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不仅指向了作者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读者意识的崛起。设论文通过构建作者与“预期读者”的对话，发挥了文人回应社会评价并主导文本阐释的功能。注文的阅读辅助功能超越了为读者解读文意的层面，成为注者干预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序文的阅读引导功能则因序者身份的转换而呈现出多重语境。无论是协助理解前人作品的“述者之序”、阐明自身写作意图的“作者之序”，还是指导后学写作的“编者之序”，或是对读者形成了不同的阅读限制，或是让读者产生理解偏差。总体看来，文人以作者、注者、序者等不同身份积极介入文本的生成，造成了读写关系的复杂化，继而指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
关键词：文学自觉/ 读写关系/ 设论文/ 注文/ 序文
作者简介：吴沂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E-mail：cywu@bnu.edu.cn。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26年第2期 第161-170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魏晋南北朝文学文本的生成研究与相关文献整理”(22CZW018)阶段性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以文学研究范畴而言，前辈学者对于作者意识的觉醒、文集编撰的普遍繁盛、文学批评的系统化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论证。近年来，受到阅读史研究的影响，文学理论层面的研究已然关注到这一时期读者意识的崛起，且与前三者形成了呼应关系。①但在文本阐释层面，作者意图与读者理解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仍待更进一步的爬梳。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文人不仅仅是文本的作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又是辅助读者阅读的“注者”，更可能是引导读者阅读的“序者”。也正是由于不同身份的转换与叠加，悄然改变着文人的阅读行为，进而也影响了文本意义的生成、传递、理解的模式。
一、设论文的阅读回应功能与社会评价
在关于文本意义生成的讨论中，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但实际上，在作者建构文本意义的过程中，作者已然意识到预期读者的存在。预期读者或将造成文本的变动与散佚，或将导致作者之志的误读与曲解，促使作者选择不同的文本形式来表达意图。在魏晋南北朝诸多文体中，“设疑以自通”的设论文便是以作者与预期读者对话为结构的典型文本。
根据目前传世文献的情况，设论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文选》别立“设论”一体，并将同样具备问答形式的文体，区分为“设论”与“对问”。这是肯定了设论文作为独立文体的意义，也是试图解决因文章结构的相似性而造成文体类型模糊化问题。尽管《文选》只收录了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等三篇两汉设论文，但从《文章流别论》梳理这类文章的发展脉络来看：“若《解嘲》之弘缓优大，《应宾》之渊懿温雅，《达旨》之壮历忼慷，《应闲》之绸缪契阔，郁郁彬彬，靡有不长焉矣。”②其中《达旨》一文，据《后汉书》所记，即崔骃“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骃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③。诚然，挚虞并非将设论文的传统推至扬雄的《解嘲》，而是意在表现后世文人几乎是延续着扬、班“设客难己”的写作模式来书写设论文。又如《晋书》记郭璞：“璞既好卜筮，缙绅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④《北史》记樊逊：“逊常服东方朔之言，‘陆沈世俗，避世金马’，遂借陆沈公子为主人，拟《客难》制《答诲》以自广。”⑤这些史料也说明了设论文的功能，是文人用来回应时人对其“名位不至”⑥的质疑。而文体的区分意识与大量的写作实践进一步促成编集的需求，魏晋南北朝文人不仅创作了设论文，还编纂了《设论集》。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刘楷《设论集》二卷、东晋佚名《设论集》三卷⑦，《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刘楷《设论集》三卷、谢灵运《设论集》五卷⑧。虽然这些文集均已亡佚，但从编集活动的繁盛仍可见当时设论文的蓬勃发展。
设论文成为魏晋南北朝文人张扬己志的方法之一，且写作模式逐渐类型化。文章以虚设问答的方式展开，客者从传统建功立业观念引起对作者才高位卑的诘难。如郤正《释讥》：“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义，悠悠四海，婴丁祸败，嗟道义之沉塞，愍生民之颠沛，此诚圣贤拯救之秋，烈士树功之会也。”⑨皇甫谧《释劝论》：“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⑩这样的开篇结构是基于对两汉设论文的仿拟而来，带有注重事功的文化底色。但与之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设论文中主人的论辩不再强调士不遇处境下自我消解的途径，而是逐渐转移到出处去就观念的表达。以夏侯湛《抵疑》为例：
若乃伊尹负鼎以干汤，吕尚隐游以徼文，傅说操筑以寤主，宁戚击角以要君，此非仆所能也。庄周骀荡以放言，君平卖卜以自贤，接舆阳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仆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节于延陵，扬雄覃思于《太玄》，伯玉和柔于人怀，柳惠三绌于士官，仆虽不敏，窃颇仿佛其清尘。(11)
从写作技巧来看，《抵疑》典型地反映设论文的主要特点，即通过古今对比以寄托情志。文章列举了多位先贤人物及其见遇之迹，既有炫才的用意，又有自矜的心态，更有讽时的牢骚，虽然在问对方式与写作风格上，几乎是汉晋递承。不过，在“志”的实践与表述上，文人并未困囿于非仕即隐的对立之中，而是开拓出“两得其中”的新路径。类似的表达亦见于郭璞《客傲》：“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怀。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12)这是将对玄理的理解，化入行事的视域，以适性自然作为实践生命价值的原则。或许正是因为类型化的写作方式与玄言化的语言表达，使得魏晋南北朝设论文中蕴含的读写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遮蔽，从而产生了《文心雕龙》的评价：“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13)
如果从创作路径来分析设论文，这类作品恰是作者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对话。如《释讥》中的讥者言：“身没名灭，君子所耻。”(14)《客傲》中的客者云：“而响不彻于一皋，价不登乎千金。傲岸荣悴之际，颉颃龙鱼之间。”(15)显然，客者所代表的并非具体的阅读群体，而是社会评价。社会评价是对文人内在才性与外在事功的双向要求，因此引发作者对于自身事功不成的尴尬、焦虑。而设论文的特殊处就在于，将作者的焦虑化为客者的诘难，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表演。
在汉代的写作传统中，社会评价在文本意义的建构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促使作者几乎围绕着“求仕进”的问题进行自我辩证。但在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作者更加关注自身表达，并不希望自己被读者的问题所束缚。不过，作者承认读者理解对于文本意义的影响，于是有“虞帝以面从为戒，孔圣以悦己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将为吾子论而释之”(16)“将祛子之惑，讯以未悟”(17)“然过承古人之诲，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岂能隐几以览其概乎”(18)等引导性解释。其实，魏晋南北朝设论文的创新，不在于语言表达，而是在于读者期待反向造成了作者意图的强化。当作者的关注点从“无功”的情感焦虑转向“得意”的生命境界，其实已经偏离了两汉设论文以谐谑来托古慰志的传统模式。两汉设论文中的读者视角是“难”“嘲”“戏”，魏晋南北朝设论文则转变为“疑”“劝”“傲”。作者对于谐谑意义的削弱，体现了作者从“被迫自证”到“跳脱自证”的过程。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作者尝试阻止预期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干涉，愈发凸显了作者对于文本阐释的掌控力。
二、注文的阅读辅助功能与干预意图
基于中国早期文本生成的复杂过程，文本的意义常在作者意图和读者理解中摆荡与传递。(19)两汉时期，作者与文本之间权属关系显得暧昧模糊，而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因此出现了为数丰富的注文。刘知几《史通》：“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20)注文原是解释经籍的著述体式之一，到了汉魏六朝时期，注文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张至文学文本。从现存文献来看，东汉时期已经出现赋注的个别现象，如班昭为《幽通赋》作注，应劭、服虔、如淳为《甘泉赋》《长杨赋》作注，应劭、服虔为《解难》作注，应劭、服虔、如淳为《子虚赋》《上林赋》作注。这些注文，有些只有三言两语，而且作注之赋均收录于《汉书》之中，很可能只是时人为《汉书》作注，未必是专门为赋作注。对此，王芑孙曾云：“古赋不注。世传张平子自注《思玄赋》，李善已辨之矣。盖两汉魏晋四朝，皆无自注之例。赋之自注者，始于宋谢灵运《山居赋》。有同时人而为之注者，如刘逵之注《吴都》《蜀都》，张载之注《魏都》是也。有后代人而为之注者，如郭璞之注《子虚》，薛综之注《二京》是也。”(21)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注、他注的形式相继出现，其相应的功能也产生了变化。作者自注是将原文与注文并载，形成一种互文文本，以表达作者意图。以谢灵运《山居赋》为例，赋中不乏铺写山水风貌、堆砌地理景观的句子，可能使得读者聚焦于文本层面的绘形写势之丽，引发“虚而无征”的阅读批评。同时，《山居赋》仍未摆脱“赋以敷陈”的形式，容易导致“嘉遁”主题被遮蔽。而自注恰恰可以对读者施加影响，申说意义，消解以上问题。又如赋云：“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狭三闾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自注云：“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22)赋文中的“明达”与注文中的“余祖车骑”形成互文。注文中详细说明谢玄建功淝水之战，后又自请解职一事，正是对赋文的“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的补充说明。这种本事自注的方式，指涉了其所关联的历史事件，同时也能够帮助读者有效地理解文本意义。
然而，时人或后人作注是否能够准确地传递作者意图？根据《文选》李善注收录《三都赋》刘逵注(23)，其中《蜀都赋注》《吴都赋注》延续了经传以训诂解义理的注文模式，将赋中所写地理、物产、风俗等，一一考证于《汉书》的《地理志》《食货志》《天文志》《沟洫志》，以及《山海经》《异物志》《南裔志》等文献。注者向读者展示了，尽管京都赋在修辞上呈现出藻饰淫丽的特征，其内在却蕴含着“多识博物”的功能。此正呼应了左思《三都赋序》中提出文学写作需“稽之地图”“验之方志”(24)的意图。而相较于前二赋的注文方式，《魏都赋注》则有着较为明显的文学批评意识。如《魏都赋》“习步顿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注文列举王褒《甘泉赋》、扬雄《甘泉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中类似的句子，而言：
此四贤所以说台榭之体，皆危嵲悚惧，虽轻捷与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弥望得意之谓也。异乎《老子》曰若春升台之为乐焉，故引习步顿以实下，称八方之究远，适可以围于径寸之眸子，言其理旷而当情也。(25)
注者批评王、扬、班、张偏离实情的虚张写法，赞同左思依本责实的征实写法。这种批评与赞同的取舍，不仅体现了注者的文学批评意识，更表明了其试图挖掘并还原赋文写作时的语境。以更为忠实地呈现出作者意图，而非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的解读。
注文的基本特征即标音解字、释词考义，本质上发挥着帮助读者独立阅读的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意图和读者理解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差距。当读者距离作者的语境愈远，则二者之间的缝隙可能愈大，这在阮籍《咏怀》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晋书》载：“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26)刘勰称其“阮旨遥深”(27)，钟嵘评其“厥旨渊放，归趣难求”(28)。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咏怀》的具体意旨难以把握，但却有着模糊的政治讽刺意味，以至于后世围绕这组诗的讨论汗牛充栋，甚至成为文学史研究中持续受到关注的议题之一。或有学者认为《咏怀》是阮籍个人化的书写，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读者的意义，代表了魏晋普遍的一种观念”(29)。实际上恰恰相反，阮籍正是考虑了当时文人对作品的阅读习惯与能力，才选择晦涩的书写策略，让时人无法准确地把握自己的文本意义，以此回避时人的阐释。
或许正是因为《咏怀》的晦涩难解，反而释放了注者的阐释自由，衍生出了不同的文本意义。李善注《文选》时收录了颜延之的《咏怀》注，但因六家本毁坏了李善旧注例，导致颜延之注与李善注相互杂糅。今本明确题为颜延之注仅有四条：
《咏怀》诗十七首，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30)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颜延年曰：《左传》，季孙氏有嘉树。(31)
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颜延年曰：赵，汉成帝赵后飞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并以善歌妙舞幸于二帝也。(32)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颜延之曰：《史记·龟策传》曰：无虫曰嘉林。(33)
仅就此四条诗注，我们亦可体会颜延之的注释方式与意图。尤其是《咏怀》诗题下注，颜延之显然从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诗方式，来揣测阮籍的创作动机——“常虑祸患”。此种揣测，确实能够在史书中获得辅证。据《晋书》：“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34)“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35)但是，“以史证诗”有其局限性。此种方式本质上是采用后世视角来反推诗歌语境，这是基于历史演变的结果，预设了阮籍《咏怀》不只是“感慨之辞”，而是“隐约其志”。
不过，从另外三条注文来看，颜延之并未致力于揭示诗歌中的政治隐喻，只是在诗题下设置了虑祸患而发咏的阅读暗示，引导读者自行寻找作者咏怀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特殊联系。而后世文人几乎沿着颜延之所标举的“常虑祸患”来理解《咏怀》的作者意图，如沈德潜《说诗晬语》云：“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36)又方东树《昭昧詹言》说道：“必处阮公之遇，怀阮公之志与事，乃见其沉痛伤心。”(37)阮籍的本意在于使《咏怀》呈现出的情感意绪保持一种模糊朦胧的状态，然而，注者的阐释努力则让《咏怀》遥深渊放的轮廓愈来愈清晰可辨。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作者构建的模糊意境与注者提供的清晰解读之间出现矛盾。注者在协助读者理解文本意义的基础之上，其阐释行为却潜藏着干预意图。注者的隐性干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作者意图与读者理解的分离，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甚至重塑读者对作者意图的认知。
对于文本意义的不同理解，不只发生在作者与注者之间，同样地也流转于注者之间。若将颜延之《咏怀》注与同时期的沈约《咏怀》注相互对照，便可见出注者多元的阐释路径与意图。以颜、沈同注的诗句为例：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颜延年曰：《左传》，季孙氏有嘉树……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沈约曰：风吹飞藿之时，盖桃李零落之日，华实既尽，柯叶又凋，无复一毫可悦。(38)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沈约曰：夷齐尚不食周粟，况取之以不义者乎……颜延之曰：《史记·龟策传》曰：无虫曰嘉林。(39)
配合上述颜延之的其他注文来看，颜延之着重于诗歌隶事的考察，或许这正是钟嵘评价“颜延注解，怯言其志”的原因。颜注的阐释方式固然有其身处皇权更迭之际的历史成因，但亦需考虑颜延之“铺锦列绣”的文学写作倾向。由于颜延之善以雕琢和隶事来显示其诗歌的典雅厚重，这样的写作习惯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他的注释方式，促使其自觉地追求隶事的可验，以此铸就诗歌的古典化特征。
相比之下，沈注则以情志视角作为诗歌的理解路径。现存沈约《咏怀》注共十七条，以上两条注文已经能够观察到，沈约比颜延之带有更强的主观诠释色彩。再以“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下的沈约注为例：“沈约曰：自我以前，徂谢者非一，虽或税驾参差，同为今日之一丘。夫岂异哉！故云万代同一时也。若夫被褐怀玉，讬好诗书；开轩四野，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没理一，追悟羡门之轻举，方自笑耳。”(40)不难看出，沈约积极地在典语与隐语、比兴与比附的间隙中，探求诗歌的言外之意，这一路径与颜延之注的差异是清晰可见的。沈注的目的是呈现出杂糅社会与作者因素的文本意义，颜注的目的则在于厘清《咏怀》的书写方式。换言之，沈约旨在演绎文本的意义，颜延之则意在梳理诗歌的艺术特征。
无论是作者自注，或是时人、后人作注，注文的功能在于辅助读者独立阅读并理解诗歌。然而，这种在协助理解基础之上的阐释行为，也确实在无形中影响着文本意义的呈现。尤其是时人或后人作注，即便注文的本意是疏通文义，在写作实践中仍可能使得作者的模糊意图与注者的清晰解读之间，产生理解上的矛盾甚至是分歧。注文之于读者，既是把握文本意义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因其隐形的干预意图，潜移默化地引导着读者对作者意图的认知。
三、序文的阅读引导功能与多重语境
从文体的角度来说，序文包含了书序、诗文篇序、集序，它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其附着的文本变化而变化。从文本功能的角度来说，序文蕴含考源流、叙事理、言作意等功能。孔安国《尚书序》：“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41)徐师曾则将序、叙二字互训，理解为：“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42)又，余嘉锡指出：“叙录之体，源于书叙，刘向所作书录，体制略如列传，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其先淮南王安作《离骚传叙》，已用此体矣。”(43)这一论断勾勒出书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44)与史传“学术渊源，文词流别”(45)的渊源关系，也指出了书录、史传与书序三者在文本形态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与此同时，三者的体制功能也具有相似性。对照现存两汉七十余篇序文，无疑承担了目录学的功能。只不过，两汉序文大多为“序典籍之所以作也”(46)，直至东汉时期，诗文篇序才逐渐形成较为常见的文本形态，建安以后大盛。现代学界固然有先唐别集篇序的研究成果，但仍聚焦于其与史传体例之间的关系，对序文的作者身份未必报以充分的理解与关注。况且，汉代文人处于解释经籍的著述体式之中，与魏晋南北朝文人经历文学自觉后的序文写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活动繁盛，当时文人兼具读者、作者、编者等不同身份。在各自不同的语境中，他们对于序文的写作方式与文本功能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首先，作为读者时，文人作“述者之序”(47)，以协助读者理解文本意义。以曹操《孙子序》为例，序言：“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48)曹操将“言作意”发挥为“代言作者之意”，从意旨层面对《孙子兵法》进行解说。然而，恐“失其旨要”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主观性阐释的陷阱，诱导后世文人沿着曹操《略解》来学习《孙子兵法》。这类序文还有郭象《庄子注序》、鲁胜《墨辩序》等。甚至，文人以其“述者”身份，进一步评价作者的写作策略。如左思完成《三都赋》后，皇甫谧、卫权等人为《三都赋》作序，针对《三都赋》中文辞之“丽”与博物之“实”的取舍，进行评价。这便是从阅读效果的角度，明确了赋的写作标准。易言之，魏晋南北朝的“述者之序”，是通过自己主观的阐释来设立阅读的标准。
其次，文人作为作者时，其“作者之序”的主要功用之一是防止文本意义被读者误读。为了确保读者理解作者意图，作者将阅读顺序、规则及文本意义落实为自序，自序因此可以限制其他文人的自主阐释，左右阅读形式，形塑新的知识理解。比如傅咸《拟四愁诗序》：“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曰《拟四愁诗》。”(49)既表达此诗是自己针对《四愁诗》的阅读实践，又指出了七言诗“体小而俗”的局限性(50)，以此来引导他人沿着七言诗发展脉络来理解其诗。又如陆机《遂志赋序》：
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51)
文学批评在各文体中的渗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鲜明的特征之一。无论是诗、赋，或是论、序、史论赞等，都呈现了时人对于文学作品不同程度的解析和评判。但陆机在序文中从纵向层面梳理志类赋“相依仿”的过程，更近似于文学史观念的建立，恰恰意味着作者对于其他文人的规训。实际上，这里已经暗示了陆机“用心”的两种含义：其一，志类赋的“言志”内容，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表述。陆机梳理了志类赋的模拟与发展路径，列举代表作家及经典文本，并将自己托于“作者之末”，意在强调己作在古代言志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位置。其二，陆机利用魏晋时期发展的文气说，发挥作家性情对于作品的影响，指示他人从人物品鉴的角度阅读其作品。此外，傅咸《七谟序》《连珠序》、陶潜《闲情赋序》、谢灵运《拟太子邺中集诗序》等，皆展现出作者清晰的辨体意识及规范写作的意图。
“作者之序”的发展或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无名氏的作品愈来愈少。文人意识到作者功能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写作意图的转变。于是，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愈发明显，“作者之序”中的阅读要求也愈来愈具象。比较典型的作品即庾信《哀江南赋序》，《哀江南赋》以萧梁王朝的兴衰过程为记叙的主线，重点突出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的影响。而“作者之序”则是从主观叙事性视角，来解释庾信的羁北行为。序文与赋文不同的叙述视角，前者的解释性文字与后者的纪实性文字之间的差异，更是形成了一种互文文本。庾信在序文中对读者进行了情感预设，使读者进入作者个人的回忆空间，利用“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52)“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53)“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54)等具有特殊语境的导向性话语形式，形成强烈的诱导，并调动读者的创伤记忆(55)。庾信通过序文使读者了解自己入北为羁臣的意义，将当下的处境理解为因君主失策而遭遇的不幸，以此来限制读者对于这篇赋文的理解路径。
再以曹植《前录自序》为例，其言：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56)
曹植搭建了文集的三个阅读层次。第一层是将“君子之作”与“雅颂争流”相连接，对文章的功能定位。第二层是从文、质的角度，细化文学写作的审美趋向与风格特征。此二层结构是为了确保文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和作者具有共同的文学观念。第三层则以“慷慨”总结自己的文学写作追求。最终，恰恰是“慷慨”在文人代代的传习中，凝定成为曹植乃至于建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便是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57)来概括建安文人的文风。由此可见，序文的语境化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他人的诠释思路。一方面，作者在序文中设定阅读限制，既可以不影响他人的阅读流畅性，还可以强化语境信息，协助他人更好地理解作品。另一方面，当作者对阅读做了预先设定，使得他人无法随意地赋予文本意义，文本意义则不因不同文人而改变。
承上所述，“作者之序”与“述者之序”的区别，不只是文人身份的转换和叠加问题。作为读者的文人，通过“述者之序”重新解释他人文本，使得附属性文体发挥主导文本意义的功能。作为作者的文人，通过“作者之序”形成的阅读限制，确保他人准确理解作者意图。而随着魏晋南北朝编集观念的兴起与成熟，“述者之序”进一步衍生出了“编者之序”，其与文本之间的读写关系则愈发复杂。
最后，文人作为编者时，“编者之序”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后世读者学习写作，但这却容易导致文本产生“双重的语境”。第一重是作者赋予作品的语境，第二重是编者隐藏于序文或是类目篇次中的语境。两相作用下，便会让作者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被编者意图所遮蔽，进而影响他人的接受与理解。以萧统《陶渊明集序》为例，其言：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唯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58)
萧统“编者之序”的语境遮蔽现象，一是体现在个案层面上，即用“卒无讽谏”评价《闲情赋》，而掩盖了《闲情赋序》的原本语境。二是体现在整体层面上，即用“有助于风教”来定义《陶渊明集》，进而影响了后世对陶集的接受与影响。后者正如蔡丹君指出：“唐代墓葬资料中存在一个富有风教意义的陶渊明形象，这与萧统、阳休之等人在‘有益风教’之路上的编纂贡献，应有一定的关系。”(59)
然而，对于个案层面的语境遮蔽，似乎少有论及。从《闲情赋序》来看，陶渊明“作者之序”中的语境建构形式，与同时期其他“作者之序”较为一致。陶渊明以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作为情类赋的代表作品，提示他人应明确“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60)的写作特征，进而唤醒“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61)的阅读语境，强调情与志的平衡才能发挥情类赋的功能，这是呼应当时情志辨析的文学风潮。由此可见，陶渊明希望他人在阅读《闲情赋》时能意识到“广其辞义”背后的讽谏功能。而萧统《陶渊明集序》则是基于个人黜靡崇雅的文学主张，从整体上否定了《闲情赋》讽谏功能的可能性。这便是作者意图被编者意图所遮蔽的典型案例。
不过，我们不能只着眼于作者和编者的分立，而更应该关注南朝皇族与门客间的依附关系。因为作者与编者的身份差异，势必会影响文本的形态、功能及意义。即便魏晋南北朝被誉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但是作者意识的崛起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的“独立”。尤其一部总集中有许多“作者”，包括了文本的作者，集序的作者(皇族)，以及隐蔽在目录中负责选录的作者(门客)。总集意义的生成不完全取决于这些性质不同的作者，而是受到权力从属关系的影响，形成一种共同服膺于某位皇族的限制性文学语境。就《文选》来说，《文选序》和实际收录的文体、内容有所出入，表明了萧统主导编辑思想、制定体例，但在实际编纂过程中一定程度地渗入了编者刘孝绰的意图，而导致了选录差异。(62)
依附皇族与作者意识并不冲突，相反地，可以更好地强化文学观对当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据《梁书》：“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63)当皇族与门客之间，编者与作者身份互换时，作为编者的门客，其序文中是否仍存在着语境化倾向？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云：“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64)刘孝绰为读者设置“典丽雍容”的文学语境，展现出有别于永明文人强烈要求新变的文学主张。这种雍容的文学语境，既是后人对刘孝绰文风的评价(65)，更是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趋势。对照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来看，其文曰：“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66)这封书信作于《昭明太子集》完成之后，萧统文中所表达的文学观与刘孝绰正相一致。二人文学观的趋同，或有学者认为这是萧统受到刘孝绰影响。但从二人现存诗歌来看，刘孝绰的诗歌并不完全符合其雍容主张，更可能是受限于萧统创造的文学语境。
在集部文献快速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人身份的转变，序文的引导功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述者之序”强调引导读者的阅读，“作者之序”则为读者增加了更为明确的限制。但另一方面，编者身份的特殊性使得“编者之序”有可能会覆盖作者的创作语境，让作者文学风格的丰富性被片面地呈现，进而导致后世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面貌的理解产生偏差。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注者、序者的身份转化与叠加，共同作用于文学文本的阐释与生成。与预期读者进行对话正是魏晋南北朝设论文的主要特色，这体现了社会评价对于作者所施加的潜在影响，以及作者对于掌控文本阐释方式的内在焦虑。而魏晋南北朝自注、他注的实际功能进一步复杂化，注者在协助梳理文本含义的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引导着读者对作者写作意图的认知。另外，随着作序者身份的转变，述者、作者、编者对于序文的运用方式也产生了细微的差异，尽管序文的前提是引导读者的阅读活动，但由于语境的不同，或是形成了阅读限制，或是造成了理解偏差，使得魏晋六朝文学的原貌不再清晰可见。如果从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角度来看，作者意识的觉醒自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与此同时，文人以作者、注者、序者等多重身份对文学创作的介入，共同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文本的生成。以上针对读写关系的分析，不仅仅凸显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活动背后的文化意涵，更揭示了这一时代文学特征的别样面貌。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蔡彦峰、黄美华：《从作者到读者：“读者意识”与齐梁诗歌“新变”》，载《文艺理论研究》，2022(4)。
②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906页，中华书局，1958。按：此本《达旨》误作《连旨》。
③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1708-1709页，中华书局，1965。
④(11)(12)房玄龄等撰：《晋书》，1905、1496、1906页，中华书局，1974。
⑤李延寿撰：《北史》，2788页，中华书局，1974。
⑥“(曹毗)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房玄龄等撰：《晋书》，2387页，中华书局，1974。
⑦魏徵等撰：《隋书》，1086页，中华书局，1973。
⑧刘昫等撰：《旧唐书》，2078页，中华书局，1975。
⑨⑩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1035、1412页，中华书局，1959。
(13)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2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4)(16)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1035、1035页，中华书局，1959。
(15)(17)(18)房玄龄等撰：《晋书》，1905、1905、1492页，中华书局，1974。
(19)赵敏俐：《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程苏东：《“天籁”与“作者”：两种文本生成观念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9)。
(20)刘知几撰，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216页，中华书局，2022。
(21)王芑孙：《读赋卮言》，载《渊雅堂全集》，1021页，广陵书社，2017。按：此本“刘逵”误作“刘达”。
(22)沈约撰：《宋书》，1756页，中华书局，1974。
(23)关于《文选》李善注所收录《三都赋》旧注，注者是张载、刘逵、卫权，或是左思自注，历来说法不一。据《文选》卷二《西京赋》“薛综注”下李善注云：“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此条被视为李善援引旧注的凡例。而《三都赋序》“左太冲”下及《吴都赋》下皆标有“刘渊林注”，即便李善征引并未保留全文，但学界普遍认为，李善所用旧注为刘逵注。关于《文选》李善注收录旧注的研究成果，参见张珊：《〈文选〉赋类李善注所收旧注解题》，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6)。
(24)左思《三都赋序》：“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载萧统编，李善注：《文选》，1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6)房玄龄等撰：《晋书》，1361页，中华书局，1974。
(27)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8)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9)蔡彦峰、黄美华：《从作者到读者：“读者意识”与齐梁诗歌“新变”》，载《文艺理论研究》，2022(4)。
(30)(31)(32)(33)(38)(3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1067、1068、1071、1072、1068、10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4)(35)房玄龄等撰：《晋书》，1360、1361页，中华书局，1974。
(36)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载王夫之等撰：《清诗话》，531页，中华书局，1963。
(37)方东树著，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0)(4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1073、20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2)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43页，中华书局，2007。
(4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1701页，中华书局，1962。
(4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校雠通义》，载《文史通义校注》，1023页，中华书局，1985。
(46)王应麟：《辞学指南》，载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10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7)本文借用张舜徽《广校雠略》(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中“序书四科”的说法，但并不取张氏将“述者之序”限定于经部文献的定义，而是将“述者”理解为王充《论衡》“述作者之意”，并将“述者之序”的范围拓衍至子、集部文献。
(48)曹操：《曹操集》，65页，中华书局，2013。
(49)徐陵编，吴兆宜注，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404页，中华书局，1985。
(50)葛晓音指出：“晋人傅咸称七言‘体小而俗’，所谓体小，非指篇制的长短，而在于七言到魏晋时在叙述和抒情方面仍然应用不广，少见佳作，更谈不上满足‘诗言志’的要求。所谓‘俗’，指七言在汉魏更多地应用于各种非诗的押韵文，适宜于俳谐、祝颂、字书、镜铭、谣谚等俗文字的需求。”参见葛晓音：《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3)。
(51)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15页，中华书局，1982。
(52)(53)(54)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98、101、101页，中华书局，1980。
(55)吴沂澐：《观我赋物：梁陈文人的创伤记忆与功能性书写》，载《文学评论》，2025(3)。
(56)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647页，中华书局，2016。
(57)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8)陶渊明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613-614页，中华书局，2003。
(59)蔡丹君：《〈陶渊明集〉的编纂思想及其对唐代世俗社会的影响》，载《文学评论》，2023(6)。
(60)(61)陶渊明撰，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448、448页，中华书局，2003。
(62)此自曹道衡反驳清水凯夫并提出刘孝绰协助萧统编纂《文选》的说法，几乎成为学界共识。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5)。
(63)姚思廉撰：《梁书》，480页，中华书局，1973。
(64)(66)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312、3064页，中华书局，1958。
(65)《颜氏家训集解》卷4《文章》：“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参见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298页，中华书局，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