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凯，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摘 要：早期优异表现能否预测成年后顶尖成就，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与培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期Science发表的论文《人类最高水平表现习得的新发现》揭示，早期拔尖者与成年杰出成就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该研究并未否定早期识别与培养作用，而是反思唯早期表现的筛选逻辑和过早、过度的单一专项化培养模式问题。综合相关研究可见，顶尖人才成长具有非线性、多领域、长周期和生态依赖特征。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育应由早期精准筛选转向动态培育与概率涌现，通过宽口径识别、探索性培养、长周期评价和支持性生态建设，提高不同类型高潜能学生持续涌现的可能性。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顶尖人才；早期识别；多领域参与；动态培育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我国应对全球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均积极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各类人才项目纷纷落地；与此同时，关于早期选拔是否有效、专项化培养应从何时开展等问题的争论持续存在。2025年12月，古利希（Güllich）等人在Science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最高水平表现习得的新发现》的综述性论文，系统整合了来自体育、科学、音乐、国际象棋等领域的19个数据集，涉及34839名国际顶尖成就人物，讨论已在特定领域达到卓越水平者（本文统称为顶尖人才）的成长规律，分析早期表现与成年顶尖成就之间的关联[1]。当然，这里的顶尖人才与我国教育语境中的拔尖创新人才不能简单等同，跨领域证据也并不意味着不同领域的顶尖表现机制可直接移用于科学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但该研究在长期发展、动态识别、多领域经验和避免过早窄化培养等方面的发现，仍为深入理解高水平人才能力发展的共同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
该论文发表后引起广泛反响，其结论在国内传播中被迅速通俗化乃至情绪化转述。原文关于早期拔尖者与成年世界级表现者低重合的统计发现，被概括为“近九成神童长大后平庸”“班级第一大概率会输”“大器晚成才是王道”等判断，并进一步被用于支撑反“鸡娃”、反早期培养的教育立场。这种理解虽回应了当前教育实践中过早专项化、过度训练和短期绩效导向等问题，却也把世界级最高水平表现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成才，把低重合理解为无效预测，又把反对过早专项化扩大为否定早期培养。由此形成的片面解读，容易遮蔽该论文的重要启示，即早期表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不宜被固化为一次性选拔和单一路径加速的依据；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需要建立持续发现、动态支持和多领域探索的制度空间。为此，本研究回到Science这篇论文原意，澄清其核心发现、数据基础与解释边界；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已有研究，讨论顶尖人才成长规律对理解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育问题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立足我国教育实际，提炼其对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改革的本土化启示，以推动相关培养实践更加符合教育规律与创新人才成长逻辑。
一、Science专题论文的核心发现与原意澄清
该论文的价值，主要在于突破了以往人才发展研究大多关注青少年或亚精英样本的局限，较为系统地整合了不同领域成年顶尖人才的发展证据，从而揭示出人类最高水平表现形成过程中的若干共同特征。就其结论而言，研究并非意在取消早期识别和培养的正当性，而是提醒人们警惕唯早期顶尖表现的选拔思路，以及过早、过度专项化的培养取向。总体来看，该论文的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早期拔尖与成年顶尖成就重合度较低，但不否定早期优异表现的发展价值
该文最受关注的发现，是早期卓越表现者与成年后顶尖成就者并非连续的同一群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低重合、强流动的关系。其研究通过一系列数据表明，青少年时期国际级运动员与成年后国际级运动员的重合度约为13%；14岁以下世界排名前10的国际象棋选手与成年后世界前10的重合度约为11%；中学阶段成绩前6.7%的学生与精英大学毕业生的重合度约为9%；在以收入作为成年职业成就代表指标的分析中，12岁时认知能力处于前1%的儿童与30多岁收入处于前5%的人群之间的重合度也仅约为1%[1]。这些数据说明，不能根据个体早期顶尖表现，简单推断其成年后必然取得顶尖成就。但低重合度并不意味着早期优异表现没有预测价值。古利希等指出，早期卓越表现者相较于普通群体仍更可能发展为成年高成就者。如青少年时期达到国际赛事水平的运动员，成年后进入国际赛事的可能性约为其他运动员的49倍[1]。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有其统计逻辑，青少年时期达到国际水平者虽只占全部运动员中的极少数，却比其他运动员更可能跻身成年国际赛场；但由于未达早期顶尖水平者的群体基数更大，成年后进入国际赛场的运动员中，超过七成反而来自早期未达国际水平的人群[1]。因此，该研究的重点在于纠正把早期最高表现等同于长期最高潜能的线性筛选逻辑。早期优异表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能被绝对化为拔尖创新人才识别的唯一标准。
（二）预测早期优异表现与成年顶尖成就的因素存在方向性差异
该文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区分了青少年阶段优异表现与成年后世界级成就的不同预测因素。研究表明，在青少年和亚精英群体中，较高表现通常与更早的专项起步、更快的专项进步、更大体量的专项练习及较少的跨领域实践相关；相反，从成年世界级表现者的成长轨迹看，更高的巅峰成就往往并不对应早期专项训练的快速推进和高强度投入，而是与相对平缓的专项进步、适度但未中断的专项练习，以及更丰富、更持久的多领域实践经历相联系[1]。换言之，能够预测早期拔尖的因素，并不必然能够预测成年顶尖成就。世界级运动员在青少年时期平均参与了两项其他运动，持续时间约9年。科学领域的证据也呈现出相似图景。与提名者相比，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早期学术影响力增长并不更快，而是呈现相对渐进的发展轨迹；与国家级科学奖获得者等高水平同行相比，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则具有更多跨学科、跨职业和兴趣性实践经历[1]。这说明，早期领先与成年顶尖成就之间并非简单递进关系；在最高水平表现者内部，更高的巅峰成就与早期表现之间还呈现负相关趋势。该研究还发现，多领域实践和早期渐进进步同成年世界级成就之间的关系，在体育、科学、音乐、国际象棋等领域呈现出方向一致、强度相近的模式，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领域差异[1]。因此，该论文真正挑战的是一种线性培养逻辑，即把更早专项化、更多专项训练和更快早期领先直接视为成年顶尖成就的重要条件。
（三）批判的是唯早期表现的选拔模式，而非早期识别与培养本身
围绕此篇论文的一种常见误读，是将其结论简单等同于早期选拔与培养无效。从全文尤其是实践启示部分看，该论文的反思对象，主要是许多精英培训机构普遍采用的早期选拔表现最突出者、并通过强化专项训练加速其短期表现的模式。这种以早期高表现筛选对象、再以强化专项训练加速短期表现的培养模式，固然可能培养出大量青少年阶段的高表现者，但在许多情形下可能以牺牲长期顶尖成就的发展为代价。这一模式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若把早期顶尖表现作为长期潜力的主要筛选标准，所选群体往往只包含未来成年顶尖成就者中的少数，而多数未来顶尖成就者反而位于这一早期筛选范围之外；二是围绕短期成绩形成的评价和资助机制，会诱导机构、教师、家长和学生提前强化专项训练、压缩跨领域探索空间，并增加过度训练、学习倦怠、兴趣丧失和机会成本过高等风险。
为解释上述现象，该研究提出了搜索—匹配、学习资本增强和有限风险三种假说[1]。三者分别从领域适配、学习资本积累和发展风险控制等角度，解释多领域经历与渐进发展为何更有利于成年世界级成就的形成。这些假说说明，早期培养的重点应从尽快把少数学生锁定到单一路径，转向为潜能发展提供更充分的探索、匹配和持续支持。换言之，围绕该论文的争论，本质上并不在于是否应开展早期培养，而在于早期培养究竟是服务于短期领先，还是服务于长期潜力的持续生成。若因现有培养方式存在偏差而全盘否定早期培养，很容易陷入因噎废食的政策判断[2]；但若继续把早期最高表现等同于长期最高潜力，也会遮蔽大量迟发型、跨域型和非典型成长者。
二、顶尖人才成长规律机制的学理阐释
澄清Science论文主要观点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早期顶尖表现为何不能简单预测成年顶尖成就，多领域经历为何反而与长期卓越更稳定地相关，过早专项化又为何可能带来长期风险等问题，尚不能停留于经验发现层面。本文尝试从跨领域证据中提炼高水平人类能力发展的共性线索，并结合演化复杂性理论、人才发展理论与教育生态学视角，对上述问题加以阐释。
（一）早期优异表现何以有限有效：发展起点与转化条件
Science论文的重要发现之一，是早期顶尖表现与成年世界级成就之间并不存在简单连续关系。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早期潜能不存在，而是说明早期表现只是个体发展系统在特定阶段、任务和环境中的状态呈现，不能被直接等同于长期最高潜能。演化复杂性理论强调，人才发展应被理解为开放、动态和适应性的过程，个体能力是在与环境机会和挑战的持续互动中逐步分化、重组和提升的[3]。这一理论反对把天赋看作早期即可稳定识别的固定能力，而强调领域、个体、发展阶段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动态耦合。在我国基础教育语境中，拔尖创新人才识别已经从早期的智力决定观逐步转向潜能发展观和协同交互观，即不再把单一智力测验或阶段性高分表现作为唯一依据，而是强调多维潜能、发展支持和环境互动[4]。这与Science论文所发现的低重合度现象具有内在一致性。既然人才成长本身具有动态生成特征，早期顶尖表现就不能被视为成年顶尖成就的充分条件。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早期优势并非没有预测意义，其作用主要通过后续发展过程实现转化。奥赛成绩优异的学生取得本科科研产出的概率和数量更高，科研参与在奥赛成绩优异与科研产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奥赛生在大学低年级的学业表现和科研参与方面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随年级升高有所减弱，强基生内部有无奥赛经历者的差异更多体现为科研参与而非单纯学业成绩[6]。从上述发现看，早期优异表现的意义，关键不在于提前给个体作出终局性判断，而在于它能否转化为后续深度发展的入口。只有在真实科研参与、持续性学习投入及学术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早期形成的优势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更持久的发展优势。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高分表现、竞赛奖项或专项成绩，可以被看作重要的发展线索；但若将其直接理解为长期潜能的最终证明，则属于对早期表现作用的过度放大。
（二）早期多领域参与何以重要：搜索匹配与学习资本积累
Science论文还进一步表明，与早期在单一领域迅速领先相比，多领域参与则同成年后的世界级表现呈现出更为稳定的关联[1]。这一发现可结合前文所述的搜索—匹配假说和学习资本增强假说加以理解。青少年在不同领域中的尝试，并不只是经验的增加，也是在不断辨认自身能力结构、兴趣取向与领域要求之间的契合程度；多样化的学习任务、方法与情境，会拓展个体表征问题、迁移方法和整合知识的方式，从而为长期创新积累更厚实的认知资源。从知识生产理论来看，当代知识生产日益呈现出跨学科、应用导向和社会情境化特征；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多领域经历对于复杂问题解决和创新能力形成具有重要价值[7]。上述两种机制与国际人才发展统合模型的基本主张也相互呼应。该模型指出，人才在发展早期并不宜马上接受高度专业化训练，而是要通过广泛接触和兴趣探索，使个体发现可能的潜能方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稳定投入[8]。联系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实践，搜索—匹配并不只是学生个人兴趣探索的问题，也涉及制度入口与个体志向之间是否契合。研究显示，按总分统招、竞赛保送与强基计划承担着不同的选才功能。其中，竞赛保送生在创新潜质和专业兴趣等方面表现较好，强基计划学生内部存在志愿型、策略型和投机型差异，科学兴趣较强者的后续表现更优[9]。从课程建设看，中学英才教育也不宜以奥数或竞赛训练作为主流课程模式，更合理的方向是构建以大学先修课程为基础、兼顾加速与丰富的课程体系[10]。由此看来，早期多领域参与的意义远不止于多学一点，更在于通过获得多样化学习经验帮助学生完成领域搜索、能力试探和学习资本积累，为后续逐步聚焦和走向深度专精阶段奠定基础。
（三）过早单一专项化何以有风险：兴趣耗竭、认知遮蔽与发展损耗
与多领域探索的积极作用相对，Science论文也提示，过早、过量、单一的专项化训练可能不利于长期高水平成就的形成[1]。这里的问题并不出在专项练习本身，专项练习有助于青少年在短期内提高表现；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适度专业投入与过早窄化训练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一旦过早压缩探索空间，把学习过程高度训练化、竞赛化和绩效化，就可能带来兴趣耗竭、认知固化和身心损耗等长期风险。在我国教育情境中，这种风险又与绩优主义和快知识逻辑相互叠加。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拔尖人才培养中存在明显的套路化和快知识特征，快速成长所塑造的绩优主体容易依赖正反馈，逐渐偏离知识与教育的内在逻辑；长期来看，本应竞优的创新人才培养可能陷入回避探险、害怕失败的竞次陷阱[11]。上述风险在我国拔尖学生发展研究中已有较为直接的经验证据。具体而言，一些高中应试本位的教学虽然能够带来较高成绩和较强竞争意识，却可能产生驯化天赋的不良影响，表现为优势效能感偏低、内在科学志向不足；更好的方案是并不简单否定应试，而是在高效提分与激发求知之间形成兼施并重的教学取向[12]。对强基计划学生的纵向追踪也显示，强基学生的创新潜质和领域技能在本科前三年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但学术志趣却总体呈“平稳—下降”趋势，并在高年级出现明显分化[13]。这意味着过早窄化训练即便能够带来短期突出表现，也可能以削弱自我效能、消耗科学志向和抑制求知兴趣为代价。此外，过早专项化还可能造成认知遮蔽。不适当的教与学可能在学生头脑中形成“范式陷阱”，使学生难以看见反常现象，进而削弱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方向的可能性。创新人才涌现的关键，在于学生能够在既有知识和范式中保持必要的澄明与自由[14]。因此，过早单一专项化的长期风险，在于它可能把早期高表现建立在探索空间收缩、内在志趣替代和认知结构固化的基础上，从而削弱学生个体面对未知、承受失败和重新选择的能力。
（四）成年顶尖人才何以后来居上：概率涌现与生态支持逻辑
Science论文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成年顶尖人才并不必然来自早期最顶尖的少数人，许多后来达到世界级水平的人在早期并不处于同龄人中的最高位置[1]。这一现象提示，拔尖创新人才识别不应被理解为一次性寻找确定的未来赢家，而应被理解为在更大范围内提高高潜能个体持续涌现的概率。从复杂系统视角审视，创新人才的产生并不是单一变量决定的线性结果，而是个体禀赋、内在动机、教育机会、同伴互动、导师支持、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国内追踪研究也说明，拔尖学生发展具有明显的过程性和生态依赖性。强基学生的创新潜质、领域技能和学术志趣并不同步变化，进入高年级后发展分化更加明显[13]；在基础学科拔尖计划学生中，开放培养模式的优势并非稳定不变，其效果会受到同伴竞争、资源投入集中度和组织适配状况等因素影响[15]；同伴互动对拔尖大学生学术志趣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跨圈层的外圈同伴互动影响更大[16]。从这一角度看，概率涌现强调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过程性、关系性和生态依赖性，其内涵超出单纯扩大筛选范围。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培正在从以拔尖目标—择优遴选—计划培养为特征的培优模式，逐步转向以崇尚创新—多元共生—开放协同为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范式[17]。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人才培养的学校环境建设也应以滋养潜能替代选拔拔尖，从文化制度、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教师队伍、资源技术和激励评价等多个维度形成系统性支持[18]。这说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重点不应停留于找出谁已经最拔尖，而应转向什么样的环境更能持续激发所有学生潜能。至于这种环境如何转化为选拔、培养、评价和文化生态的制度安排，则还需要在实践层面进一步展开。
三、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体系的逻辑重构
Science论文对早期表现与成年顶尖成就关系的重新揭示，提示我国现有人才选育体系需要从早期精准筛选转向动态培育与概率涌现。结合前文讨论分析，顶尖人才成长具有非线性、跨域性、长期性和生态依赖性特征。相应地，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改革应通过宽口径发现、长周期培养、开放性学习和包容性评价，提高更多不同类型高潜能个体持续涌现的可能性。
（一）选拔机制：从一次性筛选转向动态识别与宽口径人才池
基于Science论文揭示的低重合度特征，人才选拔机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识别的时间尺度和功能定位。早期识别宜定位为持续观察和发展支持的起点，避免形成一锤定音的身份授予。为此，应突破早期最高表现即长期最高潜能的窄化逻辑，构建宽口径、可流动的人才池，将在某一领域表现出强烈兴趣、持续专注、问题意识、探索韧性和非典型潜能的学生纳入观察和支持范围。落实到基础教育阶段的识别实践中，应将这种理念转化为多维度、过程性和情境化评价，避免把单一分数、智商测验或阶段性竞赛结果直接等同于创新潜质[4]。从我国早期培养实践看，选拔误区主要表现为以拔代育和以分为据，即将分数、智商测验或竞赛结果视作创新潜质的替代指标，进而加剧竞争泛化[19]。动态识别强调把早期筛选结果转化为课程挑战、导师支持、科研体验和持续观察的起点。在机制设计上，有必要构建早期鉴别与持续评价相结合的体系，探索“先培养后选拔”模式，在群体筛查基础上强化个体化、过程性识别[20]。
中学和高校可通过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科学营、大学先修课程、真实问题挑战等任务情境，观察学生的持续兴趣、学习方式、问题解决过程和创造性表现，并建立可进可退的弹性机制，避免形成入选即锁定、落选即出局的刚性制度。在高校招生环节，高考在基础筛查和公平保障方面的功能仍应发挥，同时也有必要通过校测保留对创新潜质、个人志趣和发展潜力的识别空间，形成“高考求同+校测存异”的弹性机制[21]。在识别指标上，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应兼顾学业表现、能力素养、专业兴趣、科研意愿、学术志趣以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22]，重视好奇心、批判性思维、长期投入意愿、抗挫折能力和价值志向等发展性指标，使那些未处于最高分段却具有深层发展可能的学生获得更充分的识别和支持。
（二）培养模式：从过早专项化转向“探索—匹配—渐进专精”
基于Science论文关于多领域经历与成年顶尖成就关联更为稳定的发现，提示培养模式应为学生保留领域搜索和能力匹配的机会。该论文提出的搜索—匹配假说与学习资本假说表明，早期多领域经历有助于个体找到更契合天赋和兴趣的领域，也能在不同任务与情境中积累长期发展的学习资本[1]。由此，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形成早期广泛探索，中期逐步聚焦，后期深度专精的节奏。这种节奏需要以扎实的知识基础为支撑，也需要使知识学习更加结构化、开放融通和跨领域连接。若过多依赖知识传授和机械训练，可能伤害学生的创造愿望、好奇心和创造动机[19]。因此，早期培养的关键是在尊重兴趣和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供宽广而有深度的学习任务，使知识积累、问题意识和创新实践相互促进。
在基础教育阶段，英才课程体系须兼顾加速与丰富。当前，中学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仍存在重学业筛选轻科学甄别、重解题训练轻真实问题解决、重单科学习轻跨学科融合等倾向[23]，这说明早期培养不能被简化为竞赛训练、难题训练或提前专项化。以奥数为代表的竞赛训练模式不宜成为主流路径，更稳妥的方向是以大学先修课程为基础，构建兼具加速功能与丰富内涵的课程体系，使高潜能学生既获得更高层次的学习挑战，也保留学科门类的广泛性和创新素养培育的整体性[10]。在具体实施中，可通过多领域课程配置、跨学科项目、科学探究、工程设计、社会调查和真实问题研究，引导学生在复杂情境中形成问题意识和整合能力。大学阶段可继续支持跨院系选课、跨学科科研、跨领域导师指导和跨平台创新实践，并通过学科交叉、数字技术赋能和多主体协同，推进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选育[24]。
（三）评价体系：从短期绩效转向长周期发展性评价
基于Science论文关于成年世界级成就者早期进步并不总是最快、发展轨迹往往更为渐进的发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评价需要为持续识别、过程诊断和发展支持积累证据。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评价可从早出成绩、快出成果的短期绩效逻辑，转向对学生长期兴趣、思维品质、科研潜力、问题意识和成长轨迹的长周期观察，建立诊断和发展取向的多元评价体系，并加强对培养项目和机构的评价[20]。相关研究也表明，特定领域创造力评估、基于课程的创新评估及学生自我评估有助于捕捉学生在持续学习过程中的成长特征[25]。在评价内容上，长周期评价应形成贯穿追踪、反馈与改进的证据链。可通过学生成长档案，围绕学业基础、专业兴趣、问题意识、研究参与、跨领域学习、学习韧性、心理负荷和志趣变化等指标，形成“基线记录—阶段追踪—过程反馈—支持改进”的评价链条。在制度衔接上，长周期评价不宜脱离现行考试招生制度另起炉灶。高考仍应主要承担基础能力筛查和公平保障功能，强基计划校测、综合评价、研究性学习档案和大学阶段培养过程评价则可承担更多识别差异、观察志趣和支持发展的功能。
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应防止评价演变为新的拔尖排名，把评价结果用于课程调整、个别指导、资源配置和持续支持。研究显示，强基学生在社会责任感、学习韧性、学术素养等方面表现较好，同时也存在学习压力和学业焦虑偏高等问题，因而有必要建立学生成长支持档案，开展学业规划指导并完善多元评价机制[26]。评价对象还应包括培养项目和机构本身。对培养项目的评价，可重点考察其是否提供宽口径入口、动态进出机制、跨学科课程、导师匹配、科研参与、同伴支持、心理支持和容错空间，使评价由筛选学生转向支持学生、改进培养路径[27]。
（四）文化生态：从优绩主义转向自由探索与容错创新
选拔、培养与评价的制度改革最终都需要在相应的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基于Science论文对过早专项化可能损害长期发展的提醒，文化生态建设需要在重视必要竞争的同时，为探索、试错、转向和非典型成长提供充分空间。如果学校文化长期以分数、排名、竞赛奖项和升学结果作为成功的唯一尺度，即便学生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也可能在持续的竞争压力中消耗好奇心、冒险精神与原创动力。这种短期绩效导向容易使学习活动转向对确定答案、无瑕疵表现和可兑换履历的追逐，进而使本应面向知识探索的创新培养滑入回避探险、害怕失败的竞次陷阱[11]。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深层矛盾，是教育中不能失败的评价惯习与创新中不怕失败的探索精神之间的冲突[28]。
因此，文化生态建设需要把必要竞争控制在合理边界内，在保留中考、高考基础筛查与公平竞争功能的同时，防止考试评价逻辑过度外溢，为探索性学习保留相对独立的时间、空间和评价方式。真正面向创新的人才培养，应当保护学生面对未知问题时的探索愿望、失败承受力和非标准化思考能力。开放包容、自由探索与跨学科交流的环境能够为多样性思维和创新孕育提供必要空间[29]。为避免探索性经验再次被功利化使用，还需要在课程、资源、导师、平台及心理支持与生涯指导等方面提供持续保障。进一步看，文化生态建设还需要大中小贯通、校内外资源共享、导师平台协同和支持机制共同支撑，使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在开放而不失规范的环境中持续探索；同时，应防止相关协同机制异化为功利性掐尖招生和拔苗助长，破除单纯竞技思维和狭隘精英思维，构建多元健康教育生态[30]。只有让必要竞争不至于压倒自由探索，让绩效评价不至于替代真实成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才可能形成兼顾公平筛查、个性发展和长期创新的文化生态。
四、结束语
Science专题论文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诸多启示，提醒人们应超越早期选育有效与早期培养无用的二元对立，回到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复杂规律本身。从教育实践角度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对的是具有创新潜质和发展可能的学生群体，其发展结果尚未被最终确定；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发现、开发和支持个体潜能，进而扩大高水平创新人才持续涌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扩大，不能仅依赖单个学校或单个项目的内部优化，还需要以大中小贯通培养、校内外资源共享、导师平台协同、心理支持和生涯指导等制度条件作为保障，使学生在不同学段和不同发展阶段都能获得连续而适切的支持。特别是科学创新人才的成长不同于体育竞技或棋艺精进，其更依赖问题意识的孕育、知识结构的重组、学术共同体的浸润及组织生态的支撑。未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要避免唯早期表现、唯专项训练的功利化误区，也要防止把培养方式的偏差误读为早期培养本身的无效。只有通过动态识别、跨域探索、长周期评价和支持性生态建设提升人才涌现概率，才能为教育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略。
引用格式: 务凯. 顶尖人才成长规律及其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选育的启示: 基于一篇Science专题论文的分析[J]. 中国考试, 2026(7): 3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