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间，中国数字史学的发展历程不仅体现为技术手段的持续革新，更是中国史学界立足本土实际、回应时代命题、推进自主学术体系构建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依托技术进步，更高效地解答历史发展脉络中的关键问题，促使史学研究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进入21世纪，数字史学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逐渐突破“辅助工具”的定位，深度介入历史研究的各个具体环节。这一变化既源于技术进步，也源于学科回应时代命题的内在要求。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机协同模式的兴起，正在推动数字史学由“技术赋能”转向对史学研究流程和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史学界从跟随国际潮流，到主动引进、消化吸收，再到立足本土史料推进自主建设，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实践路径和学术认识。
概念引介与数据基建
2010年以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国际史学研究格局，也推动中国学界开始关注数字史学。2013年，中国学界正式提出“数字史学”概念。同年，王旭东在《甘肃社会科学》组织“信息转向：新世纪的历史学在召唤”专栏，周兵在《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一文中，对“数字史学”的内涵作出初步界定，并将其视为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2015年，牟振宇在《史学理论研究》发表《数字历史的兴起：西方史学中的书写新趋势》，系统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推动西方史学变革的过程，指出数字历史已在资料汇集、数据分析和成果展示等方面产生持续影响；梁晨等在《历史研究》发表《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重点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量化历史数据库的建设进展，特别强调海内外学者利用中国史料建设数据库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些外部经验和理论引介，对中国史学界产生明显影响，也促使学界在数字人文兴起的背景下，迅速开展本土化的数字史学实践。
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围绕中国史料推进数字化建设，夯实数字史学基础设施。研究重心由早期的文献扫描和图像存储，转向史料的深度结构化处理，即由“数字化”进一步迈向“数据化”。核心任务是把原本不适用于机器计算的历史材料，转化为机器可读、可计算、可分析的数据。在实践中，这一转型主要体现为两类数据库建设。一类是基础性历史文献数据库，如“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主要推动史料电子化和检索便利化。另一类是研究型量化数据库，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CMGPD）和“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CGED）。这类数据库并非简单地汇编文献，而是按照统一标准，对人物、事件、地点及其属性进行结构化编码，使其可以直接进入统计软件开展量化分析。吴艺贝、李中清将这一研究过程概括为“数据采集、录入、清洗、分析、发现、解释”六个环节，表明基于量化数据库的研究路径初步形成。
起步伊始，数字史学就表现出明显的交叉学科特征和技术先行色彩。除历史学者外，图书情报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也深度参与数字史学的理念规划和方法建设。一些学者对相关技术体系和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梳理。到这一阶段，数字史学初步形成包括数字化、数据管理、可视化和机器学习在内的技术体系，跨学科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不过，当时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认识，整体上仍停留在技术工具层面。许多历史学者把数据库仅仅看作检索工具，尚未充分认识到其可能带来的认识论变化，也有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受技术门槛限制，难以深入推进。尽管这一阶段的工作大量集中于繁重的数据处理，带有明显的“数字基建”性质，但正是这些基础工作，实现了史料资源的机器可读化，也为后来数字史学突破单纯工具应用、进入更深层的材料组织与知识生产环节奠定基础。
实践深化与体系构建
随着数据基础日益巩固，研究实践不断积累，中国数字史学进入深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变化，不只是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更是数字史学逐步形成自觉的方法论和稳定的问题意识，开始从零散的技术应用转向具有明确学术目标的方法实践。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数字史学不再被视为“数字”与“史学”的简单叠加，而是逐步形成结合“远读”与“细读”、定量与定性的复合研究方法。2018年，王涛在《历史研究》发表《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将文献视为可整体分析的数据库，而不只是零散的文本。通过对约26500条人物资料的系统分析，该研究提取隐含的群体特征，呈现出单靠人工阅读难以把握的历史图景。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视化等方法有机结合，显示出中国学者运用前沿技术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也说明方法论自觉正在形成。
随着方法论逐步成熟，基础设施建设向纵深推进，呈现由“数据化”向“知识化”转变的趋势。早期数据库主要承担文献存储和检索功能。此后，在信息技术专家和历史学者共同推动下，具备知识组织与推理能力的知识库建设开始兴起。刘炜等学者提出，应构建能够支撑人文研究的多功能数字环境，强调知识库应具有结构化、关联性和知识再生产能力。在具体实践中，浙江大学徐永明团队建设“智慧古籍平台”，借鉴知识图谱理念，推动古典文献图谱化和智能化。陕西师范大学张光伟团队研发西夏文AI自动识别系统，通过构建大规模标注数据集和专用神经网络模型，西夏文识别准确率达到94%以上，较好解决了古文字机器识读难题。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等平台相继建成，表明具有中国特色、承载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新型数据平台体系正在形成。
这一时期，数字史学的发展与国家“新文科”建设高度契合，学科体系化建设明显提速。2019年，教育部正式启动新文科建设，强调文理交叉和学科融合。数字人文因其方法创新和问题意识更新，成为推动学科融合的重要抓手。有学者指出，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建设方向一致，将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深刻变革。2018年以来，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数字人文或数字史学研究机构。《数字人文》等专业刊物陆续创办，“大数据历史”、“人工智能与历史学”等方向的研究生培养项目也在部分高校启动招生。“数字人文”进入2022年度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科研平台、刊物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逐步完善，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数字史学的学科边界不断拓展，与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交叉日益深入。社会网络分析、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逐渐成为常规研究手段。数字史学还出现明显的“公共转向”，通过数字博物馆、数字展陈等形式改变历史知识的传播方式。在理论层面，学界开始反思技术与人文的关系，警惕历史研究被数据逻辑主导，强调应依托大规模史料形成扎实的中观研究，在求实与求是之间保持平衡。至此，数字史学以较为清晰的方法论、跨学科视野和公共关怀，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当然，作为新兴研究方向，中国数字史学在技术路径、概念表述和理论建构等方面仍面临挑战，构成学科持续演进的内在动力。
数智转型与主体重塑
2022年末，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大语言模型（LLM）的出现，使人工智能由单纯工具逐步转向研究协同者，数字史学由此进入数智化转型新阶段，其内涵进一步扩展。朱本军提出“智慧史学”构想，认为史料整理与史学研究将朝着更加专门化方向分化。展龙则提出“数智史学”概念，主张融合大数据与大模型，推动历史研究走向“数据驱动、分析自动化和解释深化”。
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不再只是辅助工具，而开始参与知识生产过程，数字史学的发展更直接地与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这一时代命题联系起来。与数字史学相比，数智史学更直接地回应当前技术条件下历史研究的转型趋势，也更强调自主性建设。在概念更新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向数智化平台升级。南京大学近期发布“数智文献处理平台暨近代红色资源库”。该平台依托生成式大语言模型，通过OCR增强和语义校正，实现多语种文献的智能识别、检索与交互。其中，“穹庐文库”聚焦蒙元史多语种文献，显著提升蒙古文、波斯文等史料的利用效率，为推动中华民族史和中西文明交流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的“吾与点”智能平台等项目相继推出。这表明历史文献处理正在由“数字化存储”进一步迈向“智能化理解”，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夯实数据基础。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组织系列笔谈和专题研究，围绕数字史学向数智史学的转向展开讨论。通过这些学术讨论，中国学界对人与机器的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边界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形成更清晰的认识。王涛提出，应以人文精神统摄人工智能，避免技术逻辑凌驾于历史解释之上。赵思渊强调，人工智能无法自主提出历史认识论问题，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维仍然不可替代。与此同时，数字史学的发展目标被提升到新的战略层面。马敏系统论述数字史学作为新兴分支学科的可能性，指出其不仅是一种方法，也在不断开辟新领域、提出新问题。梁晨则呼吁，技术推动史学发展的目标不能停留于解释已知，而应转向“发现未知”与“解释已知”并重。这意味着，数字史学正在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应用，进一步转向对方法路径和学科目标的重新思考。
总体来看，近10年来中国数字史学经历由“筑基”到“立范”，再到“求智”、“自立”的发展过程。它起步于史料的数据化改造，成长于跨学科研究路径的逐步形成，又在人工智能推动下迈向以人机协同、数智融合为特征的新阶段。展龙等学者指出，中国数字史学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在认知体系、方法融合和理论主体性等方面推动历史研究范式的系统重构。其根本目标，是服务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保持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特质的阐释深度，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不断提升中国史学的学术解释力和国际话语权。
过去10年间，中国数字史学的发展历程不仅体现为技术手段的持续革新，更是中国史学界立足本土实际、回应时代命题、推进自主学术体系构建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依托技术进步，更高效地解答历史发展脉络中的关键问题，促使史学研究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面向未来，中国数字史学仍需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平衡，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