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新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深切感到，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认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担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特征

任何知识体系都植根于其时代。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现象与问题，而这些现象与问题又折射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特征则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方位。因此，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新的时代特征。首先，要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中国和西方都在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双方的认识和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中国人看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从那时起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和协定。真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晚清名臣李鸿章感叹，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等社会精英也悲诉，中华民族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我们打破了历史的枷锁，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与西方相对成熟的工业文明比较，尚有巨大差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基本上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完成工业文明转型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形成了以“东升西降”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此相对照，一些西方人士眼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在不同逻辑之下的叙事。他们认为，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价值观、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经济格局等，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则主要来自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和中华文明。虽然中国和西方都观察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全球现象，但是在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认知上，双方的历史逻辑和底层逻辑完全不同。其次，要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越深入，任务越艰巨：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繁重，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努力；另一方面，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动荡交织。我们必须闯关夺隘，努力拼搏，破除内外难题，持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最后，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新征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明显加快，我们正充满信心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前进道路上会有各类风险挑战，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一定会实现。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媒介底色

在努力把握时代特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深入探究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媒介底色。下面从三个维度加以审视。

其一，在三种文明形态滋养下形成了独特的媒介生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三种文明形态叠加共存的历史阶段。虽然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城镇化率尚不足70%，农业文明仍有较大影响；与此同时，信息文明正在全面发展，总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换句话说，我国农业文明虽然已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依然具有持续生长的空间；工业文明已占上风，成为支撑国家发展的主要形态；信息文明紧跟时代步伐，展现出日益强劲的引领力量。正是这三种文明形态推动着我国媒介生态的生成与演进。

其二，三种媒介形态共存于同一时代。当今中国并存三种不同的媒介形态：一是纸媒，以报纸和期刊为主；二是电媒，涵盖电视和广播；三是网媒，主要包括基于电脑、手机等终端的社交媒体、自媒体及各类数字新闻平台。曾经盛极一时的纸媒日渐式微；电媒虽然曾风光无限，但是眼下亦发展承压，受众规模大幅缩小。以上各种纸媒、电媒亦统称为传统媒体。应当承认，传统媒体曾经拥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然而，自网媒崛起后，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快速成长，旋即成为强势媒体，其影响力和传播力迅猛提升，已压倒了传统媒体。但就公信力而言，纸媒和电媒仍然略强于网媒。网媒是势头迅猛的上升媒体，而纸媒和电媒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媒体，它们拥有各自的生存法则，前者持续扩张，后者承压坚守，共同存在于同一时空维度的媒介生态体系中。

其三，不同媒介功能的变迁深刻改变了媒介底色的整体图景。在信息传播技术的持续推动下，媒介底色的图景不断丰富。从相对单一的媒介底色，到在纸媒基础上诞生了电媒，再到在电媒基础上催生了网媒，媒介底色的图景愈发多元丰富。不同的媒介功能，有不同的对象感应物。例如，纸媒时代的对象感应物一般被称为读者；电媒时代的对象感应物一般被称为受众；网媒时代的对象感应物一般被称为用户。虽然当下读者、受众、用户群体同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社会的关注焦点已从读者和受众转移到用户。显然，用户的规模更大、影响力更强、传播力更广。以往人们关注的是纸媒的版面和电媒的频道，而今人们侧重于网媒的平台。显而易见，平台的扩张力和传播力远超版面和频道。当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纸媒与其适配的读者、电媒与其适配的受众不会彻底告别传媒舞台，而将继续坚定地守护自己的生存空间，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而网媒与其适配的用户将继续扩张自身的领地，不断彰显自身优势。总之，媒介底色的未来图景虽然不会有质的飞跃和变化，但是各类媒介在结构比例与关系上将持续动态调整与演化。

三、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进路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创新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新闻传播学科兼具突出的实践属性与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学科的双重属性既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也表明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责任之重大、使命之光荣。为此，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协同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第一，要抓住信息文明带来的历史机遇，借助互联网革命催生的科技浪潮，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创新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诞生于信息文明阶段的网媒，正猛烈冲击着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既往新闻传播学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网媒时代涌现的各类新现象。例如，新闻学中的“新闻”概念需要重新定义，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理论需要重新审视，新闻与信息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需要重新界定。实际上，信息技术既给整个社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也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契机，为形成学科体系的新概念、学术体系的新标识、话语体系的新叙事创造了前提和条件。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实现学术理论上的战略协同，完成逻辑链条上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和战术任务，从而真正构建起全面的、完整的、系统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努力培育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公信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第二，既要尊重世界各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一般规律，也要突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鲜明特色，守稳底线，守牢根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舶来品，在“西学东渐”大潮中，大量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被不加辨析地引入。应该清醒地看到，被一些学者推崇、奉为圭臬的西方新闻传播理念和理论是不服中国水土、不接中国地气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传播学，一定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观照中国现实、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西方理论，终究会被中国现实抛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绝不是囫囵吞枣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断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始终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新闻传播学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即使传媒行业进入网媒时代，我们仍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去中心化”，给“颜色革命”留下可乘之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总而言之，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则。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守正，也要创新，创新要以守正为前提，而守正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第三，努力推动信息文明时代研究范式转型和叙事框架创新。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的论著写作常陷入一个误区，即在表达观点时，必须先找西方理论作为学理支持，再拿中国案例加以佐证。若没有西方理论作为分析骨架，就会被质疑没有学理性；若案例未能证明西方理论的“合理性”，便被批评不够典型。论著的行文和表述，几乎趋同于八股文式的套路，即先进行文献综述，再进行核心概念解释，继之是研究方法说明，最后才进入正题。至于文献综述是否充分、核心概念解释是否准确、研究方法是否得当，反而是次要的，否则就是学术不规范。这种套路化文本，实际上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仅遮蔽了简洁明快、干净利索的文风，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学术逻辑的清晰度。同时，一些论著过度推崇量化模型，得出的结论却停留在常识层面，其结果只是弄出一大堆晦涩的公式或故弄玄虚的指数，以此显示高深的水平。更有甚者，对基于本土实践的成熟理论视而不见，反而对西方同类理论不加批判地推崇与移植，如所谓建设性新闻等。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拦路虎”，必须着力解决。我们不能削中国实际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只有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深刻揭示中国实践规律的西方理论，方可审慎借鉴。中国的学术论著必须拥有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叙事框架、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只有坚持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产出一大批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精品力作。

借助早期工业文明成果，英国人率先创造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依托大革命风暴，法国人创造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凭借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德国人创造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的红利，美国人创造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以上四者结合共同构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知识体系。今天，随着信息文明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浪潮，正在强有力地推动人类的社会进步，使我们站在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崭新赛道上。这表明，历史慷慨地赋予了我们新的机遇，新技术为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理论系统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学科发展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创新，在全球学术格局中彰显中国学术力量。

尹韵公，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7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新闻传播学”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