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西进运动孕育出以种族主义、扩张主义与农业主义为特征的边疆殖民主义范式，其内涵与纳粹主义以历史惯性、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诉求为核心的东扩内生逻辑深层适配。19世纪末，该殖民范式从文艺和学术两大领域传入德国，随后经德国作家演绎与学术研究广泛扩散，最终为希特勒等纳粹领导层获取和吸收。纳粹通过自身叙事逻辑对其进行重构，将美国视作种族清洗、帝国扩张与农耕垦殖的参照范例及合法性来源，在东扩进程中发展出与之相似的边疆殖民主义思想及政策。
关键词：边疆殖民主义 西进运动 纳粹 东方扩张
纳粹东方扩张思想的形成与极端殖民实践的推进，是20世纪世界史、德国史与纳粹研究领域核心议题之一。厘清纳粹东扩的生成逻辑，不仅是理解纳粹政权极端种族政策的核心，也是把握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演进脉络的重要环节。西方学界对纳粹东扩的研究长期以内生视角为主导，形成覆盖决策机制、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与国家工程的完整内生逻辑链条。战后初期，研究沿袭以官方原始档案为基础的传统政治史范式，如德国纳粹史领域学者赫尔穆特·海贝尔聚焦纳粹政权规划，揭示东扩政策背后的种族殖民目标是清除数千万东欧原住民，实现希特勒“生存空间”构想。20世纪80年代，纳粹东扩研究出现观念史与社会史转向，德国当代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关注希特勒个人及纳粹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出其核心是征服东欧攫取“生存空间”并消灭犹太人。美国纳粹种族灭绝史专家奥默·巴托夫分析东线德军群体心态，阐释战争暴力“野蛮化”的成因，认为“生存空间”战争导致德军道德崩解，参与对苏联战俘和平民的犯罪。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研究范式兴起，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对纳粹东扩的潜在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美国外交史与帝国史学家沃尔特·希克森详细比较纳粹在欧洲的种族灭绝与美国征服西部的行动，指出美国19世纪对北美原住民及夏威夷人实施“殖民种族灭绝”。美国法律史学者詹姆斯·惠特曼认为，纳粹曾从美国种族主义中汲取灵感，希特勒更在《我的奋斗》中赞扬美国种族灭绝政策。不过，西方相关研究多局限于种族主义视角，因承认二者相似性可能导致西方道德困境，美国犹太群体的显著地位及其对大屠杀的特殊关注，加之印第安人等其他受害群体在学术话语中的边缘化，导致不少学者仍反对将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进行直接对比。
国内学界纳粹东扩相关研究同样以内生视角为主导。例如，德国史学者邢来顺指出，德国边疆史学深受该国极端民族主义影响，在研究中采用多维“边疆空间”范式，迎合“纳粹政权的扩张政策”。犹太史学者艾仁贵在其最新研究中阐明，纳粹大屠杀是一项以“民族肌体”健康为核心的生物政治工程，并在追溯其殖民思想源头时，简要提及美国西进运动对纳粹东扩中种族灭绝实践的影响。然而，国内尚未见到全面、细致分析美国西进运动与德国东扩联系的学术成果。
纳粹东扩构想与政策形成的重要参考，是18世纪末以来美国在西进运动中针对印第安人推行的边疆殖民主义。随着该殖民范式在德国广泛传播，希特勒将北美殖民史作为重要蓝本，主导德国把边疆学说理论纳入东方扩张规划，将东扩视为优化德国社会制度与民族性格的途径。此维度为完整厘清纳粹东扩的生成逻辑，深化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提供重要补充视角与分析路径。本文旨在系统探究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在德传播及其被纳粹吸收的背景、途径和后果，首先剖析纳粹东扩与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内生逻辑的契合性；继而梳理其向德国传播并为纳粹吸收的具体路径；最终深入分析纳粹对美国经验的选择性重塑及其以此为参照的东扩实践。
一、纳粹东扩内生逻辑与美国边疆殖民主义的契合
纳粹东扩的内生逻辑既是其思想与实践的根本驱动力，也是与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形成深层适配的前提。该逻辑集中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三大核心内部动因：历史传统、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诉求。自中世纪以来，德意志人逐步形成向东扩张垦殖的传统，其中种族排他性在近代以后日益突出。纳粹东扩所秉持的边疆殖民范式，某种程度上正是该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延续。与此同时，纳粹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强烈种族主义、扩张主义与农业主义倾向，在其驱使下，纳粹否定威廉二世时代的全球贸易和世界帝国政策，转而将殖民扩张的矛头指向东部边疆，以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对东欧领土的分配安排、拓展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以德意志人取代东欧所谓“低等”原住民，并通过加强粮食生产巩固德意志民族与国家的东部边疆。以上三大核心内部动因，构成纳粹殖民实践中选择借鉴美国边疆殖民经验的内在依据。
纳粹东扩的内生逻辑，与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中逐步形成的边疆殖民主义，在种族排他性、大陆扩张诉求、农业垦殖等方面，存在明显契合性。美国殖民范式根植欧洲殖民传统，经建国精英本土化改造后逐步成熟。其形成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8世纪末，美国继承英国殖民遗产开启西部拓殖进程，托马斯·杰斐逊的核心理念奠定其理论基础；19世纪初至80年代，美国以《印第安人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为核心的立法与军事行动推进种族驱逐，同步完成“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的意识形态建构，推动殖民体系走向成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在“天定命运”论引导下，美国加速构建白人主导的美利坚帝国，人口普查反映该进程所带来的边疆模糊化，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等学者提出边疆学说理论。在此过程中，边疆殖民经验被塑造为政治神话，从而为其海外传播奠定基础。
西进运动中，美国边疆殖民主义一大突出特点，是对印第安人实施以驱逐和灭绝为主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导致该种族濒临灭绝。美国早期领导人，如乔治·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思想中充斥着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与纳粹的“雅利安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某种相似性。该理论后来融入“天定命运”思想，为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对原住民进行种族清洗提供理论依据。随着白人向西垦殖推进，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军方严密监督下，印第安人被迫踏上“眼泪之路”（Trail of Tears），遭受毁灭性打击。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美国决定制定所谓保留地政策。1850年，联邦印第安事务专员向国会建议将“野蛮部落”安置于保留地加以管控，1856年明确指出，保留地政策为印第安人“殖民化”奠定基础。1880年，据联邦印第安事务专员年度报告统计，保留地数目已达150个左右。种族隔离政策迫使印第安人迁至贫瘠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其生活陷入困境。
在驱逐印第安人期间及之后，美国白人虽未像德国一般实施系统性灭绝计划，却仍蓄意对其进行大规模屠杀。美国政府官员、西部政治家以及当地居民对印第安人持强烈排斥态度，希望后者为美国领土扩张让步，甚至某些情况下表现出灭绝印第安人的倾向。此极端立场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和军方高层主张，华盛顿的政策被斥为“野蛮如狼”，杰斐逊公开呼吁消灭阻碍扩张的印第安人。菲利普·亨利·谢里登（Philip H. Sheridan）与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将军亦支持消灭印第安人。此外，许多普通美国民众，包括大量垦殖者和其他西部居民同样期望印第安人灭绝。19世纪下半叶，随着联邦政府权力增强，正规军在镇压印第安人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对村庄的军事突袭造成许多印第安妇女和儿童伤亡，同时，有意制造饥饿、故意造成疾病传播、强迫劳动等间接手段，也成为屠杀印第安人的重要方式。在英国殖民扩张和美国西进运动中，现今美国疆域范围内的印第安人口从15世纪末可能高达500万以上，锐减至19世纪末的约22.8万。当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征服接近尾声时，其血腥历史被特纳边疆学说理论纳入一套“文明进步”叙事框架，将白人看作文明化身，无视印第安人价值，甚至赞扬杀害他们的行为；将北美原住民视为征服对象，试图消除其生活方式和习俗。
西进运动期间，美国展现帝国扩张主义特征，致力于领土扩张成为其边疆殖民主义又一特色。美国的扩张并非偶然，而是在“天定命运”意识形态驱动下，有意识构建大陆帝国的国家战略。尽管美国人不愿承认，但其19世纪领土扩张涉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包括对原住民的征服和统治。美国西进运动的扩张主义特点，在于推行一系列相互衔接、彼此关联的殖民控制举措：先是通过军事征服和强制合并等手段向西扩展领土，随后在新获得区域建立行政单位和管理机构。同时，美国还鼓励向上述地区移民，以白人替代印第安原住民，确保对新土地永久控制。
早在18世纪四五十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已开始构想英属北美的扩张与崛起。日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杰斐逊同样是大陆扩张的坚定倡导者，以他为代表的帝国理论家，希望印第安人“自愿”接受同化以实现“光荣扩张”，其愿景本质是构建一个扩张欲望近乎无限的大陆帝国。此后，从詹姆斯·麦迪逊到杰克逊，每位美国总统都将印第安人西迁视为解决“印第安问题”的最终方案。在扩张领土的同时，美国还试图以白人移民及其“文明”取代西部印第安原住民及其“野蛮”文化。1845年，一位伊利诺伊州议员在国会发表演讲，认为北美十三州不应只是地球上唯一的“自由之地”，更应成为文明、宗教和自由的传播中心，使其影响力遍及整个大陆，惠及广袤区域。1848年初，一位纽约州议员在参议院讨论墨西哥和平条款时指出，“移民潮和帝国扩张均指向西方……但美国尚未实现天命，新领土待征服开发，新族群待文明教化……北美终将统一于自由、联邦、自治的共和国之下”。此言论体现以基督教天命观为基础的扩张思想，认为基督教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为西进运动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
到19世纪末，在“天定命运”论指引下，美国完成向西的边疆殖民，不仅将领土扩张到太平洋沿岸，还将密西西比河以西大片原属印第安部落的土地纳入管辖。当大陆帝国蓝图基本实现后，特纳在学术上对其概括与定性，在1892年明确指出，美国历史即是大西部的殖民历史。1893年，他重申此观点，并用“大西部殖民化”描述美国早期的征服、扩张、印第安人迁徙和北美垦殖，认为美国制度必须不断适应人口持续扩张带来的变化，包括跨越大陆和征服荒野。1896年，他进一步指出，英属北美殖民地和美国历史的主要特点即是扩张，扩张结束意味着美国边疆开拓与垦殖的机会消失。
农业主义是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另一显著特征，可追溯至17—18世纪欧洲人在北美建立早期垦殖点年代。它表面上推崇自耕农的共和美德，实质上服务于剥夺原住民土地和推行种族替代的殖民扩张范式。杰斐逊倡导“农业文明优越”论，轻视原住民土地权利，认为游牧部落的共有产权无法与定居农业的私有产权相提并论。基于此财产权利等级观，他设计殖民“三步走”策略：强制农耕化改造，西迁以驱逐原住民，对抵抗者实施武力镇压。1803年，杰斐逊在致国会的信中建议印第安人转向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声称是为原住民利益着想，主张通过和平方式传授农业知识，促进文化融合。他期望“农民”最终自由扩展到大平原的“开放”空间。杰斐逊及其思想继承者杰克逊对于自耕农向西部迁移的愿景，实际上促进“暴力帝国”形成。亚伯拉罕·林肯于1862年5月20日签署《宅地法》（Homestead Act），被视为对自耕农崇高理想的颂扬。法案颁布后，土地直接被廉价出售给垦殖者。1862—1923年，约有130万名垦殖者根据该法案获得总计约2.14亿英亩土地。截至1923年，大部分适宜农业生产的公有土地已被申请占用。
在推进边疆殖民进程中，美国白人将向西扩张视为对抗欧洲及美国东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业革命逆转”良机，认为他们有权在美洲大陆扩张，并将西部神话、清教徒移居新大陆同“天定命运”论相结合。无论农业主义者还是扩张主义者，大都忽视或否认原住民的合法地位，他们将自然人性化，却视印第安人为天然障碍，进行非人性化对待。这套存在于西进运动中的垦殖实践和农业意识形态，最终在1893年被特纳归纳与“升华”。他在讲座中阐明，肥沃土地是吸引农民开拓边疆的首要驱动力，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受农业边疆主导，农业边疆推进不均衡的原因部分在于印第安人抵抗，部分在于地理分布，但农民始终被西部肥沃土地吸引。
美国边疆殖民主义的核心特质并非孤立的海外殖民经验，其与后续德国东扩的历史脉络，形成从历史传统相对适配到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基本契合的逻辑关联。以大陆拓殖为核心、种族等级为前提、农业垦殖为路径的殖民范式，与德国中世纪以后东扩的历史记忆及话语传统形成共鸣，构成其在德国被接受的本土土壤。德国扩张主义者历来有将波兰等东方地区，同美国“印第安人地区”和“西部”相类比的叙事传统。早在18世纪，弗里德里希大王便贬低波兰人为“懒散之民”，将获取西普鲁士比作开拓北美殖民地。19世纪，德国知识界进一步将美国西部垦殖与德国东扩相提并论，进行话语嫁接。20世纪初，德国政界与知识界更直接效仿美国的印第安人治理模式，尝试制定针对东部族群的保留地制度。一战期间及战后，此类殖民话语被用于论证德国对波兰等东部地区进行“文明塑造”与控制的“合理性”。
更关键的是，美国边疆殖民范式迎合了纳粹东方扩张的内生逻辑。德国以北美为参照的东扩历史传统，构成纳粹借鉴美国经验的重要内部动因。希特勒本人明确认为，弗里德里希大王将西普鲁士比作北美殖民地，为纳粹征服斯拉夫人、建立东方总督区提供直接历史依据。与此同时，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上为纳粹东扩提供有力支撑。美国的历史经验不仅被纳粹用作为其种族屠杀政策辩护的依据，而且在其东扩过程中为种族隔离政策提供支持。例如，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与纳粹的种族纯洁性理念存在相似之处，而美国跨种族婚姻禁令则为纳粹的种族立法提供范例。此类经验还被用来吸引“雅利安人”定居德国东部，以巩固帝国边疆，并为纳粹的农业主义东扩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与纳粹乃至整个德国核心内在诉求的相对契合，为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在德传播及纳粹对这套经验的获取与吸收奠定坚实基础。
二、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在德传播及纳粹吸收
二战时期，德国东扩理念和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西方边疆殖民主义的延续。边疆殖民主义遗产融入纳粹决策体系，与美国边疆殖民主义通过文艺作品和学术研究两大途径传入德国有密切联系。随着美国西部边疆扩张时代终结，本土文艺界和知识界进一步将其塑造成“文明”征服“野蛮”的边疆神话，美国边疆殖民主义理念逐渐传播至德国。
19世纪中叶至纳粹统治时期，美洲印第安人一直是德国书籍、艺术品、儿童游戏和玩具的热门主题。19世纪下半叶，大量德意志移民涌入美国，推动跨大西洋德意志文化圈的扩展。许多最具代表性的美洲原住民形象，正是由身处美国的德意志人所塑造。19世纪末，随着“野牛比尔狂野西部秀”（Buffalo Bill Wild West Show）等户外表演在德国流行，受表演启发的德国作家卡尔·梅（Karl May）陆续创作多部有关印第安人和美国西部的经典小说作品，累计销量估计过亿，并在1927—1945年激励其他德国作家创作多达77部同类题材作品。
在狂野西部秀和梅的小说中，美国边疆殖民主义诸多特征充分展现。野牛比尔呈现美国西部种族冲突，展现白人通过征服边疆的经历而焕发活力，种族力量也随之增强。梅塑造的角色印第安酋长温内图，因体现德意志特质而被视为正面形象。温内图逐渐抛弃部落中以复仇和暴力为核心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转而认同以德意志文化与道德为规范的文明理念，并在临终叙事中呈现出向往基督教精神的取向。
除种族主义外，狂野西部秀与梅的作品显露出美国边疆殖民主义中的帝国扩张性。前者鲜明传递一个信息：开拓边疆为人们创造家园。它以“狂野西部”风格展现帝国胜利，无疑美化美国共和制的帝国化进程。表演借助神话与仪式，展现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帝国主义理念，把帝国边疆刻画成大陆边疆的延续，为罗斯福在其著作中阐发“边疆殖民思想提供支撑”。后者揭示其对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追求，而非倡导印第安自治。在他笔下，德意志人精于征服与驯化印第安人，反映德国人对帝国扩张的渴望以及对“文明化”“野蛮民族”的坚持。
狂野西部秀与梅的作品还显露出美国边疆殖民主义中的农业主义色彩。以它们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文本，呈现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对照的生活图景。从狂野西部秀的宣传出版物和梅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其叙事逻辑将荒野道德化，将人与土地的联结浪漫化，塑造以定居、耕作、自给自足为核心的理想生活状态。此类作品传播广义、文化意义上的反工业现代性边疆伦理，强调远离城市文明、回归土地的生活方式，将其视为民族更新与社会秩序重建的空间载体。美国边疆文艺承载的殖民理念，为德语世界理解土地、垦殖与民族命运的关系提供文化想象框架，与纳粹意识形态中农业殖民、反城市化及“生存空间”观念形成结构性共鸣。
梅的著作对希特勒乃至整个纳粹高层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是希特勒童年时期了解美国西部的主要信息来源。希特勒的老师爱德华·休默（Eduard Huemer）指出，希特勒在校主导的战争游戏源于对梅小说的沉迷，此观点被众多希特勒传记采纳。成年后的希特勒也承认，正是对此类故事的痴迷阅读导致他当时学业下滑。这种痴迷贯穿其一生：1912年在维也纳听完梅的讲座后，他进一步成为其忠实崇拜者；1933年出任总理后，希特勒很快读完梅的全部作品。梅的作品从青少年读物演变为形塑希特勒世界观与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希特勒亲信阿尔伯特·施佩尔的日记，希特勒将梅视为“门外汉天才”的典范，尤其推崇其笔下角色的战术灵活性与领导力，并称在绝望时刻仍会阅读此类故事以汲取勇气。施佩尔甚至强调：“但凡记述希特勒作为军队统帅的生涯，卡尔·梅都是不可遗漏的关键人物。”另一位纳粹核心人物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日记也证实，他曾与希特勒讨论梅的小说情节并赞扬主人公。梅所著西部小说深刻影响希特勒对美国边疆殖民主义的理解。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阅读梅的著作，构建自己的“领土话语”，将“西部荒野”的地理特征及其民众形象，映射到对以当时苏联为代表的广袤东方地区的认知与描述中。在梅的影响下，希特勒阅读时特别注重实用知识的吸收，尤其对地理学和地图阅读充满兴趣。可见，梅的作品不仅塑造希特勒的个人想象，更被吸收并改造成纳粹意识形态与战术灵感的来源，影响他对美国边疆殖民主义的理解。
纳粹对梅叙事的接受，远非单纯文学欣赏，而是具有明确政治意图的主动吸收与重塑。希特勒认为梅的文学创新性在于将旅行叙事与犯罪小说相结合，建议每位德国军官都应随身携带梅的“印第安人书籍”。在东线战事紧张时，他下令印刷并分发30万本梅的作品给德军士兵，希望他们能从中学习如何攻击苏联人。希特勒将纳粹所谓“野蛮东方”比作美国的“荒野西部”，认为苏联人的战斗方式与“印第安人”如出一辙。纳粹宣传机器也对梅笔下的印第安叙事进行有选择的种族主义化重释：将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转化为关于“种族意识”缺位的政治寓言，从而服务于民族斗争和种族纯洁的意识形态建构。由此，梅所建构的美国边疆世界，为纳粹提供了一套可直接类比与援引的空间征服叙事框架，使美国西部征服经验在其“生存空间”构想中被转化为具体的参照模型。甚至可以说，第三帝国既是梅的胜利，也是其“噩梦般理想的现实体现”。
除文艺领域外，美国的边疆殖民主义还通过学术交流实现在德国的传播。作为从学术上将该殖民范式塑造为神话的典型，特纳的边疆学说理论在欧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吸引众多跨学科学者关注。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在与特纳交流中受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启发，逐步发展出具有德国特色的边疆殖民主义理论——“生存空间”学说。其继承者、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则继续以美国扩张和殖民经验为重要参照之一，将该学说“发扬光大”，使其进一步融入纳粹意识形态，强化纳粹边疆殖民主义中种族、扩张和农业主义结合的特征。
拉采尔是最早推崇特纳及其学术思想的德国学者之一。作为“生存空间”理论的创始人，他盛赞特纳的边疆学说理论为“研究国家及其地理起源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范例”，将特纳对美国西部扩张的研究与欧洲静态边界的影响进行深入比较，由此在德语学界引发共鸣。拉采尔在其著作《政治地理学》中强调北美历史的独特性，特别是垦殖时期与历史的紧密联系。他援引特纳的研究，指出北美西进运动的边疆是“文明与荒野”的交汇，塑造独特历史进程。拉采尔特别赞同特纳在1896年提出的观点，即北美政治组织与自由土地间的深层关系是其发展的独特维度，广袤土地是欧洲历史与北美殖民史本质差异的关键。拉采尔对特纳边疆学说理论的推崇和吸收，绝非孤立的知识引用，而是一次重要范式转换与思想再造。他将特纳关于美国西部“文明与荒野”动态边界的论述，内化并重构为一种普遍性“生存空间”扩张逻辑，从而为“美国经验”与“德国理论”架设思想桥梁。因此，特纳与拉采尔的跨洋对话，不仅揭示美国边疆学说理论与德国“生存空间”理论的思想渊源，更构建一条让美国边疆神话得以融入纳粹意识形态体系的传播路径。
拉采尔在与特纳的对话中，提出以“生存空间”为核心的边疆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土地的产物，其生命力源于人民对土地的占据和维护。国家随民族成长而扩张，地理结构深刻影响国家的形成。而特纳对美国西部边疆殖民的论述，成为拉采尔在“生存空间”理论中贯彻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农业主义的重要支撑。拉采尔列举北美至南太平洋的典型案例，揭示欧洲殖民者掠夺原住民土地的普遍模式，指出殖民扩张直接导致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该论述在解释殖民历史时，明显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框架，将原住民的衰亡理解为空间竞争中的“自然结果”，从而在理论层面赋予殖民扩张以某种历史必然性。此外，拉采尔“生存空间”理论中的农业主义倾向，也与北美经验有密切联系。他认为殖民主要是为获取新的耕地，以促进农业发展。拉采尔推崇家庭式农业殖民范式，主张通过小型垦殖点的渐进式扩张，持久维系垦殖生计、促进人口增殖。他认为，美国西部开拓通过系统性、有规划的土地测量，以640英亩为单位的土地出售及道路建设奠定开发基础，19世纪末更以沿海及内陆沼泽地开发计划重构人地关系；德国东部开发应复刻该模式，通过奥地利—普鲁士主导的东进战略整合“分裂领土”，最终以规划驱动型国土开发模式建立新德意志帝国。不过，拉采尔本人并未主张种族清洗或极端扩张。
1918年后，豪斯霍费尔在继承拉采尔“生存空间”理论框架的同时，将民族间的空间竞争进一步阐释为不可回避的生存斗争，为国家对外扩张赋予体系化的理论正当性。纳粹统治时期，豪斯霍费尔及其追随者将地缘政治学作为重要学术工具，试图将历史、文化和所谓“种族”因素融入空间研究，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豪斯霍费尔充分肯定拉采尔在地缘政治学派中的先驱地位，并深入吸收和发展其“生存空间”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豪斯霍费尔对“生存空间”理论的改造、强化与传播过程中，美国大陆扩张实践是推动其核心论点落地、扩张主张具象化的重要参照之一。豪斯霍费尔对边疆殖民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强调美国早已洞察其横跨两大洋的地缘政治现实，通过持续扩张最终占据“封闭的广阔空间”，成为未来国家形态最典型的范本。他将“边疆”视为动态有机体，支持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与拉采尔一脉相承，豪斯霍费尔的理论带有农业主义倾向。他在1929年时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生命，除非根植于其土壤，否则无法维持其生命。城市化以及城市大众的工人统治，由于否定这一事实，正危及地球生命的根本法则。”
豪斯霍费尔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边疆殖民地缘政治话语体系，其传播与纳粹高层产生交集。纽伦堡审讯记录证实，通过与其学生、纳粹党骨干鲁道夫·赫斯（Rudolf Heß)的密切学术交流及私人关系，豪斯霍费尔不仅建立与希特勒的思想联系，更将他继承自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系统融入纳粹意识形态。1940年，豪斯霍费尔自述其在兰茨贝格监狱探视时，向希特勒阐释拉采尔的地缘政治学说，还称希特勒在狱中撰写《我的奋斗》期间，参阅过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纳粹统治时期，豪斯霍费尔通过与赫斯的关系，客观上形成了学术—政治转化机制：一方面通过题献著作、持续交流等方式，其思想融入赫斯与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理论的核心认知与政治运用；另一方面经赫斯安排，他担任“种族德裔委员会”主席等职，深度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包括1933年干预政权内部事务及提供对英秘密和谈策略。
经豪斯霍费尔完成学术改造，并通过制度化渠道深度植入纳粹政权的地缘政治理论，为纳粹对外侵略与种族殖民政策提供完整的学术包装与意识形态指导；希特勒则以美国边疆殖民经验为重要参照之一，将此理论进一步极端化，彻底将其扭曲为种族殖民与领土扩张的行动纲领，宣称日耳曼“优等民族”拥有对东欧土地的天然征服权，主张对当地犹太、斯拉夫等民族实施从驱逐、隔离到屠杀的系统性暴力。纳粹对该理论资源的吸收并非被动承袭，而是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目的明确的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生存空间”被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殖民扩张与人口重组方案，其最终形态已不再是学术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理论，而是直接服务于东欧占领、强制迁徙和种族灭绝政策的实践工具。
三、纳粹的美国边疆殖民叙事及东扩实践
通过吸收美国西进运动中的边疆殖民主义，纳粹构建起自身的美国边疆殖民叙事，将此范式确立为其东扩可资借鉴的历史先例、实践范本与“合法性”依据。然而，纳粹所理解的美国经验早已经过筛选和美化，希特勒心中的“美国”形象部分基于不准确信息，并被他扭曲以迎合其意识形态需求。
首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成员将美国西进运动中的白人文明优越论及种族清洗，视作可供效仿的参照范例。他们认为，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美国白人在种族上优于印第安人，相信细致严格的种族主义原则是让美国保持强大的重要条件。在《第二本书》中，希特勒称德国面临“种族退化”危机，将美国视为因实行严格“种族筛选”而值得效仿的“年轻”国家，尤其注意到其对移民的“种族标准”与“身体健康”要求。他在杜塞尔多夫对工业界演讲中进一步强调，北美殖民化并非基于民主或国际法，而是根植于白人优越性信念。他认为，美国的广袤大陆赋予国家强大内在力量，那里的“德意志人口”几乎未与其他种族混杂，保持种族纯洁性。因此，北美“日耳曼人居民”才“崛起成为大陆的主人”。
早在1928年，希特勒就公开赞赏美国“通过武力将数百万原住民削减至数十万，将幸存者集中管控于保留地”。此外，纳粹亦认可美国在领土扩张中对印第安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希特勒认为，白人殖民者正是在“屠杀数百万印第安红种人”后，才成功殖民美国西部。
希特勒亲自指示对斯拉夫人实施系统性清剿行动，宣称“这将是一场印第安式战争”。1941年10月17日，他公然将乌克兰斯拉夫人称作“劣等原住民”：“我们将对他们展开清剿……唯一使命是以德意志移民实现日耳曼化，视原住民如印第安红种人”，仅需让原住民中具有劳动价值者存活。纳粹波兰总督亦将犹太人蔑称为“平足的印第安人”。第三帝国效仿美国殖民者策略，试图通过“印第安式战争”来“征服野蛮东方”。为实现德国的“天定命运”，纳粹领导层刻意借鉴并采纳“美国边疆”的言论与实践体系。
其次，纳粹集团认为，西进运动鲜明展现了美国帝国扩张主义特性。希特勒将美国西部扩张及对印第安人政策视为“生存空间”理论和东方政策的参照，甚至将美国移民历史视为德国东扩的某种榜样。实际上，希特勒坚信，德国对东方的征服将会“与美国当年的征服历程如出一辙”。
希特勒将美国的强大视作帝国主义征服的结果，认为该征服进程是其经济强盛的根源所在。他说道：“这个拥有超过1.2亿人口、资源丰富的民族，凭借其巨大的生产规模，仅凭国内消费就足以成为任何国家的强劲竞争对手。”在希特勒看来，美国正是依靠其广袤富饶国土所支撑起的巨大产能，大幅降低成本，使别国无法在价格上与之竞争。他对美国的广阔地域极为关注，在《我的奋斗》中多次提及西部扩张为“雅利安先锋”提供机遇，强调德国同样亟须在欧洲拓展“生存空间”。他明确表示，尽管美国自称没有帝国主义意图，但它实质上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
希特勒认为，“生存空间”需求推动白人大迁徙，数百万人前往北美洲和巴西，与当地居民争夺土地，开垦丛林，将荒野变为耕地。他强调，德意志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样，始终坚守土地与民族两大核心原则，与西班牙白人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行为非常类似。“正是此政治观念，为经济上占有他人土地提供依据。”
基于对“美国西部垦殖史与印第安民族命运”的了解，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不少德国人，将纳粹对东方的侵略与美国西部扩张类比。当希特勒提到“生存空间”时，他常以美国作为参照对象。在宣传中，德裔移民驾着篷布马车东行，象征对“未知蛮荒”的征服。对扩张主义者而言，“美国西部”成为他们投射纳粹殖民空间幻想的理想之地。纳粹领导人坚信，12世纪德意志的辉煌将在欧洲东部重现，类似于白人“征服美洲”的历史。
再次，纳粹将美国西进运动中以自耕农拓殖为核心的农业开发与白人移民垦殖模式，视为构建种族化殖民边疆、稳固大陆帝国统治的模板。纳粹高层秉持农业主义的“血与土”思想，对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农业主义理念极为推崇。德国学者兼官员马克斯·泽林（Max Serring）考察美国西部垦殖经验后，在德国大力推动东部边疆垦殖，希特勒曾为其颁发勋章加以表彰。纳粹农民领袖瓦尔特·达雷（Walther Darré)深受杰斐逊主义影响，憧憬以小农经济为主体、自给自足且种族纯净的农民社会。他反对侵略苏联和“外部冒险主义”，主张军事行动限于波罗的海地区，垦殖项目限于东普鲁士等德国本土，以“纳粹东方”替代德国失去的殖民地。达雷与希姆莱存在分歧，反对武装农民的边疆垦殖计划，强调垦殖应立足“农业现实”而非“空想浪漫主义”。然而，达雷未能说服希特勒接受他关于有限殖民垦殖的建议。希特勒质疑内部殖民的效果，认为它对人口密度影响小，且未能改善人民生存状况，最终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同时，达雷还被希姆莱贬为“过于理论化”和“悲观主义者”。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东方”愿景，即纳粹种族意识形态下的帝国管理，终成纳粹“生存空间”政策核心。
希特勒曾描绘由数百万前士兵垦殖的“德意志东部”，指出“我们的密西西比河应是伏尔加河”。希特勒将欧洲视为新的美洲，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充实东部领土，声称纳粹清除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以获取土地，与美国北欧裔排挤印第安人同样“合理”，计划在东部打造“伊甸园”。希姆莱的种族与农业乌托邦计划同样借鉴北美模式，对边疆怀有浪漫想象。他的党卫队出版物则将东部“生存空间”描绘为肥沃的黑土地，将其喻为欧洲的加利福尼亚。该殖民幻想渗透到德国社会各个层面：士兵妻子憧憬拥有广阔农场，移民子女想象着牛仔与印第安人枪战。
纳粹将美国西部殖民叙事作为其东扩殖民主张的先例和“合法性”依据。对纳粹而言，美国边疆殖民主义绝非被动植入，而是其基于内在殖民诉求主动筛选、借鉴并本土化改造的实践“工具箱”；对此经验的改造运用，既坚定其东扩推行边疆殖民的决心，也提升了相关殖民实践的落地可行性。与美国西进运动相似，纳粹首先通过军事征服或外交威慑实现领土扩张，随后在新领土上设立行政机构，在驱逐、隔离和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的同时，通过移民取代上述族群，实现永久占领。为拓展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并建立新帝国，纳粹在东部发动侵略战争，夺取波兰和苏联大片领土。在美国扩张历史的参照下，希特勒将“东方”视为征服目标，认为日耳曼与斯拉夫分界线才是德国真正的边界，宣称德国的天命是将边界推进至理想之地，坚信德国应通过持续征战向东方扩张。在美国刺激下，纳粹高官强化殖民征服东部邻国领土的思想，致力于通过以德意志移民替代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方式实现该理念。希特勒坚信，控制苏联将有助于提升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认为斯拉夫民族缺乏自我治理能力。因此，他为德意志民族制定出将疆域拓展至历史上斯拉夫人聚居区的计划。
希特勒在演讲中明确将“生存空间”与农业紧密关联，设想在乌克兰建立德国殖民地，德国殖民者将扮演“武装农民”的角色，既从事农业生产，又抵御“亚洲人群”威胁。他着重强调德国移民应定居于辽阔而美丽的农场。纳粹占领东方领土后，迅速采取措施吸引德国人赴占领区垦殖。纳粹政府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拟将数百万德国农业垦殖者迁往波兰及其他东部被征服地区。德国占领波兰的前两年里，迁往波兰的德国垦殖者已达29万人，最终增至53.6万人，约3000名德国退伍军人在波兰西部分配到土地。直至1944年，希特勒仍继续向士兵和退伍军人提供东方土地。总体来看，纳粹在“东方”的殖民生活愿景吸引了大量“普通”德国人，包括参与东线战役的士兵。许多士兵甚至幻想开辟德国武装农民垦殖点的场景：剥削斯拉夫劳工，自视为未来的地主和垦殖者。纳粹在东方占领区推行的农业主义垦殖政策，与美国西进运动中以杰斐逊理念为基础采取的措施有诸多相似之处，如纳粹将乌克兰肥沃黑土地划为“帝国粮仓”，并配套推行“武装农民”扩张计划。
相较于德国历史上的东扩传统与美国西进运动中面向部落化边疆的拓殖，纳粹东扩中的边疆殖民呈现更系统、彻底且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它延续德国东向扩张的历史脉络，但将其推向以种族秩序重构与永久性定居殖民为核心的新范式。在此过程中，美国西进经验提供的“天定命运”叙事与边疆垦殖范例，主要被纳粹用作强化其政策的历史参照与合法化补充。最终，纳粹在东欧的实践表现为：对成熟主权国家进行直接征服与吞并；实施有组织、工业化的种族清洗与人口替代；将农业垦殖彻底融入其“血与土”的极权帝国蓝图，从而形成比美国模式更严密、比德国传统更激进的种族化殖民体系。
结 论
从边疆殖民视角审视，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与纳粹东方扩张之间存在一条传播脉络。传播的核心内容并非单一种族主义理念，而是一套集种族等级叙事、领土扩张逻辑与殖民垦殖实践于一体的边疆殖民主义范式。正因它契合纳粹东扩的内生逻辑，才能通过文艺创作与学术理论的双重路径实现跨洋流动，被纳粹高层获知并吸收，嵌入其认知框架和战略视野。而传播的影响，集中体现为美国边疆殖民经验对纳粹东方总计划构建与实践的参照价值：它为纳粹提供先例和蓝图，成为纳粹在东部占领区推行边疆殖民主义的重要“合法性”依据之一。纳粹基于极端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目标，对美国“先例”进行主动挪用与激进化叙事改造。因此，只有厘清美国边疆殖民主义向德国传播及其为纳粹所吸收的原因、内容、途径和后果，才能清晰展现美国西进与纳粹东扩的关联，增强二者可比性，进而回应并挑战仅从种族主义维度片面强调二者差异的叙事逻辑。
美国西进与纳粹东扩所共享的边疆殖民主义范式，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的某些特征。中世纪以降，西方便存在污名化和残暴对待异族的传统；现代化进程开启后，种族优越感在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发酵，深刻影响其思想逻辑与行为方式。领土扩张同样是西方的重要传统，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曾在此驱动下进行对外拓殖。对前工业时代的浪漫化幻想，虽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却始终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文化潜流存在于西方思想之中。因此，纳粹东扩时奉行边疆殖民主义，除受自身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及现实利益驱动外，也与西方文化影响密切相关。纳粹主义并非德国的“特殊病变”，亦不只是欧洲内部危机催生的极端结果，更是边疆殖民主义及其所折射出的西方文明与价值理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化延续。两场扩张虽在制度形态与技术路径上相异，但仍存在某些类似的殖民逻辑与结构特征：美国原住民被驱逐至荒芜的“保留区”，纳粹则将东欧数百万民众（尤以犹太人为甚）驱入“隔离区”；美德“帝国—殖民工程”均以占领土地与取代原住民为目标。美国扩张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宣扬白人优越的“天定命运”论，此种以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论证种族特权、争夺“生存空间”的逻辑，成为两者扩张的共同思想基础。
这一跨越国界的意识形态传播案例还表明，与殖民主义相关的知识体系、话语叙事及实践经验的系统性生产和跨国流动，有力加速了西方殖民扩张的整体步伐并强化其协同效应。殖民主义并非静止的地方性现象，而是一种可通过学术著作、政治话语、流行文化等多种文化载体，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持续循环流动，能根据当地语境进行本土化再造的强大思想资源与行动框架。其流动与再造过程尤其具有警示性，当边疆殖民主义的核心逻辑，即种族等级秩序与空间掠夺，被抽象化为一种可移植的“解决方案”，并在新历史条件下被极端化重构时，便可能突破原有地域与时代限制，对人类文明构成更具普遍性与破坏性的威胁。它表明，基于种族等级排斥与生存空间暴力的边疆殖民范式，具有跨越国家、时代与地域的强大适应性与持续破坏力。因此，梳理此跨国传播脉络，可为我们超越个案比较，进而批判性审视西方殖民主义传统的共性本质、全球性历史影响，以及复杂的跨国传播与嫁接机制，提供新历史视角与分析路径。
更为关键的是，边疆殖民主义从美国西进运动到德国东扩实践的跨大西洋传播，为反思西方世界长期精心建构的双重历史叙事提供重要支撑。该叙事体系的核心逻辑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方面，自19世纪末期特纳的边疆学说理论问世以来，西方逐步加强对美国西进运动的合理化建构，既长期淡化美国大陆扩张背后的种族暴力与殖民掠夺本质，也在冷战语境加持下，将美国塑造成“反法西斯救世主”的正面形象。尽管美国学界近年不乏反思，但这套主流叙事仍持续淡化其历史暴行，甚至至今仍有大量声音否认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其边疆殖民范式对纳粹东扩理论与实践的参照作用，也在此叙事框架下，叠加学界研究取向、历史论证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长期未被充分关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纳粹大屠杀采取特殊化叙事处理，将其界定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极端暴行”，弱化此极端种族暴力与西方殖民体系的内在关联。该叙事逻辑延续至今，不仅巩固了西方历史书写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标准，也对当代西方的种族话语、地缘政治叙事产生持续影响。这套双重叙事所长期遮蔽的，正是美国西进与纳粹东扩共享殖民主义底层逻辑，并在跨国传播中形成谱系关联的历史事实。唯有正视这段长期被西方主流叙事回避的历史关联，才能突破双重叙事框架，进一步厘清20世纪极端种族暴力的殖民主义根源，还原西方殖民主义演化的完整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