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0日16时25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杰出领军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王永炎先生在北京安详逝世。听到这个消息，过往的岁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1998年王老师初到研究院，到2023年那次珍贵的夏日拜访，王老师在治学、为人、管理上的风骨与智慧，已经化作我近三十年科研与管理生涯中最坚实的底色。
大医精诚，大智大勇。王老师不仅是中医脑病学的奠基人，更是引领现代中医药走向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的舵手。于国家，他是功勋卓著的泰斗；于我，他则是改写了我人生轨迹、以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润物无声的恩师与伯乐。
一、 战略破局：他点燃了我科研视野的引信
1998年，王老师卸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那一年，我刚留学回国，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正教授），满腔热情却对宏观发展和战略缺乏认知。
王老师一到任，便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科学家眼光。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医药要发展，必须规划先行，随之启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2010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召集了一批年轻人，并点名让我这个对“战略研究”一窍不通的留洋青年担任小组长。
如今回想，那是王老师打破常规、刻意锤炼年轻一代的远见。正是在他的信任与逼迫下，我临时抱佛脚，多学多看，广泛研读了国内外的诸多战略报告，逐渐理清了思路。当我在研究院大会上代表小组汇报战略规划文本时，我明白，自己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战略项目。
正是这次“破格”启用，点燃了我此后承接很多国家级战略研究项目的引信。王老师用行动教会我：中医药科研工作者不能只低头做实验，更要抬头看路，站在国家和时代的战略高度去思考学科的未来。
二、 科学立论：从“听从权威”到“数据驱动”
在战略研究的道路上，王老师不仅引我入门，更在关键节点上引导我走向更高的学术成熟度。
在早期的一些战略研究项目中，我常常感到不满意，因为当时的研究往往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撑，容易陷入单纯听从权威或官方建议的务虚状态。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健康中国2020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该项目由国家牵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卫生部部长主持，王永炎老师亲自担任中医药部分组长，而他把“执行副组长”的重任交给了我。
这一次，在王老师的全力支持下，我下决心打破常规，将数据科学和定量分析全面引入中医药战略研究。我们广泛收集、寻找并利用海量数据进行预测和建模，最终给出了一份基于客观数据、充满科学底气的中医药战略思考与方向预测。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领悟到王老师所倡导的“守正创新”：中医药不仅需要文史哲的宏大叙事，更需要现代科学的数据支撑。这也影响了我一生的行事风格——不能流于务虚，必须以扎实的数据和能够落地的举措去造福社会。
三、 提携后学：改变命运的竞聘与宾馆大堂的幻灯片
1999年上半年，王老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提出：以我所在的基础理论研究所为试点，向全国公开招聘所长。
文件出台时，我作为一名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普通科研人员，根本不敢有任何想法。虽然导师当时是室主任，但行政事务多由我具体负责，可在正式档案里，我的“管理资历”是一片空白。在周围朋友的鼓捣和动心下，我去咨询招聘部门，工作人员也难以界定。正当我犹豫不决时，王老师更是亲自鼓励我：“去竞聘！”
竞聘最难的一关，是面对全所的职工和领导发表公开演讲。为了准备PPT，我将国外学术会议的经验与战略研究的思维相结合，设计了一套基于数据与发展战略、极具新意的演示文稿。
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在答辩前夕，王老师在一家宾馆主持重要会议，我带着我的PPT，请王老师帮我把关。他欣然同意，并利用会议休息的短暂空隙，在宾馆布满杂音的大堂，坐在沙发上极其认真地帮我逐页审看了幻灯片，并提出了修改建议。那是一个学术泰斗对一个后辈最无私、最具体的呵护。
竞聘成功后，王老师在任前找我谈话。那天的谈话不仅解开了我的局促，更送给我两句影响了我一辈子管理生涯的名言：
“与人打交道，不要拧成死结！” “任何事情，不要独食；独食就是毒食！”
这两句话，既有文人的豁达，又有管理的大智慧，成为了我此后长期的为人处世、团结同志的座右铭。
王老师在管理上的用人胸襟与特异智慧，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更深的印证。2006年，我从企业重新回到中国中医科学院，配合王老师筹建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并出任常务副所长和法人代表。作为创所所长，王老师高屋建瓴，亲自为研究所规划方向与发展战略；同时他极其重视初创期的制度建设，总是按时召集所办公会并组织集体学习。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一次所务管理会上，王老师特意对我说：“爱平，所里所有执行层面的具体事务，都由你来全权负责。如果我有什么想法，一定会亲自告诉你。要是别人对你说‘王老师说了什么’，那一定是打着我的旗号，你一概不用理会。”
这番话至今想来仍让我震撼。在纷繁复杂的管理环境中，王老师用这种极其纯粹、直接的信任，为年轻的负责人撑起了一片能够放开手脚、专心干事的清朗天空。这种用人不疑、制度分明的管理哲学与政治智慧，令人由衷敬佩。
四、 举国体制：站在国家高度彰显中医药力量
王老师一生不仅在脑病中风、标准化领域建树卓著，更是善于利用举国体制为中医药争取国家战略资源的大家。
在王老师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生命科学部咨询委员会委员期间，他极力主张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立中医药重大计划项目。他亲自开列了一份大约10位专家组成的建议书起草名单——除了年轻的我，其余全是中国顶尖的院士。作为组里最年轻的成员，我负责具体收集资料、起草和反复修改文件。在王老师的运筹帷幄和院士们的指导努力下，该项目顺利获批，成为NSFC历史上第一个中医药相关的重大计划项目。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在公共卫生危急关头，2003年“非典”之后，H1N1甲型流感疫情来袭。王老师凭借其崇高的学术影响力和责任感，积极向政府申报并成功获得了“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专项”。
我有幸被王老师任命为该专项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专家、撰写建议书以及后续的项目推进与结题验收。那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面对不同个性的专家，在王老师的统筹下，我们学会了如何站在国家的战略高度，寻找中医药与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切入点。最终，该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成功整合到西医和公共卫生领域，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通过这两次国家级大项目的洗礼，王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借雷霆之力，布百年之局”，如何用亮眼的数据和成果去教育、说服大众，让中医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挺直腰杆。
五、 谋略与智慧：文史哲交融的大师风骨
王老师的智慧，不仅在医学，更在于他极深的传统文化功底。他知识面极宽，总是能够将深厚的文史哲学问信手拈来，用以剖析复杂的当下社会问题。更让人叫绝的是，他总能敏锐地利用社会热点，结合传统文化，为中医药的发展指明方向。他说话出口成章，每次听他讲话，整理出来的记录直接就是一篇思想高深、逻辑严密的精彩论文。
王老师的身上，有一种儒雅与霸气并存的独特魅力。他的谋略中带着一种为了事业不屈不挠的刚毅之气，使得他提出的宏大计划和建议总能排除万难，最终变成现实。
到了70多岁后，王老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不出国，不离京参加外地会议（印象中除了去过一次北戴河参加标准会和去天津看病）。晚辈们起初不解，他却用极其幽默而高智慧的话解释道：表面上看是不给邀请者机会，其实质是不想给举办者增加麻烦。 这种繁华落尽、不为人添一丝负担的克己与清明，是另一种的高阶智慧与大德操守。
然而，严肃的王老师在私底下也有着极其随和、活泼、充满童心的一面。每当大项目结题或任务圆满完成，在总结聚餐上，他总是开心地小酌几杯，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有连续几年的时间，每年年底王老师都会亲自组织院里几十位四五十岁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一起吃饭、喝啤酒。在那样的时刻，没有院士的威严，只有一位长者看着满堂朝气蓬勃的后辈时，眼中流露出的欣慰与快乐。他展现出的，是永远年轻、轻松、和蔼的生命状态。
结语：老当益壮，精神永存
2023年的暑假，几年未见，我怀着忐忑与思念去拜访八十多岁的王老师。开门见到的先生，虽然银发苍苍，但双眸依然深邃、思维依然敏捷。他拉着我的手，谈论的依然是他挂念了一辈子的中医药发展，指导我的依然是如何利用国学的整体辩证思路去破局现代医学的难题。那一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老当益壮”，什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先生仙逝，杏林同悲。王老师虽然离去了，但他当年在宾馆大堂帮我修改幻灯片的身影，他留在中医药发展史册上的累累硕果，以及他那句“与人交往不拧死结、不吃独食”的教诲，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当年他召集的那批战略研究小组的年轻人，大多已走上了中医药科学院及二级单位的领头人岗位，成为了中医药事业的中流砥柱。我想，这是对王老师最好的告慰。
恩师不远，精神永存。我们将继承您的遗志，带着您留下的战略眼光与浩然正气，继续在数据与科学的道路上，为中医药的腾飞奉献终生。
愿王老师一路走好，在天堂手握清茶，一如当年那般轻松、欣慰、永远年轻！
后辈吕爱平 叩拜挽 2026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