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生态位构建、资源循环、制度网络、环境选择”四重维度，系统剖析法国推进学科交叉的政策实践。研究发现，法国构建出一种“国家主导、主体协同创新”的模式。其核心机制在于：国家通过战略规划主动定义优先发展领域，构建战略“生态位 ”；以“问题导向、反向牵引”逻辑引导资源聚集；通过多层次制度创新编织协同生态网络，降低跨学科合作成本；采用竞争性与稳定性结合的“双轨制”资源投入，保障系统活力。然而，这一模式也面临多重挑战，制度与文化路径依赖、资源双轨制引发的均衡与效率张力、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间的传导损耗以及战略聚焦与自由探索之间的平衡难题。法国的经验表明，国家可以从“资源供给者”转向“生态塑造者”，通过多重政策工具重塑科研系统。
关键词：学科交叉；科研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理论；法国高等教育
作者：刘敏，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用本文：刘敏.法国推进学科交叉的政策与实践：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26,48(8):65-72+95.
学科交叉融合并非全新的研究议题。近些年，伴随全球性、系统性复杂问题的日益凸显，相关研究再度受到广泛关注。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并列研究同一问题）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学科互动融合产生新方法），再到“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超越学科范畴，与社会各界共同创造知识）的演进脉络中[1]，学界已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多数研究聚焦于中观层面的组织与机构，探讨如何通过设立跨学科中心、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2]和考评机制，培育学科交叉文化等举措，促进学科交叉的实质性发展[3]。此外，也有研究关注个体与团队层面，聚焦参与跨学科研究人员的认知特征、合作能力及职业生涯发展等。[4]然而，现有研究对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的关注仍显不足。多数文献将“国家”视为一种既定且模糊的背景，未能深入揭示国家意志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工具，渗透并重塑整个科研生态。
事实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不断拓展，持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在此背景下，强化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建设已不再是学术探索的可选项，而是构建面向未来知识体系、应对全球性复杂挑战和催生重大原始创新的战略“必选项”。当前，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战略布局的共同选择，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将推进跨学科研究纳入国家科技战略，通过顶层设计引导创新资源向交叉领域聚集。例如，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与成员国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以跨学科的方式支撑欧洲公共政策制定[5]，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于2025年首次发布交叉学科排行榜，标志着学科交叉能力正在成为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尺。中国也在2021年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并持续布局学科交叉中心建设和交叉学科孵化工作。
然而，零散的政策倡导，尚未覆盖机构、资源、人才与文化的系统生态支撑，单纯依靠学术组织自发努力，学科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难以克服深层次的学科壁垒与制度惯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有赖于国家提供更为协调、精准的制度供给。法国的实践为此提供系统性的参考。在2026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交叉学科排行榜中，法国有5所高校进入世界前200名，超过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6]这一成果的背后离不开法国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支持。本研究从宏观政策切入，引入生态系统理论，从“生态位构建、资源循环、制度网络、环境选择”四个维度，系统分析法国推进学科交叉的政策实践，并考察各主体在相应政策环境下的创新响应机制，为国家层面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一、生态系统理论及其适切性
生态系统的概念由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Arthur George Tansley）于1935年首次提出，用以描述由“生物群落”及其所处的“无机环境”，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共同构成的动态整体。在这一系统中，环境条件决定生态系统的复杂度和生物群落的生命力；同时，生物群落在适应无机环境的过程中也不断反作用于环境，塑造其机构与功能。系统内部各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共生、演替等多重生态关系。[7]由于其强调系统性、动态性与互动性，生态系统理论已被广泛引入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并衍生出“创新生态系统”“创业生态系统”“学习生态系统”等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同样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科研人员等构成“生物群落”，资金、设备、数据等资源构成支撑系统运行的物质和能量基础；政策、制度、文化、评价体系等构成系统的“无机环境”，深刻影响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方向。在科研生态系统中，国家的顶层设计首先发挥战略“生态位”构建的作用，即通过明确的政策导向与制度安排，界定不同主体的位置和功能，促进跨领域深度互动与融合，从而主动塑造优先发展领域，催生知识增长点。其次，系统依赖高效的“资源流动”配置，确保资金、数据、人力等关键要素流向最具潜力的环节。再次，类似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共生网络，科研体系需要依托功能化的组织架构和促进协同的“制度网络”，实现资源、信息与知识的交换与整合。最后，评价机制等外部约束构成“环境选择压力”，刺激政策响应，并推动系统向更开放、更协作、更具适应性的方向演化。
法国学者赛芙琳·洛韦尔（Sévrine Louvel）利用生态系统理论分析学科交叉如何重塑学科边界，形成新的科研生态。她认为，“资源竞争”和“评价体系滞后”会破坏科研生态系统，学科交叉需要平衡“学科自主性”和“集体目标”。[8]法布里齐奥·利维尼（Fabrizio Li Vigni）以“复杂性研究所”为案例，分析物理空间（如实验室设计）如何构建“生态位”促进跨学科交流，并指出“制度刚性”和“学科文化认同”是学科交叉的主要障碍，学科交叉要依托“共享空间”和“信任机制”来突破学科壁垒。[9]近年来，国内学界也逐渐关注到生态系统理论在科研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应用，强调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多样性、互动协同性与环境适配性。这为国家层面促进学科交叉的政策提供有益视角。
二、以宏观政策构建学科交叉生态系统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生态位”塑造
早在1982年，法国就颁布《科研与技术发展导向与规划法》，通过立法将科技研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为科研生态系统奠定清晰的战略方向。2009年，法国首次编制《科研与创新国家战略（2009—2012年）》，提出打造有利于创新且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科研生态系统，并将推进跨学科研究作为五项指导原则之一，即“拉近气候学、地球物理学、数学或生命科学等‘硬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距离，将各类事件置于历史与文化的动态进程中进行审视”[10]。
此后，法国国家战略持续强化这一导向。2014年发布的《法国—欧洲2020》（France-Europe 2020）战略确定“节约资源与适应气候变化”“改善生命健康与增进社会福祉”等10项挑战议题，并紧急启动5项超过单一学科的行动计划（见表1），通过任务驱动的模式，为不同学科主体创造必须协同的“战略空间”[11]。
然而，法国传统上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分割的局面以及僵化的制度，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突破。2017年，法国议会对《法国—欧洲2020》进行成效评估，结果发现，科研整体的组织架构缺乏跨学科属性，缺少非传统、非线性的培养路径，极大地妨碍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2021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公布“法国2030”创新投资计划。该计划总投资540亿欧元，其中500亿欧元用于支持创新和工业化项目，强调“脱碳、生物多样性、数字主权”等国家战略核心，招标不设置专业分类，强制性从需求端塑造学科交叉融合生态位。[12]通过大规模投资，实现颠覆性科研成果和生产力提升，以应对生态转型、数字化转型、人口转型等时代挑战。
（二）资源流动与系统活力维持机制
法国通过灵活的资助体系，为学科交叉生态系统注入关键“资源流”。截至2026年1月，“法国2030”创新投资计划已投入380亿欧元支持7500个项目。[13]同时，国家要求地方财政配套中央拨款，每1欧元中央政府投资由地方配套1欧元，确保资源落地。资源的投入直接刺激跨学科节点的形成与发展，如法国在生物医药领域投入34.63亿欧元，培育一批学科交叉的创新项目，量子比特制药（Qubit Pharmaceuticals）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项目，该项目整合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致力于开发新型药物设计平台，已经在市场上显现出极强的转化价值。[14]
在机构层面，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下设的“跨学科及学科交叉任务组”推出“多团队学科交叉研究”等计划，提供更具灵活性的小额资助和博士研究生名额，为非主流的学科交叉萌芽提供 “种子资金”。此外，2016年在第二期“未来投资计划”框架下创立的“融合研究所”模式，通过千万欧元级的集中投入，在特定交叉领域构建资源高度聚合的创新枢纽。
法国构建的资源流动体系呈现出“双轨制”的特征。一轨沿袭传统机构和学科布局，主要以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通过拨款的形式分配到各学科；另一轨是竞争性科研项目，通常要求组建跨学科、跨机构的团队。双轨并行在保障学术自由探索的同时，实现国家战略方向的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在整体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可以保障经费支持国家急需的公共科研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法国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学科交叉提供数据基础。自2018年起，法国相继实施第一期（2018—2020年）和第二期（2021—2024年）“国家开放科学计划”，明确传播研究数据是一项义务。2022年，法国推出国家研究数据平台，确立“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findability, accessibility, interoperability, reusability）原则，并主动对接“欧洲开放科学云”（European Open Science Cloud）等国际倡议，致力于提升研究数据的可见度和互操作性，有效克服数据孤岛，让源于不同学科的数据作为新型科研生态的“养分”，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15]
（三）制度设计与组织改革
制度设计与组织改革是落实政策的关键环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法国政府创建一批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国立科研机构，如1944年成立的石油研究院、1945年成立的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1946年成立的国家航空航天研究院，以及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海洋开发研究院等。通过这样的顶层设计，法国在较短时间内构建起一批重点领域实力较强的国家级科研单位。步入21世纪，为应对处于社会经济挑战和科学界密切关切的交叉领域重大议题，法国亟须突破单一学科机构的局限。2016年，在第二期“未来投资计划”框架下，法国政府开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整合各领域顶尖科研力量，打造若干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融合研究所”（Instituts Convergences）。2023—2025年，经过两轮选拔，法国已遴选出10个项目，每个项目3年资助金额约1000万欧元。[16]以艾克斯-马赛大学牵头成立的图灵生命系统中心为例，这一学术共同体融合生物学、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20个教学和研究机构，聚焦科研、教育和工程技术三大使命，将学科交叉融合作为核心原则[17]，通过解析生命系统功能如何从其组织结构和动态过程中涌现，揭示生物系统的复杂性。目前，该项目已发表多篇高影响因子论文，并成功入选欧盟“地平线”计划。此外，语言、交流与大脑研究所聚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通过跨学科团队合作开发新型脑机接口和语言处理技术。[18]
此外，法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级综合科研单位——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该机构隶属于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成立于1939年，是当时法国唯一涵盖各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单位，下设生物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等10个研究所，致力于发展和协调各自领域内的研究工作。虽然部分研究所（如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已包含天文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大气科学、太空科学等诸多相关领域的学科，但学科之间的交叉多源于学者之间自发的结合，不成机制。为促进各研究所之间及研究所内部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2011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成立“跨领域及学科交叉任务组”，通过设立学科交叉类的项目推进融合。项目主题由科研主任和各研究所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依据国家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的战略规划讨论确定。如2019年为纪念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成立80周年启动的“多团队学科交叉研究”计划，要求至少来自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团队联合申报，研究周期通常为两年，每年可获得最多3万欧元资助和一定的博士研究生名额。该计划的主持人物理学家希格莱恩·乐克耶（Sigolène Lecuyer）指出，“我们的研究是关于细菌机械微环境（细菌生物膜形成的表面特征）对其毒性的影响，这个题目很难纳入生物或物理学的主流研究，‘多团队学科交叉研究’计划就是为这类项目提供重要支持”[19]。2023—2025年，任务组还推出“沉浸式跨学科流动”项目，支持研究人员在其他学科实验室开展3周到3个月的工作，促进思想碰撞。
除了优化内部机制外，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还在欧盟范围内推动学科交叉研究。例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与“欧洲开放科学云”平台共同发起“链接用户驱动的多学科探索网络”，于2025年1月正式启动，旨在通过对科学数据进行跨学科的深度处理和整合，搭建多学科资源和数据的内在网络，提升数据的可发现性，为学科交叉、研究深化提供便利。[20]
（四）评价改革与政策响应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通过项目和平台完成资源分配后，评价改革带来的选择压力，如同指挥棒引导系统内部各主体的行为，并最终影响系统的演进方向。法国正在系统性弱化单一基于出版物数量的传统评价，代之以更注重交叉影响和社会效益的多维评价。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评估高级委员会在对机构和项目进行评价时，已将“跨学科合作的有效性”“科研成果对社会挑战的回应”纳入指标。[21]例如，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索邦大学、艾克斯-马赛大学等法国“卓越大学计划”高校，纷纷将促进学科交叉作为学校发展规划重点。巴黎文理研究大学成立校级“交叉学科种子基金”，在机构内部培育跨学科研究团队，通过内部“提前孵化”，筹备参与外部竞争。该校还借大学合并的契机，整合国家科研中心、巴黎市政府和巴黎其他高校的资源，成立“巴黎人工智能学院”（Prairie-PSAI），聚焦人工智能伦理、技术和社会影响研究，通过跨学科团队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负责任创新。[22]艾克斯-马赛大学在2021年启动“学科交叉使命计划”，由大学董事会副主席统筹，组建专门执行团队，对全校的学科交叉研究进行整体部署、优化各项制度、筹措并配置资源。2023年，该校把“推动学科交叉”写入大学章程。巴黎大学则将“对跨学科研究团队的贡献”“数据共享成果”“跨学科教学活动”等指标引入教师职称晋升。为鼓励研究人员开展跨学科合作，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联合法国学术学会联合会、法国大学联盟，设立“跨学科科学奖”。2026年5月，该奖项首届获奖项目为“卡塔拉”，该奖项融合理论计算机科学、数学、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其独特的研究路径是将法律条文转化为计算机代码，从而保障法律规范落地准确、易于解读。[23]
三、法国学科交叉生态系统建设经验与挑战
（一）法国模式的核心经验
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法国在推进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建设方面，展现出一种 “国家主导、主体协同创新”的模式。它并非依赖学科实现“自发”融合，而是主动培育一片能够催生跨学科创新的“沃土”。如果说学科交叉的组织建构受到政府、高校、产业、公众四大主体的综合影响[24]，那么法国模式则更多属于政府驱动型。其核心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主导，主动构建核心“生态位”。法国政府扮演“生态系统设计师”的角色，通过《法国—欧洲2020》、“法国2030”创新投资计划等顶层战略，以国家重大挑战和前沿使命为导向，主动定义交叉领域。这种“以问题为导向，反向牵引”的逻辑，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研究者提供清晰的“指南针”，可以更为有效地汇聚创新资源，避免学科交叉的盲目性和分散性、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清晰的科研议程。
二是制度创新，编织协同共生的“生态网络”。为打破僵化的学科组织架构造成的刚性壁垒，法国政府和科研单位推进多层次制度创新，构建起协同网络。在国家层面，“融合研究所”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强制整合顶尖机构的多学科资源，形成突破性合力。在机构层面，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跨领域及学科交叉任务组”为代表，通过设立内部种子基金和交叉流动项目，激发各研究所间的“微循环”，产生“化学反应”。在高校层面，大学通过将组织理念落实为具体实践，形成实体化运行载体。这种点、线、面结合的网络化布局，显著地降低了跨学科合作的制度性成本。
三是资源驱动，保障高效循环的“物质与能量”。法国模式强调资源跟着战略走，资金作为科研生态系统的“血液”，其配置方式直接决定系统的活力。以“未来投资计划”和“法国2030”创新投资计划为代表的大规模竞争性经费，不按传统学科目录进行分配，而是围绕复杂性问题，强制申请者组建跨学科团队，形成“需求牵引资源配置”机制。与此同时，小额灵活的基金为尚未成熟但极具潜力的交叉思想提供“初始能量”，确保创新生态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此外，评价方式的优化逐步将开放、协作、数据共享等纳入激励范畴，从环境层面为系统演化施加正向选择压力。
（二）潜在挑战
尽管成效显著，但法国模式并非完美，其科研生态系统的建构还在演化中，仍面临路径依赖和系统内在张力所引发的深层挑战。
首先，强大的制度与文化路径依赖构成阻力。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以国家科研中心各研究所和综合大学院系为根基的传统组织架构，形成坚固的学科“领地”及与之绑定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来看，交叉学科组织的规范合法性（基于学术共同体认可）和认知合法性（基于利益相关者认可）往往被传统学科制度逻辑所挤压。[25]虽然“融合研究所”等新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既有结构，但其运行仍需与现有体系进行复杂博弈以获取资源。交叉团队在行政管理、实验室空间归属、博士研究生培养等具体问题上经常遭遇传统体系的惯性阻力，甚至有些组织滑向“新瓶装旧酒”。更深层的挑战源于文化层面：植根于法国精英教育传统的学科文化认同，以及根深蒂固的基于单一学科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法国学者普遍存在“学术忠诚”的心理，担心学科交叉会“稀释”自身学科的影响力。如2025年，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评估高级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职称晋升和资源分配仍以“单一学科贡献”为主，跨学科项目难以获得同等认可。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的跨学科团队在申请国家项目时，遭遇到“缺乏学科归属”的评价。[26]索邦大学“数字人文”项目运行时，历史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也常常因为“方法论”冲突产生分歧。这都是文化壁垒的微观写照。[27]
其次，资源“双轨制”导致稳定与效率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如前文所述，基于学科的常规拨款与基于项目的竞争性资金在法国科研生态中长期并存。其初衷是兼顾基础研究的稳定性与战略领域的灵活性。但在实际运行中，两种逻辑的碰撞不断显化。一方面，在财政紧缩时期，两者容易形成“零和博弈”。例如，2023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多团队学科交叉研究”计划因预算问题削减20%的项目，导致部门萌芽期的跨学科项目流产。[28]另一方面，竞争性资金天然倾向于流向“优势学科”或“强势团队”，由此加剧“马太效应”。例如，巴黎高科技工程师学校集团因具备“历史积累优势”，在争取同类跨学科项目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地方高校非常类似的项目却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29]系统内部生态位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可能从整体上影响创新效率与主体多样性。
再次，顶层设计在传导至基层时存在“摩擦力”与执行损耗。从生态系统理论的“环境”维度来看，政策制度构成科研生态的关键“无机环境”，但其有效性的发挥依赖于顺畅的信息和资源流动。在实践中，基层高校和科研院所常常面临“政策解读不明确”或“申请流程复杂”等操作性问题。庞大的科研体系本身构成信息与资源流动的“介质层”，这一“介质层”的摩擦力过大，如官僚程序消耗科研人员大量精力，便会形成新的制度性壁垒，阻碍创新能量向科研前沿的有效输送。
最后，“战略聚焦”与“自由探索”之间存在平衡难题。国家主导的生态位构建追求资源汇聚的效率，通过明确优先领域实现重点突破。然而，从生态演化的长周期视角审视，系统的长期韧性与原始创新能力，离不开那些边缘、非共识、好奇心驱动、短期无明确应用场景的“变异积累”。一个真正健康的科研生态系统，既需要有组织科研所建构的“优势种群”，也需要为学科边缘自发生长的交叉研究保留足够的“学术荒野”，以培育出不可预知的颠覆性突破。如何在效率优势和创新潜能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是任何试图自觉干预科研生态的国家都难以回避的深层治理难题。
四、结语
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解国家推动学科交叉的机制提供适切的分析框架。从生态位视角来看，法国通过“法国2030”创新投资计划等战略工具确定优先发展领域，为交叉领域开辟空间。从资源流视角来看，常规拨款与竞争性资金双轨并行，既保障基础研究的代际延续，又引入变异因子，两者之间的动态张力促进系统演化。从网络视角来看，“融合研究所”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跨领域任务组等关键枢纽组织，作为传统学科刚性结构中的“柔性交叉单元”，有效贯通学科、链接产学研，显著降低交叉合作的制度性成本。从环境视角来看，评价改革的核心在于改变系统的“适应度景观”——当跨学科合作、数据共享、团队贡献率、社会效益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时，主体的行为偏好自然随之改变。
通过研究可知，国家干预与科研系统演化之间的关系，远非传统政策研究预设的“刺激—反应”模式所能涵盖。法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国家通过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组织创新和评价改革等多重制度工具的协同作用，系统性地重塑科研生态系统内部主体间互动规则、能量流动路径以及演化选择环境。在这一框架下，国家既不直接控制创新产出，也避免“撒胡椒面”式地投入，而是完成角色转型——从“资源供给者”或“方向制定者”，转向更为复杂的“生态塑造者”。一方面，国家赋能高校和科研机构，提升其对学科交叉的敏捷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持续调整系统的结构参数，引导其自主演化，使其向更具有战略性和活力的方向发展。法国模式的本质，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对本国科研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前瞻性的“人工育种”与“环境改造”，其政策逻辑不是零散的干预，也不止于设立若干跨学科项目或中心，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能够自我维持与演化的科研生态系统。
当然，任何生态系统的构建都要与本土土壤相适应。2026年，中国也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交叉学科发展正从高校自主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布局。中国科研体系拥有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制度优势，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家战略引领的作用，也可以在比较中借鉴他国经验，进一步激发基层学术共同体的活力，在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重点突破与多元生长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从而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交叉创新生态。
（参考文献和注释见原文）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6年8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