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向达教授，湖南溆浦人，曾先后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66年以六十六岁过早地辞世。
爱国者
父亲上大学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虽然他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去学理科的，但入学后积极投入了学校里的学生会工作。后来又按自己的兴趣转入了文史地部，学了历史。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翻译工作，翻译了一些外国“学者”掠夺亚洲、中国文物而写成的“论著”。民族的感情使父亲奋发努力读书，带着一股湖南人的“蛮劲”攻读外文，要与这些外国“学者”一争短长，从此走上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道路。
1935年，北平图书馆派父亲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书籍，并在伦敦考察研究为外国“学者”劫去的敦煌卷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老人家和吕叔湘先生、王礼锡先生积极投身留英中国学生会的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编译抗日小报的工作。后在法国巴黎期间，曾向当时在巴黎的吴玉章同志表达自己急切想回国投入抗日斗争的愿望。吴玉章同志亲切鼓励他说，祖国将来仍然需要学术，你的工作很有意义，应争取把工作做完。父亲接受了吴玉章同志的意见，完成了考察研究工作后，于1938年回国。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先后在浙江大学（广西宜山）任教，后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之请去昆明任导师，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参加了“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工作。他看到甘肃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迭遭破坏，遂在重庆《大公报》著文揭露，呼吁国人重视这千百年前劳动人民创作的文化宝库。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很是气愤，曾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联名抗议。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曾在北大民主广场上捋起袖子和国民党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因之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三。
1948年他老人家在北京大学得到一年的休假，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台北参加南京博物院举办的为台湾同胞缅怀祖国历史的文物展览，对台湾同胞怀着很深的感情。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当时北京大学负责人曾力主父亲南下，但是他老人家坚决留下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迎接了解放。从此他老人家努力学习，接受党给他安排的工作，曾参加赴朝慰问团，到过抗美援朝前线，还热情地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1957年，父亲和潘光旦先生一起去南方视察，回京后应邀作了联合发言。在发言中第一次考察了土家族的历史，阐明土家族与苗族的隔阂是近代统治阶级造成的；指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之后，土家族士兵在明代戚继光反倭寇入侵的斗争中英勇作战，是中华民族忠诚的成员；十分真诚地提出了有关土家族、苗族地方区域自治的建议。
父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正义事业十分敬重。老人家常谈起北平解放时，党中央命令保护清华大学，许多解放军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盛赞战士的崇高品质。彭德怀同志居住于挂甲屯时，父亲曾与元帅相遇而谈，后来老人家与我谈起此事，说这位湖南的彭老总有一股海瑞的秉直气概，颇引以为骄傲。对党的民族政策，他老人家十分信服。解放之初，他告诉我和弟弟，我们是少数民族，如果没有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是不可能披露自己的民族身份的。1957年冬，我从天津回到北京，他老人家告诉我，我们是土家族。父亲还说，有人骂他承认自己是土家族是投机，是想捞州长当。他老人家不无幽默地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历史是凭事实说话的，这叫什么投机！承认是土家族是投机，难道说自己是汉族才算不投机，才算光荣？
父亲在政治上是坦率直言的。1957年，他老人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史学界的一些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意见，想不到竟因此而成了史学界的第二号“右派”。好在史学界在去年的全国会议上已为他老人家昭雪，愿父亲在九泉含笑欣慰。
1957年以后，父亲把自己在北京大学的住所称之为“风烟里”，也许正反映了他老人家的一种感触。“十年”之始，他给一位湖南老乡写信说，准备像孙猴子在太上老君炼丹炉练火眼金睛那样去经受锻炼。可惜，没有经住“熬炼”，他老人家就以尿毒症不治“应劫”辞世了。
学者
按我们溆浦人的说法，父亲是个读书人。但他不是关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他的友人、学生们常说，向先生治学是把文献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的。在他老人家早期的著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从唐代诗文中寻出大量西域人在长安活动的事实，并论证了唐代内地与西域边陲间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在附录中，把亲身的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做了印证，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1950年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至新疆作传达报告，他老人家亲眼看到少数民族妇女戴面纱的情况，回到北京后，便著文以此印证唐代史料中说的西域妇女的面幕的史实。1943年，在敦煌正值莫高窟敦煌艺术研究所于修建中发现了一大批残经卷。父亲亲自整理，作出了精细的目录，并结合过去经卷为外国“学者”、当地“官府”所攫取的情况著文，呼吁重视经卷的收集、整理和保护。
对外国学者的观点他并不盲从。早在30年代编著《中西交通史》、《中外交通小史》时，就明显地摒弃了风行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虽然当时论证中国远古人类的考古材料还不多，但父亲却已经强调指出中国文化来源必须待有更多的地下考古材料的发现才能论证。
由于研究中外关系史，父亲对边疆民族史也十分重视，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早在解放前就写有《唐代记载南绍诸书考略》，注意了有关南绍史的研究。195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南绍史略论》，对南绍史的研究起了增砖添瓦的作用。1962年发表了《蛮书校注》，进一步对云南民族史作了深入的研究。
党和国家委托给他老人家的科研任务，他是十分认真重视的。1957年，他负责编辑中外交通史料丛刊，多方呼吁东南亚的华侨协助收集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史籍。60年代有关部门重托他收集中国史书上关于柬埔寨的史料。他老人家戴着老花镜，以他特有的蝇头小楷，工整地写出了几十页材料。他还热情歌颂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灯，并伏案注释唐玄娤的《大唐西域记》，积稿盈尺，惜未竟而辞世，遗稿散失不得见。吴晗同志创办《历史小丛书》，他全力支持，为之审稿，对通俗历史读物十分重视。
父亲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人。他的学生们常常说，向先生教书的口才并不十分好，但非常认真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老人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印度史》课程，上课用的讲稿都是自己用蜡纸刻好，送交出版组印就发给学生的。我现在还保存着他老人家在西南联大讲授《中西交通史》的一套卡片，照例是蝇头小楷，而且卡片上还贴着许多记载新材料的小纸条。父亲指导学生读书，非常仔细。有一位学生回忆在昆明时，父亲指导他读一本书，追根问底，弄得这位学生读书三遍，一字不漏。这位学生对我说，跟向先生读书，学到了一个“严”字。
父亲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约有百数十篇、种，其中以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的居多，旁及民族史、史料目录学。他的作品从治史的态度而言，是认真严肃的，不曾有“哗众”之意。最近他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由三联书店再版重印。香港友人来信说，此书在港一抢而空。在西安新华书店，外国旅游者竞相购买此书，说这是学者的著作，是言之有物的。也许这些情况说明父亲的著作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长者
有一位溆浦同乡说父亲是“烂好人”。我觉得他老人家是“好人”，待人是真诚的。
父亲对别人是尊重的。史学界南北二陈（陈垣、陈寅恪），他老人家赞颂备至，执弟子礼。他敬佩陈垣学术上的造诣，景仰《通鉴胡注表微》中的民族气节。对陈寅恪在印度研究和唐史研究中的造诣视为师从。所以父亲在注释《大唐西域记》时，专程去广州中山大学求教。当时陈寅恪目已失明，父亲写信告诉我说，老前辈仍然博闻强记，见解精辟，赞叹不已。对陈寅恪的一位高足无端非议师长，父亲视为“不齿”。父亲和冯承鈞老前辈因讨论龟兹白姓而结交，对冯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上的业绩十分敬重。抗日战争胜利后，得知冯老身后家境困窘，就极力促成冯老的《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的出版，并著《悼念冯承鈞先生》一文介绍冯老的学术成就。
对后学他老人家十分提携。他的学生们都说，向先生没有架子，而且在学术上也不垄断。父亲的一些学生不少现在学有所成，儿孙成行，还不时回忆他老人家满腔热忱的指点，示之后辈以为师范。父亲对自己的子女，总是要求能做一个正直的人。记得解放前，我在中学读书，那时学校当局要我们学生去参加“反苏游行”，还以发面包作为诱饵。父亲不许我去参加，宁愿让我和几个同学去作十三陵游，并严厉告诫我，“这种面包是吃不得的，吃了要烂肠子的”。
父亲生活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搜求中西交通史的书籍。所以身后无甚钱财。“十年”之始，那些“抄家”者，愤然责怪父亲说，某某教授有存款若干，怎么你没有？父亲答说，我的钱都变成书了。后来书也被“抄走”。据说父亲有的书竟为江青攫去，盖上了她的“大印”。
他老人家还有不少的“忘年交”。一位湖南老乡（也是土家族）的小女儿和这位“爷爷”颇有交情。“爷爷”致函尊称小友为“您”，有所赠必称“笑纳”，天真之情盎然。一位画家的女儿为这位“爷爷”挥毫作猫。他老人家把这位小“画家”的习作裱成扇面，随时示人，赞不绝口。
父亲辞世已十四年，但人们还在怀念他老人家。不时有人辗转寻来，对他老人家的辞世深表惋惜。
去年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在京举行。家乡的歌舞团带来了土家族的“巴人舞”。帷幕启处，一位英武的巴人铜雕似地矗立台上。我们的祖先对中华民族是忠贞的，是为中华民族英勇战斗的，是为中华民族辛勤劳动的。作为巴人的后代，父亲承继了祖先的传统，在史学领域里，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是无愧于祖先的。
向燕生（1930—2002），班名荫训。向达的长子。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爱国者·学者·长者》原载《新湘评论》1981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