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于巴雅尔老师的门下，完全源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是1978年2月5日，值完夜班回宿舍，已是清晨。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里听到研究生招考的消息。我腾身而起，吃了一点东西就从乌鲁木齐水磨沟区东山之北的营地进城，到自治区教育厅了解情况。一看招生目录，内蒙古大学要招蒙古语言方向，内蒙古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要招蒙古文学方向，我是喜欢文学的，就毫不犹豫地报名蒙古文学方向。我考上了研究生，而且考得不错。

后来我一直想，也没有想明白，如果那天没有值夜班，没有听到广播，没有“腾身而起”，那一年考不考还是另一回事，甚至与考上或考不上也无关联。好一个机缘巧合啊！

这一来，我经历从文人到军人，又从军人到文人的身份转型，漫漫半个世纪，如今被一些朋友称为“蒙古学的游牧者”，也是一个传奇吧。

到内蒙古师院前，我是听说过巴雅尔老师大名的，以为他是个白发老人。在研究生考试复试之前，我才见到他本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身板偏瘦、面容憔悴的文弱书生。巴雅尔老师酷爱文学，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的学问功底，也有传统中国文人的气质和品质，他还是我国高校蒙古语中国文学教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研一的第二学期，1979年5月初，我跟随巴老师去了一趟北京。我没弄明白巴老师为什么进京，只是充当了他的随从或者跟班的角色。现在想起来，巴老师大概主要是为了去北京师范大学面见钟敬文老先生，邀请他老人家到内蒙古讲学。

我们在北京活动了两天。第一天到钟老先生家，见其尊容，是一位文气十足、身体硬朗的学者。老先生眼神颇好，不戴眼镜，给我以莫名的神秘感。那一天我是穿着军装去的，不免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巴老师介绍我是他的研究生时，老先生“噢”了一声，不无幽默地说道：“我当是巴老师的警卫员呢。”

两位先生交谈甚欢，我以随行人员的身份，在旁聆听了他们的谈话，不时端茶倒水，也充当了一回服务员的角色。

记得两位先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有两个，一是民间文艺学的建立，二是中国文学史的扩写。钟老先生是著名民俗学家，当时正致力于将民间文艺从民俗学中独立出来，建成自成一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为此，钟老先生呕心沥血，亲力亲为，写过好几篇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名之《民间文艺学论集》。

当天我们是在钟老先生家吃中午饭的，大概是他们家的保姆做的。钟老先生家宴接待，可见他与巴雅尔老师交情甚笃，旨趣相通。

第二天我们便逛书店购图书。临行之前，一位同学说过，随巴老师出差，要有两个本事，一个是吃汤面条的决心，一个是逛书店的耐心，这两样正好是我的长处。难怪我与巴老师总是投缘啊！我们逛了几家书店，最后从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市购置了一批图书，以史书为主，其中有《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当年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年代，恰好赶上了中华书局出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标点本。我略带疑惑地问道：“别的买不买了？”巴雅尔老师说道：“你们的经费紧张，先买这六部吧，也够你们啃一年半载的。”

当时，巴雅尔老师对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一要提高理论素养，二要扎实学知识。他在言谈之中多次强调，文史不分家，我们研究蒙古文学也是如此。回顾起来，这两天的进京活动正是这两条基本要求的躬身践行。换言之，拜见钟老先生是为了提高理论素养，琉璃厂购书则是针对筑牢史识功底。

当年即1979年，钟老先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并且举办了“民间文艺学暑期培训班”。当时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院蒙文系还未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我受巴雅尔老师委派，前往北师大参加了这个班，为期一个月。我是唯一来自内蒙古的学员。我这个人粗心大意，当时根本没有思考过参加这个培训班有何意味，只认为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现在想来，巴雅尔老师也许考虑过我毕业后的去向，那就是留校，做民间文学课教师。这只是揣摩，毋庸当真，由它去吧。

——摘编自丹碧《川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