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郭齐勇文集》（全9卷）
作者：郭齐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7月
【内容简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郭齐勇教授的学术生涯是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同步的,他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考上硕士研究生, 师从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三先生,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于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于1993年任教授,至2018年荣休。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学术活动的组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参与了这个时代。郭齐勇教授在中国哲学领域耕耘近40年,在现代新儒学、中国现代哲学、传统儒学,文化学与中华人文精神,出土文献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等多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熊十力的文献搜集整理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郭齐勇文集》系统收集、整理郭齐勇教授的专书、论文、讲辞等,于各种版本中择其善者,加以精校,分类编纂而成九卷，以期嘉惠学林，为学界或社会人士全面把握郭齐勇教授的学术思想提供便利。
【目录】
第一卷
返本开新:郭齐勇自述
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
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第二卷
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思考
中国人的智慧
第三卷
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
第四卷
中国儒学之精神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第五卷
诸子学通论
文化学概论
第六卷
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
熊十力哲学研究
熊十力传论
第七卷
论文选辑一
第八卷
论文选辑二
第九卷
论文选辑三
郭齐勇先生年谱暂编(截至2022年)
郭齐勇先生学术成果目录(截至2022年)
【前言】《郭齐勇文集》内容概述及编纂说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郭齐勇教授的学术生涯是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同步的,他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三先生,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于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于1993年任教授,至2018年荣休。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学术活动的组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参与了这个时代。
郭齐勇教授在中国哲学领域耕耘近40年,在现代新儒学、中国现代哲学、传统儒学,文化学与中华人文精神,出土文献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等多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熊十力的文献搜集整理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编纂出版《郭齐勇文集》,无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借此成立编纂组(人员组成及分工详下),收集、整理郭齐勇教授的专书、论文、讲辞等,于各种版本中择其善者,加以精校,分类编纂而成九卷。文集正式的编纂工作始于2023年10月,迄今已两年有余。当然,编纂的初步工作可溯源至2018年郭齐勇教授荣休之时,其发愿则更早。兹将《郭齐勇文集》之内容及编纂思路略陈如下。
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学研究
郭齐勇的学术生涯发端于对熊十力的研究。他对熊十力及其学派,再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作了系统的资料整理与精到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郭齐勇对熊十力的研究,其最初的机缘,或许源自萧萐父先生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当时就读本科的郭齐勇,正是在旁听这门课时接触到熊先生《体用论》等书,1984年他在硕士开题时,放弃原本预定的题目,改做熊十力研究,得到萧先生的认可与支持。
当时熊十力研究尚是一片空白,郭齐勇便从熊十力的年谱做起,遍访熊氏的门生故旧,收集整理熊氏著述及前人对他的评论,其最初的学术成果《熊十力及其哲学》,由梁漱溟题签,于1985年在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1987年,郭齐勇考上博士研究生,仍由萧萐父教授指导,他接续硕士论文的方向,更加深入、系统地对熊十力其人其学加以研究,其博士论文《熊十力研究》于1990年9月通过答辩。1993年,此书被纳入方克立、李锦全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之中,以《熊十力思想研究》为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书以《熊十力哲学研究》之名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在早期,他的研究主要是思想史、哲学史的进路,侧重对熊十力其人其书等基本史实的清理,以及相关近代中国思想史问题的爬梳。《熊十力哲学研究》则是哲学的进路,其核心是熊氏的本体论,以及他作为20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形上奠基者的问题,这是我们理解熊十力之为熊十力的关键。当然这本书也并不仅仅是研究熊十力,正如作者所说的:“我的本意是透过熊十力,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特质。所以,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谈熊十力的书,其实也是一本谈中国哲学的书,其中包含了我对儒、释、道,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与现代哲学的理解与分析。”但此书仍以熊氏哲学体系与范畴结构为核心。
本文集收入郭齐勇关于熊十力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的论著有三种:其一为《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二为《熊十力哲学研究》;其三为《熊十力传论》。三书都是对原著的修订重版,《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著是《熊十力及其哲学》,此著还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熊十力哲学研究》的原著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熊十力传论》的原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此著还有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年版。
这三种论著为郭齐勇的成名作,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天才哲人熊十力先生的哲学思想、学术成就及人格魅力,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心大有裨益。从三种论著的原著和重版可见他关于熊十力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而三种论著的递续则反映出其认识的提升和评价的精进,凡此亦具有思想史和学术史意义,故不避重复,将三种论著一并收入。
之后,郭齐勇从熊十力研究扩展至整体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刊行于2017年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为其代表性论著。此书在系统的文献整理基础上,对现代新儒学研究做了横向扩充与纵深拓展。郭齐勇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全面、系统地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内在理路、学术内涵、主要论域与问题意识、学术传承及未来走向做出了深入探讨,是他持续对三代四群现代新儒家进行研究的结晶。
本书立足于整体性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并将其置于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加以定位,着眼于文化反省的多维性,视其为五四传统的另一面。郭齐勇认为,包括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在内的文化守成主义,同样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传统,也是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绝非仅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他指出:“我们显然不能把提出如此重大问题的思想流派排除在现代化、启蒙或五四传统之外。我们更不能认为他们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的批评都是错误的、不识时务的,实际上,批判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本书又从微观切入,抓住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代表人物思想的核心,深入各家思想的内部,就其学术内涵、价值旨趣、问题意识、理论张力及现实关怀等做深入的探讨。现当代新儒家并非专门学问家,其思想涵盖多个面向,本书超越学案式研究的路数,紧扣各家的主要论域与核心问题,着重对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张君劢、冯友兰、贺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代表人物作个案与比较研究,讨论其思想得失与学术价值,探讨他们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与学术系谱中的定位问题,并就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本体论与道德形上学,宋明理学与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之间的内在理路,儒学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对话,儒家价值的现代意蕴及创造转化,儒学与各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环境伦理和文化中国,现代新儒学的易学观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
进一步说,本书既是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回溯性研究,也是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探讨。作者秉持立足当代、儒学创新的理论旨趣,不局限于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历史脉络的梳理,而是阐发“实谓”“意谓”“蕴谓”,揭示其“当谓”并走向“创谓”(傅伟勋语),即在“现代性”的坐标下展开儒学反思,着眼于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对儒学发展的未来走向作理论前瞻与创造性诠释。本书对近年来当代新儒家阵营的分化、重组过程及“知识”与“价值”的二分等议题做了研究,重视海峡两岸的儒家学者在互动中彼此靠拢、位移的现象,并将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及其对现代性的反省、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与价值,特别是对核心价值观与国族意识重建的启迪意义等前瞻性议题纳入研究范围。本书的落脚点还是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有如下特点:首先,本书深入阐发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与学术生态,将对各家思想内在理路的探讨,建立在对其现实处境变化的分析上,做到“知”“行”互释,知人论世。其次,本书兼顾思想义理的阐发与历史脉络的梳理,做到纵向考察与横向分析相结合:一方面按照时间的顺序,清理本思潮发展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又聚焦其理论上的核心论域与问题意识,揭示各家思想的逻辑进路。其三,本书重视本思潮与其他思潮的比较研究;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内部,本书又通过对各家之间的辩难、诘问的深入分析,从学术旨趣、研究进路、思想性格等方面辨析其所同与所异,探析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内部各家间及各位自身思想的内在张力,揭示本思潮各家的理论继承、扬弃及相互关系。
文化学与诸子学探研
郭齐勇也是20世纪80年代 “文化热”的积极参与者。在1985年至1990年间,他评析诸家的文化观,阐发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又从人类学与文化哲学的不同维度讨论文化问题,倡导文化多元,研究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以及文化类型学,尤其是在疏导“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文化的诠释与评价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出版于1990年的《文化学概论》,代表了他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的看法,特别是关于“多元文化”、关于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关于“文化传统”的解析等,这些看法已开始包涵对传统文化的全面体认,调整中国文化的评价尺度与诠释维度。
在他看来,诸子学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传统,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倡诸子合观,认为诸子百家相互包容,各有其偏弊与优长。他与吴根友教授在历代学者对诸子学分疏、解析的基础上,合著《诸子学志》一书,主张从各家各派汲取养分,此书的修订版后以《诸子学通论》之名刊行。当下也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他又提出新诸子的概念,主张要将人类文明的各种精神资源调动起来。
出土文献与经学范式探析
1990年以后,郭齐勇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他对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正视与开掘更为自觉。这根本上缘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郭齐勇经历了从研究儒学到认同儒学,并走向生命实践的过程。人们常说宋明儒“出入佛老,返求六经”,经过反思与抉择,他在学术研究旨趣与安身立命处,最终选择回到中国人精神的原乡。此节先说他对出土文献与经学范式的研究,他在儒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后文再述。
1997年前,郭齐勇的治学方向主要在20世纪中国哲学,之后他将研究重心前移,研习先秦儒学及出土文献、宋明儒学等领域之议题。当然,他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郭店简、上博简的出土、整理与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学术思想史事件。借此契机,郭齐勇对新出土的“地下之新材料”与经学诠释方式、中国哲学的关系予以讨论,并与传世文献相比照,讨论先秦经典与天道观、天命论、心性论、身心观等,又较全面地研究并体悟先秦各家关于三材之道、终极信仰,自然、社会、人生与思维的睿智。
晚清以降,传统经学渐趋瓦解,随着现代学科门类的建立,原本承载价值系统的中国传统典籍成为冰冷的“史料”。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与经学,难免有历史沉疴附着其上,因此在积极的意义上,传统经典经过现代价值的淬炼,汰洗掉其中不合时宜的负面因素,反倒能呈现出鲜活的生命。
郭齐勇深研郭店简与孟子心性论之关系,《性自命出》的心术观,《五行》的身心观、“圣智”论与内在道德论,上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恒先》的道法形名思想等。其中,对现代经学三种路向的梳理、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讨论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特色的指陈,有关思孟五行的论文中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关联,揭示圣德相对于仁、义、礼、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可谓匠心独运,创见迭出。此类成果多收入《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一书。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
自1984年留校任教后,郭齐勇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前后有近40年。这也是他持续关注的领域。他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被多所高校选定为教材,他于2006年发起编写《中国哲学通史》,他本人撰写“先秦卷”,全书十卷于202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梓行。
中国哲学智慧源远流长,但现在我们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毫无疑问,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是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哲学”学科已有了完整的学科建制与学术范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其开山之作,可以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二书的出版为标志的。之后,牟宗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康德哲学为枢纽沟通中西哲学,撰写的《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书,虽是即哲学史而讲哲学的,但也属于广义的“中国哲学史”论著,这一类型还包括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系列。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冯友兰陆续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得以刊行,这两套书代表当时的研究水平,也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差不多同一时期,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受当时兴起的范畴研究、“哲学史就是认识论”的影响,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也是颇具代表性的成果。劳思光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册),在方法论与中国哲学的诠释上都有新见,港台地区文史哲科系多以之为教材。
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学界有中国哲学合法性与中国哲学自主性问题的讨论,在笔者看来,二者看似两相抵牾,实为相辅相成,因为它们都是“中国哲学”研究的自觉之体现,虽然二者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郭齐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上述胡著的实用主义背景,冯著的新实在论方法,牟著的康德式诠释,任著的马克思主义范式,都已广为人知,这些论著对本学科的贡献无需赘言,但它们在方法论上,如以西方哲学的框架裁剪中国哲学,或者说将中国哲学的材料装到西洋哲学的格套中,这种做法的限度何在,不乏可商榷之处。用牟宗三的话来说,中国哲学不仅有材质意义,也有其形式意义。如果中国文化沦为无生命的材料,丧失其形式的身份,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便不复存在。
每一种哲学史论著均为其作者的哲学史观,甚至是他的哲学观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提到的中国哲学合法性与中国哲学自主性问题的讨论,其实就是对哲学史观的反思,甚至可以说也是对中国哲学自身的省察。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中国哲学到底是什么? 它的形式意义何在? 其精神特质何在?
郭齐勇在《中国哲学通史》导论中指出,哲学的不同源自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不同,“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环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或抽绎为道,展开而为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宋代以后,道的问题转化为理或心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长在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领域。
他由此将中国哲学的特质概括为七项: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可说是中国哲学精神之所在。其中所使用的概念,有一些明显是汉译西方哲学的概念,如存有、超越、正义、理性等,但它们所要表达的却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但二者是可以通约、可以比较的。比方中国和西方都有超越性的诉求,但二者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哲学主“内在超越”说,它在西方哲学中不可解,在中国哲学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中却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以说,上述中国哲学的特质即是中国哲学的形式意义,我们若以中国哲学固有之精神,贯穿于对它的历史叙述之中,这些年代久远的思想材料,便不再是被裁剪的死物,而是有生命的主线跃动其中,这样就能将我们个体的生命与历史的生命贯通起来,古人哲思历程中的得与失、成与败均与我们不隔,未来之路也从这里透出。这正应了作者的一项基本判断: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表现在方法论上,是要“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适化”。因此,作者重视萧萐父的方法论反思,即“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
在“通史”的写作过程中,郭齐勇与其他各卷作者对学术前史做了详尽的收罗,在系统爬梳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归纳、总结、淬炼和提升,以此构成叙述的起点。如果将中国哲学比作原乡,我们只有离开她,经过思乡之苦,才能真正获得她。郭齐勇教授主编的这部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的刊行,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历经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向“中国哲学”的复归。
郭齐勇主张重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对其自主自立多有阐发。他指出,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必要的张力,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中华民族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他揭示中国哲学的特征,认同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主流是生机主义、连续性的、创进不息的,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身心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实践性强,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与异于西方的认识理论,中国哲学中天人性命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诠释中国哲学的终极之“天”的意义及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或他人之间、个体身与心之间的哲学智慧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