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艺术都是在跟现实进行碰撞之后,才选择了适合自己存在的方式,留存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绝对是现实的反映,无论它打着怎样的招牌,被列入哪一种流派,无论它的内容多么夸张,形式多么荒诞,但是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内在本质,不会变化。正因为这样,我们总是从是能够从古人讲述的故事中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讲述一个“鬼隐”的故事,原文不长,录在这里:
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县深山中。日薄暮,风雨欲来,见岩下有洞,投之暂避。闻洞内人语曰:“此中有鬼,君勿入。”问:“汝何入之?”曰:“身即鬼也。”宋请一见。曰:“与君相见,则阴阳气战,君必寒热不安。不如君蕿火自卫,遥作隔座谈也。”宋问:“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殁而乞于阎罗,勿轮回于世。随与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升忉利天矣。寂历空山,都忘甲子。与鬼相隔者,更不知几年。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迹,明朝当即移居。武陵渔人,勿再访桃花源也。”语讫,不复酬对。问其姓名,亦不答。宋携有笔砚,因濡墨大书“鬼隐”二字于洞口而归。
纪晓岚不像蒲松龄描写得那样传神,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他的叙述中感受到文言小说独有的简约之美,在极为经济的笔墨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跃然纸上。这个人物主要通过交代自己的经历来完成形象塑造:宋某到安徽歙县深山为自己选择墓地,在一个山洞里遇见隐居在这里的鬼,就问他,既然您是鬼,必然是有墓地的,如今为什么住在这山洞之中呢?鬼说:“唉!真是一言难尽呀!我原来是神宗(明代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1619])时代的一个知县,我厌恶官宦们互相争夺名利、为求升官而互相倾轧的行为,就弃官回乡了。我死以后,向阎王爷请求,不要再将我转生到人间,阎王爷答应了我的要求,按照我来世应当享受的官职和俸禄,在阴间给我安排了官职。没想到,阴间的官场同样相互争夺倾轧,和人间没有什么分别,于是,我辞退了官职,重新返回到墓地。我的坟墓夹再许多鬼魂的墓穴之间,他们往来嘈杂,弄得我不胜其烦,实在没有办法,才躲避到这个地方。这里虽然凄风苦雨,萧条冷落得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与官场风波、人世道路得机关陷阱相比,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了。我寂寞地在这空山里度日,连岁月都忘记了,也不知道和那些吵吵闹闹的群鬼隔绝了多少年。我很庆幸解脱了那些烦恼,潜心于自然之中。谁想到今天竟然又遇到人迹,碰上了先生您呢?没有办法,看样子我明天只能从这里迁出去了。我奉劝先生您,最好也甭学那武陵渔人,再探访什么桃花源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好在哪里?好在细致准确地描述了某种类型的人的心态,我们甚至能够很方便地从自己、从身边的人身上找到与这种描述准确对应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纪晓岚这个简约的故事也就穿越了时空,来到了被我们经验过的世界,来到了我们内心。我们突然发现,古往今来,这个世界运行的基本方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处在被古人描述的那种人生处境之中。
白居易有言:“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只有经历过磨难与历练,对世事人生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语句。
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崇拜“隐”字,一部“红楼”,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字:隐如何,不隐又如何。隐,意味获得安身立命之根本;隐,意味在短暂人生中享受生的欢乐;隐,意味着个人平安、家庭幸福……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世界中,真正有才情的人总是远离功名利禄、市井喧嚣,回归自然,在青山绿水之间享受生命的安宁与恬适。所以,“隐士”,在一定意义上是指那些对世事人生采取规避妥协态度的人。本来是一种不值得歌颂的行为,中国文人却给以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作为一种精神倡导,中国文人总是歌颂选择了隐忍的人,称他们“隐士”。“隐士”在中国文人的语境中不是贬义词,相反,这两个字寄托着人们对他者行为的一种景仰,更是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期待。即使没有选择“隐”的人,在谈到“隐”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敬意。
所以,纪晓岚借助这个短小的故事,实际上是开了一个玩笑:表面上,他说的是“鬼隐”的故事,实则谈的是“人隐”——你难道从字里行间感觉不到乾隆年间任热河督视、正在履行编排皇家秘籍重要责任的纪晓岚内心的情怀吗?这样一个身份的人,肩负这样神圣职责的高官,竟然在孤灯之下写出了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故事,你难道听不到纪晓岚没有写出的心声吗?所以,那不是鬼隐,那是人隐。纪晓岚在写自己,在写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期待,在写规避和逃遁现实的一种梦想。
不是所有的期待都能够成为现实,梦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一个梦。也正因为如此,所谓“隐”才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文人普遍遵从和信守的道义准则,那些不安宁的灵魂命中注定要在官场倾轧中在功名利禄中在尘世喧嚣中苦熬。很少有人真正解脱。孔子解脱了么?孟子解脱了么?李白解脱了么?杜甫解脱了么?白居易解脱了么?纪晓岚解脱了么?郭沫若解脱了么?茅盾解脱了么?周扬解脱了么?
文人的悲剧在于看得太明白而又无力去改变现实、匡扶正义,就像一个眼睛明亮的人,看得清高大城墙上的每一块砖石,却没有拆除它的气力,他只能在城墙下面踯躅叹息。他期望自己不要去看,不要试图分辨城墙的结构,他的心智却总是违拗他的本意,他总是强烈地意识到城墙的存在,而且他知道那是一切晦暗事物的根源……他就在这种清晰的混沌中为自己编织梦想,逃避的梦想,他只能去“隐”。
但是,在强大牢固的城墙面前,又有几个人能真正“隐”去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人们非但没有隐去,大部分文人反而都攀附到城墙上去了,成为了城墙上特殊的砖石,与他们最深恶痛绝的人搅和在一起。没有攀附上去的,则被强力碾落为泥——非常不幸,攀附上去的人和碾落为泥的人不约而同发现,他们终于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个“隐”字,仍旧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目标。
这就是这个群体总是比其他人承受更多精神痛苦的原因,这也是文人总是试图怀着敬意和艳羡为“隐”者立传的原因。
看样子纪晓岚不是随便写着玩儿的。
(2007-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