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微短剧产业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与传统影视工业愈发不同的景观，自主化、社会化的比较优势逐步凸显。微短剧的生产呈现出这一产业“野路子”式的生产实践特征，即高度依赖地缘、亲缘的准入机制，以片场实践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和以个人化整合为特征的管理模式。这一非正式化生产机制与算法平台的速度、弹性、低成本要求形成结构性耦合，共同建构了“算法-地方性”秩序，算法通过数据反馈与资源分配实施间接规训，非正式化生产则以高度的灵活性成为算法效率优先的组织基础。研究提出，“非正式化”生产已从边缘生存策略演变为平台资本主动征用和形塑的核心积累策略，是平台娱乐业正在普遍形成的生产组织逻辑。这一发现揭示了全球算法逻辑与地方性社会实践的相互渗透，为理解数字时代文化劳动的根本性重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微短剧；非正式化；算法-地方性秩序；生产组织逻辑
一、研究缘起
凌晨四点，某影视基地的棚内依旧灯火通明。导演疲惫地喊着：“再来一条！”监视器上重复播放着“恶女”一家将“赘婿”推倒在地的画面。一旁蹲着昏昏欲睡的，大多是二十出头、面容稚嫩的年轻人，许多人数月前还是外卖员、工厂操作工或无业游民。这不是传统影视工业的片场，而是微短剧产业的一个寻常切片—— 一个在算法驱动下高速运转，却又在管理上呈现出某种“前现代”特征的“数字梦工厂”……（田野笔记，2025年1月24日）
2018年以来，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业态，已然重构了数字内容的消费版图与生产生态。截至2025年6月，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634亿元，日均商业变现稳定在千万级规模。与其宏观上的数字疾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观生产层面的“原始”景象：剧组多由十几人组成，日均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微短剧产业形成了一个由非高学历、非绝对专业青年构筑的劳动力市场，一套依赖人际权威而非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一种将创意降格为可批量复制公式的生产流程。然而，这样看似“野路子”的生产系统，却支撑起一个年产值数百亿元的新兴产业，展现出惊人的生产效率与市场规模。这种高效产出与“落后”组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数字文化生产的核心谜题：为什么一个由前沿平台算法驱动的庞大产业，却深植于看似前现代的生产系统之中？
既往微短剧研究大多从产业、文本或批判 的宏观视角出发，忽视了其生产后台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组织逻辑。这种对生产环节的忽视，无法回答微短剧何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的谜题，也缺乏对其生产主体和组织模式的深描与理论化。本研究引入“非正式性”视角，通过田野调查揭示微短剧产业的高效运转恰恰源于与平台算法深度耦合的非正式化生产系统，形成“算法-地方性”秩序。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微短剧产业的独特活力，也对理解平台经济时代的文化生产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启发：平台算法正在倒逼越来越多的文化生产走向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
二、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性”：一种关联性的理论视角
（一）非正式性的核心维度与演进
“非正式性”（informality）概念源自发展经济学，英国经济人类学家基斯·哈特（Keith Hart）开创性地将其界定为未被国家规制和保护的经济活动，是边缘的、生存导向的劳务后备系统。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将非正式制度阐释为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的，并被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其实施依赖于成员的自愿；正式制度则是人们主动设计、有意规范化、带有强制性的规则。早期研究多从静态结构视角出发，将非正式制度视为需要被克服的障碍，新制度主义更关注其作为正式制度必要补充和竞争性替代的功能价值。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根源与正式制度有关，它们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四种互动关系，在现实治理场域中，这两种制度形成了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非正式政治与正式政治常呈现出深度关联，非正式往往推动创新被采纳，正式程序则用于事后确认合法性。
在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拉蒙·洛巴托（Ramon Lobato）与朱立安·托马斯（Julian Thomas）提出的“非正式媒体经济”概念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们将其定义为在法律上合法，而在劳动保障、生产标准与职业准入上规避正式规章的文化生产活动，这精准地框定了微短剧产业合法但非规范化的运作特征。洛巴托等人的研究揭示，非正式性并非全球化媒体产业链的外部现象，而是深嵌其中、实现弹性积累的核心策略。
中国语境下的非正式性研究在文化生产中更展现出多维内涵。研究指出，中国媒介场域中普遍存在“非正式媒体关系活动”影响内容生产的现象，组织可能形成对非正式关系的路径依赖。在劳动层面，即便存在标准化合同，数字内容生产者仍可能陷入另类不稳定劳动状态。新闻记者的职业认同与专业规范，常在编辑部之外的“非正式空间”得以形塑与强化。在数字传播领域，公众的“非正式沟通”已成为公众意愿表达的重要渠道，与官方的正式沟通形成补充。这些研究共同指向文化生产领域的非正式性，构成了一套平行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替代性规则体系。
从媒介发展史角度看，非正式性与正式制度呈现出相互转化、共同演化的动态过程。曾经被视为“非正式”的网络视频平台如今已成为大流量媒体，传统电视台在某种语境下反而被“边缘化”，这恰恰说明正式与非正式的边界是历史的、情境的、可变的。微短剧产业既遵循平台经济的正式规则，又发展出了大量非正式的生产实践，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生产实践以特定的程度与配置方式嵌入生产体系。这种“正式与非正式并存”的格局，构成了中国微短剧产业高速发展的制度基础，为我们理解微短剧产业中平台规则与非正式实践并存的独特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也构成了“非正式性”理论上的连续性。
（二）微短剧生产研究的动力机制及其与非正式性视角的关联
微短剧作为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文化现象，已引发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产业与商业模式研究清晰勾勒了微短剧的商业模式与市场格局，文本与叙事研究剖析了微短剧的内容特征与爽感机制，文化批判研究敏锐地指出了微短剧的价值困境与文化降格风险。然而，以上研究存在一个普遍的理论盲区：它们大多将微短剧产业的生产模式视为既成事实，未能深入追问微短剧产业的生产模式得以形成并持续运转的根本动力为何，以及该动力如何导致了传统文化生产逻辑的悬置与非正式化生产系统的崛起。
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微短剧产业的生产现场。田元提出“零工式专业生产”概念，描绘了微短剧如何将创意工作者从稳定的职业序列中打散，并以零工、过渡状态参与生产。微短剧产业创作者在生产层面深度嵌入平台数据体系，在价值层面却保持有限疏离的矛盾状态，并呈现出高负荷工作和身体过劳的状况。在这些生产困境之下，微短剧从业者的创作多样性空间被系统性地压缩 。上述研究将微短剧研究的分析视野从宏观产业拉回到微观生产现场。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微短剧产业个体层面的从业状态，未解释“零工”如何被组织成高效的生产系统。正是这一追问，将微短剧生产研究引向了“非正式性”的理论视角。
微短剧产业与传统影视工业在生产动力机制上存在根本差异。传统影视工业的生产体系，建立在相对稳定的专业主义与市场——资本双重逻辑之上，形成制度化、科层化的生产秩序。而微短剧所嵌入的平台经济环境，其核心是对用户注意力最大化、最快速的捕获与变现。近年来，传播学界对“算法文化”（algorithmic culture）的研究揭示了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平台算法实质上承担了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算法实践与创作经验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算法并非中立的技术中介，而在重新定义文化生产的规则与边界。微短剧所嵌入的平台经济环境，是算法文化转型的典型场域，传统的生产体系在速度为王的竞争中显得笨重而低效。因此，微短剧产业更深层的动力机制在于算法逻辑刚性需求下的生产系统。
既有研究的核心局限在于，首先，多数研究仍隐含地将非正式性视为对正式制度壁垒的被动反应，却忽视了这种“非正式性”可能被更强大的资本力量系统性征用的一面。其次，缺少对微短剧宏观产业趋势与微观生产实践的理论链接，缺乏生产组织中观层面的理论建构和对中国文化生产特殊性的历史与社会洞察。最后，未能解释影视产业“算法逻辑”动力机制下的生产系统，其实是微短剧产业爆发式增长的结构性优势。这些预设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起点，也构成了本研究试图检验与反思的理论靶心。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下列问题：（1）微短剧产业在生产组织、劳动力再生产与知识传递层面如何呈现出“非正式性”？（2）这套“非正式”系统如何与平台算法的精密逻辑对接并高效协同？（3）该系统的形成与运行呈现出平台经济下文化生产的何种新动向与劳动困境？
三、进入田野：成为片场的一分子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源于两段田野经历和访谈资料，笔者于2024年进入微短剧承制公司X，深度参与剧组日常运作，具体工作包括：参与剧本的拍摄思路讨论、协助拍摄场地堪景与选址、主角妆造方案确定、制定拍摄大计划及部分现场统筹执行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日志及小规模的问卷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该公司则是全国最早注册并持续产出的微短剧公司之一，微短剧爆款率长期居于全国前列。
资料收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笔者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非聚焦式田野调查。初步记录行业特征，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7份，回收率为74%。问卷涵盖年龄、教育背景、地缘构成等基本信息，覆盖全工种，形成了完整的抽样框。第二阶段，笔者于2025年初再次进入X公司，展开为期四个月的聚焦式田野调查。此阶段笔者深度嵌入X公司的完整生产周期，形成了17万字的田野笔记。田野结束后通过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对15名从业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第三阶段，笔者于2025年夏季对仍活跃在行业内的6名从业者进行回访，并通过建立的行业关系网络，以目的性抽样访谈了9名来自其他地区微短剧公司的从业者。截至2025年12月，本研究共获得24名受访者的支持（表1）。访谈问题涵盖工作流程、劳动时间、创意决策、行业准入、职业认同、行业整体认知等多方面。在达到信息饱和状态后，笔者对田野笔记和访谈录音文本进行了多轮开放式编码，利用三角测量法交叉验证结果，最终形成研究发现。
本文在材料分析时会尽量避免透露公司和受访者信息，对受访者姓名、公司均进行匿名化处理，对田野时间、个人情况进行含糊化处理。最后需说明：作为微短剧行业的典型个案，选择X公司作为田野点，旨在通过对典型个案的深度剖析，提炼具有理论启发性的分析框架。对另外9名来自其他公司从业者的访谈，用于补充从个案中发现的微短剧产业生产模式，而非追求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
四、“野路子”何以可能：微短剧产业非正式化生产的三重维度
微短剧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一种在平台算法驱动的注意力经济中，凭借效率与组织弹性所呈现的高效运转状态。“非正式性”在平台算法的时间压力下，被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非正式化生产机制。在这个钢筋骨架和简易隔板构筑的临时空间里，传统影视行业的规则部分失效，这里鲜有科班出身的专业工作人员，没有烦琐的制片流程，更没有规范的工时管理与劳动保障制度 ，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独特的运作逻辑：人员招募高度依赖地缘亲缘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递主要依靠片场实践的经验累积 ，岗位边界模糊、身兼数职成为常态，每个人都在超时工作，但似乎少有人在意劳动合同或加班费。在这里，艺术创作让位于数据算法，专业标准与流量逻辑形成新的配置关系，正式规则被非正式实践所补充或替代。这是一套深植于本土社会文化，又深度耦合平台算法逻辑的非正式化生产系统，这种“非正式性”不是系统的缺陷，而是应对平台算法不确定性的适应性策略，它既部分绕开了传统影视行业的专业主义标准，又为特定群体提供了替代性的上升通道。
（一）准入的非正式性：“关系”作为敲门砖
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是攀关系、讲交情的差序格局社会，这种源自传统农耕文明的社会运作逻辑，在算法驱动的微短剧产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土壤。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平台经济前沿，劳动力的再生产却依赖着传统的“关系”通道，微短剧产业建构了一个以地缘-亲缘关系为核心的特殊劳动力市场。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显示，调查样本中62%的基层员工，如道具、摄像、执行导演是通过老乡、亲戚或熟人介绍入行，拥有影视相关专业教育背景者不足40%，本科及以上学历占48%，形成了独特的“关系准入”机制。“在这个圈子里，学历证书不如一个靠谱的老乡来得实在。”制片人M2坦言。道具M12曾解释：“公司基本上都是我们那里走出来的人，跟着老乡一起干活心里踏实。”
在这种非正式性的“关系准入”机制中，关系网络承担了信任担保与风险防控的功能，成为正式制度的“润滑剂”。其实，非正式性准入机制的形成，是微短剧行业应对平台经济时间压力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平台算法对“速度”的刚性需求，使科层化的正式招聘流程显得过于缓慢，任何环节的时间延误都可能导致错失流量窗口。微短剧产业以地缘-亲缘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即时调配”机制，将信任担保前置，实现了劳动力“零时差”的集结。这种关系的准入是被算法逻辑征用和强化的弹性用工策略。M10是X公司的总制片、股东，据他所述：“我们没时间在片场培养新人，来了就必须上手，熟人介绍的最靠谱。”只有在地缘-亲缘网络中预先建立信任关系，才能在算法要求的时间窗口中迅速集结团队。因此，准入的非正式性本质上是算法速度律令的在地化组织策略。
准入的非正式性创造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虽然行业门槛较低，但对于缺乏社会关系的求职者而言又难以进入，这实际上是地方性社会资本运转过程中形成的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系统。当地编导专业毕业生F7的经历具有代表性：“我投了十几份简历都石沉大海，最后是通过一位老师的介绍进组。”问卷数据显示，通过正规招聘渠道进入行业的毕业生仅占42%，且平均存留时间不超过一年。制片人M6直言：“我们这行，简历没那么重要，师傅带徒弟、老乡带老乡，这是最有效的招聘方式。”
与田元认为的“零工化”不同，本研究发现，从业者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跨区域流动，但进入行业的方式、组建团队的逻辑仍然高度依赖地方性熟人网络。研究揭示的是社会网络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响应算法要求，这意味着“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是并存的，流动的是个体，维系流动的网络仍然是地域化的。算法对速度的要求不仅没有消解地方性网络，反而将其“激活”为一种更高效、灵活的资源配置机制。
微短剧行业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源于一种双重排斥机制。一方面，传统影视产业将这批来自农村、低学历的青年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微短剧产业的高速扩张和低成本控制，又需要大量相对便宜、服从性强、可替代的劳动力。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造就了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就业网络，为特定群体提供了绕过传统壁垒的替代性通道。微短剧产业建构了一个看似低门槛、实则较为封闭的“关系化”劳动力市场，它通过地缘与亲缘网络，高效完成了劳动力招募、筛选与初步整合，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满足算法经济对“即时即用”型劳动力的渴求。
（二）知识的非正式性：“片场”作为课堂
在微短剧的生产环节，知识的生产与传递呈现出算法规训特征，形成了一套实用主义的实践性知识体系，这里的知识生产与传递遵循实践中的经验积累逻辑。与本研究问卷调查中“低专业背景”相呼应的是，拍摄知识的来源从课本和老师，转向了片场经验和后台数据。场记F8表示：“构图、灯光理论在这里都要给市场让路，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样的画面能留住用户，促进转化。真正有用的知识都是在片场摸爬滚打练出来的。”
这套知识体系的核心是“数据化的实践知识”，其生产与传递围绕平台算法数据驱动的即时反馈与从业者独特的生产调优机制展开。这种即时反馈其实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算法内化，它们很少被编码化、理论化，编剧和导演会分析爆款剧集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创作模板。编剧F15描述道：“逆袭加重逢的复合桥段一般情况下在第三集出现的数据表现最好，这就会成为我们的标准配置。”这是从业者在创作初期就已将算法预期纳入考量的结果。编剧和拍摄团队还会依据微短剧播出的有限用户行为数据设置续集的剧情节奏和冲突。摄像M3举例说明：“我们有时候会同时拍摄多个版本的镜头，比如一个用特写强调情绪，一个用中景展现环境，最后剪辑团队会根据同类型微短剧的播出数据决定最终采用哪个版本。”这些基于数据的经验，内化为了从业者的市场直觉。
微短剧片场的知识生产与传递，与平台的正式规则密切嵌套，平台的分账规则、数据排名、算法推荐机制是微短剧产业清晰的制度安排，但将其转化为“钩子”“爽点”的创作知识，依赖的是片场的非正式传递。这些行话背后是经过海量数据验证的方法论，它们成为片场知识传递的核心内容。毕业于专业戏剧学院的M14无奈地表示：“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某些桥段太俗了，但市场就吃这一套。”在这里，相较于具备艺术创新能力，能够精准把握市场偏好的从业者，更容易获得成功。而数据导向造成的“创意降级”似乎是这套实践知识体系的必然结果，当创意被简化为可批量复制的数据公式，内容生产的标准化和效率显著提升，但艺术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则被大幅压缩。
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反映了算法对微短剧行业创作过程的深度规训——“野路子”流水片场的实践知识，本质上是算法逻辑在具体生产环节中的具身化体现。正如X公司的总经理M9所言：“微短剧行业有时候不像是在生产艺术，而是在为算法生产饲料。什么料好吃，算法最清楚。”微短剧行业的知识生产不再以艺术价值或美学创新为最高标准，而是以符合算法逻辑、获取流量推荐为目标。甲方的要求本质上是算法逻辑的人形化身，微短剧的文化生产呈现出典型的工具理性。这种非正式空间在职业知识传递中发挥着正式教育难以替代的作用，微短剧片场恰如承载着实践知识传递的非正式“课堂”。
（三）管理的非正式性：“个人化整合”作为机制
微短剧剧组的管理模式呈现出“个人化整合”的非正式特征，这是为了应对算法反馈的不确定性和瞬时性。在传统影视工业中，剧组权威的行使嵌入在职责较为清晰的管理结构之中，这套结构由制片统筹、副导演、场务、财务等岗位构成，在预算控制、拍摄进度、现场调度、部门协调等方面形成独立于导演与制片的专业分工，为剧组的日常运行提供制度支撑。微短剧剧组在管理模式上存在导演负责制与制片负责制两种形态，具体采用哪一种取决于项目资金结构、平台方要求与承制公司制作能力。然而，在微短剧片场，无论采用何种负责制，剧组管理都主要依靠“个人化整合”，导演或制片凭借个人身份、经验与情感付出，在现场整合信息、协调资源、当场决策。
根据田野观察，剧组超过九成的决策通过口头指令完成，场务M5直言：“这个行业，规章制度都是虚的，热点说变就变，平台方随时可能有新的要求，我们只能现场灵活应对。”2025年4月，导演M13在剧集正式开拍前一天的深夜十点收到平台方大幅修改剧本的意见。导演立刻召集核心团队，没有书面通知或层级汇报环节， 就在公司临时租的试妆场地重新确定剧情调整方案、主角妆造和现场道具陈设。“女主的服装需要全部调整，和男主的感情线也得有更强的冲突，今晚得加班了！”接下来的9小时里，剧组进入了连轴转状态。导演和制片重新核对拍摄计划，服化组根据最新调整方案确定主角妆造，场务改造场景，所有指令都是通过微信群里的一条条语音和现场口头交代完成的。导演彻夜未眠，遇到问题当场解决，“这套造型还是不行，改掉”“这一段需要日戏改夜戏”。正是由于平台方的即时要求，导演不得不在片场临时整合各方信息并当场决策，剧组在正式拍摄前完成了剧本重构、场景调整，顺利为第一天的拍摄做好了准备。
在微短剧剧组的“去制度化”管理模式中，导演或制片个人成了管理决策的实际机制。他们往往凭借个人身份和经验直接下达口头指令，现场调配资源正是对算法不确定性的弹性响应。微短剧承制公司与平台之间有正规的项目合同，规定了交付时间与质量标准，但合同的具体执行高度依赖个人的身份权威与现场应变。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导演或制片个人承担着远超传统剧组制度的多重角色，他既是创意决策者，也是项目管理者，还是团队情绪的调度者 。“个人化整合”的管理机制意味着导演或制片无法借助制度权威驱动团队，只能依靠个人魅力与情感付出换取成员的配合与信任。算法反馈的不确定性要求生产单元具备弹性的组织策略，个人化的整合机制所提供的弹性响应，正是微短片场管理走向非正式的深层逻辑。
微短剧产业通过非正式的准入机制、知识体系和管理模式，构建了一个与传统影视行业并行却又不同的非正式化生产体系。这个体系虽然缺乏稳定性，却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野路子”系统的高效运转，是在算法逻辑下，适配平台对速度、弹性和低成本要求的结果，通过算法逻辑的约束，确保了这个看似松散的系统能够持续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文化产品。
五、迈向“算法-地方性”的秩序：非正式性与平台算法的适配与共生
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性”特征并非孤立存在，恰恰是为了高效、无摩擦地服务于由数据驱动的平台资本而生，二者形成了一种深度互构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催生了高效的生产机制，推动了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深层的劳动困境和文化生产的系统性矛盾。非正式化生产系统与平台算法的适配，共同建构了一种“算法-地方性”生产秩序，这一秩序不仅是微短剧生产发生的物理空间，更包括其中沉淀的地缘-亲缘关系网络、差序格局式的信任结构、师徒传递的实践知识惯习，这些构成了一套具有历史纵深和地方特质的非正式实践逻辑。“算法-地方性”秩序是全球技术逻辑与地方性社会实践之间的碰撞、互渗与重组，由此，传统的专业、市场逻辑转向了由平台算法主导的、追求注意力变现的流量逻辑。
（一）间接互构与在地适应：算法与地方性实践的协同进化
根据田野记录，当算法识别到某个题材的数据趋势上升时，甲方公司迅速完成剧本创作，并要求制作方在一周内完成剧集拍摄的全过程。这种时间压力，恰恰需要非正式化生产系统的灵活性来应对。导演M1举例说：“正规剧组需要一周走完的流程，我们24小时就能搞定，需要多快，我们就能有多快。”这种资源分配机制无形中强化了算法逻辑在生产体系中的渗透。更重要的是，平台算法通过对数据的精准反馈，不断强化着非正式化生产系统的优势，那些非正式管理、关系型团队的剧组，确实能更快地响应算法带来的变化。
平台算法并不直接指令片场如何拍摄，而是通过数据反馈与资源分配，实现对非正式化生产系统的隐性塑造。这构成了微短剧产业算法秩序的第一重机制。平台首先通过每一部微短剧的实时数据指标，对内容进行动态评级，决定其流量曝光与商业收益，形成事后的、强制的优胜劣汰。导演M13解释说：“平台从不会告诉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拍，他们有一套严格的评估体系。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等作品上线后，才能知道自己走对了没有。”这种基于市场反馈的间接规训，使得算法逻辑通过资源分配无声地渗透到生产的每个环节。其次，平台与承制公司会根据导演或团队的历史爆款率，进行差异化的预算与资源分配。总经理M9揭示了其逻辑：“一个导演的爆款率会决定他后面微短剧的预算和分成比例。”这导致整个生产体系都需要向历史成功数据看齐，不断强化对“爆款公式”的依赖。
由于无法获得实时的算法指导，微短剧从业者发展出了一套基于历史数据的经验内化生产模式。经验判断体系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经验积累，会不断强化制作团队对算法偏好的判断，这是地方性实践对算法规训的适应。导演F4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工作日常：“自己导的剧上线后，我会关注平台的数据，总结优势劣势，再根据数据分析调整后续的拍摄思路。”这不是简单的执行，而是导演和编剧通过自身的学习与分析，将算法逻辑转译为具体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的过程。经验内化的过程催生了预判性的创作模式，导演和编剧会对市场表现进行创作预判。编剧F11描述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在剧本阶段就会进行数据推演，根据过往的爆款数据预测每个情节点的市场反应。”这种基于历史数据的预判性创作，使得算法逻辑在作品诞生前就已经通过在地实践者的创造性适应深度嵌入创作过程。
（二）效率代价与系统张力：算法秩序下的劳动困境与创新内卷
“算法-地方性”秩序在为微短剧产业带来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系统性张力。在组织管理层面，资源分配的数据依赖加剧了从业者的劳动压力，超时工作成为行业常态。场务M5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们从早上六点拍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吃饭就在现场，睡觉就在道具堆里。”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导致普遍的健康问题，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显示，83%的从业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损耗，更严重的是从业人员还需要持续进行高强度的情感劳动。导演M16坦言：“明明很焦虑，还要表现得信心满满。明明很疲惫，还要调动团队情绪。”这种高强度、高情感消耗的劳动状态，带来的结果是，尽管部分岗位收入可观，可是微短剧从业人员的平均职业满意度低，流动率极高。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这一秩序导致了创新内卷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当出现爆款剧本时，微短剧行业经常会有多家承制公司、多个团队拍摄同一剧本的现象，当所有团队都用相似的方法生产内容，同质化与创新瓶颈不可避免。编剧F15指出：“一旦某个题材被验证，大家会一拥而上，直到把这种套路做到观众厌倦为止。”同时，非正式化生产中实践驱动的经验传递知识体系，主要传授的是如何讨好算法，而不是可持续的创意能力。导演M1担忧地说：“年轻人进来只能学到如何讨好算法，真正的创作能力却在退化。”这不仅影响了微短剧行业青年群体的个人发展，也增加了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对人力资本的透支和对创意多样性的抑制，构成了“算法-地方性”秩序内在的、根本性的张力。
（三）迈向“算法-地方性”的秩序：平台时代文化生产的新逻辑
微短剧行业的非正式实践预示着平台经济下文化生产范式的转型，数据不仅成为评价标准，更成为生产的组织原则。它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一套由平台资本部署、以数据为核心、以注意力即时变现为目标的资源生产与分配规则的非正式化体系。
其核心特征表现为：第一，数据作为核心。衡量微短剧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可量化的用户行为数据，艺术标准、专业经验被不同程度地弱化了。第二，速度作为律令。微短剧产业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对社会情绪热点和流量风向的瞬时响应成为核心追求，时间成本由此上升为关键竞争维度。第三，弹性作为组织理想。要求生产单元能够随时重组、调整方向，以应对算法反馈的不确定性，固定的流程、稳定的团队成为效率的阻碍。第四，过载性竞争成为常态。在算法搭建的竞技场内，微短剧产业的生产者们面对着一张近乎透明的成绩单，数据排名将他们拉入了永不停息、你追我赶的绩效竞赛。
微短剧产业非正式化生产的三重维度，正是地方性社会网络与生产实践为适应“算法-地方性”秩序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野路子”的可能，实质是这套深植于地方性土壤的非正式系统，在“算法-地方性”秩序的筛选与塑造下，所表现出的适应力与竞争优势；它既是生产现场的地方性实践，又是算法逻辑得以落地的具体机制。微短剧产业揭示的“算法-地方性”秩序，标志着平台经济时代文化生产的转型，也将生产研究与算法研究整合于同一分析框架下。非正式化生产从一种边缘的、补充性的制度安排，演变为支撑平台资本实现弹性积累的核心结构性组件。全球性的算法逻辑与地方性的非正式网络相互渗透、相互强化，共同构筑了一种高效而脆弱、开放而封闭、充满机遇又遍布陷阱的新型生产体制。
六、结论与讨论
微短剧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并非对传统影视专业主义的追随，而依赖于一套与平台算法深度耦合的“非正式化”生产系统。本研究通过深入微短剧企业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其非正式化生产体系的三重维度：以地缘、亲缘为一定基础的准入机制、以片场实践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和以个人化整合为特征的管理模式。这种非正式化生产是在数据与流量主导逻辑下的主动、高效的适应性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与平台算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全球性技术逻辑与地方性社会实践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算法-地方性”秩序。正是这一秩序，构成了支撑微短剧产业效率的引擎，同时也埋下了内在的张力与困境。微短剧产业“野路子”的本质，是在“算法-地方性”的支配逻辑下，实现资本弹性积累的一种适应性效率。
本研究在以下三个维度实现了对“非正式性”理论的重构与推进。首先，推进“非正式性”理论在平台经济时代的解释边界，实现了对“零工式专业生产”概念的机制性超越。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化生产”并非对正式制度壁垒的被动应对，而是在算法秩序的刚性要求下，被平台资本主动征用和培育的积极制度创新。从业者“零工化”的状态本质上是产业深层结构的显化，游牧的个体恰恰需要一套组织逻辑将其重新整合为高效运转的生产系统。非正式化生产体系的三重维度，正是支撑“零工化”持续运转的深层机制。其次，提出“算法-地方性”互构秩序的分析框架，弥合生产研究与算法研究长期存在的分析裂痕，建构了微短剧产业中观层面的生产组织理论。通过“算法-地方性”秩序，本研究展示了算法通过数据反馈与资源分配，征用并强化了非正式网络，非正式化生产是算法效率最优化的组织基础，平台算法与地方性非正式实践形成了一种相互塑造、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非正式化生产更广泛地接通了生产者、平台、产业和地方社会，它将生产者从科层雇佣中解放出来，以关系网络实现弹性就业；将平台算法从抽象的数据指令转译为具体的创作实践；将产业从正式制度中松绑，以非正式机制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将地方性的社会文化惯习转化为全球算法竞争中的独特优势。“野路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以在地化的方式精准适配算法秩序的效率要求。这一框架为理解数字时代文化生产中技术逻辑与地方实践的复杂耦合提供了新的工具。最后，本研究发现平台娱乐业正在经历非正式化的趋势。微短剧产业的非正式化生产并非个例，而是数字时代文化生产转型的一个缩影。平台算法对速度、弹性、低成本的刚性要求，正在倒逼越来越多的文化生产领域走向“非正式化”，这种“非正式化”是平台资本在“算法-地方性”秩序下实现弹性积累的适应性策略。从更宏观的视野看，非正式化生产已从边缘的生存策略演变为核心的积累策略，它揭示了“野路子”何以可能。而“算法-地方性”框架，正是对“非正式化”趋势的理论化尝试。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田野调查主要集中于X公司，虽然这个案例具有典型性，但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差异。未来可以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其次，田野调查主要集中于2024年至2025年，反映的是微短剧产业高速扩张期的生产逻辑。在这种“效率优先”阶段，非正式系统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优势。随着行业精品化转型的推进、政策监管的完善、专业人才的流入和AI化演进，非正式化生产的三重维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需要学界继续探索。
本研究所揭示的“非正式化”趋势，是微短剧产业生产组织转型的深层逻辑，本身具有动态性。当前，微短剧产业正加速向AI化演进，AI漫剧、AI仿真人剧等新形态对微短剧生产逻辑构成冲击。然而，AI技术可能替代部分重复性劳动，但难以完全替代基于熟人信任的非正式劳动力调配，AI生成内容的海量数据反馈可能进一步强化数据直觉的实践知识体系，而AI带来的新形态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某种形式的弹性权威作为“减震器”。技术形态会不断更迭，由非正式化生产机制与算法互构的这一核心逻辑形成的“算法-地方性”秩序，是维系其高效运转的底层逻辑，可为AI时代平台文化内容生产的组织研究提供基础性参照。
微短剧产业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复杂面貌。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既看到技术带来的巨大机遇，也看到算法规训对个体创造力的消解；既看到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也看到地方性的顽强生命力。这是关于一个新兴群体如何利用新的时代条件，在主流体系之外构建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生产规则和生存空间的深刻故事。
作者：余馨，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127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6年第6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