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亦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保障和基础支撑。AI技术的迭代发展容易催生新型教育安全风险，促使西方伪史观向智能化渗透演化。在核心特征方面，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通过国际博弈、群体分层与主权侵蚀，凸显其目标的战略性；以技术载体、传播过程和系统运作为实践路径，体现其技术的隐蔽性；利用虚构再造、认知再造和系统再造，反映内容的再造性特征。在作用机制方面，西方伪史观的语料嵌入机制以模型训练为起点，以数据标注为强化，以认知发展为掩护，从源头侵染教育内容的知识构成；社交放大机制以群组功能为空间依托，以圈层结构为传播网络，以舆论引导为传播纽带，在社群传播中构建偏离主流史观的群体共识；平台扩散机制以内容聚合为切口，以用户网络为载体，以商业逻辑为牵引，实现对教育生态运行规则和价值导向的系统性重塑。基于此，我国要构建涵盖监测、识别、研判、响应四要素的风险预警体系，通过多元协同的行为感知、多维立体的特征识别、动态协同的态势评估以及精准有力的干预治理，为防范智能时代新型意识形态渗透、筑牢国家教育安全防线提供系统性的治理框架。

关 键 词：教育主权；国家教育安全；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风险预警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加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筑牢安全底线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1］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加强网络安全保障，强化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算法和伦理安全”［3］。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强化人工智能安全保障。建立‘人工智能+教育’安全保障制度。落实人工智能算法与大模型备案机制，探索建立算法安全评估制度，有效规避网络攻击、信息茧房、算法霸权、依赖成瘾等问题。”［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及一系列政策文件精神充分表明，保障教育安全已纳入国家教育战略整体布局，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严守意识形态阵地。国家教育安全的核心在于教育主权神圣不可侵犯［5］，涉及教育内容、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生态等多个要素［6］。其根本任务是确保青少年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国家认同。西方伪史观是一套以解构中华历史文化为目的的极端叙事体系，通过重构清朝统治主体、歪曲疆域属性、割裂中国历史连续性等叙事策略，系统性地分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7］。其渗透行为服从于境外势力对华认知战的整体战略，旨在动摇文化自信，削弱内部凝聚力，配合外部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施加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等使虚假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成本大幅降低，传播形态更加隐蔽、内容更具迷惑性。在此背景下，以“西方伪史观”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助AI技术完成向智能化渗透的形态演变，对青少年的认知发展和国家教育安全事业造成了重大影响。

围绕西方伪史观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其一，西方伪史观的类型甄别。当前伪史叙事不断泛化，已衍生出包括“1644史观”［8］、“新清史”［9］、“崖山之后无中国”［10］和“‘赞米亚’学说”［11］在内的多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通过歪曲历史事实，形成“西方文化优越论”“美国中心论”等错误思潮［12］。其二，西方伪史观的风险转向。以西方伪史观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目标对象上更明确地针对青少年群体［13］，企图借助信息互联实现更为隐蔽的裂变式传播［14］，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支撑实现数智化叙事，呈现“泛众化”“靶向化”等新特征［15］。其三，西方伪史观的应对路径。部分学者针对性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16］、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17］、创新数字化与智慧化治理方式［18］等一系列举措，以抵御西方伪史观的多维传播，夯实共同思想基础。总体看来，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已较为充分，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也多有探讨［19］，但将两者置于国家教育安全视域下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尚付阙如，且缺乏对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的整体性把握。

基于此，本研究从国家教育安全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分析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的核心威胁特征，揭示其侵蚀教育主权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针对性的风险预警体系。在理论层面，将国家教育安全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能够拓展教育安全研究的理论视域，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新形态的认识。在实践层面，可以为识别、预警和应对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和制度路径，对于筑牢国家教育安全防线、维护青少年的认知形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对国家教育安全的深层威胁特征

西方伪史观与AI技术的结合，使其突破了传统传播的时空限制与形式束缚，在渗透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表现形态。其对国家教育安全的威胁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内容输入，整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深层特征。

（一）渗透目标的战略性：国际博弈、群体分层与主权侵蚀

获得AI技术加持的西方伪史观，在渗透过程中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性体现在渗透行为与国家战略博弈的深度融合、渗透对象的群体聚焦以及教育主权的深层侵蚀。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揭露了AI时代西方伪史观渗透的战略本质。

第一，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涉及国家战略博弈。当前世界格局波谲云诡，国际竞争已由传统硬实力的较量转为包括文化、价值观在内的无声博弈。境外势力为实现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利用文化记忆符号解构价值观，通过先行的话语体系消解我国本土文化优势［20］。例如，2024年爆火的“永乐大典粉”通过全盘否定西方历史发展阶段与进程，制造文明对立，背离了中华文明的包容特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21］。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因其开放性特征不断优化信息传播模式，逐渐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隐性渗透的新兴场域。作为国际博弈的重要变量，人工智能凭借其高自主性参与认知对抗，以算法优势进行认知争夺［22］。有关势力通过传播“中华文明外来说”等西方伪史观，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割裂民族发展脉络，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企图递进式动摇我国团结统一的思想根基与民族认同，进而对国家教育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聚焦关键教育群体。在智能技术的辅助下，西方伪史观的渗透呈现出明确的受众分层现象。一方面，青少年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与希望，是境外势力实施思想渗透的首要目标。从发展阶段来看，青年期是三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相关群体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稳定，亟待主流思想构建价值认同，这为外部势力侵染提供可乘之机。从现实环境来看，青少年处于媒介化时代，境外势力能够利用信息的喷涌性和碎片化特性对其产生直接干预，将西方伪史融入日常文化生产，使渗透更具针对性和迷惑性。另一方面，模型开发人员、教育者等知识精英逐渐成为境外势力集中渗透的重要群体。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受开发者自身的价值影响，若相关人员的价值取向产生偏差，将通过算法偏好倒逼模型语料的主观生成［23］。此外，教育者既有传道授业之使命，也有终身学习的义务。在信息时代的自我提升过程中，教育者易受结构性叙事误导，进而通过教学活动反作用于更广泛的受教育群体，造成渗透影响的分化性。

第三，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直指教育主权争夺。教育主权隶属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对教育事务拥有的最高决定权。境外势力借助教育全球化的国际趋势，利用教育优势、资金控制、合作办学等一系列手段对我国教育主权产生威胁，涉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多重场域［24］。具体而言，西方势力凭借教育先发优势走在现代化前列，能够利用教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潜藏自身文化倾向和意识形态。同时，国外教育机构通过资本加注的形式使本土教育事业对其产生资金依赖，进而间接影响我国教育目标规划。此外，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当前教育国际化的新常态，在合作过程中，境外有关势力可能借机窃取我国宝贵教育经验，并在交换阶段以环境熏染、项目诱导等形式完成思想渗透与拉拢。

（二）渗透技术的隐蔽性：技术载体、传播过程与系统运作

在AI技术赋能下，西方伪史观的渗透方式已从原始的显性灌输转向更具威胁的隐性侵染。利用技术优势，渗透的隐蔽性主要贯穿于技术载体、传播过程以及系统运作三个层面，三者层层递进、相互强化。

第一，渗透技术的隐蔽性在于载体自身被赋予了“价值中立”的社会想象。卡斯特在评价Qwen、DeepSeek、Manus等人工智能模型出现的积极意义时，指出：“因为像OpenAI的GPT模型，尽管性能强大，但其训练数据却几乎完全基于英文，其他语言（如西班牙语或德语）的数据占比微乎其微，它围绕英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宇宙。过去，我们认为强行推广一种外来语言是显性的殖民统治。而现在，一种新的、更隐蔽的殖民形式正通过人工智能代理实现。即便你用中文向一个主要由英文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提问，它也能用中文流利地回答，但其调用的知识、逻辑和价值观，依然源自英文世界。这无异于‘用中文回答，但查的是英文学问’。这种文化主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易察觉。当然，全球有超过二百种仍在使用的语言，而人工智能真正支持的不过二十余种‘主流’语言，这本身就是一轮巨大的文化缩减”［25］。当西方伪史观通过智能技术搭建的智慧平台生成并推送时，受众往往难以分辨此类人为建构的价值表达，从而降低了对内容本身的警觉。背离客观事实的论点嵌入日常的人机交互中，从表象上看，整个过程属于看似客观的知识汲取，用户实际接收的是经过算法筛选和重构的伪史叙事。此外，技术载体的隐蔽性还体现于AIGC的去主体化包装。由于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难以溯源，加之输出过程缺乏可追溯的主体标识［26］，使得相关伪史的编撰具有“无立场”“无意图”的表象特征。使用者难以证实内容来源与真伪，从而无意识地将有目的的价值输出视作算法的客观科普，去主体化包装为西方伪史观提供隐匿传播的天然屏障。

第二，渗透技术的隐蔽性进一步体现为传播过程的不透明性。一方面，算法黑箱能够为西方伪史观提供更高效的渗透路径。具体而言，此类传播路径以“个性化推荐”为表象，将伪史侵染与用户的兴趣爱好和生活实际强关联，通过渐进式的内容推送，潜移默化地实现认识偏移。研究表明，算法认知战已融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等重大政治事件中，通过算法驱动操纵叙事策略，致使美国超过1.5亿人接触相关事件的宣传活动［27-28］。另一方面，境外势力可以利用多个互联网平台之间的数据壁垒和监管差异，构建跨平台协同传播的隐蔽网络［29］。伪史观内容在境外社交平台生成，通过特定账号或渠道渗入境内，相关内容被AI系统获取并纳入语料库，成为大语言模型训练的底层素材，最后以本土化、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于青少年等目标群体的人机交互中。例如，在俄乌战争时期，两国利用“电报”这一无法封禁的跨平台软件展开信息战与舆论渗透［30］，使大量未经核实的历史叙事与价值判断得以在跨国信息空间中持续流通，影响民众认知。

第三，渗透技术的隐蔽性还体现为整体性的系统运作。不同于传统的信息传输模式，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已逐渐演化为一项充满技术理性的系统工程。其一，渗透系统以一系列的正向话语进行自我伪装。由西方势力资助研发的智能教育产品虽能在学习效能提升、个性化教学等方面展现技术优势，但其内置的价值立场明显偏向西方主义，产品在推广过程中亦对此避而不谈。研究表明，境外科技巨头在跨国部署过程中常以“透明性”“公平性”等口号推广技术模型，将本国意志融入全球知识体系，使受众于无意识中内化话语叙事［31］。以技术理性为掩护的渗透框架，在国内市场取得大众诸多信任，其背后的核心价值也因此被遮蔽。其二，AI技术的介入使渗透行为的责任主体变得高度分散且难以界定，责任真空问题加剧［32］。具体而言，西方伪史内容借助AI生成，经过算法推荐至目标群体，部分用户会对相关内容进行二次创作并再次传播。在此过程中，西方伪史的生产、传播与二次创作等环节均存在产权模糊问题［33］。责任的弥散化使得传统基于主体追溯的监管模式失效，进而为渗透系统的持续运作提供了制度漏洞。

（三）渗透内容的再造性：虚构再造、认知再造与系统再造

融入AI技术的西方伪史观，在渗透内容方面实现了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化，这种再造性体现为对历史叙事的虚构生成、对受众认知的适应性重构以及对传播形态的动态优化。

第一，生产层面的虚构再造。传统意识形态渗透的内容生产高度依赖人工撰写、编译和搬运，其产量有限、形态单一、更新缓慢。AI技术的介入，使伪史观的生产进程呈现自动化、工业化等特征。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实现伪史叙事的规模化虚构。研究表明，在涉及我国港澳台疆等议题的舆论场中，超过30%的虚假推文由社交机器人发布，且具有明显的自动化操纵痕迹［34］。智能技术的能力嬗变受其参数规模的影响，根据特殊的指令训练与参数微调，能使其生成的伪史语料通过变换论证角度、重组历史素材、模拟学术话语等途径，使目标群体在不同渠道接触到形态各异但内核一致的伪史叙事，从而强化错误认知。另一方面，AI技术的多模态生成拓宽了伪史内容的形态边界。国外学者基于巴以冲突的相关视频发现，新媒体技术在提供多元信息的同时，还掌握着叙述框架的主导权，易被冲突双方垄断从而引导舆论走向［35］。新一代AI技术已突破单一文本生成，进入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协同生产新阶段。不同模态的内容相互配合、验证，构建起系统化的伪史叙事体系，使得价值渗透形态多变、具有高度的欺骗性。

第二，适配层面的认知再造。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能够根据目标群体的认知特征实现内容的适应性重构，使具有相同内核的伪史叙事以不同的形态推送至多样化群体。其一，基于用户画像的内容定制。算法通过对用户浏览轨迹、兴趣偏好、价值取向的持续分析，构建针对性的个体画像，并据此动态调整伪史内容的呈现方式［36］。例如，面对历史文化知识薄弱的青少年，AI技术可以生成趣味性的科普冷知识，以轻松跳脱的方式灌输结构性叙事。AI技术通过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适配，使不同认知水平的目标群体都可能受到伪史观的渗透威胁。其二，基于反馈强化的内容优化。AI系统能够主动分析用户的互动行为，根据其对检索信息的停留时长、评论情绪［37］等行为不断优化叙事策略。基于强化学习的动态升级，使得伪史观渗透更加贴合目标群体的认知习惯与接受偏好。

第三，迭代层面的系统再造。基于持续的数据输入和模型优化，AI驱动的伪史内容生产体系能够实现自我迭代。具体而言，AI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迭代升级能力，能够在面对观点批判、监管治理时灵活调整交互话术、形成新的叙事框架［38］。其愈发成熟的反检测能力，致使规制理念和治理手段难以形成有效反制。西方伪史观便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类似生命体的演化特征，实现此消彼长的生态适应。此外，AI技术的多语言处理能力能够为伪史观渗透提供跨语种、跨文化的叙事工具［39］。比如，一种在西方世界生成的伪史叙事，经过AI翻译与文化适配，可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我国“本土化”内容。在此过程中，叙事迁移能够同时关注语言转换、文化符号、历史典故等多种细节的全面适配，使西方伪史观隐现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舆论场中，极大拓展了其传播范围和渗透深度。

三、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威胁国家教育安全的作用机制

国家教育安全的核心在于教育主权问题，教育主权又具体体现为国家对教育内容的主导权、对教育过程的规制权以及对教育生态的管辖权。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正是从上述维度对教育主权展开渗透，通过语料嵌入、社交放大和平台扩散机制共同威胁国家教育安全的深层根基。

（一）语料嵌入机制：以源头植入威胁教育内容安全

教育内容安全的核心要求是进入学校课堂、教材教辅、教学辅助工具的知识内容必须真实准确，符合国家主流历史观和价值导向。语料嵌入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基础性环节，并逐渐成为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的根本源头。在模型训练与内容生成的过程中，倘若带有偏向性的伪史叙事嵌入语料数据集，便可能在教育场景中被广泛传播，进而对教育内容的真实性、价值导向与知识权威性造成潜在冲击。

第一，伪史叙事通过公开语料渗入大语言模型的底层逻辑架构。智能模型的训练广泛依赖公开语料［40］，而互联网现已成为模型语料提供的重要场域［41］。互联网公开数据包括学术文献、新闻资讯、百科词条、论坛讨论等，境外势力长期布局的伪史传播网络已在上述领域积累了相当体量的文本资料。伪史内容与真实信息混杂共生，共同构成智能模型语料获取的重要组成部分。模型训练因数据样本不均衡会导致结果向多数类拟合［42］，当某一伪史叙事在特定情境内形成数量优势，或在权重分配中获得不当加权，便可能被模型内化为有效知识。一旦相关模型以教学辅助工具、知识问答系统、智能学习平台等形态进入教育场景，便会对缺乏专业辨识能力的学习者造成干扰，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其对中华正史的基本认知。由此，国家对教育内容的主导权，正面临被算法生成内容暗中消解的风险。

第二，伪史叙事利用数据标注实现价值偏向的定向强化。模型训练不仅依赖语料输入，还涉及数据清洗、标注、划分等多个步骤。这一过程中，训练团队的标注规则设定、样本筛选偏好等都会对智能模型的伪史输出产生隐形诱导。例如，美方在对华认知战中通过虚构标签，向关注“人权”议题的用户反馈“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选择性信息，促使系统在训练过程中不断向人为引导的叙事方向拟合［43］。学习者在与智能学习系统的日常交互中反复接触此类偏离正确认知和事实的内容，将逐步形成对历史的认知偏差。这使得国家通过课程标准、教材审核、教师培训等途径建立的教育内容规范，面临被算法输入不断侵蚀的风险。

第三，伪史叙事通过语料嵌入直接侵蚀教育内容的知识权威性。由渗透的内容再造性特征易知，被嵌入伪史叙事的智能模型，其输出结果经由网络传播可能再次成为新模型训练的语料。当某一伪史叙事通过智能生成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其在下一代模型语料库中的占比和权重可能进一步上升。自我强化的迭代循环使西方伪史观一旦嵌入语料，便具备了在代际模型中持续传播的能力。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将面临系统性威胁，国家对于教育内容的主导权，需要在技术迭代的持续博弈中不断巩固与捍卫。

综上，语料嵌入机制以模型训练为起点，以数据标注为强化，以认知发展为掩护，最终在教育场景中实现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持续性重塑。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教育内容安全面临的威胁扩展至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底层逻辑层面，必须正视并应对这一源头性的深层挑战。

（二）社交放大机制：以社群传播威胁教育过程安全

教育过程安全是指青少年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断，教育内容得以按照国家意志规范地传递、解释与内化。西方伪史观能够通过社交平台的群组功能、圈层结构和舆论引导，逐步瓦解教育过程的权威基础、认知基础以及价值基础。

第一，社交平台的群组功能能够削弱教育过程中知识传递的权威性。当前的社交媒体普遍支持用户建立私密群聊、兴趣小组和讨论社区。相关群组与算法推荐会推动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44］，加剧信息茧房的形成，这助长了西方伪史观在这样的封闭空间中实现深度传播。相关群体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形成互动，逐步建立起对某一伪史叙事的群体认同。当社群内部的认知系统与课堂讲授的主流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时，教师在传统课堂中的知识权威地位将受到隐形挑战。教学过程中的每一次正向引导，都可能面临学习者在社群互动中预先建立的认知抵抗，知识传递的权威性正被社交群组构建的知识体系逐步侵蚀。

第二，社交平台的圈层结构会阻碍教育过程中学习者独立判断能力的培养。社交媒体的圈层化传播机制，使用户倾向于加入与自己兴趣、观点相契合的社群，并在社群内部持续接收同质化的信息内容［45］。学习者置身于特定兴趣圈层，相关成员持续分享和讨论伪史内容，不同观点被排除或边缘化。更为关键的是，圈层内部的互动机制不断强化伪史叙事的可信度，使学习者在缺乏事实核查和逻辑检验的情况下，易将圈层共识内化为个人认知［46］。学习者本应在教学过程中培养的独立判断能力，被信息茧房中的社交共识所取代。学生可能不再基于事实和逻辑形成自主判断，而是遵循从众心理接受伪史叙事。教育过程中认知建构的独立性，正遭受社交圈层的回音壁效应影响［47］。

第三，社交平台的舆论引导重构教育过程中的隐性课程结构，造成价值导向的内外冲突。隐性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无意识习得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模式，通常通过师生互动、校园氛围、课外活动等渠道传递［48］。社交平台背后的西方势力常伪装成领域专家，通过舆论引导，持续性输出不实信息，在学生群体中构建起一套与学校正式课程并行的价值塑造体系。学生由于对特定话语权威盲目认同，对其传播的伪史内容不加辨别地接受，并在校园中向同伴传播。至此，伪史观的渗透呈现以人为载体的传播特征，使学习者面临价值取向的内外冲突。教育过程的价值导向一致性，正被话语权威主导的隐性课程逐步影响。

综上，社交放大机制以群组功能为空间依托，以圈层结构为传播网络，以舆论引导为传播纽带，最终在教育场景中实现对学习者认知框架的群体性重塑。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教育过程安全面临的威胁扩展至学生社群互动与共识建构的深层逻辑层面，亟待干预与治理。

（三）平台扩散机制：以场景渗透威胁教育生态安全

教育生态安全是指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要素能够保持健康、有序、协调的运行状态，抵御外部不良因素的侵蚀和干扰。西方伪史观的智能化渗透通过嵌入智能教育平台的内容体系、用户网络和经济模式，在教育场景中实现跨越边界的传播扩散，逐步改变教育生态的内在构成。

第一，智慧教育平台重构教育知识的供给体系［49］，使伪史观在数字化学习空间得以隐形蔓延。智能教育平台通过整合公开课视频、学习资料库、用户生成内容等多种资源，构建起一套泛在与可及的数字化知识供给网络。与传统教材经过国家审定、依托专业编写、遵循课程标准的准入路径不同，平台内容涉及用户上传等主要来源［50］，审核标准相对宽松，准入机制较为灵活。借此，西方伪史观以多样化形态融入教育平台资源库，使得未经审定的内容以技术为中介完成了向教育领域的隐性渗透，教育生态的知识构成面临双重标准并存的局面。

第二，智慧教育平台为校外力量介入提供通道，重塑教育生态中的主体关系。虚拟社交模块是智慧教育平台的重要组成［51］，通过构建用户间的关注、分享、互动机制，可以形成跨越学校边界的教育社交网络。伪史观的传播借助这一网络结构，能够获得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动。具体而言，平台运营方利用算法推荐放大伪史内容的覆盖范围，商业合作方通过内容植入拓宽伪史叙事的传播渠道，校外用户依托社群互动将伪史观点向教育群体渗透。在此过程中，西方伪史观的AI智能化渗透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重机制协同作用的传播格局，逐渐内置于平台生态的日常运作中。教育生态的关系结构面临校外力量深度介入的险境，教育主体关系正被平台用户网络的开放性所重构。

第三，平台的商业变现模式驱动了教育生态的价值转向，使流量逻辑逐步取代育人逻辑。智能教育平台的商业本质决定了其运营受制于访问情况、资源数量、平台接入等核心指标［52］。这一商业逻辑投射至教育内容领域，使具有冲击力和戏剧张力的内容更易获得算法推荐的优先权［53］。伪史观内容由于其猎奇性、颠覆性特征，契合平台的商业需求，因而在内容呈现中占据优势位置，在资源分配中获得倾斜支持。平台通过流量激励、收益分成、创作者扶持等机制，进一步刺激伪史内容的持续生产和广泛传播。当教育内容的传播不再以知识真实性和教育价值为优先标准，而是受商业收益和流量数据驱动，教育生态的价值导向便发生了根本性偏移。

综上，平台扩散机制以内容聚合为切口，以用户网络为载体，以商业逻辑为牵引，最终在教育场景中实现对教育生态构成的系统性改造。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教育生态安全面临的威胁扩展至教育系统知识构成、关系结构和价值导向的深层层面。

四、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的风险预警体系构建

构建风险预警体系是维护国家教育安全的关键环节，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对潜在威胁的识别、研判和干预，将风险化解于未发或始发状态。在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的语境下，风险预警体系构建的根本任务，是防范和抵御其对教育主权从内容、过程到生态各层面的系统性侵蚀。现有风险治理理论与系统预警研究为构建四层预警结构提供了学理支撑。其中，典型的风险治理通常涵盖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环节［54］，而系统预警研究则进一步强调监测与响应的动态闭环［55］。基于上述理论共识，结合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的技术特性和作用机理，本研究将预警体系划分为监测层、识别层、研判层和响应层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四者共同服务于国家教育安全的风险防控目标（见图1）。

图1  西方伪史观AI智能化渗透的风险预警体系

（一）监测层：多源协同的渗透行为感知网络

监测层是风险预警体系构建的基础环节，其功能在于对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的行为轨迹进行持续、动态、系统的跟踪与采集。监测的有效性直接决定后续识别层与研判层的准确性。基于前文论证，监测层应围绕语料嵌入、社交放大、平台扩散三条核心路径构建多维感知网络。

在语料嵌入方面，监测重点应聚焦于智能模型训练语料的安全审查［56］。具体而言，需要建立面向主流大模型训练数据源的常态化监测机制，重点关注境外开源语料库、学术文献数据库、网络百科平台等伪史内容渗透高频场域。例如，监测内容可以包括语料中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表述，是否出现对中华文明连续性、民族关系、疆域历史等核心议题的偏离性解读，以及相关表述在语料库中的分布密度与权重变化。通过构建语料安全检测和异常识别一体化的监测模型，从源头处实现对污染风险的早期感知。

在社交放大方面，监测重点应聚焦于校园社群环境中的伪史内容传播。具体而言，需要建立覆盖主流社交平台和校园社群应用的舆情监测网络，重点关注与历史、文化、价值观等话题相关的传播节点。监测内容包括伪史叙事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路径、传播速度、受众覆盖范围，以及相关话题在校园社群中的互动热度与情绪倾向［57］。通过构建校园社群传播图谱和传播预警指标，实现对社群传播风险的动态感知。

在平台扩散层面，监测重点应聚焦于智能教育平台的内容安全状况。具体而言，需要建立针对在线教育平台、智能学习系统、教育类应用程序的内容安全监测机制，重点关注平台所提供的教育资源与国家教育课程标准及主流史观的契合程度。监测工作应当着力审查平台数据库中是否存在未经审定的伪史材料，算法推荐机制是否对偏离主流史观的内容存在不当加权［58］。同时，需要梳理平台与境外机构的合作项目，排查其中可能存在的敏感内容输入风险。通过定期对教育平台的内容进行合规性评估，结合用户反馈和第三方评测，形成对平台渗透风险的持续监控能力。

（二）识别层：多维立体的风险特征识别框架

识别层负责对监测信息进行风险判定，其核心任务是识别海量监测数据中潜藏的各类渗透行为，并依据其特征进行初步的风险定性。识别层的工作质量取决于识别标准的科学性与识别模型的精准性，需从战略意图、技术手段、内容形态三个维度构建风险特征识别框架。

在战略意图方面，需要识别渗透行为的指向性与组织性。这一维度的识别工作应追溯伪史内容的传播源头，厘清其与境外机构、账号的关联网络［59］。通过对传播网络的关联分析以及模式识别，可以将服务于外部整体认知战略的高风险渗透行为和一般性传播行为进行区分。此外，有研究指出境外势力的意识渗透具有去中心化特征［60］，伪史叙事活跃程度与外部势力对华认知战的整体节奏保持隐性协同［7］。例如，针对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文明展览，一批自媒体账号声称展品为“现代仿品”、质疑展品真实性并捏造极端论点，相关伪史论调借助社交平台大行其道，与境外对华认知曲解的整体舆论形成联动，对大众造成严重误导［61］。因此，识别工作的关键在于从看似分散、无序的去中心化传播表象中，捕捉其背后的组织化特征和战略协同规律。

在技术手段方面，需分析渗透行为的隐蔽性与智能化特征。例如，在《长津湖》放映期间，ChatGPT曾虚构相关历史细节以美化美军形象，通过“AI幻觉”助长“历史幻象”，使用户在情感共鸣中丧失客观判断［62］。因此，识别工作应当聚焦于伪史内容的生产方式，通过训练判别器网络应对深度伪造［63］，区分真实史观与AI编纂的虚假生成。同时，需要考查内容的呈现形态，分析其是否刻意淡化主体痕迹、消解价值意图，形成去主体化、去意图化的伪装特征。此外，还应关注传播路径的识别。通过数据挖掘、可视化等技术，可以还原伪史叙事嵌入教育场景的关键节点和整体环境，对其传播路径和网络特征进行深入分析［64］。总之，技术手段的识别难点在于，高水平的智能化渗透常以技术中立为表象，致使内容生成呈现“客观公正”之态，难以分辨。因此，需要借助逆向工程、算法审计等技术手段进行深度解析。

在内容形态方面，需要分析渗透内容的再造性与迷惑性。首先，识别工作应考察伪史内容的虚构再造程度。伪史叙事常以具有学术外表的知识形态呈现，可以通过分析文本的引文模式、论证结构和话语风格加以判断［65］。其次，需要关注内容的受众适配特征。伪史叙事针对不同认知水平的群体会进行差异化重构，识别工作可以采用文本聚类和受众画像分析，揭示其内容再造的内在统一性。最后，多模态内容的相互印证亦是识别重点。为避免境外势力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不同媒体形态，需要协同构建起系统化的伪史叙事体系。伪史叙事在外在形式上具有高度仿真的特征，但其核心论点与主流史学界的共识相悖，通过对内容核心论点的逻辑校验和价值判定，可以有效识别高度再造的伪史内容。

（三）研判层：动态协同的风险态势评估机制

研判层是在识别层基础上对已识别风险进行深度分析的关键环节，其功能在于评估风险的严重程度、发展趋势与潜在影响，为后续响应提供决策依据。研判的科学性依赖于对风险态势的动态把握和多维度评估，需要从风险等级、发展趋势、影响范围三个维度构建动态评估机制。

在风险等级评估方面，需要综合考量渗透行为的战略意图强度、技术隐蔽程度以及内容再造水平等多重指标。低风险等级的伪史内容通常表现为偶发性、小范围的传播，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向和组织化特征，其出现往往与个别用户的猎奇心理或认知偏差相关，尚未形成系统性威胁。中风险等级的内容则具备一定传播规模，呈现出初步的组织化特征，内容偏离程度较为明显，但影响范围仍局限于特定社群或平台，尚未渗透至核心教育环节。高风险等级的渗透行为通常战略意图明确、技术手段先进、内容高度再造，且已在教育场景中形成规模化传播，其存在往往与境外特定机构存在关联，传播节奏与外部战略需求呈现协同特征，需要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在发展趋势评估方面，需要基于历史数据和动态监测信息，对风险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分析。这一工作需要重点关注伪史内容在语料库中的占比变化，避免其呈现上升态势。同时，需要跟踪西方伪史观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热度，分析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的演变规律［66］。在国家教育安全视域下，教育平台中相关内容的推送频率变化也应纳入监测范围，防范伪史叙事由边缘平台向主流教育场景蔓延。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趋势评估的关键在于捕捉风险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当某一伪史叙事在语料库中的占比突破特定阈值，并从数字空间延伸至核心教育环节，则意味着风险等级可能发生跃升，需要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在影响范围评估方面，需要系统分析风险对教育安全的实际危害程度。教育以人为本，评估需聚焦伪史内容对青少年群体相关认知的塑造效果。例如，可以通过历史文化测试、价值观问卷调查、史料辨析能力评估等手段，测量不同学生群体在相关认知上的差异。同时，可以结合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深入了解学习者对特定历史议题的理解方式、信息来源以及判断依据，识别伪史叙事在其认知结构中的嵌入路径与渗透程度。此外，教师等精英群体中是否存在认知混淆现象，校园文化环境是否受到实质性侵蚀，也是影响范围评估的重要内容。伪史叙事对教育安全的危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致使影响范围评估需要建立长周期的跟踪评估机制［67］，通过纵向对比分析，识别由伪史渗透导致的认知偏移趋势。

（四）响应层：精准有力的风险干预治理措施

响应层是预警体系的终端环节，其功能在于根据研判结果采取针对性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最大程度降低其对国家教育安全的实际危害。响应的有效性取决于措施的针对性、精准性、及时性和协同性，需要从源头治理、过程阻断、生态修复三个层面构建综合干预体系。

在源头治理方面，需要阻断西方伪史观进入我国教育内容的生成环节。针对语料嵌入机制，应加强对大模型训练语料的安全审查［68］，建立语料来源的可追溯机制，对境外开源语料库、学术文献数据库等高风险来源实施重点监管。对于已经进入国内市场的智能教育产品，应明确准入标准，要求相关企业在产品进入教育市场前接受内容安全评估，对其底层知识图谱、算法逻辑进行合规审查。对于以学术著作、期刊论文等形式出现的伪史内容，应完善学术出版和网络内容审核机制，严防以学术外衣包装的伪史作品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国内知识市场。通过构建起多层次的内容准入防线，使伪史叙事在进入教育内容生产环节之前就被有效拦截。

在过程阻断方面，需要遏制西方伪史观在教育场景中的持续传播。针对社交放大机制，应加强对社交平台校园社群的引导与管理，建立健全用户举报和快速响应机制［69］，及时发现并处置传播伪史内容的群组和账号。例如，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专项治理活动，重点打击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行为，抖音、微信、B站等平台对一批宣扬西方伪史论的自媒体账号实施了集中封禁，封禁账号超50个［70］。针对平台扩散机制，应推动智能教育平台优化内容推荐算法，降低伪史内容在教育资源检索中的可见性，从技术层面阻断其通过算法机制实现渗透扩张。通过构建起覆盖各类教育场景的动态干预网络［71］，使伪史叙事在传播过程中持续面临阻断压力。

在生态修复层面，需要着力恢复和强化国家教育安全的深层根基。针对教育内容安全，应加强教材建设和历史课程改革，确保主流史观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教育内容对伪史叙事的免疫能力。针对教育过程安全，应强化教师队伍的素养培训，提升教师对伪史内容的辨识能力和应对能力，使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认知偏差。针对教育生态安全，应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培育学生理性、科学的历史认知态度，增强青少年对伪史叙事的批判性思维和自觉抵御能力。同时，应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安全应用研究，构建符合国家教育安全需求的防御体系和伦理规范［72］。生态修复旨在从教育系统内部培育起抵御伪史渗透的内生力量，使国家教育安全在技术迭代的背景下依然能够保持其根基的稳固。

五、结语

本文以国家教育安全为视域，系统论证了西方伪史观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智能化渗透的威胁特征、作用机制与风险预警体系。当前，这一渗透行为是具有明确战略意图、依托先进技术手段、呈现高度再造特征的系统性威胁，从内容、过程、生态三个维度侵蚀国家教育主权。基于此，研究构建了涵盖监测、识别、研判、响应的风险预警体系。

面向未来，防范西方伪史观智能化渗透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协同发力。一是针对语料嵌入机制，强化制度层面的源头治理。加快建立智能教育产品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进入教育场域的人工智能产品均须接受内容安全评估，重点关注语料来源、算法偏见等问题。同时，制定境外开源数据库的准入制度，阻断西方伪史观从模型根基持续渗透。二是针对平台扩散机制，推进技术层面的自主创新。大力推动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育专用大模型，基于国家主流史观和课程标准构建教育专用语料库，使技术载体本身成为主流叙事的传播者。三是针对社交放大机制，深化教育层面的素养培育。应将伪史叙事辨析能力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发面向不同学段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帮助学习者识别伪史叙事的常见手段，增强应对伪史渗透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将持续改变西方伪史观渗透的形态与路径，预警体系的建设也需在技术演进中不断优化。维护国家教育安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审慎的平衡，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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