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悼念改变了与线下悼念相关的社会互动和规范。本文基于17个逝者微博账号“遗言”下52，139条评论进行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发现与传统悼念中悲伤情绪“发展期、深化期、淡化期”的演进规律不同，数字悼念构筑了以积极情感为主、多元情感为辅的情感空间，通过众人撰写的碎片化悼词拼贴出逝者的主要特点。悼念者借助传统符号、心情符号、事件符号、独特符号释放情感，构成数字悼念的重要形式。同时，数字悼念在可编程性、流行性、连接性与数据化层面，分别延展了话语实践与情感、可见性、生死关系及悼念过程。

关键词：数字悼念；微博；社交媒体；情感空间；死亡

一、研究背景

由于数字文化的蔓延和数字化生存程度的加深，数字悼念正在迅速成为我们社会死亡和纪念仪式的一部分，死亡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2012年3月，网友“走饭”通过定时的时光机发出微博“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该消息引起轰动，众多网友相继转发，警方证实后，网友对“走饭”的离开纷纷表示痛心和遗憾。2012年10月，豆瓣上成立了“豆瓣公墓”小组，专门纪念豆瓣的逝者，已经拥有超过1万成员，被称为“网络中的记忆和温暖”。2020年伊始的新冠疫情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上升到无比重要的位置，在线祭扫、遥寄哀思不仅是当时人们不得已的一种替代，也成为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倡导鼓励的悼念行为。2020年2月，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抗击新冠病毒不幸去世后，他的微博变成了百万人的“哭墙”。2024年3月，重庆电竞代打圈大神胖猫疑似因和女友谭竹在感情上出现摩擦造成双方分手，4月11日，胖猫跳江离世。网传男生生前用社交账号头像写道“我不要吃生菜，我要吃麦当劳”。很多爱心人士自发购买鲜花和汉堡，送往重庆长江大桥祭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仅为悼念带来了新的形式，也极大地扩展了传统悼念和纪念的存在领域。网络纪念碑或者虚拟墓地最早出现于1995年 [1] （Roberts，2006）。随着Facebook推出相关的纪念功能，依托于互联网的悼念行为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二、文献综述

（一）从传统悼念到数字悼念的演进

失去是人类最普遍的经历之一。人类的死亡伴随着的不仅仅是肉体的消亡，更是一种社会属性的消失，而随之产生诸多的社会行为中，悼念便是其中之一。美国作家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认为人类的死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常会使用听诊器和脑电波仪等医疗设备判断客体“肌体死亡”；第二个阶段则基于神经末梢和分子的活动进行判断，这个阶段被称为“代谢死亡”；最后一个阶段是“社会性死亡”，指社会主体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之后，用来宣告其作为社会角色结束的全部仪式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葬礼、告别仪式等，也包括死亡登记、户籍注销等环节 [2] （刘能、周航，2021）。任何形式的失去都会引发复杂的情绪反应，在传统社会中，死亡带来的普遍感受是悲伤，悼念既是悲伤情绪的外在表现，也是悲伤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视角进行回顾，人们对“死亡”及死亡现象的认识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的。根据Walter（2015）所述的死亡社会学观点，悼念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经历了四个完全不同的形式过程。工业化之前，家庭和村落是最初的悼念场所，死亡被公开宣布，而悼念活动则是一种集体规范，属于整个集体的行为准则。到了20世纪，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社交网络变得分散，快速的地域流动为悼念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背景，除了至亲以外，大多数悼念者无法及时参与悼念，悼念逐渐转变为一种私人的体验。20世纪后期，大众媒体的兴起导致社会规范在社会中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讣告”成为了技术扩大悲伤体验的首批表现之一。讣告一般是一段比较简短的文字，主要列出了该人的生平成就，并用于向一个扩展的社交网络通知某人的死亡 [3] （Carroll & Landry，2010）。然而，并不是每个死者都可以使用这种形式的纪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死亡的公众人物或由于带有一定轰动效应而意外死亡的普通人，才有可能采取这种书面形式宣告死亡 [4] （Barry，2008）。而在大众媒体的聚光灯之外，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死亡仍然是寂寞无声的，他们的悼念依旧具有私人性。到了第四阶段，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可以轻松生成自己的在线内容，死亡和悼念被带出了私人空间，并被编织到日常生活的经纬中 [5] （Walter et al.，2011），名人文化、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结合为高调公开悼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6] （Walter，2008）。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出现了第一代虚拟墓地和在线纪念馆，网络追思逐渐成为超越传统地域或死者身份限制的另一种纪念方式，并塑造了社会支持的“新空间”，长期表达哀思的网页层出不穷 [7] （Roberts，2004），构成了分享个人情感的信息管道，以保存对死者的记忆，并帮助那些经历相似悲伤的人们找到共鸣与慰藉 [8] （Roberts & Vidal，2000）。由此，悲伤的经历进一步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 [9] （De Vries & Ruthenford，2004）。正如Walter（2015）所概括的，世界变得像一个工业化前的村庄，人人都能看到悼念者，所有人都能听到钟声 [10] 。

互联网的发展将死亡重新带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然，这种情形在大众媒体时期已经出现，Jones（2004）指出：“几十年来，媒体和死者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一直联系在一起” [11] 。在依赖技术的社会中，我们获取的死亡新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信息技术而传播的。而在通信技术，包括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视和广播等影响下，缅怀逝者的新方式也随之产生。比如，人们通常会保存逝去亲友的email、短信和语音留言。这些数字纪念品的价值和地位与照片、手信等其他通过技术手段制作的实体物品相似。早期数字悼念的体验相较于传统悼念，虽然消解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但互动性仍然有限，互联网只成为了记录我们记忆的来源之一。到了Web 2.0时代，交互性成为了互联网的显著特点，社交媒体是最重要的代表。对Facebook中悼念行为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成为了一个纪念和与死者对话的地方 [12] （Kern et al.，2013）。网络追悼在拓展了悼念和追思形式的基础上，更是逐步成为网络文化的一种形式，许多来自天南海北却素不相识的悼念者出于悼念的目的组成的“临时社区”便是这种形式的体现。

目前，数字悼念的研究可以被分为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聚焦小规模的社交媒体场景，认为其情感关注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焦点是局部的，例如个人层面的失去 [13] （Whitehead，2015）。中观层面主要聚焦于能够产生情感共鸣的群体，一群具有相似属性的人针对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悼念，例如，具有相似悲伤经历的父母通过互联网寻求社会、情感支持 [14] [15] （Christensen & Sandvik，2015；D ö veling，2017）。宏观层面的研究聚焦悼念通过各种话语和意象进行集体协商，并完成全球化的情感交流的过程，例如，全球网民共同纪念恐怖袭击受害者 [16] （Jarvis，2011）。

（二）数字悼念带来的延展与问题

死亡是永恒的话题。时代的快速发展同样影响了死亡的书写和延展。在社交媒体平台构成的社交空间中，死亡、失去和悼念的话题越来越多地被浏览和讨论，出现了悼念群组、视频网站、博客、悼念论坛以及悼念网页等。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自己进行悼念，或者在日常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遇到其他人的悼念 [17] （Wagner，2018），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自我的缅怀与集体的冥思 [18] （刘琴，2022）。但无论是哪种悼念，都会受到媒介化转向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社交媒体不仅营造出一个与传统线下悼念不同的悼念空间，还影响并改变与悼念相关的社会互动和规范 [19] （Walter，2015）。线下悼念实践往往与在线悼念纠缠在一起。Giaxoglou（2014）指出：社交媒体中的悼念是一种重新配置的悼念，而不是一种全新的悼念形式 [20] 。不同文化背景中悼念方式的差异，使之在社会媒体中的延伸也存在差异。特定文化的悼念实践和规范在社交媒体中得以呈现和协商，导致在传统悼念中被忽视的仪式和实践的范围被凸显和扩大 [21][22] （Irwin，2015；Wagner，2018）。吴海荣等（2022）从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的角度出发，指出相比传统悼念形式，数字悼念发生了从熟人准入到媒介准入的变化，由此导致了悼念的去私密化、去在场化和去等级化 [23] 。

相较传统悼念，数字悼念的延展实际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时间、空间和社会层面 [24] （Brubaker et al.，2013）。在传统的线下悼念活动中，往往会遵循一个社会准则，即悼念应在适当的时间后停止。这个准则被看作是一种时间限制，通过适时地节制情绪，帮助家庭和亲友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内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而在互联网时代，从死者去世的那一刻起，社交媒体便可以通过提供个人和共享的记忆，帮助构建死者的身份，让在世的亲友们实现与死者的持续“联结”。就空间层面而言，虚拟的悼念空间易于保存死者信息。在网上留下的发帖、照片等数字痕迹可以使已经去世的人在网上继续维持着个人形象，与传统讣告和悼词中描述的形象相比，这一形象更复杂、更细致、更生动。人们可以在更广阔的数字空间中邂逅死者并表达情感，这也为生者提供了一种扩展悼念方式的途径 [25] （Kasket，2012）。在社会层面，社交媒体还可以帮助逝者与更加广泛的社交网络接触，即允许陌生人参与自己的悼念，例如在公共的Facebook RIP页面上，便存在着一些愿意广泛拜访和悼念陌生人的网友。不同的主体通过多样的话语情绪如爱、恐惧和愤怒，在这个数字空间中极大地拓展了逝者原本的关系链。

然而，数字悼念也带来了问题。Walter（2011）将那些对于悲伤应该由谁、何时以及如何程度地表达有严格标准的群体定义为“悲伤警察” [26] ，他们通常会在平台规则之外，出于自己的道德评判体系来管理悼念社区的空间，这使得其他参与者因为担心违反相关规定而无法真正表达悲伤。数字悼念没有时间限制，也可能是一个缺点，因为随时随地的悼念反而会丧失定期纪念的庄重性，数字悼念也可能会因此失去“悼念”最重要的意义。此外，Brubaker等（2013）也指出，虽然数字悼念消除了物理障碍，但由于门槛较低，用户处理悲伤的挑战也变得更加复杂，例如某些用户可能会不尊重逝者的亲属和朋友，发表不恰当的评论 [27] 。数字悼念还可能因缺乏现场感和氛围感而导致参与的时间时断时续 [28] （杨琴，2018）。如果是在线公共事件，如南京大屠杀，其数字纪念空间开放性非常有限，公众参与受到官方主流意识的限制，更像是程序性记忆脚本的“操演” [29] （黄顺铭、李红涛，2017）。网络空间的集体悼念情感往往带有娱乐性质，这种扩散的情感被称为悼念病或悲伤情结，只是出于对他人痛苦的好奇和兴趣，而不是真正的悲痛，目的在于满足个体自己的悲伤体验需求 [30] （吴海荣等，2022）。

（三）数字悼念研究对象的局限

数字悼念的对象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对亲友的悼念，这类悼念基于亲情、友情等情感纽带而展开，与传统悼念并无二致，只是互联网为悼念者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形式。其二是对名人的悼念，这类悼念往往出于“准社会关系”以及“认同标准”。认同标准实际上是自我期待与社会期待的有机整合，悼念者对名人的悼念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出于“准社会关系”所衍生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名人”的符号将自己圈层化，标签化，增加个人的形象谈资，如网友对袁隆平 [31] （樊奕，2022）及李文亮 [32][33] （周葆华、钟媛，2021；席妍、罗建军，2022）等名人所展开的悼念行为便部分基于此。上述两种悼念行为中，逝者和悼念者在逝者生前就有交集，无论这种交集是双向还是单向。而第三类是对普通的陌生人的悼念，在逝者去世之前，悼念者与之没有交集。悼念是因为逝者代表某种价值观或文化符号。在网络空间中，不需要与逝者生前有过联系，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悼念过程中。

国外对数字悼念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中国，死亡是一个禁忌性话题 [34] （张昆、王创业，2018），而社交平台的讨论则为其提供了可观测的窗口。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名人和类名人（如网红、大V）。对普通逝者的关注较少。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空缺展开研究，试图探究：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悼念者和他们关注的普通陌生逝者是怎样的个体？悼念者为何及如何悼念作为普通陌生人的逝者？通过真实而鲜活的文本资料，本文希望揭示促成网友参与数字悼念的因素，并比较其与国外数字悼念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文本获取

本文选择新浪微博作为研究平台，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新浪微博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交网站之一；其二，其用户构成多元，覆盖面广，具有多元互动和公共讨论等重要特征 [35] （杨奕、张毅，2021）；其三，平台的公共性和开放性 [36] （尹连根，2014）使用户可以在话题聚合与互动评论中迅速识别并联结“同类人”。上述特征时期称为观察情感表达与集体互动的重要场域。以2012年新浪微博用户“@走饭”因抑郁去世事件为例，其生前最后一条微博至今仍持续获取新增评论，用户在评论区悼念、情绪抒发、互相安慰，这类帖子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树洞” [37] （龚竞秋等，2020）。这一持续性的互动实践表明，微博为悼念行为及其话语规范的生成与演变提供了稳定且可观察的空间。因此，选择新浪微博有助于系统考察社交媒体中悼念话语与互动机制的动态变迁。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来自微博账号“@逝者如斯夫dead”的关注列表。该微博账号被媒体称为“网上入殓师”，从2011年起，博主便以“为每个平凡人立碑”为宗旨，持续收集并发布微博上逝者的故事。他关注列表中的两千余人，几乎均已去世，且多数账号从被关注之时起即停止更新，构成了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数字遗存”样本库。

本文将研究样本聚焦于逝者微博最后一条动态的评论区。逝者的微博账号可被视为一个数字墓碑（digital tombstone），其最后一条微博则常被赋予临终“遗言”的象征意义，成为后续悼念实践的核心文本载体。根据生成机制与意图差异，本文将微博“遗言”划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预设性遗言，即在死亡可预期情境下（多见于自杀案例）由当事人提前构思并发布，具有较强的意图性与表达完整性；第二类为代发性遗言，即用户去世后由其本人定时发布或由亲友代为发布，主要承担讣告功能；第三类为偶发性遗言，即用户生前最后一次自主发布的微博，其“遗言”属性源于死亡的突发性与不可预期性；第四类为系统生成内容，如生日提醒、会员等级变动等自动发布信息，虽在形式上构成“最后一条内容”，但不具备遗言的表达意涵。基于研究目的，本文选取前三类作为有效样本，排除第四类，即系统生成内容。

本文以微博账号“@逝者如斯夫dead”的关注列表为数据来源以获取样本。由于微博的隐私设置，无法完整获取其全部关注列表，因此本文采用按时间倒序进行抓取的方式，从最近关注对象向前检索，直至系统提示无法查看为止。通过该过程，共获得180个初始账号。在此基础之上，剔除含新闻媒体、官网账号等非个体死亡主体账号，同时，基于研究对评论文本规模的要求，将“最后一条微博评论数不少于400条”设为纳入标准，以确保后续话语分析的有效性。最终形成符合研究条件的样本集合，用以考察微博平台中数字悼念的具体形态及其话语实践。

本文以2020年6月1日为时间起点，筛选出满足前述条件的逝者账户共29个。而后通过Python对以上29个用户的最后一条微博评论区进行数据爬取（爬取日期为2020年6月6日-2022年6月9日）。需要说明的是，受微博评论区展示机制限制，实际可获取数据与平台显示总量之间存在差异。为保证数据有效性，本文对爬取结果进行了二次筛选：当实际爬取评论量达到页面展示评论量的70%及以上时，判定为“有效样本”。最终保留合格逝者账户共17个，共获得相关评论52139条，共计806831字，构成本研究的核心语料库。

（二）分析方法

在数据预处理环节，本研究剔除仅含“转发微博”的博文。研究人员利用正则化方法，对微博中的各类超链接和话题标记，以及文本中的各类超链接进行清理。随后，本文采用Python的jieba工具包进行中文分词，并选取哈工大停用词表和四川大学机器智能实验室停用词库等四个较为普遍使用的词表，作为停用词过滤的标准词表。

对于预处理后的数据，本文采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Computer-assisted content analysis，简称CCA）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完成后续研究。CCA能够有效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误差，保证研究的可靠性 [38] （党明辉，2017），具体包括文本挖掘、情感分析和TF-IDF词频统计三种分析路径。首先，通过Python编程对逝者微博账号主页最后一条微博评论区的文本以及悼念者的用户信息进行数据爬取，获得初始研究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出逝者和悼念者的基本特征，梳理悼念评论的发布波峰等变化趋势，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现。其次，在情感分析层面，使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开发的LIWC情感分析程序，以量化悼念评论的情绪倾向，并构建悼念者悼念情绪的波动变化图。最后，利用TF-IDF算法提取文本内容的关键字进行分析。本文同时引入文本分析法。研究者通过对典型悼念评论文本的分析，深入了解和探讨数字悼念背后的隐藏动机。

四、研究结果

（一）数字悼念的逝者画像

17位已逝博主（表1）中有9位男性和8位女性。逝者普遍英年早逝，20-30岁年龄段的博主数量最多，博主“@Therrrr_”年仅18岁，“@命丧雪儿”年仅19岁。逝者的社会身份多样化，包含学生、主播、作家、律师、音乐制作人等。“@DJ戴兵和@海峰”均是音乐作者，前者是DJ音乐领域的知名人物，“@海峰”则专注于流行音乐领域，曾是浙江卫视一档经典音乐节目的常驻嘉宾，被广大网友视为“童年记忆”。二人微博主页的内容与音乐高度相关，既包含音乐作品分享，也记录了录音创作的日常片段，从这些点滴记录可以看出两位逝者对于音乐的热爱与专业追求。“@蒋勇律师天同无讼”是一名北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直言自己从事律师行业的愿望是“天下大同、人间无讼”。他的主页会转发很多法律案例，并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浅墨_毛星云”是青年IT作家，著有《Windows游戏编程之从零开始》，生前任职于腾讯，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游戏设计师。每逢周日，他会利用闲暇时光在微博上发布文章分享，追踪技术发展动态。

因病去世的逝者会将自己最后与疾病战斗的历程发布在微博上。“@QinniArt”是一名华裔画家，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热爱绘画。她经常将自己的绘画成果发布在微博上。不幸的是，年轻的她身患癌症。她乐观地将自己的化疗过程发布在微博上，即使面对化疗的脱发：“化疗的头发开始掉了，就剪了；剪了之后至少可以捐给其他癌症患者吧，如果掉一地太可惜了哈哈，我头发保养得挺好的[嘻嘻]。”同时，她会耐心地回复网友对她的鼓励，会不好意思地说“我的中文不太好，但非常谢谢大家。”“@虎牙牧九”是一名虎牙游戏主播，生前经历着滑膜肉瘤放化疗晚期肺转移靶向。她会把自己的治疗经历以视频日志形式发布，作为一个年轻人，她有着无限的对于生的渴望，以及对于死亡的畏惧，却表达出无限的感恩和勇气。“@晋江SISIMO”是一名晋江文学城的签约作者，代表作包括《比克斯魔方》《我从主神空间回来了》《重回末世之天罗惊羽》等数十部网络小说，是许多网友的网文启蒙作者。她最爱在微博主页发布的内容就是她家的小猫以及文章的写作进展，抗癌八年她很少吐露治疗过程的痛苦，直至2021年底病情突然恶化，SISIMO才陆续发布自己的抗癌日志。

逝者群体中有一些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自媒体人。如“@雅鲁藏布江女人”是一名重庆本土知名时尚博主，曾作为渝北区的代言人参加过重庆的“晒风景晒文化”活动，目前账号有近90万的粉丝。而“@赖宝”则是一名知名撰稿人，出版过畅销书《人生何处不尴尬》，与知名喜剧人李诞、王自健等人有过密切合作。这些逝者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力，当其死亡信息流出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甚至会有部分新闻媒体为其发布通稿，引发更多的人前来加入数字悼念。这部分逝者介于草根博主与公共人物之间，依托长期的内容生产与日常互动，生前已与粉丝们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也为网络空间中的群体性悼念行为奠定了情感基础。

在十七位逝者中，有八位自杀死亡，八位因病死亡，一位意外死亡。八位自杀的逝者中，六位因抑郁自杀，且该群体普遍较为年轻。如“@Therrrr_”时常会发布一些沮丧的博文内容，其遗言中透露出绝望和无助。年轻的生命因心理疾病戛然而止，不禁让人叹息。这也是“草根”之死依然会引起关注的原因。“@Therrrr_”属于主动留下遗言的类型，其最后一条微博包含着逝者离世前的告别思绪和复杂情感。十七位逝者中，有五位主动在微博留下了给世界的最后一段话，有对自己境遇悲惨的倾诉，对自己人生的绝望，亦有劝慰生者不要模仿、好好生活。有七位是他人代为发布，相较于“遗言”的说法，“讣告”可能更为准确。这些代发者是逝者的至亲，（如家人、朋友），作为逝者生前最信任的人，他们持有逝者社交账号密码，将逝者离开人世的消息发布在网络空间。还有五位逝者的最后一条微博是自己的日常。当疾病、灾祸突如其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便匆匆离世，这种情况就如同被火山定格的庞贝古城。

由此，生命的消失并未抹去其所留下的痕迹，逝者生前发布的微博内容以数字形式继续留存在虚拟世界，成为一本由他们生前点滴汇集的数字自传。当生者进行数字悼念的时候，逝者留下的“相对可见的、有声的、灵活的死后虚拟自我” [39] （Kasket，2012）显得无比生动、真实，逝者以第一人称碎片串起的数字记忆，无疑给悼念者带来传统悼念无法比拟的沉浸体验与情感联结。

（二）数字悼念者画像

在传统悼念仪式中，参与悼念的人们往往和亡者有着现实关联，如至亲或是故友。即使是一些具有社会属性的公祭，也往往是为了体现悼念者对于亡者的尊敬。当悼念仪式转移到线上，悼念者的身份也更为多样。作为一种泛传播模式，数字悼念具有分散化、全景化、扩展化和一体化的传播属性 [40] （马征、卢佩，2007）。而在这种泛传播模式下，悼念者的身份结构与群体特征成为本研究需要探讨与分析的重要议题。

在线悼念群体中，第一种主体为逝者的亲友。熟人关系是社交媒体社会交往链条的重要基础。因此，以亲友为代表的现实熟人圈层，是数字悼念场域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参与群体。

@仙女的小胖胖：“琛哥啊，这个称呼在宿舍叫了有两年了吧，我还记得你们之前帮我解决过的问题，但是，怎么轮到你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下铺的兄弟，一路走好，你真的是英雄。”

第二类悼念者是逝者亲友之外关注逝者微博账号的粉丝。粉丝群体一般指对于特定媒介内容、人物抱有情感认同与偏好的个体，他们常常通过消费或者文本再生产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情感 [41] （晏青、杜美玲，2022）。逝者的粉丝也成为了悼念的核心参与群体，这类群体因认同博主长期产出的视频、文字、创作内容而持续关注其账号，进而自发参与线上缅怀与悼念实践。

@JenniferChalamet：“天呐我前两天还在重温这部我跟我妈讨论说这个主题曲的说唱多经典啊！真的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可没想到唉。”

第三类悼念者则独立于亲友与粉丝圈层之外，为广泛散落于互联网的普通陌生网民。该群体来源多元、覆盖面广，构成了数字悼念群体的主体部分，且绝大多数在悼念发生前与逝者毫无交集。仅有少量陌生悼念者经由平台算法推荐获取相关信息，更多未关注逝者账号的普通网民，需要借助各类信息中转节点，即包含逝者相关信息的转发内容，才能进入逝者微博主页参与缅怀。其中，账号“@逝者如斯夫dead”在陌生人悼念的过程中便承载着关键的“节点”功能，该账号在公布博主死亡消息时经常会附上逝者生平、离世原因及其微博主页地址，为陌生网民了解逝者、参与数字悼念提供重要渠道。

依据悼念互动的行为频次，可对悼念者的身份类型及其文化隐喻进行划分，依次界定为三类群体：仅单次留言评论的送灵人、评论频次介于2至5次之间的守灵人，以及留言评论次数达到5次以上的守墓人（表2）。

评论仅1次的悼念者占绝大部分，他们是来自天南海北的网络使用者，偶然遇到这些逝者的数字墓碑，留下只言片语后便匆匆离去，如同一位又一位的“送灵人”。他们来自各省市，此前与逝者可能毫无交集，送离逝者是他们出现的唯一使命。评论大于2次、小于5次的用户占比较小，相较于“送灵人”，他们的情感更加真切，将自己的缅怀之情倾注于方块字符之间。评论大于5次的用户，他们频繁出现在逝者的评论区，除了悼念慰藉外，也会分享自己的日常及最近的状况，他们更像逝者数字墓碑旁的“守墓人”。在部分博主的遗言评论区，有一群用户将对逝者的悼念日常化，坚持不懈地在评论区回复，连日不断。在逝者“@好久没笑了Y”的评论区中，有一位用户连续评论了434次，这些留言，有的只是一些数字，有的则是几句怀念的话。在逝者“@ZZcZzccc”“@头发有点儿杵脖子”“@雅鲁藏布江女人”等评论区，也看到连续百日评论的人，他们通过不断地倾诉、联系和关怀，营造出了一种逝者并没有真正离去的感觉。

在逝者的评论区，不仅有生者对死者的倾诉，同样也有生者对生者的交流。生者间的交流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第一种是评论区的相互回复，人们围绕着某位生者的留言展开，仿佛一个不断垒高的高台，构筑出了一个基于逝者遗言的交流空间。比如，在因抑郁症去世的博主“@头发有点儿杵脖子”的遗言评论区下，许多同样受抑郁症折磨的人们聚集于此，他们倾诉着自己的痛苦，也互相安慰、鼓励。在线交往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不仅来源于信息获取，还源自成员可以从中提升个人力量，获得情感支持，实现自我赋权 [42] （Martin et al.，2014）。彭兰（2021）曾将“同温层”视为一种流动的、想象的心理共同体 [43] ，在这个特殊的意义空间里，这群没有组织的用户便处在“同温层”中，因为有着相似的痛苦，机缘巧合地完成了一次抱团取暖、相互支持。

@来生愿做滚滚：“小姐姐，我最近压力太大，太压抑了，在夜晚总是反复地发病真的难过到想滚蛋。我什么时候也有你这个勇气呢。不想自救了，太累了。”

回复：@阿信的小仙女呀：“阿信允许你滚蛋了吗？”

回复：@闻喜zz：“我可以成为你的树洞哦，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吗[鲜花][鲜花]”

回复：@普通水果糖：“不许滚蛋！不到最后不许认输，还有这山河美景还没看够，再看看，还有更美的风景，亲爱的，我们都在祝福你！”

如果说回复已有内容是一种陌生生者之间的交流，那么“@”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熟识”或是生者之间的交流。许多悼念者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缘由，@自己在现实抑或网络所熟识的人们，或出于惊讶；或出于信息的传递和扩散，或心生感触，对其他生者进行善意的提醒。

在生者之间相互@外，研究者还观察到评论区有对死者之间的@，如 “@球迷老尉：此时的你在做什么哪？和宜儿@小可爱京巴狗一起参加汉服走秀？还是给贝娜姐@姚贝娜伴舞？总之一定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武汉城中吧”。 在这种悼念行为中，接收方已经死亡，但内容并不因此而失去了意义。虽然缺乏死者的反馈，这类跨生死的互动表达，仍能够成为生者之间情感共鸣与话语交流的媒介 [44] （马征、卢佩，2007）。

微博经常会显示地域、性别、年龄等基本社会属性信息。通过对悼念者个人主页进行数据爬取和分析发现，悼念者的地域来源以互联网发达地区为主，中原地区为辅。悼念者地域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等省市，该分布特征与区域互联网用户基数高度相关。山东、河南、河北等中原地区省份同样有较高数量的悼念者。悼念者的性别分布更为悬殊，其中女性用户高达79%，而男性用户只占21%，相差近四倍。周葆华等（2021）对李文亮微博悼念群体的研究同样显示女性占63.3%，男性36.7% [45] 。究其原因，女性具备更强的共情能力与情感感知力，情绪更为细腻敏感，更易对死亡议题与逝者遭遇产生情感共鸣。从年龄角度来看，本次研究中的悼念群体呈现鲜明的Z世代主导的特征。年龄区间以20至30岁为最多，10至20岁次之。蒲俊杰和胡艳娜（2022）发现Z世代的死亡观包括精神层面、洒脱态度、死亡的双重价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等多方面的建构，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正视死亡，并将死亡视为一种浪漫和特殊的生命体验 [46] 。

（三）悼念者如何悼念逝者

从悼念时间来看，呈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的态势。悼文数量在逝者的逝去后达到峰值，而后断崖式下降至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有一些逝者评论区悼念的峰值并不是逝者离去的时间，而是一些具有特殊含义的日子，如逝者的生日、节假日、新年、逝者忌日等。

通过LIWC情感量化分析可见，17个逝者的评论区中，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类情感表达，且积极内容偏多。在传统悼念场景中，悲伤情绪会随时间逐步递减和淡化。相比之下，微博数字悼念场域中，带有积极情绪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维持较高占比，并未复刻传统悼念里悲伤情绪依次经历发展、深化与淡化的阶段性演变规律。

这些积极的情绪内容主要可以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悼念。如“死亡不是终点，愿你在天堂也超级开心～”；第二，早晚问候。如“突然想起你，来看看，道一声晚安”；第三，日常分享。如“许久不见啊MOMO，近期忙着开学的事宜，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来和你分享这些故事。想说些开心的，又无从说起……想和你一起玩王者荣耀，想和你一起做很多事情，去食堂吃饭，去做很多不用等待，拥有玩伴且愿意和你同行的人，又尾声了晚安”；第四，节日祝福；第五，思念不舍。如“如此优雅，带给我们一切美好的事物，又能与你一起领略老上海的风情。不舍”；第六，打卡报到。如“又来打卡了，抱歉是因为这个认识你。希望你在天堂安好，没有痛苦。这里也算我的一个小树洞了，谢谢你”。在逝者评论区中，悼念者通过增加平淡却又充满日常的问候和思念，产生了一条条带有情感的交流痕迹，并通过不断更迭内容，为逝者微博搭建了一个不断生长的情感空间。许多用户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感受、忧愁与喜悦，使微博评论区成为一个表达、倾诉的情感空间 [47] （周葆华、钟媛，2021）。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拓展了死亡议题的曝光边界，如今死亡新闻、虚拟坟墓、纪念网页和逝世纪念日等内容已成为互联网的通用社交货币，扭转了一个人悲伤的传统方式 [48] （Dilmac，2018）。“人间别久不成悲”，遥远的死亡叙事已然褪去过往的禁忌属性。同时，海量死亡相关信息持续涌入公共视野，不断消耗公众情感资源，进而催生了普遍的同情疲劳现象。

本研究通过TF-IDF算法对评论进行关键字提取，并选择前10个作为观察数字悼念话语实践的窗口。研究发现这些碎片化的悼词构成了死者生前在微博上所塑造的生命样貌。进一步对关键字归类梳理，可以拆解出死因、社会属性（如职业角色）、个人符号（如特长）、祝福及日常四类，前三种关键字呈现了逝者的个人信息。

网络表情符号是一种用于在线交流中表达情感的图像符号。人们使用表情符号来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17位逝者评论区的表情符号统计发现，排在前10的表情有[蜡烛]、[泪]、[悲伤]、[心]、[失望]、[鲜花]、[抱抱]、[抱一抱]、[给心心]、[烟花]。这些表情可以总结为四类：传统符号、心情符号、事件符号、独特符号。传统符号是指那些与传统文化和观念有关的符号，属于传统的衔接和更新，如[蜡烛]、[鲜花]等。心情符号包括如[失望]、[悲伤]、[泪]等用以体现一些悲伤的情绪符号，此外还有[爱心]、[抱抱]、[爱你]等用以表达喜爱的情绪符号，以及一些心情符号的变体，如[太阳]表情。事件符号包括代表一些具体含义和事件的表情符号。如[月亮]符号往往和“晚安”等日常问候连用，而[干杯]则通常与特定祝福，如新年祝福连用，[蛋糕]则用以指代“生日快乐”。还有一些有独特意义的符号，较为典型的便是逝者“@Therrrr_”悼念评论区的[烟花]。起因是逝者生前曾发布一条与烟花有关的博文内容：“如果有人在放烟花就好了。”悼念者便用这个[烟花]来满足逝者生前的心愿。

要理解如今数字悼念形式及其内涵的变革需要引入媒介视角。可编程性（programmability）、流行性（popularity）、连接性（connectivity）和数据化（datafication）是理解社交媒体的四个底层逻辑 [49] （van Dijck & Thomas，2013），它们深刻描述出当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形式的媒介特征。可编程性是指信息从单向的编写，转变为可由多个使用者进行编写。用户参与到信息生产当中，成为产消者（producer）。这种可编程性直接带来话语实践和情感的双向延展。数字悼念的仪式感和规范性被大大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灵活、自由的表达方式。富媒体也创造了各种媒介形式来辅助网友进行悼念，由死亡带来的沉重和悲痛命题被淡化，多种情感不断交织释放，形成了似乎与传统悼念背道而驰的积极情感空间。除了可见性的广度外，数字悼念也拓展了可见性的深度。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已经从一种舞台表演变成一种自我的“展览厅”，人们成为自己社交主页的“策展人” [50] （Hogan，2010）。用户可以通过精心编辑和挑选网名、头像、照片、广播等资源来完成自我展演，维护自身形象。在数字悼念中，即使是陌生人也能快速从逝者生前“自我策展”中了解逝者信息，并基于此产生新的碎片化内容，组成一份众人书写的“悼词”，形成多维、深层次的逝者评价。相比传统线下悼念强烈的事务性和仪式性，以及悼亡者往往是和逝者有一定的社会或地缘关系并由此构成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数字悼念跳过了地域限制，悼念者大多跟逝者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有些仅具有“准社会关系”，更多是陌生人。

传统悼念一直以“死者为大”作为构建所有与死亡相关仪式的基础逻辑，悼念者的关系网络以逝者为中心延展开来。相比之下，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逝者仍然居于大多数话题和关系网的中心，但由于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单一中心格局被打破，评论、转发、二次创作等互动行为不断衍生出新的话语中心。由此，逝者不再是悼念场域的唯一主角，生者的情感抒发、观点表达与互动交流同样成为重要叙事脉络。

作为社交媒体的核心逻辑，数据化从根本上重塑了悼念的存在形态。传统群体性线下悼念具备明确的时间边界，以葬礼、追悼会等仪式作为终点，仪式落幕便意味着悼念行为彻底完结。数字悼念无论是在话语时间、时空延展、关系维度等维度，都持续延展生命体验的边界。尽管逝者已去，但是在数字空间里，公众可随时回溯、翻阅、缅怀，其数字在场时长甚至远超现实中的相处时间。数字悼念的特殊性质，使得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和维护更加广泛和持久的纪念空间，让逝者的生命在人们的记忆中得以延续，甚至变得永恒。但与此同时，定格的动态、不再更新的账号与静止的数字痕迹，也时刻提醒着生者生命消逝的既定事实，形成永恒留存与彻底消亡交织的媒介景观。

（四）悼念者为何悼念逝者

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历来将死亡视为神秘忌讳的话题。在数字悼念中，人们营造出一种新的、积极的生命观。

首先，不讳生死，将死亡视为新的生命旅程的开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依然敬畏生命、敬畏死亡，却不再忌讳谈论死亡。如网友@Cye_阿怪：“ 突然想起老师的微博、点开来才见到这个难过的消息大家所说，死亡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希望老师在彼端快快乐乐地生活！谢谢您，辛苦了。” Z世代将死亡话题去禁忌化，直面死亡的同时又赋予死亡以浪漫，并从精神层面的死亡、洒脱的死亡态度、死亡的双重价值、积极的人生态度等方面对其进行重新建构 [50] （蒲俊杰、胡艳娜，2022）。

其次，珍视记忆，拒绝遗忘。动画《寻梦环游记》中提出“真正的死亡是遗忘，是世间再无有关你的记忆。”。如网友@我未来的猫叫糯米：“ 我会永远记住你，记住你写的文字，你的微博只要还在，我也永远不会取消关注。SISIMO太太，如果说被人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那么你会一直存在，你构筑的那些世界，也会一直存在。”

整体而言，数字悼念所承载的生死理念与道家顺其自然的生命思想高度契合，崇尚超脱豁达的生命姿态，鼓励人们不要过度执着于生死，在接纳生命有限性的基础上，以真实的态度去体验人生并寻找正向丰盈的人生价值。

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悲伤并与他人分享，已被证明可以为失去亲人的网络用户实现情绪调节和寻求情感支持 [51] （Maple et al.，2013）。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逝者亲属等核心发布主体的心理获益，难以解释众多陌生网友主动参与数字悼念的行为动机。数据显示，遗言评论的最大值往往集中在逝者发布死讯当天，之后则是断崖式减少，绝大部分用户的悼念是一次性的。人们通过悼念逝者来获得情感上的慰藉，更多的是出于自我需求的悲恸体验 [52] （吴海荣等，2022）。

此外，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可进一步解释陌生人参与数字悼念的动机。该理论认为，人类能意识到自身生命的有限性，这种感受带来死亡焦虑。为寻求缓解，人们主要依赖三种防御机制：提升自尊、建立文化世界观、投入亲密关系 [53][54] （Greenberg et al.，1986；陆可心等，2019）。这些机制在数字悼念中均有体现。首先，当人们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会下意识使用更多积极情绪词汇来获得安慰。在17个逝者的评论区，大部分评论区始终呈现积极情感，这正是自尊提升的表现。其次，建立文化世界观。除了宗教信仰，非物质的永生体验也能提供超越死亡的意义。数字悼念让人们感到逝者的存在得以延续 —— 只要数字留言与生活记录尚存，逝者便在数字空间中与生者保持形式上的联系；只有当这些数字痕迹完全消失，才算真正的终结。第三，投入亲密关系。悼念者通过“@”符号联系其他生者（通常是亲人、情侣或朋友），在压力与不安时寻求陪伴、支持与信任。

五、总结与讨论

（一）数字世界的“风之电话亭”

2011年，岩手县大槌町地区成为日本大地震的重灾区，小镇超过十分之一的居民因地震和海啸的双重灾害而丧生。一位名为佐佐木格的日本园艺家因为难以承受亲人的丧生，便建立了一个名为“风之电话亭”的场所，在这个电话亭里，有一台黑色的电话机，没有接线。他在这与逝去的亲人进行单向的对话，希望借此慰藉在自然灾害中逝去家人的在天之灵。而这个电话亭也逐渐随之流转开来，成为了小镇居民悼念此次灾难中丧生亲友的媒介。

人们来到这里，拿起听筒，仿佛在与灾难中失去的亲人、朋友重新联络。在电话亭的笔记簿中，也记录着许多来访者的心声，他们借此倾诉内心深处的痛苦。如今，虽然这场地震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仍有很多人无法自拔地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风之电话亭”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和重要的心理慰藉。

本研究中，微博遗言评论区如同一座座数字化的“风之电话亭”。它们作为一个中转站，承载着人们纷至沓来的对于平凡众生的悼念，而这些悼念又以新的痕迹不断留存，不断生长，如同“风之电话亭”中不断更新的笔记簿。得益于社交媒体，微博遗言的评论区又超越了传统“风之电话亭”的存在：悼念不再只是亲友之间的特殊情感仪式，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也能向逝者献上祝福；悼念打破了时空限制，悼念者可随时随地进入“悼念空间”；悼念也不再是单向的表达，而成为了多向的分享；悼念中悲伤的思念不再是唯一的情感基调，平淡而积极的日常问候成为了主导的话语实践。逝者的“数字遗产”不断被增添新的内容，并在新的内容上构建出了新的意义空间及关系网络。

社交媒体为悼念者提供了快速了解逝者的机会。逝者生前的信息和照片使逝者在虚拟空间中也能够构建逼真的个人形象。当生命的浮光掠影和日常经历转化为数字世界的数据时，他们仿佛在虚拟空间中得到了“永生”。同时，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可以以一种更加鲜活、温情的形式缅怀逝者，彰显了技术赋能人文关怀的独特价值与时代温度。

（二）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数字悼念”已然成为网络传播和社会学领域有价值的前沿议题。结合本研究的分析与发现，可进一步延伸出三个值得深耕的未来研究方向：其一，逝者“数字遗产”保护与传承机制。大量逝者账号在离世后长期沉寂，极易因平台的运营规则被系统注销。当前平台虽支持亲属凭借关系证明申请账号继承，但社交账号往往承载着个体私密的思想表达与情绪记录，具备高度的匿名性与个人性，部分逝者主观上并不希望账号由亲属接手继承。如何平衡亲属诉求与逝者隐私意愿，是数字遗产研究亟待厘清的问题。其二，生者“模仿自杀”的监测与心理疏导机制。在因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离世的逝者遗言评论区，许多遭受相似心理疾病折磨的患者在这里哭诉，甚至有部分用户表达了自己对于逝者的“羡慕”，萌生轻生以“摆脱痛苦”的念头。平台亟须完善相关的内容识别与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及时的介入和心理疏导，避免用户进行“模仿自杀”。其三，数字悼念伦理的规范研究。微博评论区整体氛围庄重肃穆，尽管绝大部分悼念者都表现出良好的素质，但仍有少数用户通过讽刺调侃、恶意玩笑等方式来破坏悼念的氛围。还有一些用户来发布广告、引流和获取热度。平台需对此要加强对数字悼念平台的管理，让数字悼念真正成为兼具人文温度与社会意义的新型缅怀范式。

参考文献：

[1]ROBERTS P.From my space to our space：The functions of Web memorials in bereavement[J].The Forum，2006，32（4）：1-4.

[2]刘能，周航.社会性死亡：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控制和道德重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6）：53-60.

[3]CARROLL B，LANDRY K.Logging on and letting out：Us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o grieve and to mourn[J].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2010，30（5）：341-349.

[4]BARRY E.From epitaph to obituary death and celebr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8，11（3）：259-275.

[5][26]WALTER T，HOURIZI R，MONCUR W，et al.Does the internet change how we die and mourn？[J].Omega，2011，64（4）：275-302.

[6]WALTER T.The new public mourning[M].STROEBE M，HANSSON R，STROEBE W，et al.Handbook of bereav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21st century perspectives.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8：241-262.

[7]ROBERTS P.Here today and cyberspace tomorrow：Memorials and bereavement support on the web[J].Generations，2004，28（2）：41-46.

[8]ROBERTS P，VIDAL L A.Perpetual care in cyberspace：A portrait of memorials on the web[J].Omega：The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000，40（4）：521-545.

[9]DE VRIES B，RUTHERFORD J.Memorializing loved ones on the world wide web[J].Omega：The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004，49（1）：5-26.

[10][19]WALTER T.New mourners，old mourners：Online memorial culture a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ourning[J].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2015，21（1-2）：10-24.

[11]JONES S.404 not found：The Internet and the afterlife[J].Omega：The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004，49（1）：83-88.

[12]KERN R，FORMAN A E，GIL-EGUI G.RIP：Remain in perpetuity.Facebook memorial pages[J].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2013，30（1）：2-10.

[13]WHITEHEAD D.“The story God is weaving us into”：Narrativizing grief，faith，and infant loss in US evangelical women’s blog communities[J].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2015，21：42-56.

[14]CHRISTENSEN D R，GOTVED S.Online memorial culture：An introduction[J].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2015，21：1-9.

[15]D Ö VELING K.Online emotion regulation in digitally mediated bereavement.Why age and kind of loss matter in grieving[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17，61（1）：41-57.

[16]JARVIS L.9/11 digitally remastered？Internet archives，vernacular memories and WhereWereYou.org[J].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11，45：793-814.

[17][22]WAGNER A J.Do not click“like”when somebody has died：The role of norms for mourning practices in social media[J].Social Media + Society，2018，4（1）：2056305117744392.

[18]刘琴.生死叠合：离场记忆的情感仿真、拟化同在与数字永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9）：33-42.

[20]GIAXOGLOU K.'RIP man...u are missed and loved by many'：entextualising moments of mourning on a Facebook Rest in Peace group site[J].Thanatos，2014，3（1）：10-28.

[21]IRWIN M D.Mourning 2.0—Continuing bond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on Facebook[J].Omega，2015，72：119-150.

[23][30][52]吴海荣，赵天照，伍艺涛.媒介准入与象征哀悼：数字时代集体悼念的仪式与情感[J].青年记者，2022（14）：51-53.

[24][27]BRUBAKER J R，HAYES G R，DOURISH P.Beyond the grave：Facebook as a site for the expansion of death and mourning[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3（29）：152-163.

[25]KASKET E.Continuing bonds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ing：Facebook as a modern-day medium[J].Bereavement Care，2012（31）：62-69.

[28]杨琴.灾难记忆的媒介建构研究述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57-63.

[29]黄顺铭，李红涛.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 —— 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5-23，126.

[31]樊奕.网络哀悼的仪式化传播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22.

[32][45][47]周葆华，钟媛.“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 —— 以李文亮微博评论（2020-2021）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1（3）：79-106.

[33]席妍，罗建军.社交媒体哀悼空间中的记忆书写与话语实践 —— 基于@xiaolwl微博评论的分析[J].新闻界，2022（2）：40-48.

[34]张昆，王创业.从“家国天下”到“社会媒介国家”：死亡政治的演化[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2）：17-27.

[35]杨奕，张毅.复杂公共议题下社交媒体主题演化趋势与社会网络分析 —— 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比较研究[J].现代情报，2021（3）：94-109.

[36]尹连根.微博空间与参与性受众 —— 基于对深圳“5·26”飙车案网民评论的框架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76-85.

[37]龚竞秋，林绍福，黄智生.微博“树洞”的抑郁症患者数据空间特征研究[J].中国数字医学，2020（4）：70-74.

[38]党明辉.公共舆论中负面情绪化表达的框架效应 —— 基于在线新闻跟帖评论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4）：41-63，127.

[39]Kasket E.Continuing bonds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ing：Facebook as a modern-day medium.Bereavement[J].Care，2012（31）：62-69.

[40][44]马征，卢佩.网络悼念的传播学解读[J].青年记者，2007（14）：146-147.

[41]晏青，杜美玲.培养“正能量粉丝”：粉丝文化的平台治理研究 —— 基于对微博平台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2（12）：53-66.

[42]MARTIN K，GALENTINO R，TOWNSEND L.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 success：The role of motivation and self-empowerment[J].Community College Review，2014，42（3）：221-241.

[43]彭兰.生存、认知、关系：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J].新闻界，2021（3）：45-53.

[46][50]蒲俊杰，胡艳娜.从网络哀悼行为探析“Z世代”的死亡观[J].青年研究，2022（3）：63-73，95-96.

[48]DILMAC J A.The new forms of mourning：Loss and exhibition of the death on the internet[J].Omega：The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018，77（3）：280-295.

[49]VAN DIJCK J，POELL T.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J].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13，1（1）：2-14.

[50]HOGAN B.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J].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2010，30（6）：377-386.

[51]MAPLE M，EDWARDS H E，MINICHIELLO V，et al.Still part of the family：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emotional and spiritual memorial places and spaces for parents bereaved through the suicide death of their son or daughter[J].Mortality，2013，18（1）：54-71.

[53]GREENBERG J，VAIL K，PYSZCZYNSKI T.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nd research：How the desire for death transcendence drives our strivings for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J].Advances in Motivation Science，2014（1）：85-134.

[54]陆可心，王旭，李虹.恐惧管理中死亡焦虑不同防御机制之间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19（2）：344-356.

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5期，总第2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