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历史这一行业，大体得归功于古人们的“福至心灵”。身边发生了一些重要而又难以释怀的事，怕被忘记，用笔把它记载下来，并把它当作故事去宣扬，自此也就奠定了历史学的基础。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从无到有，历经坎坷，最大的收获是聚结起了一批学子。近年来其成员文采事功，并皆昭著，遂有编一小书加以检讨的兴致。学长王希嘱我撰文谈谈留美及回国教书之事，我却想起了苏轼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这句话。
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予尝论书, 以为钟王之迹, 萧散简远, 妙在笔墨之外。” [1] 他以为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已臻化境，这和他激赏王维的画、陶渊明的诗是一致的。苏轼在《和陶诗序》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 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 然其诗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 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 皆莫及也。”[2] 对于陶潜，苏轼可以说是倾佩之至了。
苏轼的这些话，大概是“寄托遥深”的，不能单以激赏闲适平淡论之。天下物之进化，大多都有一个“由简至繁”的开始，却有一个“从繁至简”的收场。徐梵澄《〈佛教密宗真言义释〉序》中说：“以一般进化通例而言，简朴者在前，复杂者居后。如陶在瓷先，铁居铜后，皆有实物可证。由是可以略略窥见初民简单生活的情形。”[3] 不过，人最后还是会回归于简约的，乃至于对“大音希声”、“意在言外”情有独钟。简朴在开始，至简在事末，一头一尾，是两个大境界。
于是就去思考“妙在笔墨之外”的学史之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今天，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年前的环境及民众情绪早已成为记忆，与当今的民风、民俗也不尽相同了。举例来说，三十年前历史学是门“显学”，不像今天“现学”风气大盛，人人崇尚立功立德，以图不朽。尽管这样，学历史的人却更有了一颗平静心，他们并不急着发表著作，更不想请功邀赏。正如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比较文学系任教的诗人张错对我说的话：“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现在，我们只要好的。”
细细想来，花三十年时间学史，真在心中积淀起来的，却是一些零碎却又挥之不去的印象。这是我所采集的，录在心灵里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本非卖品，只备自己在夜深人静时研玩，所以也无须用笔记下。现在因为要检讨自己，鲜活的映像也就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这便使人想到了程应镠先生，时间是七十年代末，地点是坐落在上海师大东校区外音乐新村程老师家里。经常是几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去老师家，常常要谈到深夜才回家。我们都忘了老师是一个工作很忙的人，我们只觉得老师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年轻的心，开阔了我们的胸怀。程先生总是兴致极高，他谈古论今，指点江山，从那里我们知道了沈从文，知道了抗日战争，也知道了中国历史的沿革和历史的教训。每次我们临走时，先生总是亲自把我们送到门口。月色好时，先生会说：“看，又是一个多好的月亮！” 夜色漫漫，天上的月亮光倾泻下来，在大地变成了一片美丽银色的诡异中，我们和老师、师母告别。这月光似水晶的情分，这师生用自己的灵魂结成的友谊，都是要把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几乎是一滴一滴地注入血管：把感情注入感情，把灵魂注入灵魂。正是这种情分，让我知道了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爱，什么是不爱。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做要把所有的情感都集中在有良知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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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苏轼为《黄子思诗集》写的一篇序跋文。文章以书法为喻，评论诗歌，指出于平淡朴素之中寓深远意境方为好诗。黄孝先，字子思，福建浦成人，以善治狱迁大理丞，历太常博士，卒于石州通判。著诗二十卷。参见苏东坡全集（中） 第十五卷 题跋，《苏东坡全集》，黄山书社，1990年。
[2] 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转引自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52页。
[3] 徐梵澄：《〈佛教密宗真言义释〉序》，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我记得程应镠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英雄无一人有世俗幸福，他所有的只一苦字。看历史上的英雄，莫不如此。” 多少年来，在遇到困难时，就会想起老师的这句话。每天起来，看见暖丽的阳光，眺望远处，也会想起这句话。大致凡矢心社会改良者，都早已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982年程先生病重，我去探望，先生却说我的一篇论陈寿《三国志》“失在于略”的作业写得不错，他已要求学报发表云云。主要一事，即便在危难之时，先生在精神上也一刻未与教书育人分离。记得大学毕业时程先生说的话：中世纪的大学是培养教士的，毕业的学生可以去当一个神甫、主教，也可以去当一名教师，与地位显赫的前者比，后者其位也卑，其事也累，但有志者则为之。程先生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后志于学业，在魏晋南北朝、宋史研究方面负有重名。先生以一个史学家的睿智预料国事之得失，入木三分，无一不中。“文章又见流传日，议论终须不傍人。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1982年春程先生病中答友人的诗句，只要一读，先生的音容笑貌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的精神栩栩如生。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原本就应当是这样的。
程先生的诗文，后经弟子虞云国、刘昶等编订，成《流金集》一书，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在北大讲《史学概论》课，就选先生的《流金集》为必用教材。《流金集·国学讲演录》篇中的引言、经学举例和史学通说，字字珠玑，都是不能增一字、减一字的。程先生文集中的《诸子概论》、《文学略说》、《史学二题》、《玄学与诗》、《论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的真实与通变》、《中国文化三题》、《论林逋》等文，都是学史之人最好的教材。程先生还特别推崇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认为史德即作史时的用心，这关乎到人的品德，因为研究历史的人应当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能够做到像孟子所说道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觉得，大凡历史研究者，程先生的这些文章是一定要读的，而且必须是要早读、常读。好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开卷有益，读一遍就会有一遍的收获，读两遍就会有两遍的收获。另一个好处是，读这样的文章，会把读书人引向正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如果说程先生的毕业赠言让我毕业后成了一个教师的话，那么，与徐孝通先生的一番恳谈，却又把我重新变回了一名学生。徐先生精通哲学，是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在历史系的任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作为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最早的译者，先生学问中西贯通，却一向热心教书，低调做人。记得1984年在上海师大历史系的办公室里我自怨自艾，说自己学问太浅，不配教书。正好徐先生进来，闻言大喜。先生说，现在世上惑众欺愚者多，有真才实学者少。与其自己消极颓唐，不如弃教从学。“不如学也”这个宗旨，就是在那一刻决定下来的。我接着给吴于廑先生写了封信，询问他的意见。吴先生过了一个月，有书面答复，也是“不如学也”的意思。不过，吴先生又说，既学欧美史，就不妨到欧美去。于是留学意向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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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载语，见程应镠：《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1页。
1985年秋天，我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们一样，来到美国的伊利诺斯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开始我的留学生涯。入学之初，我相当高兴，因为我觉得可居可游、日臻佳境，期望用一种健康、理性、坦然、大器的天性，来把生命变成一条像光一样闪烁的河流，途经的一切都被它照亮。那时，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就是忙，主要是精神上的忙。每天做的不过是读书写字，但却开始感到一种不同的文化气息。同学们都很可爱，他们似对未来有一种无名的憧憬，这给人一种快乐、安宁和向上的感觉。我努力把我自己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每天都写上一些勉励自己的话，目的也就是写一些个人的感受，却很反映那个时代的风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和老师的关系就变得很是亲密。我是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念硕士，导师是约翰·弗里德（John Freed）教授。他是个大忙人，却花许多时间教我欧洲中世纪史。他是那种非常善于思考的学者，在对欧洲贵族的研究上独树一帜。他的反应之快，看问题之准，都是无可比拟的。我受了他几个月训练后，就开始对西方的史学有了一点兴趣，也有了一点理解。
弗里德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有一天，他高兴地对我说，香槟的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居然录取了我，要我去那里读博士，还给了一份不菲的奖学金，可是却被他回绝了。理由是他觉得自己是个最出色的中世纪史专家，我最好跟他好好读上几年，以后再去也不迟。现在想来，老师的话是极对的。可是当时我人心浮动，坚持要转个学校念博士。所以，当我又收到俄勒冈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 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就决定转学。弗里德老师有点迟疑，问我谁将成为我的导师。当他知道俄勒冈大学的托马斯·布雷迪(Thomas A. Brady, Jr.) 愿意带我时，就欣然同意, 因为弗里德知道布雷迪是个严谨的好老师。这样，我就匆匆从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毕业，踏上了西行之路。
关于伊利诺斯州立大学，还要说我的业师卡尔·塞申斯（Kyle C. Sessions）的故事。塞申斯教授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也是美国宗教改革史学会的创办者之一，他是最早把东德历史学家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介绍给英语国家的著名学者。他酷爱音乐，在当地的交响乐团当中提琴手。塞申斯教授指导我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史，把我领入近代早期德国史这个领域。我在留美历史学会杂志唯一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在塞申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5] 为了这篇论文定稿，塞申斯教授特别约我早上八点半去他的办公室面谈。我准时去了办公室，却看到他面色憔悴地坐在哪里。他一直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论文修改，末了才告诉我，他是从医院里赶来的，他的母亲就在当日清晨谢世。他还说：他记得要来学校指导我论文的事，说来学校正是他母亲的教导，所以他必须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譬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敬业而见道，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契合。视整个人生为求道，则其每时每刻都能够表现优秀。此种道理，中外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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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iaoyuan Zhu, “The Change of Feudalism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German Peasants’ War of 1525: A Structural Analysis,” Chinese Historian, 1988, 2.
俄勒冈大学坐落在一个名为尤金（Eugene）的小城，四面小山环绕，很是美丽。我就读之时，正是它的鼎盛时期，一大批世界闻名的学者正在那里任教，如我的导师布雷迪，还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布雷迪先生是个很勇敢的哲学家，但在做历史研究时却以严谨闻名。周锡瑞老师是最有智慧的，我曾经当过他的助教。这两位教授联手，想把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教好。现在想来，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启发我灵性。
俄勒冈大学研究生的课程，有两点我实在喜欢。一是强调学习是练电流(Increase in current intensity)而不是练电器(Fiddle with all kinds of electrical appliances)，即非常注重能力训练和启发式教育。二是要求每个任课老师都对研究生的表现写评语，并且把评语做成档案，放在系办公室的一个抽兜里，由研究生秘书管着，每个学期我们都心情不安地去那里看那些写得非常严厉的话。练电流的意思更大些，那就是一种能量放大的训练。记得那时布雷迪老师总是要我去想整个学科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或者，人应该如何去活，如何去做事。现在想来，这就是电流的训练。老师大概嫌我天性弱小，就要尽量放大我的能量，为此居然不忍心增加我的电阻――这相当于中国武学先要人练内功一样，在没有内功的基础上教你练功夫，必然凶险无比且无成效。我博士毕业后数年，总是觉得自己的历史常识欠缺，很多东西都不知道。1997年我一个人去了德国，在森林里仔细去想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太笨的人，而我的老师也很聪明，为什么念完博士的我还那么不学无术呢？后来终于想通了，原来我跟着布雷迪、周锡瑞学了几年，主要是在接受练电流的训练，尽管一招一式没有教，但其实任、督两脉早已打通，内功的基础也已经具备，只是自己不会运用而已。这么一想，我突然感悟，觉得老师们教我的其实是一种极高的武功，只是自己悟性太差，要毕业七、八年才能明白老师的意图。后来，俄勒冈大学的副校长来北京看我，我们在雍和宫旁的一个小茶叶店（不是茶馆，是卖茶叶的店）里喝茶聊天，我向他印证我的布雷迪教学法的理解是否正确，得到了几乎完全肯定的回答。原来事情这么简单：电流充足的话，讲一门课，写一本书，只是一个接开关和接导线的问题。电流再强的话，其实没有开关，灯也亮。
布雷迪老师教学，严谨得令人生畏。他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我看，只见上面都有写得密密麻麻的评注，都是叫人拍案叫绝的。他经常会在书上的某些段落写上“不通”、“胡说”等字样，而对有新意的章节，又会大加激赏。例如：在德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领域，罗伯特·斯克里布纳（Robert W. Scribner）这个名字是同开拓者、奠基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在某个领域有重要发现，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斯克里布纳却不止此：他不仅拥有诸多的重要发现，而且还是新的文化理论的提出者和诸多新研究领域的奠基者。正因为这样，1998年，57岁的斯克里布纳逝世在世界学术界引起震动。布雷迪老师立即放下自己手中的一切工作，开始为编辑、出版斯克里布纳的遗稿而奔忙。布雷迪老师也是德国历史学家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著作的翻译者，是他把布瑞克的论著系统地介绍到美国，从而使美国德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与德国接轨，始终保持在一个最前沿的水准。
跟布雷迪老师这样的老师学习有个好处，就是你能够始终了解学术的前沿动态，并且有机会接触到学科的核心。记得布雷迪老师为我们开设一门德国宗教改革的研究生课程，不过是六个人：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黑人学生，两个美国女孩，一个美国牛仔（因为他老是戴着草帽），一个样子有点严肃的美国好学生，还有我。尽管我们人不算多，却有机会每个星期请一位外国名家来为我们讲课。我记得来者之中有东德的歌德·福格勒(Gueter Vogler)教授，他是东德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还有以研究法律史著称的西德著名史家西林（Heinz Schilling）教授。德国教授就是严谨，我记得西林教授为了来讲课，准备了两篇文稿，先询问我们喜欢他的哪一篇。福格勒老师是个大好人，他来我们这里为我们六个学生讲课，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他送给我的书，至今仍在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作为东道主布雷迪，当然很兴奋。每次外国教授讲完课，就会去布雷迪老师家里小聚，喝些白葡萄酒，与我们这些学生聊聊，然后大家就握手告别，而外国教授也就离开，或者回国，或者去别处走走。我们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听了一学期课，并且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如此的。现在想来，这完全是布雷迪老师的费心安排。为了我们六个学生，他要花大力气从国外请老师给我们讲课。用心之良苦，办事之高效，都是无法比拟的。这就是布雷迪老师的风格与职责。
既跟老师研习世界史，老师就训练我把握世界的宏观思维能力。老师说，没有整体观念，那是无法研究历史的。譬如：“那个人的世界”，就是指那个人的全部，包括他的性格、热情、能力、风貌和品格。“世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是要理解某事某人的主要特征，其方方面面都可以用这个主要特征来概括。如“但丁的世界”，就要能够穿透他的诗性美德而进入到真理和信仰，这才能够把他的方方面面包罗尽致。第二，“世界”也指与但丁有关的一切事物，即便孤身一人，他也俨然在想大事，从而能够代表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神曲》万世不朽，其实并非但丁凭空捏造，有识之士自然能够从中拨出可信之理，盖不失其治学严谨。推论之，一个世界涵盖范围的大小，还是要看它是否能够对周遭事物产生极大影响。由只身而推至于生命气息，至于宇宙万物，至于内在性灵，其实都是一以贯之的。是为但丁为学林所重。徐梵澄先生《希腊古典重温》中说：十三、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 [6]
尽管世界很大，但史学的研究还是要从细部开始。在史家看来，有究天人之际的宏观眼光，必须要与脚踏实地的小学考证功底结合方有实义。究天人之际可以把握住一个结构，考证细部方能明事义理。尽管史学研究天地很大，研究者却不能随心所欲。历史文章之所以难写，是个理解问题。形神惯见熟知，方能下笔；心领神会，入木三分，方能移写于书卷。
想起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1992年布雷迪老师从俄勒冈大学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读硕士的师弟也想跟到伯克利继续跟老师读博士。布雷迪说：俄勒冈大学的标准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标准并非相同，并无可能把他直接带到伯克利去读博士研究生。师弟硕士毕业，才华横溢，却在伯克利小城找了一个干体力活的工作。他一边劳动，一边在伯克利大学旁听课程，为时两年。 布雷迪老师对他有所了解，觉得此士乃是可教之人，允许他正式入学。诚然，人贵知人，更贵自知。知人知己，方成为师之道。布雷迪老师作风有定，事不违理，这正是他为时人所重的道理。
1992年1月13日，老师和师弟送我至旧金山机场，我终于走上回国之路。仍然是独自一人，所携的也同样是两三本旧书，一个小箱，但一切与七年前却已很不相同了。北京机场既到，刘光临君来机场接我，他是系主任马克垚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我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向刘君询问马老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情况。从刘君那里，我还知道系主任马克垚老师已经为我在勺园预定了房间，而我将来的住处，是坐落在未名湖畔红四楼（备斋）的一个十平方米的宿舍小间。光临等几位历史系的研究生已经为我粉刷一新，我去后就可以入住。我兴致勃勃直奔宿舍，想要看看那个小间，将给我的将来带来什么。那一晚居然无法安睡。清早，我方发现未名湖真的很美。即便是冬天，一塔一湖仍是把北大点缀得很美。天蒙蒙亮，就有一些同学起来打水、跑步，呼吸新鲜空气。我觉得还真不错，静固生明，动则归真，我来北大，这其间冥冥中自有因缘：换个立足点去思考，这是马克垚先生厚爱，亦属大自然之造化，兹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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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梵澄：《希腊古典重温》，载《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来北大后，生活没有太多变化，仍然是读书习字而已。当然，每到一个新的境地，都会遇到各种困难，有时也不免忧愤无端，英雄气短。其实，人都有轻易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总有哀愁、叹息和悲怆。重要的是，如何让生活总是气韵生动，不至于孤明历历，或因缠绵而凄冷。人生的各种突出不平衡性，经常让人感到难以把握情感细部全部丰富的价值。解决的办法之一是一切坦然，一切真诚，凡事商量，凡事理解。人的心情一旦走向自然之美，飘逝的瞬间就是永恒的了。因为，人一旦有了自觉的意识，那么，风度、格调、意境最终会通过一个优秀学子的善意而奔向自由。天下事，静、勤、诚、明则可，凄、乱、欲、迷则止。从犹豫到明快，从叹息到轻盈，虽只一步之遥，却并非每个人都能跨得过去。
北大的治史之道，不喜美丽辞藻，专以严谨、古朴、实证为善，在这点上颇合我的心意。简朴不失其美，说话要有依据，分析要到透处，此为北大人之共识。上课则以师尊口授为主，学生则有如大判官，或为英雄史诗而激动，或为虚空之言而愤青。刚来北大时，我常想以美国式幽默来调动一下学生的积极性，然匠心独运却遭冷遇。在北大讲课，看笔记念讲稿那是断然不行的。最好是口若悬河，托理想于故事，究学理于“用典”，既像是在大讲堂中作讲演，又像是在小学堂里谈辨证，还要声华并茂，把自己研究的那一点点心得，全盘托出，还要干净利落，似火花般跃出。这种追寻精神魅力的渊源在北大有传统，可惜皆非我所长。另一方面，在北大写书、出书均不难，但一旦平庸之作问世，则必遭众人白眼。所以在这里出书、写文章又最难。反之，亦是同理，是所谓“英雄识英雄”。
回国以后有时又会出国，这就有了我同在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e）任教的布瑞克（Peter Blickle）教授的短暂却又深刻的交流。1998年我去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杜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ubingen) 访学，是乘着国际火车去伯尔尼看望布瑞克教授的。我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来听听我的这位师叔（布雷迪是布瑞克《1525年革命》一书的英译者）的教诲，二是要征求一下布瑞克教授的意见，是否同意我把他的那本名著《1525年革命》翻译成中文，并且在我们北京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以便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了解他的农民学研究学派的意义。
布瑞克教授是那种热情、友好、机智、幽默并且极富感染力的那种人：“你要研究农民，你就首先需要知道农民要的是什么”，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无拘无束地展开了。知道我是他的好友布雷迪教授的学生，又是从北京大学来的一名教师时，布瑞克显得格外高兴。我于是告诉我对他著作的批评意见：他的《1525年的革命》写得过于理性、系统化了，似乎完美到无懈可击的地步，这恰恰是有点可疑，因为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是无法具有这样的理性头脑的。我接着问：“自1975年《1525年的革命》出版，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你是否认为你书中的有些观点需要部分修正？”“不”，布瑞克说：“我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因为随着我现在研究的深入，我愈发感到自己探索的方向并没有错。”在这里，布瑞克表明了自己的旨趣：人必须不断向前走去，不断去发现去解决新的问题，而不必拘泥于作茧自缚似地把精力放在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在布瑞克看来，一本著作不过是作者留下的一个脚印，只要前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那就不必硬要每个脚印都标准化，因为那正恰恰是极其危险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它有时会像丁香的花瓣般地透出一阵芳香，但若无率真的态度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它也就会枯萎，因为它难以满足人们那种要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来理解真相的迫切要求。
我记起那天的整个下午，我都参加了布瑞克教授的研究生讨论课。布瑞克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各地，其中有德国人、瑞士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布瑞克正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公社推动现代民主的意义。布瑞克的上课是启发性和研究性的，这里常常是笑声不断――一个重要的学派，一个致力于研究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复杂关系的研究团体，就这样在伯尔尼大学讨论课的教室里产生。但是，不同的是，布瑞克特别注重民间文化和民众的需要。我们可以说，正是从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上，布瑞克学派独辟蹊径，把农民的作用提高到奠基欧洲现代化的高度，比单纯地论述农民怎样与封建主浴血奋战，来得更加妥善，也更加深刻。
那晚，难忘的是我在师叔家同他作彻夜畅谈。那天，教授是特别地高兴，居然把我带到了他的家里，开始讨论起瑞士、美国、德国和中国历史研究不同的风格来了。我们是越谈越高兴，布瑞克下面对我说的那段话，比较清晰地概括了他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期望：
我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模仿我们西方作者的风格。你是从中国来到美国，又从美国来到德国，今天你又来瑞士看我，并向我请教治学之道。而我所要说的，就是你一定要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看欧洲、看西方文明。要记住，如果你单纯地模仿我们，要写出像我们这样的文章，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著作，你这一辈子注定是没有出息的——因为你并不如我们熟悉我们西方的传统，你也写不过我们的那些博士们，他们从小在西方长大，又完全熟悉我们大学的培养体制（说句实话，实际上这样的博士生在我们这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相反，你一定要去做开拓性的事情，你要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西方文明的缺点，去看我们学术研究上的缺点。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我们西方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你愿意那么干，我希望马上同你合作；相反，如果你只拘泥于向我们学习，单纯地模仿我们，那么，我一定不同你合作。······你此行来的目的，是要把我的作品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开放。但是，那不过是一种介绍，介绍我们西方人目前所做的一些粗浅的研究心得。但是，你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你要去为你自己祖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要帮助中国实现学术上、文化上的现代化；你也要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这就不仅仅是去翻译几本书，而是要习惯于向我们挑战，你来挑我们的毛病，指出我们研究上的不足。那样的话，你就帮助了我们，也帮助了我们的西方人。因为，你所从事的，是一种我们西方学者无法完成的事情，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事情，是帮助和拯救我们西方文明的事情。
我相信，同我如此直白对话的师叔，实际上是一位思想家。当他在书房中沉思农民的需要的时候，当他站在世界学术巅峰上思考人类命运的时候，或者当他满怀敬爱的惊奇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他就有一首生命的诗在灵魂的深处震颤。他的农民学研究，他对我的谆谆教诲，都显示出了他那种特有的喜欢与强有力的命运进行挑战的骑士风度。这，正是人的精神的最可贵之处。在伯尔尼逗留的几天里，我尚未完全理解享誉世界的布瑞克农民学派的精粹，但我却还是领悟了一些道理：经济、金融业的进步是完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文化整体进步的；现代化是无法也不曾脱离农民的基本需求的；经济改革是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改革息息相关、同步发展的；欧洲的现代民主政治是由百姓们自下而上推动的；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是人民民主的现代化······
这样，我就在伯尔尼那里看到了绿色：那片春天里的草地，天空，树林，田野。我是说，我们有时竟能如此轻易地去接近一个伟大学者的内在秘密。换言之，与其说我在这里是要陈列布瑞克教授的一切头衔、荣誉称号、求学经历和学术贡献，毋宁说我是要在这里给了大家一幅“普通人”布瑞克的素描。记住：这是一位用毕生精力为农民的现代化争取发言权的人。让我们翻开他亲手写下的《1525年革命》（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中文版），仔细去阅读他的每一行字，以便亲眼看看曾经站在世界学术之巅上的一代思想家，是如何把经济和政治、农民和现代化、财政与社会进步有机结合，产生出一个重要学术体系的。 我能把布瑞克包括在当代少数的最杰出的学者之列，不是他创作了世界上公认经典的学术著作，而是他通过逻辑上的努力，通过对农民的挚爱，即通过一种完整的有意识的学术劳动，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放上了一块指示牌。当我们在自由和枷锁之间进行方向选择时，那种只为精英阶层发展服务的现代化逐渐消逝了。与此同时，普通人即人民民主的现代化进程却起步了：不仅是在美丽的莱茵河畔，而且也在中国，勇敢并且是永不停顿地起步了。
现在看来，许多历史事件往往要发展到高潮时才为人注意。平日之时，不过悉心读书而已。古今贤人曰：“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7]；“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8]。 担当道义，必须躬身入局。自修或能求强，无能则被人欺负，即为圣贤者，欲以人事与天事争衡，莫不出于“忠勤”二字。“世多巧伪，惟忠可以革其习；俗多偷懒，唯勤可以遏其流”[9]。“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10]。以学养身，以身养心，是以历经坎坷而沉毅之气不折。“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为足恃。”[11] “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12]。学问纯正，然后践履成德，可以“不辱其身，不忧其亲，不亏其体”[13]，是以“士信，民敦，工璞，商悫，女憧，妇空空”[14]。
“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史家的真正精神看来就是对自己的学业有一种“人生乐在相知心”。凭这么一种眼光去看问题，就能够让人在不经意间明白了什么是爱，什么是需要。比如你喝水，那是需要，但你品茶，那是爱。又比如你步行上班，那是需要，但你在林间散步，那是爱。正如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所描绘的，读书是一种雅趣：“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也许只有这时，你才能从书本中感受到诗人里尔克说的那种“从生命最轻妙的芬芳到它最沉重果实的厚味。”
上述的这些老师――无论是程应镠、徐孝通、马克垚，还是弗里德、塞申斯、布雷迪、周锡瑞、布瑞克，都是手把手把我引入史学之门的良师。从他们身上，我所感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正如人的智慧和人的品格往往是通过小事反映出来的，我在这里想谈的也就是这几件身边小事。现在，我仍然在北大燕园过着简单、平淡的读书生活，有时也写点文字，也在教室里发表一点议论，并非是想“小星闹若沸”，只是要完成几篇明天就可以交给老师的作业，不让他们太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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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国藩：《致诸弟》，《曾国藩处世家书》，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
[8] 王錱语，转引自钱基博、李肖聃著：《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页。
[9] 曾国藩：《笔记十二篇·忠勤》，《曾国藩文集·处事金针·修身之要》。
[10]曾国藩：《字谕纪泽儿·事无分难易，行之有恒》，载《曾国藩书信》，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1]梁启超：《新民说 · 论毅力》。
[12]魏晋禅代之际，傅玄著书称颂何曾、荀为“孝子”，是天下人“事亲”的仪表。《晋书·何曾传》引述其文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颖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日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
[13]《大戴礼记·解诂》。
[14]《大戴礼记·主言第三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