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士梅，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梁钧凯，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数字化转向的当代语境下，社会表演的场域已突破物理空间边界，形成虚实交叠的新型互动结构。以数字原住民这一深度嵌入平台化媒介环境的群体为典型研究对象，本研究聚焦虚拟空间前台展演的拓扑学特征，通过现实场域前台表演阈值的对照分析，阐释虚拟前台展演在多重媒介情境叠加下所形成的新型展演张力。研究发现，虚拟空间中新型展演张力与现代社会复杂境状相互叠加，使数字原住民的日常前台行为呈现出持续化、层级化的异化特征，传统拟剧理论中前台—后台的二元模型已难以充分解释其互动现实。基于此，本文在戈夫曼拟剧理论框架内提出“多级前台连续展演系统”概念模型，以揭示数字时代社会互动结构及其潜在的社会病理机制。

关键词：拟剧理论；多级前台；虚拟前台；社会病理

引言

欧文·戈夫曼在承继米德符号互动论思想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建构起具有范式意义的拟剧理论分析框架。拟剧理论框架一直作为研究社会互动的重要范式为互动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而在数字化转向的当代语境下，社会表演的场域已突破物理空间边界，形成虚实交叠的新型互动结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虚拟前台表演中，如学者张美洁将视角放在小红书博主的自我Plog展演上，探讨Plog用户自我呈现的动因、实践及反思 [1] 。以及学者苏宏元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网络人设的符号化建构与表演上，来对网络人设如何生成进行解构 [2] 。无论是从何角度来对虚拟前台进行探索研究，都无法否认其结构系统的熵增。本研究将研究问题聚焦于虚拟空间前台展演张力如何形成，这种张力与现实复杂交织下的前台模式的更迭，与这种展演机制的异化现象下产生的社会病理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互动主体，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现代个体”，而是以数字原住民为典型分析对象。数字原住民作为在互联网与平台化媒介环境中成长并长期生活的群体，其社会交往、身份建构与自我呈现高度依赖虚拟空间展开，前台行为呈现出高频化、持续化与多重并置的特征。正因如此，该群体在虚拟前台与现实前台的交叠运行中，更集中地暴露出拟剧表演机制的张力与异化形态。以数字原住民作为分析切入点，有助于在不引入具体经验样本的前提下，揭示数字时代社会表演结构的典型机制及其普遍性问题。

一、虚拟前台表演的无边界性：媒介情境理论视角下的多维度重构

20世纪80年代，约书亚·梅罗维茨在系统考察电子媒介引发的社会情境变革时，创新性地将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进行理论耦合，提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媒介情境理论 [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质变式发展，数字时代构建出全新的虚拟空间情境范式，使得前台表演的研究范畴从单一物理维度拓展至虚实交织的双重场域。传统现实空间的前台表演研究已难以适配数字时代的实践需求，探索虚拟空间前台表演的运作机制与特征形态成为学界亟待突破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表演限度的理论视角，通过解构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表演差异性，进而剖析虚拟前台情境中的复杂表演图景。

（一）具身化场域中的表演阈限

在现实空间的具身化展演中，物质载体构成不可逾越的表演边界。现实空间中，人在进行社交活动前的梳妆打扮仍需要以自身的外形为基础，任何的修饰都是在真实的外形的基础上进行的点缀增持，在此实在空间中怎样都无法摆脱本我进行，外形的实在限制了修饰的界限。这正印证戈夫曼理论框架中的“本我”作为表演主体，始终受限于生理机能的客观约束，其“客我”的展演本质上是具身化框架内的符号化修饰，表演者须遵循“选择性真实”原则，通过对自身资本存量的有限度展演与策略性遮蔽完成社会角色的建构。更具根本性的是，现实舞台的物质性特征决定了表演的具身依赖性，现实中的人设打造必须有实体道具的赋能。实体道具的物理实在性构成表演展开的物质基础，身体在场性则规训着表演的时空连续性。这种双重约束使得现实前台的表演始终处于可计算、可预期的阈限范围之内。

（二）数字化场域中的表演僭越

通过数字脱嵌机制消解了传统具身性约束，建构出新型表演范式。在代码构筑的赛博剧场中，表演者获得前所未有的主体重构权：生物特征的可编程性消弭了相貌、体型等生理限制，符号资本的超现实性突破了财富、地位等物质壁垒。布迪厄所言的“象征资本” [4] 在此实现超真实增殖 —— 通过图像处理、文本叙事等数字修辞术，任何个体皆可建构理想化的人设符号。更为关键的是，虚拟道具的拟像特质彻底解构了物质与表征的对应关系，表演者得以通过数字拟仿技术实现符号能指的无限增殖。这种数字肉身的流动性使虚拟表演突破现实阈限，进入鲍德里亚所描述的“超级现实主义”领域 [5] 。

（三）虚拟前台中的表演拓扑

当现实空间的前台结构遭遇虚拟空间的无限维度延伸，人类表演形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拓扑学特征。传统剧场中受限于单一时空连续体的角色扮演，在数字分身技术的支持下裂变为多线程的平行展演。网络用户可以在不同社交平台扮演不同的角色，甚至在同一社交平台可以通过不同的账号扮演不同的角色。社交媒体平台中普遍存在的账号矩阵现象，印证了拉康所言的“主体分裂” [6] 在数字时代的具象化：个体通过不同数字界面实施差异化的符号操演，构建出相互独立却又内在关联的人格拓扑网络。这种虚实交叠的表演生态不仅消解了戈夫曼理论中的区域化边界，更导致拉康“实在界”与“象征界”的认知框架 [7] 发生根本性重构，最终催生出***限与阈值的新型表演主体。

二、拟剧二元结构的突破：层级嵌套的多维复合表演结构

在拟剧理论的框架下，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通过戏剧隐喻将社会互动解构为“前台”（表演场域）与“后台”（准备区域）的二元结构，认为个体通过印象管理策略在前台实施角色表演，而后台则承担着卸除社会面具、恢复本我状态的功能 [8] 。本研究在继承其理论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延展，认为虚拟空间的新型展演张力与现代社会的复杂境状使得现实展演异化，在当代社会的互动空间已演化为层级嵌套的多维复合表演结构，所谓“后台”本质上是表演强度相对弱化的次级前台，个体始终处于持续性的角色操演状态。

（一）一级前台：利益前台

在社会互动论的视域下，“利益前台”作为社会行动者进行拟剧化表演的场域，其本质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策略性展演系统。根据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框架，利益前台特指行动者为获取特定社会资本，通过精密设计的符号化展演建构的理想化人格面具。这种前台表演展演过程呈现工具理性导向。在职业晋升情境中，个体通过选择性披露工作效能数据、刻意营造加班文化认同等符号资本积累策略，系统化建构模范员工的职业身份表征。这种表演并非基于价值理性的自我实现需求，而是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的策略性选择。表演持续性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以婚恋关系建立阶段为例，追求者通过礼物馈赠、情感劳动投入等符号互动构建理想伴侣形象，其表演强度与目标达成可能性呈正相关。但根据认知失调理论，目标达成后维持高强度表演将导致心理能耗增加，致使多数个体表演持续性递减。该前台具有社会建构性特征。个体在资本逻辑规训下，不得不将自我异化为可量化的表演单位，导致吉登斯所指的“本体性安全” [9] 危机。在利益前台，行动者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不仅需要控制外在行为，更要进行深层次的情感整饰，表演程度最为强烈。

（二）二级前台：日常前台

在戈夫曼拟剧理论的演进框架中，二级前台（日常前台）构成了社会表演体系的基础性互动层。相较于具有显性利益交换特征的“一级前台”，该场域呈现出弱制度化却强规范化的表演特征。在此维度中，社会行动者虽无需遵循职业场域的程式化展演规则，但仍需承受泛化的社会凝视与全景敞视主义的道德规训。在外出时，即使没有什么过多的利益诉求，绝大多数人也不会穿着太过随意，也会通过洗头或戴帽遮掩自己的原生状态，没人希望众目睽睽下的自己是一种不堪的原生状态，这种未经打理的原生感产生的类似裸奔的羞耻感让人感到不安。这种阈限性表演状态可通过二重机制进行阐释：焦点效应的认知偏差构成行为约束的心理机制。汤姆·季洛维奇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个体普遍高估自身在社会情境中的显著性 [10] ，这种误判导致“心理观众”的持续性在场，即便在非工具性互动中仍会触发自我监控行为。同时，身体社会学视角下的羞耻治理机制发挥作用。身体作为社会编码的文本，其未经修饰的原初状态被视为逾越文明化进程的越轨行为，由此产生的象征性裸露焦虑迫使个体实施最低限度的视觉形象管理。

（三）三级前台：亲近前台

在拟剧理论的延伸中，三级前台（亲近前台）表征着社会表演体系中的亲密性展演维度。该场域建构于初级群体的互动情境中，其表演强度呈现指数级衰减，却仍未达至戈夫曼理想型“后台”的本真性标准。相较于二级前台中基于弱连接的规范性展演，三级前台中的角色实践呈现双重辩证性：既存在程式化自我呈现的弱化趋势，又持续进行着情感整饰的策略性调配。日常中高冷的男神或女神在朋友面前却十分热情，沉默寡言的人在朋友面前却十分活跃，在这一前台中，日常前台中的表演落幕，虚假的面具褪去，露出了较为真实的一面，人们在此流露出一定的真情实感，但仍存在边界。这种表演的阈限性可通过布迪厄的惯习理论 [11] 进行解码：行动者在亲密关系场域中发展出降噪型表演策略，通过选择性自我披露构建可控真实性。实证研究表明，即便在亲密互动中，个体仍维持一定程度的认知保留度 [12] ，这种保留机制既受制于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规避本能，也根植于新媒体生态培育的“容器化自我”认知结构。数字媒介创造的拟像环境导致心理防御机制的过度发育，即便在面对面亲密互动中，个体仍保留着“数字护城河”式的心理区隔 —— 这种结构性疏离使得三级前台中的情感流露始终伴随着制度化的自反性。这种表演的深层逻辑体现着现代性悖论：亲密关系中的真实性承诺反而催生出新型表演程式。

（四）四级前台：家庭前台

在拟剧理论的多层展演体系中，“四级前台”（家庭前台）构成了社会表演结构的核心隐私层。该场域作为制度化的情感安全区，其展演逻辑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既具备戈夫曼所述后台的私密性表征，如一家人在餐桌前欢声笑语，家庭内部的争吵与孩子在父母身边哭泣，这些场景很难在其它前台中出现，而在家庭中这些可以多次并混合出现，这些时刻展现了家庭成员之间更为私密和真实的一面。在此种展现真实性特征下却又持续运行着家庭角色脚本的规范性展演，父亲在家庭中要维持“父亲”这一角色，母亲要维持“母亲”这一角色，孩子要维持“孩子”这一角色，无法逾越。这种悖论性特征源于现代性条件下亲密关系的再结构化 —— 家庭空间已演变为“伪后台”，其本真性承诺始终与亲属权力矩阵产生张力。佩特罗尼奥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展演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在核心家庭场域中，个体仍存在认知隐私区 [13] ，这种策略性保留既受制于代际权力关系，也植根于现代主体性建构中的自我保护机制。

（五）五级前台：私我前台

“私我前台”场域看似解除了福柯所述的“全景敞视主义”规训 [14] ，孤身处在一个空间之中，没有他人的目光注视，不需考虑行动是否合乎规范，无拘无束，似乎肆无忌惮，肆意展露自我，宣泄自己的情绪。实则通过拉康镜像阶段主体进入象征界的起点，通过语言和社会规范，主体进一步被符号化，但同时也被异化 —— 真实的“自我”永远无法被完全把握的递归运作 [15] ，社会凝视将转化为神经认知层面的自我凝视回路。这种表演的吊诡性在于：即便在物理孤离状态下，米德的概化他人仍以神经递质级联反应的形式持续运作。独处时的本真展演实质是社会文化脚本的神经编码再现，长期在社会环境中沉淀形成的社会基本规范联反人的意识，抑制住了人最原始的欲望，在私密环境中人在本能意识下进行自己作为人最基本的表演，守护着做人最基本的底线。

三、数字时代的精神病理学分析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揭示的“功绩社会”悖论 [16] ，在数字时代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异化形态。当虚拟空间本应成为规训社会的逃逸场域时，其前台表演机制却反向强化了自我剥削结构，形成现实与虚拟的双重绩效剧场。本文基于数字自我呈现的批判理论视角，剖析虚实展演如何催化现代性精神危机，具体呈现为倦怠社会化、主体分裂化与思想扁平化三重症候。

（一）绩效社会的拓扑延伸

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未实现韩炳哲倡导的主动面向自我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沉思式倦怠” [17] ，反而通过虚拟展演机制将功绩社会效绩至上的评价体系、机会均等与自我剥削的悖论逻辑拓扑至网络空间，造成了虚拟空间内卷的现象。在福柯个体通过自我控制、认知和实践，主动构建身份并实现自由的技艺，强调个体在权力网络中的能动性，通过“关心自身”实现对自我治理的“自我技术”框架下 [18] ，社交媒体的点赞经济重构了自我规训方式：多平台展演需求迫使个体实施全天候印象管理，进行无间歇的自我控制，导致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情感劳动。通过算法加速、加剧对数字劳工知识的提取、编纂和数字化，将知识工作转化为工作知识，通过结合不同的技术更精确地监控劳动过程中的数字劳工，以确保其输出最优劳动力和实现生产最大效率的“数字泰勒主义” [19] 使自我呈现沦为可量化生产的绩效产品，人们投入巨大的精力在虚拟空间中展现自己，如何使自己的网络空间形象更加优秀使人沉沦。原本作为压力缓冲带的虚拟空间异化为德勒兹所言的“控制社会” [20] 新型装置。当身体在现实与虚拟剧场间持续切换时，主体陷入一种根植于存在论层面的系统性耗竭。

（二）主体分裂的拓扑学

虚拟展演通过符号化他者的无限增殖，制造出新型主体性危机。在拉康提出的婴儿将镜中形象内化为“理想我”，即一个完美的、完整的自我形象。这一理想化的形象成为个体终身追求的目标，但也导致主体永远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这一镜像阶段理论视域下，社交媒体中精心策划的数字人格面具构成理想自我的超真实投射，与现实自我形成认知裂隙。这种自我客体化过程进一步导致霍耐特意义上的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为获取存在的三种承认形式 —— 爱（情感关怀）、法律（权利平等）和团结（社会尊重）的“承认斗争” [21] 转向虚拟维度：用户通过持续的形象优化寻求符号化承认，但虚拟维度充斥着流动性与不稳定性，在此空间中用户表演被迫适应快速变化，在寻求承认中失去稳定性与归属感，最终陷入液态现代性焦虑。更关键的是，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理想他者矩阵引发持续的社会比较，使主体在现实与虚拟的认知失调中经历文明性不适。

（三）认知降维的现代性困境

虚拟展演通过娱乐化赋形机制，正在完成波兹曼预言的技术已然冲破了文化的藩篱，变得无法驾驭，并试图将其价值观 —— 效率、精确、客观 —— 强加在人类身上，继而还进一步颠覆了文化的权威性，企图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技术垄断” [22] 最后拼图。在当今信息时代，在将输出信息内容的娱乐化多维度多层面几何倍增强的同时，虚拟网络空间的现实化将人本身带入虚拟网络空间中，人在现实空间前台进行的日常表演被延展到虚拟空间中，短视频、直播等展演形式将本雅明“灵光”消逝后的艺术生产推向极致 [23] 。个体的存在价值被简化为可量化的关注度，深度思考让位于德波描述的“景观堆积” [24] ，获取表层虚假的欢乐成为习惯，无意义的狂欢成了群体意识。这种认知降维导致阿伦特和韩炳哲所强调的作为一种以自身存在为目的的自由实践活动，其自身就是实现政治自由的过程的“行动”与指向了自身之外的他物、他者的独立性存在，这是一种无暴力和无欲望的近距离观察，并不试图吞吐“物”，而是通过这种观察保持着“我”和“物”的本性的“凝思” [25] 被社会弃之敝屣，网络空间中的大多数用户最终成为马尔库塞警示的单向度的人的数字变体，少数清醒人在其中挣扎地沉沦，思想逐渐消亡。

四、研究结论与理论启示

对数字原住民前台行为异化机制的分析表明，虚拟空间并未如早期技术乌托邦设想那样成为主体解放的场域，反而在多级前台连续运行中强化了自我规训与精神耗竭的结构性风险。针对此，本研究提出现实场域的多级前台连续模型，揭示了社会角色表演具有情境化、层级化的多维特征，突破了传统前台与后台的二元认知框架。多级复杂的前台结构映射了当今时代数字原住民所经历更为巨大的压力，这为从社会病理学视角论证了展演的异化如何催化现代性精神危机提供了角度，研究发现展演的异化主要催生了倦怠社会化、主体分裂化与思想扁平化三重症候。本研究理论贡献体现于双重维度：在理论层面，通过建构多级前台分析模型拓展了拟剧理论的解释边界；在实践层面，为数字时代的社会焦虑现象提供了基于身份表演理论的病理分析框架，既有助于临床实践中通过认知重构技术缓解患者的自我展演压力，也为跨学科的心理干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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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5期，总第261期

本文引用格式：苏士梅，梁钧凯.角色与自我的悖论：拟剧论视域下数字原住民前台行为的异化[J].东南传播，2026（5）：11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