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根基。然而，近年来西方部分势力以“新清史”“内亚史观”等伪史观为工具妄图解构中国历史整体性。作为两种影响最为广泛的西方伪史观，“新清史”和“内亚史观”均以“碎片化选取”“西方中心论”“学术包装”为共性叙事策略，前者通过重构清朝统治主体、歪曲疆域属性、虚化中国概念，否定清朝正统性；后者则以文明对立叙事、夸大内亚影响、消解中国主体性，割裂中国历史连续性。西方伪史观本质是意识形态“软战争”。从学理上分析，这些伪史观违背唯物史观与大历史观，陷入碎片化叙事、“文化本质主义”及方法论双重标准。现实中，伪史观的传播带来消解中华民族认同感、加剧边疆民族地区认知分化、被分裂势力利用、冲击中国历史话语权等风险。对此，需构建“学术批判—教育渗透—技术防控—法治保障”协同治理体系：学理层面以“五个共同”理论夯实根基，教育层面创新历史叙事，技术层面建立智能监测与算法对冲机制，法治层面完善法规与监管。历史和事实终将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可解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关键词：西方伪史观；“新清史”；“内亚史观”；国家安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观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壮阔史诗。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更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实历史根基［1］。然而，近年来西方部分学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打着学术研究幌子，刻意炮制“新清史”“内亚史观”等伪史观，试图通过解构中国历史叙事割裂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当前，西方伪史观的传播呈现诸多新特征：其一，披着学术创新的外衣，借助西方汉学研究的话语优势，以“档案解密”“理论突破”为借口散布错误观点，极具迷惑性；其二，利用新媒体技术扩大影响力，通过学术论坛、网络文章、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将伪史叙事包装成“冷门知识”“另类视角”，误导公众认知；其三，与境内外分裂势力相互勾结，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投放歪曲内容，蓄意煽动民族隔阂。这些新特征迷惑性和误导性更强，亟须正本清源揭示其本质和危害。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2］从国家安全视角看，西方伪史观的传播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软渗透”，其本质是通过歪曲历史来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分裂活动制造所谓的“历史依据”和文化霸权［3］。
学界围绕“新清史”“内亚史观”“中华文明外来说”“泛突厥主义史观”等西方伪史观已形成三类研究。一是西方伪史观的本质。学者们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了西方伪史观陷入“西方中心论”“碎片化叙事”误区的事实，认为其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解构中国多元一体历史，以局部史料否定整体脉络［4-5］；有学者从政治动因认为其并非学术误读，而是大国博弈工具，揭示美西方借其炮制涉疆、涉藏虚假“依据”，甚至通过技术手段强化渗透，服务遏制中国的地缘目标［3，6-7］。二是西方伪史观的危害。学者们从历史认知［5，8］、民族团结［9］、边疆治理［3，10］、文化认同［7］等方面阐述了西方伪史观的危害。三是应对思路与反思。学者们提出构建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对冲伪史观［6］、针对性反驳“中华文明外来说”“征服王朝论”［8］、强化历史观教育［11］、开展应对伪史观的数字化传播［12-13］等举措。
现有研究虽已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西方伪史观的类型、本质与危害，形成了较为具体的应对框架，但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伪史观生成机制的剖析多聚焦于外部推动，对国内认识模糊等内部认知薄弱点的挖掘不足，缺乏唯物史观的系统揭示。二是应对策略多侧重宏观理论，针对生成式AI等新技术传播伪史观的微观治理路径尚需探讨。为此，本研究聚焦“新清史”和“内亚史观”这两种影响最为广泛的西方伪史观，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系统剖析其典型论调，从学理上揭露其伪史本质和现实危害，并提出“学术批判—教育渗透—技术防控—法治保障”的四维协同治理对策，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二、西方伪史观的典型论调及叙事策略
西方伪史观并非单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以“解构中国历史整体性”为共同目标的一系列错误叙事的集合。其中，“新清史”和“内亚史观”最具代表性。二者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均通过重构历史主体、歪曲文明关系、虚化国家主权等策略，否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本质，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软战争”。
（一）“新清史”：以“族群主权”解构清朝的中国正统性
“新清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其核心论调是将清朝视为“满洲帝国”，否定其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片面强调清朝的非汉因素、满族性、内亚性，逐渐形成了“新清史”学派。代表性人物有罗友枝、柯娇燕、欧立德等西方学者［14］。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重构统治主体，将清朝的统治本质错误地界定为满洲精英对汉人的所谓“殖民统治”。部分“新清史”学者将草原民族政权的战争放大，杜撰称中原传统王朝的更迭与蒙元、满清王朝的换代截然不同，妄称中国历史发展与朝代更迭不具有连续性［5］。这种叙事刻意割裂满洲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完全忽视了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客观事实。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与融合。例如，清朝的许多制度既保留了满洲的特色，又吸收了汉族的传统制度精华，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二是歪曲疆域属性，将清朝的疆域扩张片面解读为“帝国征服”，否定边疆地区的中国主权渊源。例如，“新清史”学者污称西藏、新疆等地区是清朝通过军事手段强制纳入的，与中原地区缺乏文化认同基础。这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早在清朝之前，西藏与中原王朝就通过“茶马互市”“宗教朝贡”等多种形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西藏宗教领袖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历史悠久，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从未中断。早在元代，西藏各教派势力就对元朝政治力量主动依附，且始终未曾停止过［15］。新疆地区更是自汉代起就纳入中国版图，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对其进行管辖，此后历代中央王朝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有效的主权。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治理，是在历史基础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三是虚化中国概念，杜撰清朝统治者缺乏“中国认同”，称其治国理念是“内亚帝国模式”而非“中国传统”。如罗友枝声称，清朝皇帝兼具“中国皇帝”“蒙古大汗”“西藏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核心认同是“多元帝国”而非“中国”［16-17］。这种观点忽视了清朝皇帝始终以“中国君主”自居的事实。康熙、乾隆等皇帝多次强调“满汉一家”，积极推动满汉文化的融合。他们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等中华文化经典，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是在强化国家认同。清朝的治国理念既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继承，又结合了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实现了创新，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性和包容性。
（二）“内亚史观”：以“文明断裂”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内亚史观”最初由西方学者用于研究中亚草原文明，后来被曲解为解读中国历史的“新范式”。其核心是将中国历史分割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内亚游牧文明”两大对立体系，否定二者的交融共生［18］。其主要论调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构建“文明对立”叙事，将中原与内亚虚构为“长期冲突”的关系。部分学者如拉铁摩尔声称，中国历史是“农耕与游牧的永恒对抗”，长城是“文明分界线”［19］。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上长城内外的经济互补、文化互鉴和政治融合。历史上，“茶马互市”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原的茶叶、丝绸等商品传入边疆，边疆的马匹、皮毛等物资进入中原，形成了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佛教从内亚传入中原后，与儒家文化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孝文帝改革更是政治融合的典型案例，孝文帝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的形成正是农耕与游牧文明长期交融的结果，蒙古族、满族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均主动吸收中原文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二是夸大“内亚影响”，将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变革归因于“内亚征服”。例如，部分学者声称，元朝的建立是所谓“内亚文明对中原的替代”；清朝的“康乾盛世”是所谓“内亚治理模式的成功”［16，20-21］。这种观点妄图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元朝推行的“行省制”是对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继承和重大创新，影响深远。清朝的“科举制”继承并发展了中原王朝的选官制度，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这些制度创新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延续和发展。元朝和清朝在统治过程中，都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三是妄图消解中国主体性，大肆鼓吹中国历史存在所谓“内亚化转向”。如“内亚史观”鼓吹者声称，自辽金元以来，中国历史的主导力量来自内亚，中原文化逐渐“被内亚化”。这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从文化层面看，中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即使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也以“认同中原文化”为统治合法性基础。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大力推广中原文化，使鲜卑族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圈。清朝尊孔崇儒，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中原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精华，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
（三）两类伪史观的共性叙事策略
“新清史”与“内亚史观”虽然聚焦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叙事策略上高度一致，均服务于“解构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政治目的，凸显出其本质就是意识形态“软战争”。
其一，方法论上的“碎片化选取”。二者均回避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观史实，刻意放大局部冲突或族群差异。例如，“新清史”只关注清朝前期的“满汉矛盾”，忽视了中后期“满汉一家”的政策实践。清朝中后期，满汉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融合不断加深，许多汉族官员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为国家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内亚史观”夸大中原与内亚的战争记录，无视经济文化交流的主流［8］。历史上，中原与内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主流，战争只是局部和暂时现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共同发展。
其二，价值预设上的“西方中心论”。二者均以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为模板裁剪中国历史，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歪曲为“帝国拼凑”。如“新清史”用欧洲“族群国家”概念套用清朝的“多民族统治”，否定中国大一统传统的特殊性［22］。事实上，中国的大一统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强调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其三，传播路径上的“学术包装”。二者均以“档案研究”“跨学科分析”为幌子，通过西方学术期刊、国际会议等渠道输出观点，再由境内外分裂势力转化为通俗叙事，误导公众认知。这些伪史观借助学术的外衣，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当受骗。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这些伪史观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三、西方伪史观的学理批判：基于唯物史观与大历史观的解构
从学理层面看，“新清史”“内亚史观”等西方伪史观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陷入了方法论谬误与事实错误的双重矛盾。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伪史观进行根本批判的理论武器［23］，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武器，才能够清晰地揭示其伪史本质。
（一）违背唯物史观的整体性原则，陷入“碎片化叙事”误区
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认为人类历史是“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而非孤立事件的堆砌。西方伪史观却刻意割裂历史联系，以局部现象否定整体趋势［5］。
“新清史”将清朝历史简化为“满洲族群的统治史”，忽视了清朝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事实上，清朝的统治基础不仅包括满洲八旗，还包括汉族士绅、蒙古王公、藏族活佛等多元力量。清朝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摊丁入亩”政策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修典编史”“尊崇儒学”等举措，强化了文化认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清朝前期满族处于上升发展时期，究其原因，就是不断接受中原几千年来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因此，满族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多民族具有共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共同经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状态的前提下，得以稳定地发展［24］。从唯物史观视角看，清朝的历史贡献在于巩固了中国的疆域版图，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内亚史观”将中国历史分割为“中原”与“内亚”两大板块，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国历史上，中原与内亚始终存在经济、文化、政治的深度互动。经济上，丝绸之路连接了农耕与游牧经济，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关系。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丝绸、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内亚及更远的地区，内亚的香料、珠宝等物资也传入中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文化上，佛教从内亚传入中原后与儒家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上，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最终均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脉络。中原与内亚之间的互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5］费孝通也认为，中华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4。这种整体性是“内亚史观”无法解释的。
（二）陷入“文化本质主义”陷阱，否定民族交融的历史事实
西方伪史观将“族群文化”本质化、静态化，忽视民族身份的流动性和文化的交融性，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新清史”过度强调“满洲特性”，否定满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事实上，满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汉族文化元素。满语中融入了大量汉语词汇，丰富了满语的表达。满族服饰借鉴了汉服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甚至清朝皇帝的治国理念完全继承了儒家“仁政”思想，强调以民为本，重视道德教化。同时，汉族文化也吸收了满洲文化的有益成分。京剧融合了满族戏曲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中原饮食引入了东北“酸菜”“火锅”等，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这种双向交融证明，民族文化是动态发展的，不存在“纯粹不变的族群本质”。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直言：“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进行统治的王朝，但清朝历史的全部内容，则远不是满族所决定的，其中还有以前汉族王朝历史的传统因素在起作用，而且，这种传统因素，在清代也有其发展变化。”［26］马克思唯物史观强调各民族相互交往的客观历史进程，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各民族之间从局部交流慢慢扩展到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这一过程和马克思指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逻辑，是完全对应、紧密契合的［27］。中国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28］。
“内亚史观”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对立起来，忽视二者的文化互补性。例如，蒙古族的“行省制”、满族的“军机处”等制度创新，丰富了中国的政治文明。行省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军机处则强化了皇权，保证了国家政策的高效执行。中原的“造纸术”“印刷术”通过内亚传入西方，推动了世界文明进步。从历史事实看，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共生”的体系，农耕与游牧文明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滋养的有机整体。“弟兄祖先”神话等民间叙事，反映了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历史交融的产物［9］。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长期的交流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三）方法论上的“双重标准”，背离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西方伪史观在历史解释中采用“双重标准”：对西方历史强调“文明融合”，对中国历史则放大“族群冲突”；将西方帝国的扩张称为“文明传播”，污蔑中国王朝的疆域整合为“殖民征服”，完全背离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29］西方伪史观截取历史片段假装历史全景，纠结历史的细枝末节，回避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以此否定历史的进步性和连续性的观点，实质上是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30］。
“新清史”对清朝疆域整合的评价，与西方对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学界将罗马帝国的扩张视为“地中海文明的统一”，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美化为“现代化传播”，却将清朝对西藏、新疆的治理污蔑为“殖民压迫”。这种双重标准的本质是“西方中心论”，即只有西方的帝国扩张具有“合法性”，中国的统一进程则被妖魔化。事实上，清朝对边疆的治理与西方殖民统治有本质区别。清朝通过“册封制度”“盟旗制度”等尊重当地文化传统，保障了当地民族的权益；通过“茶马互市”“屯田开发”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共同发展。清朝的治理政策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与西方殖民统治的掠夺性有着本质不同。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历史道路由其物质生产活动与交往形式决定，而非外部模式的复刻。这一论断有力驳斥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伪史观”的荒谬之处。
“内亚史观”对“文明互动”的解释同样存在双重标准。西方学界歌颂欧洲“文艺复兴”吸收阿拉伯文化的“开放性”，却将中原吸收内亚文化元素称为“文明被征服”；赞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历史进步”，却将中国大一统传统贬低为“专制集权”。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是意识形态偏见，即试图通过否定中国历史的合理性，削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服务于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31］。中国的大一统传统强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原文化吸收内亚文化元素，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促进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作为评判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唯一标准。
四、西方伪史观的现实风险：对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潜在危害
西方伪史观并非“纯粹的学术争议”，其传播直接威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安全，尤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风险。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消解中华民族认同感，削弱国家统一的思想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西方伪史观妄图消解这种民族认同感。“新清史”否定清朝的中国正统性，实质上是企图否定近代中国疆域的历史合法性；“内亚史观”割裂中原与内亚的文明联系，本质上是企图瓦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
历史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支柱，而伪史观通过消解历史连续性冲击认同根基。“新清史”否定清朝为中国正统王朝，实则质疑现代中国对边疆地区的主权合法性。“内亚史观”将边疆历史从中国史中剥离，为境内外分裂势力提供虚假历史依据［3］。这种历史“去中国化”叙事若长期传播，可能导致部分群体历史认知混乱，削弱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当前，西方伪史观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消解，本质上是妄图从思想上瓦解中国的统一基础，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二）加剧边疆民族地区的认知分化，干扰社会稳定
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也是西方伪史观渗透的重点区域。此类伪史观通过歪曲历史、放大差异，容易加剧民族间的认知分化，干扰社会稳定。
在我国西藏地区，分裂势力利用“内亚史观”虚构“西藏独立”，否定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将正常的民族交往污蔑为“文化侵略”。事实上，元朝设立“宣政院”管辖西藏，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清朝推行“金瓶掣签”制度，规范了西藏宗教领袖的转世制度，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管理。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流、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更是历史主流。例如，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等对中原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原的儒家思想、医学等也传入西藏，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新疆地区，“泛突厥主义史观”与“内亚史观”相互呼应，虚构“突厥斯坦”概念，妄图否定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裂势力引用此类伪史观，煽动“民族对立”，甚至制造暴力恐怖事件。但历史事实是，新疆地区自汉代起就纳入中国版图，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对其进行管辖。维吾尔族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艺术吸收了中原音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坎儿井技术借鉴了中原水利经验，在新疆的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被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成为渗透破坏的工具
境内外分裂势力往往将西方伪史观作为道具，通过学术包装、通俗传播等方式，为其分裂活动虚构“历史依据”。从近年来破获的案件看，分裂势力利用伪史观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学术伪装”，通过资助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等方式传播伪史观。例如，境外分裂势力资助西方学者撰写所谓“西藏史研究”论文，引用“内亚史观”妄图否定西藏与祖国的历史联系。新疆分裂势力与“泛突厥主义”学者合作，炮制“突厥斯坦历史新论”，歪曲新疆历史。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完全是为分裂活动服务。
二是“通俗转化”，将伪史观改编为短视频、网络文章等通俗内容。在社交平台上，部分账号以“揭秘历史”“另类视角”为题，传播“清朝非中国”“新疆是内亚独立文明”等错误观点，其内容源头均可追溯至“新清史”“内亚史观”。这些经过包装的内容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误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
三是“教育渗透”，通过非法教材向青少年灌输伪史观。在边疆地区查获的非法教材中，存在大量歪曲历史的内容，如将郑成功收复台湾污称为“汉族扩张”，否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是维护国家统一的伟大壮举。这些内容均隐含“新清史”“内亚史观”的叙事逻辑，严重扭曲了历史事实，对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产生了不良影响。
（四）冲击中国历史话语权，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认同
在国际历史研究领域，“新清史”“内亚史观”等学术主张正借助西方长期形成的学术霸权持续扩张话语权。这类史观往往刻意淡化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将边疆民族历史从中华文明主脉络中剥离，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对这些错误观点的反驳常陷入声量不足的困境。正如学者夏春涛所指出，我国历史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存在滞后性，导致对西方错误史观的批判缺乏系统性学术回应［4］。此外，西方媒体长期主导的涉华叙事存在刻板偏见甚至曲解［32］。这种学术话语的“西强我弱”格局，不仅削弱了中国历史叙事的国际影响力，更可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偏离史实。
五、西方伪史观的风险应对：构建国家安全协同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33］。应对西方伪史观的危害，需立足意识形态斗争和中国话语权建设，以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指导，构建“学术批判—教育渗透—技术防控—法治保障”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从根源上阻断伪史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学理反击：以中国自主话语体系解构伪史逻辑
学理层面的系统性反击是打破西方学术霸权、重建历史叙事主动权的核心。这一过程需以实证研究为根基，以理论创新为支撑，形成对伪史观的精准解构。
以“五个共同”理论体系夯实学理根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是组成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部分，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表征，是各民族相互关联的桥梁，更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关联在一起的重要内容，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主线叙事［34］。这一框架恰好直击“新清史”“内亚史观”的逻辑漏洞。针对“新清史”否定清朝为中国正统的论调，可通过梳理《理藩院则例》中“满汉合璧”的治理条文、《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中央主权的明确界定等档案文献［35］，实证清朝边疆治理“因俗而治”背后的大一统内核。针对“内亚史观”的地理割裂论，可依托“共同开拓疆域”的史实，如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多民族文字文书、元朝“驿站体系覆盖欧亚”的考古发现［36］，阐明边疆与中原“经济共生、文化互哺”的历史必然性。
强化跨学科协同的批判研究机制。单一学科的局限难以全面解构伪史观的复杂逻辑，需建立历史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的交叉研究平台。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长时段历史维度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必然性。具体而言，历史学可聚焦史料考辨，揭露“新清史”对满文档案的选择性使用，如刻意回避《清实录》中“中国”称谓的高频出现；民族学可通过田野调查，用边疆民族“族源互认”的口述传统（如藏族民间“唐蕃和亲”的集体记忆）反驳“民族对立”叙事；国际关系学可追溯伪史观与西方对华战略的关联，如梳理美国福特基金会对“内亚研究”的资金支持轨迹，揭示其意识形态工具本质。在此基础上，编纂《西方伪史观批判丛书》，逐一回应“殖民类比论”“满汉对立论”等核心谬误，形成学术批判合力。
（二）文化教育：以多元叙事培育中华民族认同
历史认同的培育需超越单向灌输，通过激活文化基因、创新教育载体，将正确历史观转化为各族群众的情感自觉与行动自觉。
深度挖掘同源共祖神话的认同价值，探索各民族集体记忆中文化遗产的中华文化认同价值，对于增强各民族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37］。应对西方伪史观的风险，要从意识形态高度构建文化教育长效机制，深度挖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神话价值。例如，深挖《格萨尔》神话的认同价值与内在逻辑，阐释其对历史和记忆的选取、运用和升华，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意义与价值［38］。除此之外，也可以通过“神话符号现代化转译”工程，将神话元素融入文化创作，制作动画短片，突出各民族“患难与共、多元共生”的精神内核。在非遗展览中，解析苗族银饰“龙凤呈祥”图案、回族砖雕“松竹梅”纹样中的多民族文化交融故事，将神话故事转化为可视可感的文化符号，对冲伪史观的分裂性叙事。
创新历史教育的叙事传播方式。历史教育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石。要“创新涉及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39］，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拉近民族之间的感情，强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纽带。实践中可构建“分层分类、知行合一”体系，例如，高校可开设“西方伪史观批判”选修课，通过史料对比教学，将欧立德对八旗制度的解读与《八旗通志》中“满汉合编”的原始记载对照，培养批判性思维；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故事进校园”活动，以文成公主带去的农技书籍、土尔扈特部东归的路线图等实物史料，讲好“共同守护家园”的故事；边疆地区组织“重走交融路”研学，沿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遗迹追溯商贸往来、宗教互鉴的历史证据，让“五个共同”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记忆。
（三）技术防控：用智能算法监测伪史观传播
在新媒体时代，要运用技术手段监测西方伪史观的传播动态，精准阻断其扩散路径。构建“智能监测—风险预警—快速处置”的技术防控体系。
一是建立伪史观传播监测数据库。整合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的专业意见，梳理“新清史”“内亚史观”的核心关键词、典型论调、传播特征，形成“伪史观识别清单”。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社交平台、学术网站、短视频APP等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识别含伪史观内容的文本、图像、视频。通过实时监测，及时发现伪史观传播的线索，为后续处置提供依据。
二是构建历史舆情智能监测平台。需善用生成式AI等技术的优势强化防控［40］，建设历史舆情智能监测系统。设置风险关键词库，对社交媒体、学术论坛实施实时扫描，通过情感分析识别极端观点传播苗头；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标记学术论文、网络文章中歪曲清朝治边史实、割裂民族关系的内容，形成风险预警清单；建立“传播溯源模块”，追踪有害观点的传播路径，锁定重点传播节点与目标群体，为精准干预提供依据。
三是实施正向叙事的算法对冲策略。依托监测平台数据，向边疆青少年群体推送“民族团结”主题内容。用VR技术还原新疆坎儿井的汉维共建历程，通过交互式体验展现多民族协作智慧；制作短视频系列《边疆交融故事》，讲述清代蒙古王公参与科举、藏族学者编纂汉藏词典等史实；开发“历史知识问答”小程序，以“清军收复台湾”“土尔扈特东归”等信息强化正确认知，构建“技术防御—内容对冲”的双重保障。
（四）法治保障：健全意识形态安全相关法规
法治是应对伪史观传播的底线保障。需完善意识形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伪史观传播的法律责任，形成“立法—执法—司法”的完整链条。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基础上，明确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细则，将“传播歪曲中华民族历史的伪史观”纳入依法治理范畴。针对学术领域的伪史观传播，明确“以学术研究为名传播分裂思想”的法律责任；针对教育领域的渗透，细化“编写、使用非法历史教材”的处罚措施。
二是加强执法监管。网信、民族、教育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开展“伪史观传播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清查网络平台、学术期刊、培训机构中的伪史观内容。在整治行动中，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相应处理，绝不姑息。对传播伪史观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强执法监管，形成对伪史观传播的强大震慑。
三是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意识形态安全法治宣传周”活动，通过案例讲解、法律咨询等形式，让群众了解“传播伪史观的法律后果”。案例讲解可以让群众更直观地了解伪史观传播的危害和法律责任；法律咨询可以解答群众的疑问，增强法治意识。制作《意识形态安全普法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辨别能力。这些举措旨在通过法治的刚性约束，形成“不敢传、不能传”的震慑效应。
六、结语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历史认知和诠释观念，用错误的历史结论来影射和否定现实，解构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自信，背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衷［41］。“新清史”“内亚史观”等西方伪史观的传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软战争”，妄图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摇国家统一的历史根基。从学理上看，此类伪史观违背唯物史观的整体性原则，陷入“碎片化叙事”“文化本质主义”的误区，完全不符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从现实危害看，易被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加剧边疆民族地区的认知混乱，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特别是在美西方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今天，必须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举措，在全社会达成抵御不良美西方文化产品入侵的共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42］。
应对西方伪史观的挑战，需以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构建“学术批判—教育渗透—技术防控—法治保障”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学术层面，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争夺历史话语权；在教育层面，完善历史观教育，筑牢青少年认知防线；在技术层面，利用智能算法监测传播动态，精准阻断扩散路径；在法治层面，健全意识形态安全法规，明确法律责任。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切实维护国家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保障。
历史和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可解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西方伪史观的谎言终究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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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研究”（24&WZD08）；四川警察思想政治研究中心项目“基层党组织落实文化领导权的困境与路径研究”（CJS25A02）
引用格式：张仁枫．西方伪史观的国家安全威胁与唯物史观批判应对——以“新清史”“内亚史观”为靶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5）：199-211．
张仁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