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军，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柴子贤，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

摘要：本文旨在超越将“萌宠”视为传播客体的传统视角，结合媒介化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公共领域理论，探究“晒宠”实践的深层机制与影响。通过对12位在微信分享萌宠内容的用户进行深度访谈与网络民族志观察，发现萌宠通过其具身行为主动触发人类的传播实践，成为微信内容生产的初始行动元与核心参与者。而人类在朋友圈“晒宠”过程中通过复杂的情感劳动，将宠物的物性转译为符合平台规则的可爱景观。这一过程在微信强连接中构建起一个以情感共鸣为内核、却具有排他性的后公共领域，它以维系亲密关系为名，实则加速了公共性的景观化与私人化重塑。本研究揭示，网络中的“晒宠”实践，是一个在私人空间领域中生产萌宠景观的过程。这既是维系情感连接的社交仪式，也是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公共性被情感化与景观化重塑的缩影。

关键词：萌宠；微信社交；媒介化实践；行动者网络理论

引言

据毕马威中国发布的《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市场报告 —— “它经济”的消费升级与市场洞察》数据显示，中国宠物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正从“满足基础需求”迈向“深化情感共情”的精耕时代，相关业务市场规模以25.4%的年复合增长率从2015年的978亿元跃升至2023年的5928亿元，预计在2025年达到8114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 [1] 。宠物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晒宠”也成为微信朋友圈中值得关注的数字仪式与文化现象。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层面，多从宠物营销、符号消费或传播策略角度解读，或多或少地将宠物置于被观看、被消费的客体位置。然而，这种视角忽略了萌宠作为一种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它如何深度介入并塑造人类的社交实践。与此同时，朋友圈这种“晒宠”实践，是在构建一个基于情感共鸣的“微型公共领域”，还是在加剧一个被消费主义和自我展演所渗透的“伪私人领域”也值得探讨。

一、文献综述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萌宠研究视角的转向

拉图尔在《重组社会》（2005）一书中系统阐释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目标，他强调，除人具有主体能动性之外，物、技术等也可以充当行动者，它们不是只能被动服从，而是能主动制造差异。在他看来，“社会”的动态发展需要其他事物来证明，是各种联结不断重组后的结果。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社会重新联结起来。按照ANT的思路，任何一个存在，只要在行动中产生变化和痕迹，不管它是人还是非人，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 [2] 。传统传播学研究常将宠物视为传播中的符号或内容。新传领域对“云吸猫”的研究亦多集中于其背后的情感经济与文化表征。Martina Di Cioccio（2024）等学者从影响力营销的角度出发，发现宠物影响者塑造了个体对社交媒体宣传帖子的反应，增强了该领域对影响者营销效果背后机制的理解，并阐明了如何实施更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 [3] 。除了将萌宠作为营销内容的“代言者”之外，作为去政治化、高情感共鸣的视觉符号且兼具“社交货币”功能 [4] 的IP形象研究与符号消费也成为用户在短视频平台的主要娱乐赛道。

（二）公共领域与景观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贡献十分显著。其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不仅可以分析宏大的政治讨论，也为我们理解朋友圈晒宠这一极具特色的现代社交行为提供了独特视角。《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突出体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强调人们在这空间中就公共事件进行议论、论辩、互相交换意见，最终产生公共舆论 [5]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深度媒介化社会的到来，这一理论持续发展与深化。学者王晓升尖锐地指出这一理论在现代面临的难题，公共领域即使不受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干扰，但自身再生产也会带来意义符号的“生产过剩”问题，出现“仿真”的公共性 [6] 。这时候信息不再是为了交流与意义传递，而是进行自我展演的戏码，景观得以产生。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中指出，图像通过视觉媒介来建构个体形象，并对观看对象进行潜在的认知影响。媒介所展示的表层形象与真实情况一般，形成表象等同于真身的幻视 [7] 。

（三）媒介化与微信强连接研究

“媒介化”作为概念术语，最早出现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学术研究中。德国社会学家恩斯特·曼海姆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人类关系的媒介化”，后经由弗里德里奇·克罗兹、温弗里德·舒尔茨和斯提阁·雅瓦德等多位学者的概念阐述和运用而得以发展 [8]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人类社会步入深度媒介化阶段，媒介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工具，而是成为重塑社会结构、人际互动与生存场景的核心力量。学者周翔（2017）在研究中提到微信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媒介遍在性的社会化媒体，打破时空限制，超越了以往媒介的功能性信息接收、查阅和回应，基于各种关系节点的联结和互动而建构起打破多种边界的中介化场域，处于不同物理空间的使用者因此而有了空间面向上的群体存在感 [9] 。目前学界关于微信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理论思辨、技术特性以及实证研究三方面，从最初将微信视为熟人圈里的“电子书写式言谈” [10] 或实时互动的新公共空间 [11] ，发展到后来的微信如何打破时空界限实现全天候社交 [12] ，再到如今对微信的传播结构、功能与效果分析，例如微信信息过载与强连接过度带来的社交倦怠研究 [13] 。微信作为强连接社交关系的平台，使人们生活在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络中，在现实社会能够实现接触，具有稳定性。

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微信不仅是工具性的，更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生态环节。本研究聚焦“萌宠”这一具有能动性的它者行动元，探究它如何作用于人类的微信展演行为，并重塑了强连接社交网络？同时也对用户高频地“晒宠”实践进行批判性考察。这种基于萌宠的社交转向，究竟是因情感补偿而强化了社会纽带的韧性，还是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社交互动异化为个体的情感展演。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招募了12位活跃的“晒宠”用户进行目的抽样（表一）。样本多样性体现在年龄、性别、宠物类型及养宠年限等方面。访谈提纲围绕拍摄和发布一条关于宠物的朋友圈的完整过程、在你看来是你想分享的成分多，还是觉得它的这个行为值得分享等问题展开。所有访谈经征得同意后录音并逐字转录为文本，平均访谈时长为20~30分钟。对获取的访谈文本反复阅读、辨析和归纳，提炼出与理论框架相契合的核心主题与模式，并运用丰富的访谈引述作为例证来支撑论点。

三、晒宠的社交网络建构过程

（一）触发与启动：萌宠作为社交行为的“非人类发起者”

1.人类“晒宠”的非预测行为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物有能动性这一独特观点，能动性能够带来差异性。在晒宠的实践过程中，宠物作为一种媒介物成为朋友圈展演的对象，同时宠物自身的先天习性会影响人类传播内容的目的与频率。这些真实、混乱、不可控的行为，是制造景观的原材料。受访者A01在访谈中直言： “用手机随时记录，几乎是二十四小时，随机的时候都有，一般是在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可爱，然后又特别想要记录的一些画面，但并不是非要让它们做什么样的动作才会记录。没有刻意安排，一般是它们日常很日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就是舔毛或者发呆，以及瞳孔收缩，或者说是兔子的话，就会像在笼子里就是这样呆萌地看着我。或者说，它是这样躺着趴着，一些平时可能不会有的动作的话，会记录下来。” A02也表示记忆深刻的一次记录： “猫有一个专门放零食的架子，它跳到了那个架子的顶上去把藏在最里面的冻干给叼出来了，这个瞬间其实是比较意料之外的。我本来只是想拍一下它跳上去，但是没想到就是拍到了它后面叼出来的一整个过程，我就觉得蛮特别，也很搞笑”。 通过访谈发现，受访者的绝大部分分享行为的源头并非人类的预先策划，而是由宠物的非预测行为直接触发，宠物自发的、有趣的，甚至“丑陋”的行为，这些行为超出了主人的预期，成为传播的起点。萌宠作为行动元的初级能动性，通过自身存在或行为影响人类的状态，成为人类“晒宠”的基底，推动人类社交圈网络的改变。

2.人类情感的寄托载体

拉图尔强调，考察一个实体是否在行动，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它是否在与他者的联结关系中制造差异？”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辨别出它制造这些差异的痕迹？” [14] 在传统家庭中，宠物的角色和地位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地位分明的、外部性的关系，它们更多是扮演着“有用的动物”或“附属品”，而非平等的家庭成员，强调的是实用功能。与今天不同，宠物在当代家庭中被视为“情感伴侣”，主打的是一种被视为“毛孩子”或“家庭成员”的核心地位，萌宠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访谈者大部分认为“晒宠”如同晒娃一样，都是基于对宠物的喜爱与尊重，A05的看法十分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这就和亲妈滤镜一样，大家都是以自己的视角记录狗狗，对宠物有看不腻的心态，晒宠行为是一种分享自己感受的行为，以及有乐意与她人共享并寻找知音的出发点。” 访谈者A08曾表示 “你会因为曾经养过的一只宠物，自然老死了从而不敢养下一只宠物吗？如果养了下一只宠物，你会把它当作第一只宠物的替身吗？” 这种身份的转变与联结关系的亲密化促使人们对于宠物的关注与态度发生质的变化。访谈者AO6认为自己的猫猫代表的是自己的一个幸福， “觉得它可能代表我当下的一个感受。” 在这位访谈者的对话中，萌宠“西西”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宠物角色，演变为一个承载特定生活哲学与情感结构的象征性主体。他通过对“人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现代阐释，在承认生命重复性与有限性的前提下，把自身对幸福的理解与厚望寄托到该生命体之上。因此，西西不仅是一个提供情感陪伴的客体，更成为笔者主体性实践的参与者和幸福哲学的具身化符号。访谈者A05也表示她的小狗扮演着“治愈天使”的角色，是家庭中不可替代的核心成员。宠物这一具象符号成为人类情感输出的载体，每个人对于自己认知的宠物角色都带有个性化的想法，基于此的宠物认知进化成为差异化体现的典型代表。

（二）转译与生产：人类的情感劳动与规则属性

转译作为行动者网络形成的核心机制，强调所有行动者都处在转译和被转译之中。当宠物完成行为触发后，人类行动者就开始进行复杂的“转译”工作。作为一个高度媒介化的过程，人类的情感劳动以及对平台规则的深度内化成为考量因素。

1.朋友圈“晒宠”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来源于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情感是非物质劳动生产、涵盖、管理、传播、调节和操纵社会关系、感情和思想的必要能力 [15] 。情感劳动是非物质的，即使它是有形的、情感的，但它的产品是无形的：是一种轻松、友好、满意、激情的感觉，甚至是一种联系感和归属感 [16] 。情感劳动实质上就是投入情感的一种劳动过程，人类在中间享受着情感精神层面的付出，也体现着物质层面的消费行为。在本研究中，受访者对于萌宠的情感劳动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的付出以及时间成本的消耗上，会进行筛选、修图、构思文案等劳动，旨在提供预期的情感体验。A05会“花费大约半小时”修图想文案；A02会“调一下锐化程度”。尽管有些受访者没有经过刻意编排、修图以及文案编辑的操作过程，但他们仍然会拍大量照片，随后在其中挑出一些好看的宠物图片在朋友圈“晒宠”，A01“一般是在拍很多图片以后，会挑选几张放出去，但不会花很多时间”。有些受访者会根据自己与宠物之间的连接状态去进行深刻的情感与伦理思考，在朋友圈撰写长文来反思与宠物的相处之道。这些行为劳动实际上都是在塑造一个“有爱”“有趣”的自我与宠物形象，从而构建起一个良性的萌宠朋友圈生态。但这种情感劳动的背后也催化出一种景观社会：受访者花费时间筛选照片、调整锐化、构思文案，这个过程不仅是情感的付出，更是一种参与社会景观建构的非物质劳动，并产生以点赞和评论为代表的情感通货。因此，朋友圈的“晒宠”实践，本质上是一个循环生产与消费“萌宠景观”的闭环系统。

2.微信“强连接”属性的对抗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将社交关系分为强连接、弱连接和无连接，强连接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经常接触，具有稳定性；而弱连接指交往频率较低、情感连接较少 [17] 。微信可算是强连接的社交媒体。在交往过程中，互联网为实时熟人联络提供便利，但不可忽视的是个体的私人空间也变得透明化，过度连接成为人们日常状态。因此在数字时代，大多数人会保持社交距离、抵制社交压力与重视隐私保护，将朋友圈的“全部可见”设置为“部分可见”，从而规避不必要的麻烦与过分连接。在对谈过程中，绝大多数受访者（A01，A02，A04，A05，A12）都提到了使用“分组可见”或“屏蔽”功能，主要对象是同事、领导或不喜动物的家人亲戚。将复杂的朋友圈降低为关系简单，表演成分低的内容展现，用户可依心情、状态找到同类，搭建属于自己萌宠分享圈子，从而带来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受访者A01的解释极具代表性： “我会选择部分可见，是不想给同事亲戚他们看见。为什么会这样？分组的原因是他们有的可能不会很喜欢动物，然后同事的话，是因为有点距离，感觉特别生活化的东西，不太想让他们看到。” 与此同时，受访者也会考虑到过多分享关于萌宠类的朋友圈会对他人造成侵扰，所以会对发布内容进行分组设置与屏蔽。利用微信规则生产出最能获得关注且不被批判的景观产品，这些行为尽管体现出用户对微信社交网络的分层认知与精细化管理，但本质上是内化了“景观社会”的通行法则。

（三）联结与重构：萌宠作为“关系中介”构建新网络

1.充当“情感货币”，维持强连接

在朋友圈网络生态中，相较于发布旅游等内容，萌宠内容更能够成为亲密好友间日常的“情感货币”和社交谈资，大家的点赞与评论都是发自内心的称赞与赞同。A12提到发宠物内容后，“和大学室友很久不联系了，但是最近她也养了一只小猫，变成了每天固定的摸鱼搭子。”A03发现，宠物内容能让他和“同养狗狗的老朋友，很久没联系，会因此重新聊起来”。宠物的存在为强连接关系提供了持续、安全且富有情感的话题。同时，微信的强连接相对于抖音等弱连接而言，熟人属性为用户发布内容提供了安全保障，赢得心理信任。受访者A05认为“朋友圈的环境更加私密。因为看多了网红宠物被恶意伤害，所以我会自作多情地觉得万一我的狗狗在网络上红了或者被附近的人刷到，有人蹲点将狗拐跑就糟了。”整体而言，萌宠摆脱了工具属性，成为人与人连接的沟通纽带，强化了双方之间的友谊与信任。

2.作为社交催化剂，激活弱连接与构建新连接

萌宠能有效打破社交沉默，激活沉寂的弱连接关系，甚至帮助主人结识全新的朋友，成为社交催化剂。A11分享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她在线下遛狗时结识了另一位灰泰迪主人，尽管素不相识，但“有了小狗之后，感觉我们之间就特别熟，无话不谈”，甚至会在生活上给予她建议。A02和A08都提到了加入宝厂等宠物社群，结识了有共同爱好的新朋友。在追踪受访者的过程中，访谈者大部分都会在萌宠社群里面活跃发言与分享宠物照片，这不仅加强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感，同时也为进一步的社交关系奠定基础，双方从群友转变为朋友，甚至想与对方进行线下社交，不仅人之间想要加强情感联结；也希望宠物之间变成好猫/狗友。受访者的熟人圈基于萌宠变得更亲密，线上搭子社交圈也更为强化。这表明，宠物作为社交媒介，有时也因为它承载了一个“可爱”的景观。在社交过程中，人们谈论的可能是宠物这个“符号”，而非真实的、有需求的动物本身。

（四）边界与反思：媒介化实践的伦理维度

研究发现用户对“晒宠”行为具有自觉反思性，对媒介化实践的边界有主体划定性。对于宠物生病、去世等负面信息，绝大多数受访者选择不公开分享，认为这属于私人领域，或不愿传递负能量。这类朋友圈的分享主要凸显“治愈”“可爱”的正面情感。但也有受访者认为宠物第一天到家就已经昭告天下了，去世了也要有始有终，算是一种赛博生命的终止。

另外，许多受访者也批判性反思了消费宠物这一认知，意识到“晒宠”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A04认为，只要是科学养宠，“炫耀我有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猫”并非贬义。A06则进行了更深层的反思，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在“立人设”。而A11则直接批判了以商业盈利和获得流量为目的、不顾宠物感受的拍摄行为。二者的反思实际上触及了“景观社会”理论的核心。当“晒宠”成为一种自觉的“人设”打造时，宠物就从情感伴侣彻底转变为服务于主体形象构建的景观道具。此时，分享的重点不再是宠物的存在本身，而是这个存在能为主体带来怎样的社会资本。这正是德波所批判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的变体 —— 人与宠物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人设景观”的呈现效果来定义。

这种对“景观”的追求，可能导致用户与宠物关系的异化。为了获得更理想的“景观”，用户可能会忽视宠物的真实需求和感受，这与A11所批判的不顾宠物感受的商业行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是程度不同。因此，用户在“晒宠”实践中划定的伦理边界，不仅是对隐私和负能量的规避，更应是对抗“景观”逻辑对真实关系的侵蚀，保持对宠物“非表演性”存在的尊重与看见。

四、结语

本研究表明，在微信的强连接社交中，萌宠并非被动地等待被表征，而是主动地触发、影响和中介人类的传播行为。它作为一种能动的媒介物，与人类和技术平台共同嵌入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中。而借助哈贝马斯与德波的理论，我们得以对该网络的社会后果与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审视。研究发现，“晒宠”实际上是在私人领域的空间上搭建起一个具有景观化的微型公共空间的实践过程。一方面，它遵循哈贝马斯的批判逻辑，将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生活公开展演，并以其情感性、非批判性、排他性特征，侵蚀着传统公共领域的理性根基。另一方面，它通过德波所揭示的景观逻辑，将人宠之间复杂、真实的关系进行影像化和商品化，使其成为可流通的“情感货币”。因此，用户在享受“晒宠”带来的连接与慰藉时，也同时被卷入一个情感展演与景观消费的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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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5期，总第261期

本文引用格式：黄勇军，柴子贤.行动者网络理论下对朋友圈“晒宠”实践的批判性考察[J].东南传播，2026（5）：12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