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官泛指皇后以下的妃嫔及掌事宫人，兼具内命妇与宫官双重身份。[1]此制虽未载于《辽史·百官志》，但实存在于辽朝政治体系之中。既有研究多聚焦辽代内外命妇的位号与特权，[2]对女官制度整体结构与功能尚未形成系统认知。本文拟系统梳理该制度，不仅为补《辽史》之阙、明制度之序，而且试图从“多元一体”的视角，透过此制探讨中华文明在辽代政治实践中所呈现的向心力、连续性与创新性。
一、辽朝女官制度的构建历程
辽初诸事草创，制度未备，未见正式封授女官之例，辽帝后妃与皇子之妻仅以“妃”代称，[3]意指“配偶”，难以标识身份与等级之别。至景宗时期，“贵妃”方首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辽史·后妃传》载：“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帝即位，选为贵妃”。[4] 这与泛称为“妃”者明显不同，此“贵妃”之封标志着后妃间产生了显性等级之分，但此时除萧绰外，未见册立其他后妃，故当时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女官制度。
圣宗时期为辽朝女官封授制度化的重要阶段，圣宗继续完善诸“妃”位号，并首次封授“妃”之下的“九嫔”这一层级，使“宫官”与之互兼，创立了较为系统的女官封授制度。具体而言，在诸“妃”中，首见“元妃”之封，获封者为萧耨斤：“圣宗选入宫……册为顺圣元妃”。[5] 而辽代以前“元妃”常意指“元配”，多用以描述夫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至唐末仍未被纳入内官之列，[6]故最迟在圣宗时，“元妃”被正式纳为女官位号进行封授。此外，圣宗亦首封“德妃”，史载开泰六年(1017)六月戊辰朔，“德妃萧氏赐死，葬兔儿山西”。[7]该条记载过简，德妃的出身、封册始末与死因皆已难考，然足证该女官封号在当时确实存在。
圣宗继续扩充后宫建制，在参考唐制位号的基础上又设立“九嫔”。如耿淑仪出身上谷耿氏家族，21岁时以“良家子”身份选入后宫，为圣宗诞育皇子，并因此“聿正九嫔之号”，获封二品“淑仪”。[8]其余获封九嫔者亦多为汉族，即“尚寝白氏昭仪，尚服李氏顺仪，尚功艾氏芳仪，尚仪孙氏和仪”[9]等人，可见“九嫔”多用以封授以汉人为主的非契丹女性。此外，“宫官”原指执掌后宫事务的内廷女官，圣宗则直接以“昭仪”“顺仪”等“九嫔”位号授予尚寝白氏、尚服李氏等人，女官序列也初步形成上起诸“妃”、下至“九嫔”的二级架构，封授对象亦从契丹族扩展为契丹、汉族等多族并纳。
圣宗创立的女官制度为后世所承袭，兴宗时期更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改革。重熙十一年(1042)，兴宗册封三韩王耶律宗范之妻乌骨里为“丽妃”。[10]辽朝“某国王”母、妻可封“某国王妃”，封号一般从夫从子，属外命妇范畴，耶律宗范之妻乌骨里为外命妇，兴宗却以内命妇位号对其册封，以此来笼络耶律宗范。
此后，道宗在沿用前朝女官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系统化、精细化，尤其体现在对“妃”位号的扩充及女官等级体系的严密构建上。道宗在传统女官位号之外，又新增设“惠妃”，[11]另如前文所言，圣宗时期的低级女官，多为汉族女子，而从道宗皇后萧氏的履历——入宫后先封“芳仪”再进“昭仪”看，[12]出身于后族的萧皇后亦从低品级“芳仪”起步，后妃尊卑秩序愈加森严，低层级女官已形成自“六仪”至“九嫔”的清晰晋升阶梯。
天祚帝时首次得见柴册礼覃恩为后妃加尊号事。如天祚帝德妃萧氏，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寿隆二年入宫，封燕国妃，生子挞鲁。乾统三年，改德妃，以柴册礼，封挞鲁为燕国王，加妃号赞翼”；文妃萧氏，“生蜀国公主、晋王敖卢斡，尤被宠幸。以柴册，加号承翼”。[13]天祚帝这一做法并非简单的礼仪修饰，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动机。“赞翼”与“承翼”皆含有辅佐、承续的寓意，在统治陷于内外交困之际，天祚帝以隆重的礼仪(柴册礼)给妃子加尊号，蕴含着安抚、奖赏后族的目的。但同时，天祚帝为生有皇子的两位妃子加名分相同的尊号，其牵制与平衡后族的意图非常明显。
整体而言，女官制度的发展与运行贯穿辽朝始终，自景宗时期“妃”级女官出现等级分野后，圣宗正式确立“妃”与“九嫔”二级架构，女官封授步入制度化阶段。兴宗、道宗、天祚三帝在承继圣宗朝女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革，不仅将内命妇封号封于外命妇，继续丰富诸“妃”位号，而且女官等级也愈加严密，最终形成“妃—九嫔—六仪”三级序列。
二、辽朝女官制度的核心特征
作为北疆游牧民族政权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朝女官制度乃以唐制为蓝本，在参鉴唐代所置女官位号与封授成例的基础上，经契丹化改造与持续优化，最终形成了适用于辽朝政治生态，颇具民族与时代特色的重要制度，并成为维护其政权运转的重要一环。其核心特征可归纳如下：
其一，辽朝女官制度颇具“事简”“朴实”之风。《辽史·百官志》云：“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14]辽朝女官制度，正是此一精神的集中体现。唐朝设置了庞大复杂的女官体系，在皇后之下有正一品夫人四人、正二品九嫔九人、正三品婕妤九人、正四品美人九人、正五品才人九人、正六品宝林二十七人、正七品御女二十七人和正八品采女二十七人等，[15]辽朝女官封授虽多参唐制，但位号设置简化得多：只有贵妃、元妃、文妃等“妃”，昭仪、昭容等“九嫔”，丽仪、淑仪、顺仪等“六仪”，获封人数与唐制相比大为缩减。
此外，唐代已有假借“外命妇”名号册封侍御宫人的先例，此类女子虽为皇帝生育子嗣，但多仅在身后追赠嫔妃位号。至唐昭宗时期，她们在承担宫官传宣职能的同时，亦实际具备皇帝配偶的身份。[16]五代时“宫官”与低品后妃皆被纳入“内职”范畴，[17]二者渐趋合流，其中兼领“外命妇”封号者仍可被视为皇帝配偶。辽圣宗虽仿唐制设“尚寝”“尚服”等四宫官，但对其予以创造性改造：在参鉴唐五代旧制的基础上延续了这一合流趋势，直接授予尚寝白氏等宫官以后妃位号，省略了兼授“外命妇”的中间环节，并将“外命妇”封号专用于品官母妻，从而厘清了在前代女官封授中身份重叠的模糊状态，建立起“内职(女官/后妃)—外命妇”分途的清晰体系。
辽虽设宫官，但未置关键的“尚宫”一职。唐之“尚宫”，为诸宫官之首，“尚宫职，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官属。凡六尚书物出纳文簿，皆印署之”，[18]因其职掌得以“交通外司”，虽为天子“家婢”，但可受皇子拜礼，甚至达到“关预国政，凭附者皆得宠荣”的程度。[19]辽朝不封授“尚宫”，并将此权责分化消解，一方面使宫官服务职能与低品阶女官之衔相结合，限制其个人权势的膨胀；另一方面，此类职务多由汉族女性担任，在制度上阻断了其凭借内职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可能，彻底贯彻了事简、朴实的政治传统。
其二，辽朝女官制度虽承唐制而来，但其适用范围却被有意收缩。唐代女官体系包含“太子内官”，而辽代则将太子配偶排除在外，转依其夫爵位授以外命妇封号。[20]这一调整与辽朝“太子”身份的复杂化直接相关：辽之“太子”名目繁多，[21]并非确定无疑的储君，[22]其配偶自然不宜沿用唐制被受封为“内官”。
因此，辽朝女官制度严格限定于帝王后妃，形成一种明确的“权力聚焦”。这并非制度简省，而是将女官这一政治资源完全集中于权力核心——皇帝与后族手中。此举既避免了因太子地位不定而可能引发的内廷权力纷争，又强化了辽朝特有的“帝后共治”体系。
其三，辽朝女官封授体系明确呈现出以契丹贵族，尤其是萧氏后族为核心的特点。有辽一代，女官封授以萧氏后族为核心，突出表现为最高等级的“妃”衔专属于契丹女性，未见汉女获封之例；而中下级女官如淑仪、丽仪等，则多授予汉族为主的非契丹族女性。道宗朝以后，萧氏女性可以从下级女官晋升至妃位乃至皇后，汉女却始终被限制在低级封号之内，难以突破民族层级的壁垒。
这一制度安排清晰反映出辽朝统治的根本逻辑：女官体系本质上是巩固萧氏后族地位和维系契丹统治核心的工具。对汉族女性虽行笼络，授予官职以示怀柔，但实则通过制度化的等级区分，确保权力与地位始终向契丹族群，尤其是向后族势力集中倾斜。
辽朝女官制度，深刻展现了中原制度文明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强大向心力。然而这种向心力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在汲取汉制框架的基础上，经契丹政治传统的调整与形塑，最终形成一套符合自身政治逻辑的独特体系。
三、辽朝女官制度的政治功能
辽朝女官制度自创立以来持续行用，其功能远非局限于规范后宫秩序，更是协调后族关系、巩固皇权乃至维系政权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辽朝女官制度通过系统建构品秩序列，确立了后宫严密的权力等级体系。景宗首设“贵妃”之位，标志高阶品秩的肇始；至圣宗朝，“宫官”多兼领低品职事，其服务性质与“妃”级形成鲜明阶差，“妃—九嫔”二级架构初具轮廓；迨至道宗时期，“九嫔”内部等级进一步细化，形成“妃—九嫔—六仪”三级序列，品秩结构更趋严密。
这一等级体系具有多重政治意涵：第一，以制度化方式划分后妃权责，既防外戚专权，又通过封授机制调控非契丹族女官地位；第二，以品秩界定强化皇权对后宫的掌控，在笼络后族的同时限制其过度干政；第三，在等级体系中持续强化契丹本位——高阶“妃”位由契丹贵族女性独占，彰显其政治特权；而契丹女性在低阶序列中仍保留明确晋升通道，甚至可循制度路径晋封为后，使该制度成为彰显和维护契丹统治核心地位的关键领域。
其次，女官封授更是契丹统治者用以制衡后族各支系势力的政治工具。辽朝两位皇后被降为贵妃即为此提供了鲜明注脚。第一位为圣宗所立的第一任皇后，出身萧阿古只家族，乃萧排押长女。[23]据《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此女于统和四年(986)十七岁时被选纳为皇后，不久被废，至统和九年(991)，被“册命为贵妃”。[24]统和十九年(1001)，承天太后弟萧隗因之女被册立为后。[25]首次废后标志着在承天太后萧绰主导下，后族核心由萧阿古只—萧排押系向其本支转移；第二位是兴宗“元配”皇后萧三，出身萧绰家族，“重熙初，以罪降贵妃”，而出自萧阿古只—萧孝穆(钦哀后弟)家族的仁懿皇后随即继立，[26]此次废后则反映了权力重心再次向萧阿古只—萧孝穆一系(钦哀后家族)的回摆。两任皇后被黜为贵妃，实为辽朝皇权通过女官封授对后族核心派系进行制衡的政治举措，凸显了女官制度在辽朝政治中的重要性。
最后，女官制度是契丹最高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保障。辽朝女官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等级化的封授体系，强化契丹后族与汉人世家对皇权的双重支撑。一方面，该制度赋予萧氏后族女性对高阶“妃”职的垄断地位，使后族通过宫廷渠道深度参与政治，形成“帝后共治”的稳固联盟，从而确保后族对皇权的持续效忠与政治支撑。如景宗仅封萧绰一人为高品女官“贵妃”，此举虽有回报其父萧思温拥立定策之功的考量，[27]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景宗在治国理政方面多仰赖萧绰。萧绰既封“贵妃”，地位已凌驾于其他妃嫔之上，随即在保宁元年(969)五月戊寅，又被册为皇后。[28]萧绰执掌国政，其权势与景宗比肩，[29]为维护自身独尊地位并确保其子皇位继承无虞，必然有意遏制后宫出现新的权力竞争者，此举亦得到景宗默许，因此景宗一朝再未见其余被正式获封的女官。而后，圣宗又将“元妃”纳入正式女官位号并册封出自核心后族萧阿古只家族的萧耨斤，此举也是为了换取萧耨斤家族对皇权的坚定支持。
同样，兴宗打破常规，将耶律宗范的妻子乌骨里封为“丽妃”，本质上也是用殊荣来笼络宗室重臣及核心后族，确保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乌骨里之父为萧忠，萧忠的高祖即太祖淳钦皇后同胞弟萧阿古只；[30]其母是圣宗长女平原公主，则乌骨里是兴宗的外甥女；其夫耶律宗范，即圣宗弟耶律隆裕的次子，契丹名合鲁，则乌骨里也是兴宗的弟妇。《辽史·圣宗纪七》对耶律宗范有三处记载，呈现出其清晰的晋升轨迹：开泰七年(1018)五月，皇子宗真封梁王时，皇侄宗范为昭义军节度使；太平三年(1023)十一月，以宗范为归德军节度使；十二月壬戌，“以宗范为平章事，封三韩郡王”。[31]这透露出圣宗对宗范的超常重视与系统培养——在第一次同期任职的十一位皇侄中，唯宗范一人连续获得擢转，并在五年内从地方节镇跃升到中枢，并获封郡王。圣宗此举，显系为储君宗真预先构筑宗室支撑体系。虽《辽史》未直接记载兴宗与宗范的互动，但宗范及其妻族在兴宗即位初期的权力巩固过程中，很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兴宗破格册封宗范之妻乌骨里为“丽妃”，便可得到宗范与萧忠后族的双重支撑。
另一方面，中下级女官职位(如“九嫔”诸号)向汉人女性开放，使玉田韩氏、上谷耿氏等汉人世家得以通过联姻与封授融入统治联盟，[32]既稀释了契丹宗戚的权柄，又将汉人精英利益与辽朝政权紧密捆绑，扩展了皇权的社会基础。这也是辽朝国祚能“雄长二百余年”的关键因素之一。[33]
结 语
辽朝女官制度在参鉴唐制的基础上，依据自身政治需要持续演进，其发展轨迹几乎贯穿辽代始终，虽参鉴唐制设立职名，然体系更为简练，且未扩展至储君系统。景宗朝“贵妃”的出现标志着等级区分显性化；至圣宗朝形成“妃—九嫔”二级序列，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兴宗时期封授更趋灵活；道宗进一步细化低品女官等级，确立“妃—九嫔—六仪”三级序列；天祚帝则通过柴册礼为后妃加尊号，以安抚并制衡后族势力。这一演进过程，既是辽朝对中原体制的因袭与变革，又彰显了中华文明在制度层面的内在向心力与创新能力。
辽朝女官制度具有事简朴实、适用范围有限的特点，且始终以契丹贵族特别是萧氏后族为核心。在政治功能上，它不仅构建了后宫等级分明的权力体系，而且成为帝王用以制衡后族内部各支系势力的政治工具，同时还是契丹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制度保障。
辽朝女官制度，映照出中原汉制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深刻影响，彰显出中华文明在多元互动中的强大向心力。对这一制度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补正《辽史·百官志》的记载疏漏，而且能为理解“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范本。
作者简介：蒋金玲，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北方民族史；李蕊怡，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韩国碑刻中的辽宋金元史料整理与研究”(23BZS052)
[1]朱子彦认为，从广义上理解，女官应指妃嫔御嫱(即内命妇)和司掌宫中各项事务的宫人；从狭义上理解，则单指内宫中与天子无配偶名分而掌管着上起后妃教育，下至衣食供给的各级女性管理人员(朱子彦：《帝国九重天——中国古代后宫制度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就现有成果而言，唐、辽女官研究基本以广义女官为研究对象，本文亦然。
[2]参见唐统天：《辽代的命妇》，《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张敏：《辽代外命妇制度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张敏：《辽代品官命妇初探》，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61页；李蕊怡：《辽代外命妇制度考论》，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4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547－567页；等等。
[3]如“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帝为大元帅，纳为妃，生穆宗”，“世宗妃啜里及蒲哥厌魅”，“圣宗皇帝藩戚间，逼王(耶律宗政)娶妃”。参见《辽史》卷七一《后妃传》、卷八《景宗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21、99页；《耶律宗政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4]《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2页。
[5]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3页。
[6]如《后汉书》即注明：“元妃，嫡夫人也。”《新唐书》则曰：懿安皇后郭氏“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此处“元妃”意为“元配”而非位号。参见《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第十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99页；《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05页。
[7]《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第196页。
[8]《寂善大师墓志铭》，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等：《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0页。
[9]《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第189页。
[10]《平原公主墓志》，周阿根：《辽代墓志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275页。
[11]即道宗惠妃萧氏“小字坦思，驸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誉之，选入掖庭，立为皇后……八年，皇孙延禧封梁王，降为惠妃”。参见《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6－1327页。
[12]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第165页。
[13]《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7－1328页。
[14]《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773页。
[15]关于唐代女官制度具体规定，参见《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上》、卷五二《后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61－2162、2185、2186页。
[16]如《旧唐书·昭宗纪》载，天祐元年(904)四月“癸巳，帝遣晋国夫人可证传诏谕全忠，言中宫诞蓐未安，取十月入洛阳宫”，而《旧五代史》则载为“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传宣，谓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可见，此“晋国夫人”实为昭宗“内夫人”，在唐末离乱的境遇下还需承担传宣诏令的事务性工作。参见《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第778页；《旧五代史》卷二《太祖本纪第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7－38页。
[17]参见(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内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7页；朱子彦：《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第53－54页。
[18]《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1867页。
[19]如《旧唐书·舒王元名传》载：“舒王元名……年十岁时，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参见《旧唐书》卷六四《舒王元名传》、卷九三《唐休璟传》，第2433、2980页。
[20]如穆宗居藩邸之前已获封“寿安王”，其“皇后萧氏……帝居藩，纳为妃”是凭夫爵；道宗宣懿皇后萧氏“重熙中，帝王燕赵，纳为妃。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也是因道宗曾封“燕赵国王”之故，属外命妇。参见《辽史》卷六《穆宗纪上》、卷七一《后妃传》，第77、1322、1326页。
[21]辽称“太子”者见“皇太子”“元帅太子”“自在太子”等。参见《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1页；(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卷一四《诸王传》，第13、173页。
[22]正如邱靖嘉所言，与中原王朝不同，辽朝后期皇储的身份地位是由多重名号体系共同决定的，他们有着固定的王爵，即“梁王—燕国王”，也有“总北南院枢密使事”的共同职任，两者兼备或直接称“皇太子”者才是真正的储君。参见邱靖嘉：《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23]多位学者已对此进行了详细考证，参见盖之庸等撰：《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第10期；史风春：《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贵妃墓墓主家世再考》，《北方文物》，2020年第5期；王善军：《辽代〈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等等。笔者亦赞同此说。也有学者反对此说，如都兴智认为，志主贵妃与圣宗第一任皇后萧氏并非同一人。参见都兴智：《关于萧排押家族的两个问题》，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24]志文参见盖之庸等撰：《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第10期。《辽史》卷一一《圣宗二》也载：统和四年九月辛巳，“纳皇后萧氏”(第133页)，与志文记载相合。
[25]《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3页。
[26]《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5－1326页。
[27]萧思温的定策之功，参见李桂芝：《辽景宗即位考实》，《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
[28]《辽史》卷八《景宗纪上》，第98页。
[29]保宁八年(976)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辽史》卷八《景宗纪上》，第103页)。辽景宗用诏令的形式保证萧绰拥有等同于景宗的决策权。
[30]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辑，第103－104页。
[31]《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七》，第214页。
[32]参见蒋金玲：《“契汉联姻”：辽代玉田韩氏婚姻考论》，《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
[33]参见《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第825页；蒋金玲：《“汉契一体”：辽朝国祚“雄长”的历史智慧》，《史学集刊》，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