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教育治理与国际教育援助密切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全球教育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恪守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尊重受援国的教育实际与切实需求，积极开展国际教育援助，形成了特色鲜明、务实高效的中国模式。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有效改善受援国的教育状况，改变国际教育援助的格局，推动全球教育议程的落实，捍卫了全球教育治理的理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趋势，不断深化国际教育援助实践，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程，推动各项全球教育议程的顺利落实。

关键词：国际教育援助；全球教育治理；中国模式

作者：张笑一，女，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枭鹰，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引用本文：张笑一,李枭鹰.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贡献与未来抉择[J].比较教育研究,2026,48(8):3-13.

国际教育援助是国家推动全球教育有序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助力全球教育议程顺利实现的重要途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恪守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尊重受援国的教育实际情况与现实需求，积极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为全球教育发展、全球教育治理及增进人类福祉贡献力量。

一、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的国际教育援助

当今世界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国际社会。在全球教育治理与国际教育援助领域，主权国家是最主要、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的教育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以及国际战略考量，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开展特色鲜明的国际教育援助活动。部分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相对先进的教育理念，长期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师资等多元形式的援助，对国际教育援助规则和模式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教育援助中则更多依据自身发展需求，积极寻求外部支持以推动本国教育事业发展，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契合自身国情的教育发展路径，并在国际教育治理舞台上展现自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教育援助与全球教育治理进程中，既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也彰显出独特的优势与贡献。 

（一）国际教育援助的内涵

教育属于国家主权范畴，是国家独立自主处理内部事务、维护文化安全、培养合格公民的根本保障。主权国家为维护自身教育主权，往往对国外势力介入本国教育事务的行为采取不同程度的抵制措施，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仍保持相对优势。全球教育治理并不否定国家主权，主权国家始终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参与者。^[1]39因此，全球教育治理需充分尊重各国的教育主权。在向主权国家提供国际教育援助时，援助国不应附加额外条件、干涉他国内政，必须充分尊重受援国的自主权与实际需求，这是全球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和重要原则。

接受教育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2]。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接受教育已在联合国7部公约中得到确认，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二战”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育援助，帮助受教育权未获充分保障的国家民众获得受教育机会，进而推动国与国之间的教育公平，逐渐成为多边主义框架下全球教育治理的最主要形式。^[3]国际教育援助所提供的知识、资金等资源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4]，是全球教育治理中实现教育公平议程的重要实践载体。将教育视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的表述”；而把教育视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则确认了教育的集体性维度，即“教育是为了共同承担的责任和对团结的承诺而开展的社会活动”^[5]。这种理念根植于“全球社会”的构想，也就是地球村的理念，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教育援助作为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团结与合作的体现，有助于解决“全球教育问题”，实现“全球共同利益”，而这正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目标。

综上所述，国际教育援助应是援助国秉持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权与实际需求的原则，以无偿或优惠形式提供教育类资源，助力受援国改善教育状况、推动相关各方协同发展和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互动过程。倘若援助国仅仅单方面向受援国输出本国的教育实践与经验，却未考虑受援国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求，“不仅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多样化，而且还存在强化‘中心—边缘’格局的风险”^[1]41。国际教育援助必须超越不平等的二元逻辑，即援助国被默认已完成经济社会转型、步入“后发展”阶段，而“发展”却被狭隘地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专属任务乃至义务。^[6]国际教育援助应秉持“南南合作”平等互助的范式，践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助力全球教育发展与人类福祉提升。

（二）国际教育援助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关系

全球教育治理与国际教育援助呈现出目标与路径、框架与实践的共生关系，二者密切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全球教育发展。

全球教育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全球性集体行动，旨在协调各国政策、动员国际资源，以应对教育不平等、教育赤字等跨国挑战，构建具有共识性与约束力的教育行动框架。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全球教育治理主要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重要机构，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4）等全球议程，设定优先事项、确立规范标准，并搭建多方协商平台，进而构建起宏观的教育规则与秩序体系。

国际教育援助将全球教育治理确立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具体项目、资金与技术支持，直接作用于受援国的教育体系，是全球教育治理最主要的实施方式与最重要的资源杠杆。国际教育援助不仅是教育资源的转移，而且更是教育理念、政策及制度的载体。援助国通过教育援助项目，往往在潜移默化中推广其成熟的教育模式、课程标准或管理方式，进而参与乃至推动受援国的教育政策制定与教育实践改革。

国际教育援助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互动，蕴含着动态张力与相互建构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教育治理规则引导教育援助的流向，确保其契合战略导向；而教育援助实践中积累的数据与经验又为教育治理议程的调整优化和成效评估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传统援助国往往凭借资金优势，在教育治理进程中占据更大话语权；而新兴援助主体的崛起，正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从西方主导的格局朝多元包容的伙伴关系方向转变。当前，国际教育援助正逐步摆脱传统的“援助—受援”垂直模式，转向基于共同责任的全球教育公共产品合作模式。援助与治理的融合愈发紧密，教育日益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挑战，以及构建更公平、更高效的全球知识社会的基石。

总而言之，国际教育援助如同驱动全球教育治理目标实现的“车轮”，而全球教育治理则恰似保障国际教育援助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轨道”。国际教育援助是将全球治理理念转化为实践的重要载体，二者唯有相互协同、彼此支撑，才能共同推动全球教育朝着更公平、更优质、更包容的可持续方向发展。

二、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贡献

当今世界局势正经历急剧演变，为国际教育援助带来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作为重要的新兴教育援助国，在世界变革的浪潮中统筹全局、开拓新局，始终坚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为指引，立足广大受援国的实际需求，持续稳定地提供全方位教育援助。

（一）国际教育援助面临新挑战

第一，国际教育援助需求日益增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中低收入国家经济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致使这些国家本就短缺的教育投入进一步缩减，对教育援助的需求也随之扩大。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的《2021年教育财政观察》（EFW: Education Finance Watch 2021）报告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2/3的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削减了教育预算。疫情前的2018年至2019年，高收入国家每名学龄儿童的教育支出高达8501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仅为48美元。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拉大了这一原本就十分悬殊的人均教育支出差距。^[7]另有研究表明，若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2020年至2030年间，广大中低收入国家每年的资金缺口约为1480亿美元；受疫情影响，这一缺口或将扩大1/3。^[8]

国际教育援助不仅需要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应结合实际需求提供多维度援助。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学校普遍停课，各国不得不通过远程教育推进教学。世界银行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近150个国家推行了远程教育方案。^[9]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远程教育所需的基础设施极为匮乏，教师也缺乏相关基本技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的数据显示，缺乏互联网接入的 25 岁及以下年轻人和儿童中有7.68亿生活在南亚。在东亚和太平洋、西非和中非以及东非和南非地区，每个地区缺乏家庭互联网接入的年轻人和儿童均超过3亿，总计人数超过9亿。^[10]即便设备充足、网络畅通，不少教育工作者仍因缺乏基本的信息通信技术技能，难以顺利开展在线教学。

第二，国际教育援助供给不足。虽然众多中低收入国家对教育援助的需求极为迫切，但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投入表现参差不齐，部分国家甚至大幅削减原有援助规模，难以对受援国教育事业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为例，作为国际教育援助的主要提供方，经合组织2020年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约为1610亿美元，2021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350亿美元。然而，这两年官方发展援助的平均值仅占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各援助国国民总收入的0.33%，与联合国倡导的0.7%标准存在较大差距，远无法满足世界变局下广大受援国的需求。^[11]

虽然经合组织的对外援助总额在疫情期间有所增长，但教育在当时的国际援助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有关资料表明，经合组织“将其他领域的援助转移至卫生领域，导致现有及计划中的非卫生类项目均被缩减，这种重心转变使其他援助领域陷入搁置或困境”^[12]。这些被削减的非卫生类援助领域包含教育领域，因此受援国的教育状况依旧严峻。

第三，国际教育援助存在不稳定问题。2020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29个成员国中，加拿大、法国、德国、挪威、瑞典、瑞士、美国等16个成员国增加了官方发展援助，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英国等13个成员国则减少了官方发展援助。^[13]全球主要援助国英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削减幅度最大，英国将2021年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之前的0.7%降至0.5%，这一调整导致2021年英国官方发展援助额较预期缩减约46亿英镑。^[14]这一大幅削减不仅使2021年英国对女童教育的援助较2019年减少40%^[15]，而且还导致孟加拉国等极度贫困国家的相关教育活动陷入停滞。

第四，国际教育援助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在国际教育援助资金的分配过程中，部分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受援国家或地区，而一些真正急需教育援助的国家却难以获得充足支持。例如，部分非洲国家教育基础极为薄弱，儿童入学率低、教育设施匮乏，但由于缺乏地缘政治影响力或经济资源，在援助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一些相对发展较好、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却能凭借与援助国的特殊关系或其他因素，获取较多的教育援助资金。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模式，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全球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而且反而可能进一步拉大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差距。

第五，国际教育援助附带条件过多。许多援助国在提供国际教育援助时，往往会附加一系列政治、经济或文化层面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包括要求受援国在政治上采取特定立场，在经济领域开放市场，或是在教育体系中引入援助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例如，部分西方国家要求受援国采用西方的教育模式与课程体系，这可能与受援国的本土文化及教育需求不相契合，致使教育改革难以取得实际成效。此外，附带条件的援助还可能导致受援国在接受援助的过程中丧失自主性，陷入对援助国的依赖，不利于受援国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国际教育援助缺乏长效合作机制。以往乃至当下的国际教育援助多以短期项目为主，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作为支撑。援助项目往往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便宣告终止，难以形成持续的影响与支持效果。例如，部分援助项目仅侧重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却忽视后期的维护与管理环节，导致学校建成后不久因资金与技术支持匮乏而无法正常运转。此外，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不同援助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问题。这种缺乏长效合作机制的现状导致国际教育援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受援国的教育问题，也难以助力其实现教育的长期发展目标。

（二）国际教育援助的中国行动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明确提出，实现普及中小学教育等七项目标，需依托“有效的学习环境”“奖学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三大实施举措。为积极践行该行动框架，中国通过援建学校、培养师资、扩大奖学金规模等具体行动，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教育发展水平，让当地民众享有优质且公平的教育机会。^[16]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教育援助正是这一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内容丰富多元。除常规教育物资与后勤保障外，还覆盖远程教学设备、通讯条件、在线教育资源、卫生防疫物资及相关设施等领域。中国驻东帝汶大使曾表示，愿与各方携手消除营养不良对东帝汶青少年健康的威胁，助力当地学生获得优质教育。2020年9月4日，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馆向当地捐赠校车，有效缓解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尽管校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耗时较长、投入较大，但相关工作并未因疫情而中断。如2021年7月23日，中国援建的佛得角共和国佛得角大学新校区正式移交佛方。

面对新的教育形势，中国及时调整援助内容，将远程教学软硬件设施列为重点支持领域。2020年10月，华为协助巴拿马和巴西解决远程教学中的实际问题；2021年国庆节前夕，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馆向当地捐赠教学设备；2021年末，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向菲方捐赠平板电脑，帮助当地学生更好地适应远程教学模式。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激增的远程教学需求，中国积极打造并分享优质在线教育资源。2021年，清华大学承办相关主题研讨会，推出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国际平台，部分课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联盟资源库，中国高校深度参与国际一流在线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工作。在防疫物资援助方面，中国驻外使领馆向当地学校捐赠医疗及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学校复课。2020年，中国资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修建简易教室，贝宁友谊教室项目也顺利完成交接；2021年9月10日，中国援助加纳霍城医科大学的二期项目正式动工。此外，中国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援建卫生清洁设施，有效缓解公共卫生问题对当地教育的不利影响。

第二，中国支持设立“长城奖学金”，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孔子教育奖”“亚太地区教育创新文晖奖”，这些举措在保障受教育权、推动教育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的“丝绸之路青年研究基金”（Silk Roads Youth Research Grant），得到各国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与参与。深圳、上海等地及伟东集团、华为等中国企业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信托基金、开展援助项目，助力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获得广泛赞誉。^[17]2020年7月，中国与阿塞拜疆续签教育合作协议，增加互换政府奖学金名额；同时，中国为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提供26个奖学金名额。2021年4月21日，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举行“中津友谊奖学金”线上发布会，向津巴布韦3所大学提供奖学金支持。此外，2008年华为面向全球推出“未来种子”项目，2021年提出“未来种子2.0”计划，开展全球青年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培养。2021年11月3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相关行动计划^[18]，中方明确将持续为非洲提供短期研修培训名额，继续合作设立“鲁班工坊”，鼓励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职业培训，实施人才培养计划，援建或升级10所学校，并邀请1万名非洲高端人才参加研修研讨活动。

第三，全方位助力受援国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例如，中国4所高校与8家教育技术企业积极参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携手亚洲、非洲11个国家顶尖高等教育机构联合创立的国际网络教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Online Education），并提供关键智力与资金支持，为数十个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受援国开展教育工作者专业培训。又如，2020年10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在上海成功举办“疫情中和疫情后的学校与教师”在线专题论坛，聚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教师与学校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教育挑战。2021年10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正式落户上海，进一步助力中国持续为全球教师发展与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此外，“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非教育信托基金”已在12个非洲国家支持教师培训、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深受项目国欢迎。

除上述举措外，中国还搭建线上教育资源平台，为受援国教师提供学习资料。平台覆盖多领域内容，教师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学习，实现专业能力的自我提升。同时，中国还组织专家团队赴受援国学校开展实地指导，与当地教师深入交流，在充分了解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帮助当地教师直观学习先进的教学技巧与经验。此外，中国积极推动教师交流互访项目：一方面邀请受援国教师来华观摩优质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派遣中国教师赴受援国支教，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与学习，有效拓宽教师的教育视野。在教材建设方面，中国组织专家结合受援国的教育实际编写教材及辅助资料，融入现代教育理念，助力提升当地教育质量。不仅如此，中国还凭借自身科技优势，为受援国提供数字化教学工具及相关培训——如捐赠教学设备，开展操作技能培训，指导当地教师掌握在线教学平台与软件的使用方法，确保在特殊情况下教学工作能够正常开展。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中国切实提升了受援国教师的专业能力，为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三）国际教育援助的中国价值

中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改善受援国的教育状况；二是改变国际教育援助的格局；三是推动全球教育议程的实现；四是捍卫全球教育治理的理念。

1.改善受援国的教育状况

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其内在目标在于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及教育治理能力；外在目标则是推动本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构建国际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开展国际教育援助，既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也切实改善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状况。

中国构建了“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短期项目”与“长期机制”相结合的立体化国际教育援助体系，措施扎实且成效显著。在硬件层面，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建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培训中心、高等院校等众多实体机构，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教育基础条件。在软件层面，通过大规模、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设立中国政府奖学金、中非友谊奖学金等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大量高端人才与未来领袖；另一方面，派遣资深教师、教育专家赴外任教指导，并为当地教师、教育官员举办各类专业研修班，着力增强受援国教育体系的“造血功能”。同时，中国以全球分布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桥梁，积极推广中文教学与文化交流，创新“中文+职业技能”等融合型教育模式，直接服务当地青年就业与民生需求。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教育合作，分享自身发展经验，贡献中国智慧。这些全方位的教育援助举措为受援国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援国教育水平稳步提升，教育公平得到更有力保障，越来越多人得以享受优质教育服务，为当地经济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改变国际教育援助的格局

自21 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深刻影响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一方面，长期主导国际发展事务的西方国家受自身经济实力下滑及其倡导的发展方式在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挑战等因素影响，对国际发展事务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崛起与不同发展模式的成功实践，尤其是中国通过持续经济增长与大规模减贫创造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奇迹”，深刻影响国际发展合作的格局，这无疑成为推动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变革的重要因素。^[19]

国际教育援助长期以来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主导。各国开展国际教育援助并借此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基础，是自身的经济与教育发展状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1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9.08%，其中七国集团国家占比达44.7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为40.92%；同年，发达经济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达到6.4%。^[20]这种经济格局的差异直接体现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长期以来，发达经济体凭借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高占比，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援助模式与理念深刻影响着全球教育治理的走向。不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00年以来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超过发达经济体，这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教育援助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角色日益凸显。与传统援助大国不同，中国的援助模式更注重与受援国的共同发展，强调“授人以渔”，而非单纯的资金与物资支持。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中国助力受援国提升自身的教育与发展能力，推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不仅得到受援国的广泛认可，而且更为国际教育援助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在实践层面，中国教育援助主要通过政府奖学金、教师交流、职业教育培训和基础教育合作项目等多种形式展开，覆盖教师培养、技能培训与教育管理能力建设等多个领域，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教育合作体系。中国教育对外援助呈现出由“资源供给导向”向“能力建设导向”的转型趋势，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以发展合作为核心的国际教育参与方式。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援助框架的单一性特征，为国际教育援助体系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中国经验。

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该领域的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援助大国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国际教育援助的参与主体愈发多元化。新兴经济体的加入，使国际教育援助更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也更注重教育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这种转变推动全球教育治理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实现全球教育目标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3.推动全球教育议程的实现

中国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包括教育援助在内的国际援助的根本目标。在西方传统教育援助国将援助重点转向中等收入国家之际，中国始终坚持为刚果（金）、贝宁、几内亚比绍、马拉维等全球最贫困的撒哈拉以南国家以及佛得角、加纳、津巴布韦等欠发达国家提供教育援助，充分彰显负责任大国对全球教育事业的真正担当。

中国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表现最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援助提供者，同时也是多个区域性组织的发起方或主要支持方，始终致力于搭建区域性教育援助发展平台，为全球教育事业汇聚合力。例如，持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各成员国间的教育合作；牵头成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促进金砖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互助发展；发起组建“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助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大变局中推进数字教育转型；积极面向中亚五国、湄公河五国、加勒比地区各国开展区域性教育援助。中国依托丰富多元的教育项目，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教育议程的落实贡献力量，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4.捍卫全球教育治理的理念

全球教育治理始终伴随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纷争，世界大国纷纷加大投入，援外教育领域俨然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屡遭西方国家抹黑指责，而中国始终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国际援助（包括教育援助）的根本目标。中国提供的国际教育援助，切实遵循联合国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目标所提出的实施方法。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官网信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对南苏丹、尼加拉瓜、白俄罗斯、菲律宾、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等国开展的国际教育援助均明确以“合作”为定位，既彰显中国与受援国之间互惠的伙伴关系，又不附带任何条件。中国已成为“南南合作”框架下教育援助的引领者。由中非共同发起的“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涵盖教育等援助领域，并邀请法国、德国加入，共同支持非洲发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谋发展。中国的国际教育援助以扎实行动推动全球教育治理回归正轨，有力回击了某些西方国家的无端抹黑。这充分彰显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实际影响力，使中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切实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而言之，中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凭借平等性、实效性与可持续性，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教育发展合作范式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东方思路与实践方案，充分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天下情怀与责任担当。

三、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未来抉择

历经多年实践与探索，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实现质的飞跃。过去，中国在参与教育类国际组织互动及全球教育事务时，大多以“学习者”身份参与其中。如今，中国在开展国际教育援助过程中向全球分享自身成功经验，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正如前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所评价的：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以前是我们向“他们”学习，现在我们也应让“他们”来学习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确实比许多国家做得更出色。^[21]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握国际教育援助大趋势，积极开展国际教育援助，踊跃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各项全球教育议程顺利达成。

（一）国际教育援助的未来趋势

任何国家开展国际教育援助都必须顺应全球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精准对接受援国的实际教育需求，方能取得实质性成效，真正为受援国乃至世界人民谋取福祉。这种成效不仅体现在受援国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入学率的提升上，而且更应聚焦于教育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和本土教育生态的自主构建。通过知识共享、能力共建与系统赋能，助力受援国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从“外部输血”到“自我造血”的根本性转变，为全球教育公平与共同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第一，国际教育援助的目标已从单纯扩大教育覆盖面转向兼顾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公平普惠，以此回应全球学习危机。世界银行提出的“学习贫困”指标显示，全球超过50%的10岁儿童无法阅读基础文本。^[22]这推动国际教育援助的重点从关注入学率转向关注学习效果，即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教育资助策略均明确将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关注女童及脆弱地区儿童作为核心绩效目标，以应对教育质量赤字与不平等加剧的挑战。

第二，国际教育援助模式已从“单方输血”转向体系赋能与合作创新。传统的校舍、课本等硬件援助正逐步被教育系统整体能力建设替代，其中涵盖教师培训、课程开发、数据统计等软件支持。与此同时，数字化成为关键驱动因素，大规模在线教育项目获得广泛资助。在资金机制层面，结果导向型融资、社会影响力投资等创新工具大量引入，更加强调援助的实际成效与可测量性。新兴援助国推动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还提供有别于传统西方模式、更侧重于技术转移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替代方案。

第三，国际教育援助的定位从单一教育领域转向跨领域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当前，国际教育援助已深度嵌入《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整体逻辑框架，优质教育被视作实现减贫、性别平等、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等其他目标的基石，呈现出“教育+”的交叉融合特征。这要求在设计援助项目时需要充分考量气候适应教育、技能培养与未来工作适配性等跨领域议题。此外，在人道主义危机期间，国际教育援助被明确列为“救生”干预举措，获得“教育不能等待”（Education Cannot Wait）等全球基金支持，进一步彰显国际教育援助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

第四，国际教育援助的参与主体正愈发多元化。除政府与传统国际组织外，企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等也越来越多地投身其中。企业凭借自身技术、资源与市场优势，可为受援国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如提供先进教育技术设备，开展契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等；基金会可通过设立专项教育基金，为特定领域或地区的教育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非政府组织则依托灵活性与专业性，深入基层社区开展教育援助活动，更精准地满足当地实际需求；个人亦能通过志愿者服务、捐赠等方式为国际教育援助贡献力量。这种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格局，让国际教育援助得以汇聚更多资源与智慧，形成更强大的合力。

第五，国际教育援助更加强调数据驱动与评估反馈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在国际教育援助中的作用愈发凸显。通过收集和分析受援国教育领域的相关数据，如学生学业表现、教师教学质量、教育资源配置等，能够更精准地把握教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国际教育援助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评估反馈机制也至关重要。通过定期对国际教育援助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能够及时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优化，确保援助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提升援助的效益与质量，而评估结果也能为后续的援助决策提供参考，推动国际教育援助工作的持续改进与发展。

第六，国际教育援助将更加关注文化多样性与本土特色。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独特的文化与教育传统，国际教育援助应尊重并保护这种文化多样性，将本土文化融入教育援助项目。这不仅能增强受援国学生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而且还能使教育更贴合当地实际需求与社会发展。在课程开发、教材编写等环节，需充分考虑本土文化元素，结合当地历史、地理、社会等特点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资源。同时，鼓励受援国依据自身文化与教育传统，探索契合本国国情的教育发展模式，而非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

（二）国际教育援助的中国抉择

鉴于国际教育援助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构建更为公平、高效的全球教育治理伙伴关系的内在需求，中国在开展国际教育援助时须推动援助范式从传统的资源供给型向发展赋能型进行系统性升级，进而构建更具战略性、精准性与可持续性的新型国际教育合作体系。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与受援国自主发展的深度融合与精准匹配。未来，中国国际教育援助需紧扣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方向，构建动态化的需求评估与协同规划机制，确保教育援助项目精准契合受援国的教育战略目标与实际发展需求，切实践行受援国主导原则。国际教育援助应着力增强“造血”功能，推动援助内容与模式从硬件设施建设向教育体系能力建设转型。例如，在课程研发领域，协助受援国结合本土文化与发展实际开发优质课程资源，以提升教育援助的实际成效；在实施模式上，改变传统的单方面给予方式，与受援国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组建项目小组全程参与规划、实施与评估环节；在项目推进中充分尊重受援国的意见与诉求，赋予其更多话语权与决策权，从而有效提升受援国的参与积极性，通过经验分享与资源互补凝聚合作合力，共同推动全球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援助重点逐步从硬件建设转向师资培训、课程开发等软实力领域，尤其应重视与当地产业需求相匹配的职业技能培训。与此同时，各方须更加积极推广“援助+合作+贸易”的混合模式，推动南南合作、三方合作及公私伙伴关系的发展，并设计“小而美”项目作为大型旗舰项目的补充。“小而美”项目注重灵活精准，聚焦受援国的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力求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大效益，通过与大型旗舰项目协同发力，助力受援国教育及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三，搭建全链条质效评估与知识管理体系。引入国际通用的结果导向管理工具，构建项目设计、监测、评估与学习的完整闭环，总结提炼可复制的中国经验与最佳实践，将项目成果转化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提升中国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话语权与贡献度。同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国际教育援助的智能化管理：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受援国教育动态、项目问题与成效，为项目调整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借助人工智能辅助项目监测与评估工作，有效提升效率与准确性。通过上述举措，持续巩固并提升体系效能，为国际教育援助注入坚实的中国力量。

第四，着力建设专业化援助队伍与可持续资源保障机制。完善人才选拔、培训与激励体系，打造具备国际视野与专业能力的国际教育援助队伍，探索创新融资机制，引导多方资源投入。一方面，人才选拔须拓宽渠道，从多领域遴选优秀人才，确保队伍的多元化与综合性；培训体系应结合国际教育前沿趋势与受援国实际需求更新内容，开设针对性课程；激励体系需为援助人员提供合理待遇与发展空间，表彰优秀人员，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与责任感。另一方面，创新融资机制，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以争取支持，鼓励企业参与援助项目，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贡献力量，并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与透明度，保障资源的可持续投入，为国际教育援助筑牢人力与物力基础。

第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援助的多边及双边合作机制，与其他援助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经验分享、信息交流与行动协调，共同应对国际教育援助中的挑战，提升教育援助的效率与效果。同时，借助国际平台，传播中国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理念与实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援助工作的理解和认可，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合作的国际教育援助格局。

第六，推动教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教育技术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蕴含着巨大潜力。中国可依托自身在数字技术、互联网等领域的优势，将先进教育技术引入国际教育援助项目。例如，开发在线教育平台、提供数字化教育资源、开展远程教学培训等，以此突破时空限制，扩大教育援助覆盖面，提升教育质量与效率。此外，鼓励受援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探索适配的教育技术应用模式，助力受援国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七，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在国际教育援助中应重点聚焦女童、残疾儿童、贫困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中国可通过制定针对性援助计划，为这些群体提供更多教育机会与支持，例如设立专项奖学金，建设特殊教育学校，配备学习辅助设备等。同时，还可加强对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研究与宣传，提升国际社会对该议题的关注度，推动全球教育公平的实现。

第八，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国际教育援助在提供物质资源与技术支持的同时，还须重视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国可在援助项目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增进受援国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同时，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鼓励受援国学生研习本国文化，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通过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国际教育援助注入更丰富的人文内涵，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而言之，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未来将突破单向教育资源输送模式，通过知识共享、能力共建、系统赋能等途径，助力受援国培育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强化其教育自我发展机能。这一举措既将进一步推动全球教育公平与发展进程，又将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式，在全球教育发展领域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推动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的智慧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