，同样是为表现皇帝盛德。《乙巳占》序言中载，“故景星夜焕，庆云朝集，二明合于北陆，五纬聚于东井，此乃表帝皇之盛德，顺天下之嘉瑞也”。“二明合于北陆，五纬聚于东井”，即是说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这象征着完美的历元。历元，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是一个可上推百千万年的虚拟历法起点，被视为时间之始，需要满足夜半甲子冬至、日月经纬度相同、五星处于会合周期之始等条件。《汉书·律历志》引孟康注曰，“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也”，这一时刻即谓之“上元”。中古时期的帝王以“上元”作为年号，以此象征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有强烈的鼎革色彩。譬如唐肃宗继曾祖父高宗之后再次使用“上元”作为年号，就明确地展示了肃宗与父亲玄宗统治时代相切割的决心。那么在王钦若的此次上奏中，“五星聚东井”，正对应此次五星会聚；“景星夜焕”，与此前景德三年（1006年）“周伯星”事件联系紧密；“庆云朝集”，则是为对应《乙巳占》内容，使之一同作为祥瑞出现。《乙巳占》在李淳风撰成之后就成为了有唐一代的天学经典，在唐宋天文星占体系中有着极高地位和广泛的认可度。王钦若苦心孤诣地想要集齐这几种罕见天象，正是为了与《乙巳占》中的占辞相合，以论证宋真宗盛德感天，得膺稀世祥瑞，足以开创新的盛世。
反常的是，司天监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示“五星聚东井”，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驳斥过王钦若的谬论，而双方却不约而同地将舆论引导向君主有德。现实的原因在于，司天监所奏此次五星会聚无法被观测。即便从历法上看的确测算无误，但仍有可能受到“不验”的指控，故而推出一个更为罕见的五星皆伏逢迎上意，可谓自保之举。深层的根源在于，司天监官员和王钦若对于五星会聚的含义心知肚明——“有德则庆，无德则殃”。五星到底会聚于何宿，此时已经不再重要，若要定性此次五星会聚是值得庆祝的祥瑞，就必须铸牢君主有德的前提。依此而论，在六月十三丁未日上奏五星会聚的天象后，司天监仅隔几日的重奏便转换口风强调五星皆伏，将天象的重点放在五星近太阳之后皆俯伏恭顺，烘托宋真宗德行感天，很有可能是主动附会的结果。司天监对王钦若的上奏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实则就是默许了“五星聚东井”的成立。司天监在此时的暧昧态度，在事实上成为了王钦若塑造君主有德氛围的助力。
以“五星聚东井”为代表的五星会聚，在中古时期的知识谱系中蕴含着权力变换、天命转移和开启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并且得以稳定地传承下来。这对于君主而言，有可能是肯定，也有可能是挑战，是休是咎难有定论。只有满足君主有德的条件，才有可能使得当朝天子化险为夷，或涌现新主取而代之，最终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当五星会聚没有出现时，当朝天子一般不会冒险主动造作，而一旦五星会聚天象形成，当权者也必然会向祥瑞的方向进行解释。那么塑造君主有德的形象，就理所当然成为第一选择。在初奏五星聚于鹑火的天象后，司天监重奏的重点转向强调五星“同时皆伏”，并将其解释为君臣有序的征祥，消解了“改立”的不利意涵。王钦若借助五星同时伏而不见编造了“五星聚东井”的天象，获得了司天监默许支持。由强调五星会聚到五星皆伏的直接原因是五星距离太阳过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协同以史序为首的天文官员，意在孜孜营造君主有德的氛围，从而让此次五星会聚被判定为祥瑞。然而，王钦若等人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们虽然以论证“有德”的方式为宋真宗化解了此次天象，可是如何确证、彰显宋真宗的“君德”，便成为接下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四、宋真宗再受符命对“君德”的确证
一旦肯定了五星会聚的正面意义，那么政治宣传立刻就导向了“有德则庆”的轨道。宋真宗不是开国君主，当然不希望“易行”“改立天子”，因而他选择了五星会聚更为宽泛的意涵，即以当朝天子的身份开辟新纪元。真宗君臣通过一系列礼仪制作彰显君德，其核心就是以“天书”下降的方式再受符命。
就在五星会聚发生不到半年后，宋真宗和以王钦若为代表的智囊，便导演了世人所熟知的“天书”事件。关于“天书”下降的前后过程，《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保存了详细记录，前人研究亦多有揭示。关于“天书”的具体内容，《长编》描述为“其书黄字三幅，辞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其实，包裹“天书”的黄帛上所题文字已经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天书”的涵义：“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赵姓受命于天，宋州为龙兴之地，而现在天命交付给了赵恒，也就是宋真宗。“世七百”辞出《左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这显然是一种宣示，意即赵宋的江山乃天命所归；而“九九定”则预示着这天命将一直在赵宋传承，所谓“九九大运，与天终始”，以此申说宋祚绵延的道理。宋真宗安排这样宏大的排场，最希望向内外臣民宣示的，便是他再一次受命于天。邓小南先生曾切中肯綮地指出：“对于赵恒来说，太祖建立的大宋皇权的权威，有必要再度向臣民隆重证明，这正是他导演再受‘符命’过程的意义所在”。这一段论说高度概括了真宗再受符命延续性的一面，即延续赵宋和他自己的天命，但是在延续的背后，还有真宗所希冀的开拓的一面，即全力打造以“神道设教”为旨趣的大中祥符时代。
如果在五星会聚的语境之下重新审视“天书”下降，则会发现这种开拓革新的意涵早已明示。史序和王钦若的努力，固然以“五星皆伏”塑造君主有德的方式将五星会聚打造为祥瑞，但其依然具备“改立天子”的不利方面。对于才登上皇位十年的宋真宗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那么将五星聚于鹑火改为五星聚于东井，迎合历史事件和天文历法中更始的意义重新接受一次符命，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被视为革新。大宋还是大宋，天子也还是天子，然而宋真宗以重新接受符命的方式实现了“改立”。通过“天书”下降再次宣示天命，既化解了“改立天子”的占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再受命皇帝的身份确证了自己的“君德”：五星聚伏提供“臣道已正”的前提，“天书”下降则注入“君德已彰”的神圣授权，接下来的东封西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宋真宗“君德”确证工程的最高潮。
有学者认为，真宗通过澶渊之盟为安史之乱以来连绵的兵祸画上了休止符，所以才会亲自去泰山封禅祝祷，向天地报告喜讯，并非粉饰太平，而是真心实意。此论断虽有“倒放电影”之嫌，毕竟在当时的节点上，宋真宗未必能料到澶渊和议能为宋辽两国带来长久和平，但是他想要有所开辟的态度还是十分坚定的。经过景德年间的一系列酝酿，“天书”事件后转年宋真宗即改元“大中祥符”，并且迅速推进封禅泰山等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涤耻”只是第一步且最基础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建设新的盛世。后世评价真宗景德以后的种种举措，虽然也多有批评：如从奢靡风气转盛的角度抨击，“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或者是从符瑞猥滥的角度，指责“景德以后，上溺于符瑞，故谀言易入”，却无不注意到这一时期是世情变化的节点。如果从正面的角度审视，更能体现咸平、景德到大中祥符转变的标志性，恰如仁宗时曾巩所总结：
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间入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余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
曾巩认为宋真宗是自唐玄宗天宝末年以来真正意义上实现太平的君主，这是极高的评价。他将唐宋贯通一气，甚至认识到宋初太祖、太宗时期仍走在天宝末、安史之乱以降藩镇割据的延长线上，迨至真宗才重现太平。也有学者从较为平允的角度指出，景德年间“澶渊之盟”的订立，标志着唐中叶以后汉族中央政权主动放弃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汉唐模式”，致力于追求巩固自我划定界限的王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无论哪一种判断，无疑均注意到景德到大中祥符是转折期，而下一个时代开始的标志，就是“天书”下降、东封西祀。
宋真宗导演“天书”事件绝非一日之功，若回溯“天书”的筹备过程，此次五星会聚到五星皆伏的天象就是一个重要节点。在景德四年六月，缔造君主“有德”氛围的倾向已经暴露无遗，王钦若想方设法让天文官员与自己统一立场，通过主动伪造天象的方式为接下来“天书”下降、再受符命做好准备，同时也将此次五星会聚纳入祥瑞的范畴。紧接着七月丙子，权三司使丁谓上奏景德三年国家掌握的户口和赋税情况，相较于咸平六年（1003年）数年之内取得显著增长。这一举动，被视为给后续“天书”下降以及东封西祀提供了物质保障。“初，议封禅未决，上以经费问权三司使丁谓，谓曰：‘大计固有余矣。’议乃决”，自此之后真宗君臣彻底转向制造“天书”和将行封禅的轨道，如箭在弦矣。也就是说，景德四年六月的这次五星会聚和五星皆伏，是“天书”下降和封禅前最有象征性的一次天象事件。以此为契机，此后祥瑞宣传的方向就与再受符命和革新更始密不可分了。
五星会聚天象固然罕见，但景德四年的这次五星会聚并不是宋朝首例。早在乾德五年（967年）就发生过一次五星聚奎，这一天象先后被解释为太祖、太宗的受命之符，后又被解释为宋真宗的感生符瑞，因为真宗正诞生于本次五星聚奎发生后的第二年。在景德四年，真宗又一次与五星会聚联系到一起，这一次的五星会聚自然可以效仿太祖、太宗朝的做法，作为宋真宗的受命符瑞加以宣传。此时，真宗君臣已经在酝酿更为宏大的“天书”下降，故而此次五星会聚作为一个重要征祥，被纳入到致太平的整体轨道上，成为再受符命的仪式一环。“周伯星”也好，五星会聚、五星皆伏也罢，与“天书”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乾德五年的五星聚奎成为了真宗的感生符瑞，景德四年的五星会聚又成为了他的受命符瑞，而接下来他便马不停蹄地推进了封禅大业。由此可见，宋真宗的确希望借助一系列祥瑞制作使自己获得正统、且是唯一正统的资格。通过将本次“五星当聚鹑火”“五星皆伏”导向“五星聚东井”，塑造“君主有德”的氛围，为真宗推进再受命造势，此即景德四年五星会聚天象事件的终极意义所在。
五、结语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的这段描写，几乎在每部探讨宋真宗“神道设教”的论著中都会引到：
苏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莱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上疑未决，因幸秘阁，见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镐曰：“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上遂决冀公之策，作天书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镐云。
“引天命以自重”指出了真宗一系列行为的本质。要达到“引天命以自重”的目的就必须“盛为符瑞”，然而这些符瑞绝不是做得多、搞得隆重就可以，符瑞本身就存在鲜明的层次。如何将偶然出现的天象镶嵌在整个礼仪制作的过程中，并使其发挥符瑞的作用助推“神道设教”，不是可以任意为之的。
景德四年六月发生的这次五星会聚事件，最初由司天监准确预测了五星将聚于鹑火。然而此次五星会聚因为过于接近太阳，无法被肉眼观测，故司天监迅速重新奏报，将本次天象的重点从五星会聚转向五星皆伏，以喻臣子服从天子之明。另一方面，王钦若谎称五星将聚于井宿，利用历史上“五星聚于东井”象征意义，协同司天监共同营造“君主有德”的舆论氛围，从而将此次天象直接认定为祥瑞。不能忽视的是，即便君主有德，五星会聚在中国古代天文星占中也有“改立天子”的意涵，真宗君臣遂借助“天书”下降、再受符命的方式消解了这一不利含义。他们还利用五星会聚革新、更始的宽泛意义，充分显示结束战乱局面、开启和平盛世的决心，并为接下来的东封西祀做好了铺垫。与此前谨慎应对祥瑞的态度相比，以王钦若为代表的诸多真宗近臣开始有意伪造祥瑞、操弄祥瑞进行政治宣传的势头更盛。而从真宗一系列神道设教的具体措施来看，本次五星会聚是真宗再受符命的重要坐标，亦是接下来真宗封禅的必要准备，标志着宋代皇权合法性建构从祥瑞个案的宣传转向“以德配天”的仪式化、机制化确证，可谓酝酿大中祥符时期东封西祀的关键天象。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祥瑞灾异与南宋初年国家正统的重建”（2023M74130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