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明代辽东，所辖疆域极广，东至鸭绿江与朝鲜接壤，北过开原、铁岭，南至旅顺口与登州、莱州隔海相望，西至山海关与京师相接。因其疆域广阔且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便是兵家百战之地。女真族是明代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明朝在女真地区实行的羁縻政策对招抚安置女真人起了很大作用，但同时对女真族的兴起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朝本想“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而且被建州吞并的不仅仅是海西，还有明朝自己。辽东是连接明朝与女真各部之间的枢纽，明朝的羁縻政策通过辽东得以实行，女真兴起、强大以及入主中原，也是通过辽东实现的。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女真夺取了辽东，就掌握了入主中原的通道，明朝失去辽东，它的统治也就走到尽头。
一
明朝政权建立以后，为了有效管辖并统治东北地区，针对当时活动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的特点，明廷贯彻了“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毦奇计”的“以夷治夷”的政治思想。“以夷治夷”是明朝治理东北边疆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宗旨就是利用女真各部族的首领治理本部，从心理上解除他们对明廷的抵触，接受明廷的统治。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设立羁縻卫所，任命各部酋长为地方官，颁发敕书，定期朝贡，设立马市，开通驿路等方面。
设立羁縻卫所，是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与安置的具体措施，这里的卫所与内地的卫所不同，它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其官员的设置是“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各仍旧俗，统其属以时朝贡”。在任命官员时，由明朝颁发诰敕、官印和冠带袭衣。诰敕就是委任状，也称为敕书，上面记载着明政府授予的官职和等级，是进京朝贡和接受赏赐的凭证。印是管理本部人民的权力象征。冠带、袭衣也就是官服，是朝贡时必须穿戴的衣服，由明朝赏赐，不能自制。获得了诰敕、官印和官服的各部酋长，就成为明朝的地方官，他们必须听从明朝政府的法令，为明朝政府管理所属地方的人民，并保卫边疆，定期朝贡。这些官职皆为世袭，“一授之，子子孙孙遂为永业”。他们与明朝政府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臣属关系。
羁縻卫所的官员必须定期到京城朝贡，也就是定期向中央政府缴纳贡赋。羁縻卫所的官员带领属下进京朝贡，必须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诰敕或印信，从指定的贡道入贡。入关时，要将敕书及进贡物品交由主管官员检查。进入京城后，住在专门为其朝贡设置的会同馆。进献贡品之后，可以获得朝廷颁发的抚赏和回赐。贡品和回赐物品都不是商品，只有将所带物品进贡以后，剩余的物品才可以在京城进行贸易，但女真入贡之人往往多带大量的物产“借贡兴贩，以规厚利”。明朝政府规定，女真入贡之人只许在京城贸易五天，或在他们进京所住的会同馆买卖三到五日，但这种规定往往不能完全限制女真人的贸易活动，私下交易屡见不鲜，不仅在京城贸易，而且还在来往途中与沿途百姓进行交易，以换取他们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马市是明王朝为兀良哈三卫及女真各卫所开辟的除京师互市外，与内地进行贸易的第二个通道，也是明王朝羁縻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马市的管理，明廷同样规定敕书作为进入马市的凭证。
马市缘起于永乐初年，“永乐间，辽东设马市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正统间，因漏泄边事，已罢其二，惟开原南关市独存。近者朵颜屡请开市，朝廷不许。今朵颜穷迫，潜结海西，转市于我，而海西藉彼马力，数犯我边，甚为非便，若许复开，则有以收朵颜之心，撤海西之党，而中国并受其利”。马市的设立，为女真人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其实质也是明政府为了对女真各部族的羁縻。“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诸酋利吾市赏，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马牛毡革非与我市则无所售，然则辽阳一带实西虏所资以为生。”初期马市是以官方买马为主，马价也由官方决定，一般是以绢、布付马价。“兀良哈等处告饥，愿以马易米。命所司议其直，遂定上马每匹米十五石，绢三匹，次上马米十二石、绢二匹，中马米十石、绢二匹，下马米八石、绢一匹，驹米五石、布一匹。”马价也可以用米来支付，但支付多少，也就是马价的高低，都是由官方决定的。
在马市贸易中，女真人输出的物产主要是马、皮货和山货。皮货和山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猁狲(即土豹)、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此外有蜜、蘑菇、木耳、松榛等。马、貂皮、人参在其中占很大比重，反映明代女真族渔猎经济的特点。而明代女真输入的物产有：铁器、耕牛、绢缎、棉布、盐、米、陶瓷器等。则与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及军事战争有关，对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马市的设立是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实行羁縻政策的具体体现，对来马市贸易之人，明朝不仅给予优厚的政策，而且有抚赏和诸多优待。《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中的“马市”一节收录了许多“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如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初十日一起，镇北关进入买卖夷人卜寨差易八里等四百八十名，抚赏过桌……分三厘八毫。桌面三张，折猪肉十斤十四两，连酒，用银一钱七分五厘二毫；下程猪肉四十斤，用银五钱七分二厘；酒四十壶，用银二钱六分六厘六毫；平花段三匹，用银一两八钱；铧子三件，用银一钱二分；许纸二百张，用银一钱□分；官锅三十八口；官盐二百斤。”另有万历年间某年某月，“二十五日一起，镇北关进入买卖夷人都督呈加奴仰加奴等一千一百八十名，抚赏桌面酒肉等物，用银四十三两二分八……桌面十五张，折猪肉五十四斤六两，连酒，用银八钱七分六厘；官锅四十口；下程猪肉二百三十斤，用银三两二钱八分六厘；猪十六只，用银六两……酒一百壶，用银六钱六厘六分六毫；平花段四十二匹，用银二十五……牛十只，用银五两；酒四海，用银四钱；羊四只，用银一两六……官盐一千九百五十斤”。由此可见，进入马市做买卖的女真人不仅可以出卖自己的货物，换取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而且还可以从管理马市的官员那里获得抚赏，充分体现了明朝对女真人实行的羁縻政策的情缘特征，即“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朝贡互市，皆有抚赏外，又有沿边报事，及近边住牧，换盐米，讨酒食，夷人旧规，守堡官量处抚待”。所以，明廷在女真地区设立马市，其目的不在获得多少经济收入，而在于政治上的羁縻。虽然明朝开设辽东马市是加强边防、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为女真经济繁荣搭设了桥梁。建州女真在明代后期能突飞猛进地发展，就得益于辽东马市。
开通驿路是明朝羁縻政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羁縻政策得以实行的重要保证。明朝在东北建立驿站之初，主要是为了经略东北，扫清故元势力的战争需要，运输军队、粮草等；在确立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以后，驿站的作用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主要用于官员往来、公文传递、贡赋解送、卫所朝贡、联络朝鲜、商贾往来等，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明代在东北地区设立的驿站，多沿用辽、金、元以来的古道，辽东通往各卫所的驿路以开原为中心，有：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纳丹府东北陆路、开原西陆路、开原北陆路、海西西陆路、海西东水陆城站。
第一条，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的路线：从开原出发，向东至坊州城(今海龙山城镇)，沿辉发河流域的纳丹府城(今桦甸苏密城)、富尔河流域的费尔呼(今敦化大蒲柴河才浪村建设林场古城)、古洞河或海兰江流域的弗出(今安图万宝古城或和龙东古城子)，到达南京(今延吉城子山山城)，由南京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这条驿路上的驿站有：坊州城、奚官(约当今何地，待考)、纳丹府城、费尔呼、弗出、南京、随州县(今朝鲜咸镜北道钟城)、海洋(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秃鲁(今朝鲜咸镜南道端川西13里的古城)、散三(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通朝鲜后门。根据这条路线所经过的驿站以及建州左卫曾居住在今朝鲜咸镜北道的庆源、镜城、会宁一带的事实，可以断定，建州左卫当时就是通过这条驿路进京朝贡的，也就是说，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是建州左卫的贡道。
第二条，纳丹府东北陆路的路线：从纳丹府出发，沿东北方向至那木剌(约当今桦甸暖木桥子，或称暖木、暖木条等)，然后东行至善出(位置不详，大致位于今吉林省蛟河与敦化之间)、阿速纳合(位置不详，大致位于今吉林省敦化北)，再向南行至潭州(今吉林省敦化市)，沿东北方向行至古州(今牡丹江南，北接斡朵里)、旧开原(今双城子南部的山城)，最后到达这条驿路的终点站毛怜(旧开原南，今图们江北珲春境内)。这条驿路是明初通往建州卫，其后通往毛怜卫的贡道。
第三条，开原西陆路的路线：从开原出发，西行经庆云站(今辽宁省康平东南50里的小塔子村)、熊山站(位置不详)、洪州站(位置不详)到达阜新境内的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108里塔营子古城)是沟通福余卫等西北游牧部族的路线。
第四条，开原北陆路的路线是从开原出发，向北经过龙安站等9个驿站，最后到达海西。这条驿路上的驿站有：归仁县(今开原老城镇北80里，昌图北40里四面城)、贾道站(今昌图北80里四合屯古城)、汉州站(位置不详，大致位于今梨树北)、韩州(今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信州城(今吉林省怀德县秦家屯古城)、斡木城(位置不详)、龙安站(今吉林农安)、海西宾州站(今吉林农安红石垒古城)、弗颜站(位置不详，大致在今扶余县境内)。这条驿路从海西宾州处分成两路，一路西行，通向兀良哈，另一路北渡松花江与海西东水陆城站相连通奴儿干都司。
第五条，海西西陆路是由肇州出发，向西经洮儿河、台州等站，终点是兀良哈，是明朝初年兀良哈三卫的朝贡道。这条驿路上的驿站有：肇州(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四站乡西南6里东八里村的八里城)、龙头山(位置不详)、哈喇场(位置不详)、洮儿河(位置不详)、台州(辽、金时期的旧泰州，今洮安城四家子古城)、尚山(位置不详)、札里麻(位置不详)、寒寒寒(位置不详)、哈塔山(位置不详)、兀良河(今归流河上游的乌兰河)。
第六条，海西东水陆城站，这条驿路的水路从今吉林市阿什哈达出发，顺江而下，直抵奴儿干。陆路各驿站基本都在今黑龙江省境内，全线共有45个驿站，主要的驿站是底失卜(今黑龙江省双城拉林河北岸的石家崴子古城)、阿木河站(今双城青岭乡的万斛古城)、尚京城(今阿城县白城与海沟镇)、扎剌奴城(今黑龙江省宾县西蜚克图附近)、伏答迷城(松花江南岸，乌尔河入松花江附近)、斡朵里站(今依兰西马大屯)、托温城满赤奚站(今汤原县香兰东北6里的固本纳城)、弗思木城古佛陵站(今桦川东北宛里城)、奥里迷站(今绥滨西18里的奥里迷古城)、弗踢奚城弗能都鲁兀站(今富锦)、考郎古站(今松花江和黑龙江合流处三江口上方松花江南岸突斯克地方的古城)、乞勒伊城乞列迷站(今抚远西喜鲁林即秦得力古城)、莽古塔城药乞站(今黑龙江抚远东黑瞎子岛上的木克得赫屯)、古伐替站(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东北黑龙江南岸的古发廷屯，即古发潭)、呼林站(今黑龙江下游左岸俄罗斯格林河口即格林河的忽林屯)、黑勒里站(今黑龙江右岸俄罗斯境内特林南赫勒里河口附近)、满泾站(今俄罗斯境内)等。海西东水陆城站是明朝经略东北的最长的也是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是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等地的海西女真以及“野人”女真进京朝贡的贡道。
明朝在东北地区所设置的驿路、驿站，直接隶属于兵部，是明朝中央政府统治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初期“以谪戍者递送”，后由于“逃亡者多。凡外夷朝贡使臣及公差往来，于各卫队伍中摘军协助递送，及秋天又调内地马步官军，分隶诸驿，防御胡寇，兼运粮积草，以备军储”。说明驿站的站丁最初是由“谪戍者”担当，由于许多人逃亡，改由“各卫队伍中摘军”承担，由就近卫所管带，统归兵部管辖。驿站的任务是：传递文报，转运军需、贡赋和赏赐，转运来往的朝贡官员和公差人员，并提供食宿。
以驿站、驿路构成的交通网络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略，是羁縻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由于驿站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明朝经略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明廷派往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地区招抚女真的官员是通过这些驿路到达目的地的，境内女真、蒙古各卫就是通过这些驿路进京朝贡的，女真、蒙古各卫的头目所获得的大量赏赐也是通过这些驿路运送回来的。永乐十八年(1420)又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建立船厂，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联系。因此，东北地区的驿路承担着十分繁重的迎来送往与物资输送任务，是促进东北地区各民族与其他地区各族人民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二
敕书是明朝政府颁发给各卫所官员的证明其官职和等级以及进京朝贡和接受赏赐的凭证，敕书不仅是政治权力的标志，而且具有相当大毦的经济价值。
明朝初期，女真社会主要由建州、海西和“野人”女真三部分构成。海西女真南迁以后，对明朝定期朝贡，得到明朝的信任与扶持，并占据南北二关。“永乐初，给海西属夷敕。由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按敕验马入贡，两关酋分领之。”海西女真占有明朝政府颁发给女真各部敕书的三分之二，因此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实力渐强，建州女真亦受其控制，其他女真各部就更不在话下。“江上远夷以貂参之属至，必藉尔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汉。耕田、围猎、坐收木耳、松子、山泽之息，为利大矣。”
明朝初期，为了鼓励朝贡，对来贡的人数没有严格限制，也不用敕书做凭证，只要有明政府颁发给各卫所的印信公文即可进京朝贡贸易，“缘边鞑靼女直野人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由于来朝入贡的人数过多，明廷从正统以后根据各卫所拥有敕书的情况对入贡人数和次数做了限制，“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每岁三贡，贡各百人。海西每贡千人，建州每贡五百人”，“海西每年一贡”，兀良哈三卫每年朝贡2次，建州、海西每年朝贡1次。虽然开始限制人数，但只限制了每次的数额，没有总的限额，其限制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此后，敕书成为朝贡制度的凭证，进京朝贡的人数由明政府所颁发的敕书数决定，有多少敕书，就可以有多少人进京。关于朝贡时间，初期同样没有限制，正统以后规定“岁以十月验放入关，如次年正月后到者，边臣奏请定夺”。其他时间不许入关朝贡。对于前来朝贡之人，明廷在京城专门设置会同馆负责接待。
进贡以后，朝贡者可以获得许多赏赐，赏赐物品多少是由官职的高低决定的，相差悬殊。早期的赏赐主要是实物，赏银者很少。嘉靖元年(1522)把海西女真速黑忒等人的赏赐折银，但不作为常例。由于女真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增加，对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甚至用所赐实物去换取银两。鉴于这种情况，明朝政府于嘉靖六年(1527)规定允许折银。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女真人进京朝贡的赏赐全部用银两支付。除正赏之外，对所贡方物，明廷还要根据不同的方物给予不同的回赐，与正赏相同，回赐也是先用实物，后来全部折银。正赏和回赐的数量相当可观，大约每名朝贡者可以得到20两银左右。
除正赏和回赐以外，朝贡者还被允许在京师或来往途中进行各种贸易活动，这是一项更大的经济收益。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贡品以外带来的货物，既可以卖给明朝政府，也可以在京师街市自由买卖。由于朝贡制度时有不严格，明政府难承其负，加上京师贸易纠纷层出不穷，明政府只好在正统十三年(1448)对京师买卖的时间进行限制，“今后来朝贡者赏赐后方令于街市买卖五日，永为定例”。此后，朝贡之后在京师可以买卖五日的规定正式确定下来。但这种限制并没有降低女真对京师贸易的要求，他们想方设法提高敕书的官职或增加敕书的数量，以争取更多的进京人数，获得更多的赏赐及进京贸易的机会。
无论进京朝贡获得赏赐，还是在京师进行贸易，都需要一个重要的凭证，即敕书。掌握的敕书越多，获得财富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围绕敕书展开的争战在女真各卫所间是时常发生的。“参貂马尾之利，皆东夷所产。东夷有远自混同江来者，有远自黑龙江来者，或千余里，或二三千里。非有近夷为居停主人，其何所依而重议焉。昔南关夷酋王忠，建塞于静安关外，以专其居停之利。北关效之，亦建塞于此。盖争其利也。故连年东夷之相构，虽争敕书，其实亦争此利也。”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地处南关，扼制女真各部、特别是边远地区女真各部的朝贡之路，不仅从事朝贡、马市贸易，而且兼做“居停”贸易，势力不断壮大。到王中(忠)统治时期，势力发展更为迅速，首先夺取者帖列卫敕书35道，后由于侦报虏情有功，被升为都督，并命他约束各部落。此后，王中(忠)又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消灭了与之抗衡的叶赫部祝孔革，夺取敕书700道。把海西女真各部拥有的敕书999道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兵力强盛，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各部都听从他的约束。建州女真所属500道敕书虽然不归王中(忠)所有，但其使用也在王中(忠)控制之下。王中(忠)死后，其侄王台继任哈达部酋长，仍然称雄女真各部。王中叔侄统治哈达、并约束女真各部的时期长达40年之久，代表着女真民族统一的历史趋势。王中(忠)叔侄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关键在于他们控制并掌握了明廷颁发给海西女真各部的全部敕书的所有权和建州各部所有敕书的使用权。
努尔哈赤的兴起与强大，并进而统一女真，更是与敕书分不开。首先，努尔哈赤凭借明朝政府为误杀其父、祖而颁发给他的30道敕书，征服了建州女真，把建州所属的500道敕书掌握在自己手中。建州女真的统一过程，就是努尔哈赤兼并各部敕书的过程。敕书的获得以及明朝政府的任命，意味着努尔哈赤在朝贡制度与马市贸易上获得更大的利益。不仅凭借“貂参之利”进行“互市交易”，而且“照例”取“五百道之贡赏”，因此“满洲国民殷国富”，特别是“奴酋始富”。建州女真统一之后，努尔哈赤利用海西南北二关的矛盾，首先占有了南关哈达部所有的363道敕书，使自己掌握的敕书达到863道，超过了叶赫部所掌握的敕书总数。随着势力的逐步强大，努尔哈赤的贪欲也越来越大，不仅把原属海西乌拉部的“东珠紫貂”这样的“天下之厚利”据为己有，而且“不与全价”，然后又到抚顺关去卖高价，从中获取了较大的利润。努尔哈赤还垄断了抚顺关和开原的广顺关，强行在“只市马，不市参”的开原的广顺关“强裁参斤，倍勒高价”。并将人参煮熟后晒干，“徐徐发卖”，获得了成倍或几倍的利润。在马市贸易和朝贡贸易中，努尔哈赤得以接触博大精深的中原汉文化，拓宽了视野，对女真以外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努尔哈赤日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努尔哈赤的势力强大以后，对明廷的态度不如以往那样恭顺，“初以车价迟贡。三十六年后，又以疆界停贡。谕减车价不听，勒限侵地不从”。特别是灭辉发、乌拉以后，控制了乌拉、辉发的“居停”贸易，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势力也更加强大。与此同时，努尔哈赤还征服了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虎尔哈各部和东海女真各部，以及沿日本海岛屿的小部女真人，控制了这些地区的貂参贸易。最后，向女真部族中势力曾经最为强大的叶赫部发起进攻，灭亡叶赫，实现了女真族的统一。
在女真族统一的过程中，敕书的争夺一直伴随始终。当海西女真最强大的一部——叶赫部灭亡以后，努尔哈赤拥有了明朝政府颁发给女真各部的所有敕书1499道，成为女真部族中最强大的势力。敕书的集中，标志着女真民族的统一，但这时的敕书由于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彻底对立，已经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从另一个方面说，敕书意义的丧失正标志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强大以及女真民族的统一和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三
对女真各部而言，辽东，是他们与中原交通的唯一通道，通过辽东，他们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势力迅速壮大。但随着势力的不断发展，他们早已不满足于朝贡和马市贸易中的所得，而是想通过辽东得到更多。“海西、建州夷酋，屋居耕食，密迩边墙，在彼乍臣乍叛，在我半信半疑。然累朝不忍荡平，边臣不行驱逐者，非力不能也，盖彼以贡市利于内者十之三四，辽人以交易利于彼者十之七八，且赏费取诸市税，既不请及帑银，赏数限有定名，又不增诸额外，于怀柔之中，寓羁縻之术，各边之御属夷，未有善于此者。但相沿日久，狎侮日滋，少有忿争，即肆狂逞。”女真首领“持朝廷决不肯加诛，知边臣决不敢轻剿，又知边人互市规利，决不肯闭关”等状况，经常入关掳掠，势力日益强大。
明朝在女真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的本意是防止女真各部形成统一势力，避免女真势力对明朝统治构成威胁。“按国初区划东胡，置卫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数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一于一者，何也?夷狄和则强，分则弱，此祖宗立法深意也。昔建州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辈尝分矣，而合之则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则自李宁远始。何则?正统间，海、建勾北虏也先为患，卒被夺其敕书，失贡市利，不能过活，乞哀守臣，复请补给，或十数道，三五道，各自入贡，势莫能相一也。自宁远为险山参将以至总兵，诱此间彼，诱彼间此，专以掩杀为事，诸部或绝或散。”这时，由于努尔哈赤父、祖的被误杀，李成梁将其父、祖所属的敕书全部交给努尔哈赤，后又授予他龙虎将军的称号，“于是，奴酋得以号召东方，尽收各家故地遗民，归于一统，而建州之势合矣。自建州之势合，而奴酋始强，自五百道之贡赏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远交近攻，兼并难关、灰叭诸部，而海建乌龙江之势又合矣。”各部的统一导致努尔哈赤敢与明朝“争地要盟”，李成梁担心努尔哈赤报父、祖之仇，“不得不出于苟顺，以幸旦夕之无事，而付之无可奈何矣”。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纵容，导致了努尔哈赤的强大，按照明朝先祖制定的政策“分之以树相疑之形，而宁远顾合之以成相一之势，相疑则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则纵夷抗我，而我受其害”。随着女真势力的壮大，与明朝统治者的最初实行羁縻政策的愿望截然相反，它对明朝统治构成的不仅是威胁，而是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崛起的女真已经不满足于居于东北一隅，他们通过辽东认识了外面的世界，他们要冲出东北，“努尔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努尔哈赤与其他部族的首领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一旦势力强大，就要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
自明朝建立以来，虽然对“建州等卫女直，本以犬羊贱类，仰荷朝廷设官降印，使在羁縻之类，送往迎来，以示怀柔之恩。百余年间，辽东一带，将官得人，兵备整饬，以时朝贡，无敢轻犯”。但女真各部对辽东的掳掠也未曾停止过，只是由于明朝中期以前国力尚强，足以应付女真各部的侵扰。“近年以来，兵备废弛，粮草蠹耗，致伊轻视，渐致不臣。本年自九月到今，举众深入清河、靉阳等堡地方，如蹈无人之境，人畜被其抢虏，官军被其损折。”
综上所述，明朝的羁縻政策，导致了努尔哈赤的兴起与壮大，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壮大，导致了后金与明朝对辽东的争夺，引发了明末的“辽事”，将明朝的财力物力消耗殆尽，在这场争夺战中，后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最终，正是“世受豢养”的女真族(满族)成了灭亡明朝的主要因素。（节选自《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