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时报 》（ 2026年08月07日 第 07 版 ）

黄河，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黄河以巨大的泥沙量塑造了广袤的华北平原，却也因“善淤、善决、善徙”的自然河性，使中下游膏腴沃土频遭河患。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决而东南流，高含沙量的黄水侵占徐州以下泗水故道与淮阴以下淮河故道，使原本独流入海、尾闾通畅的淮河被迫与黄河在今江苏北部交汇。

元代以降，国家以北京为政治中心、以江南为经济重心，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截弯取直”、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应运而生。这条每年承运数百万石漕粮的人工水道，在黄、淮交汇之清口穿黄过淮。黄河安澜关系漕运畅通，漕运畅通又关乎国家政治经济运转。“治河即所以治漕”由此成为明清两代的国策方略。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并涨，黄河两岸、洪泽湖堤多处决口，淮扬数县被淹。清口区域原深三四丈的河道淤积至仅深二三尺，漕运几近中断。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由安徽巡抚升任河道总督，此后历时十余年，构建起统筹黄、淮、运三河的治水体系。这一体系保障大河安澜、运道畅通，折射出传统国家治理在应对复杂自然挑战时的整合能力与制度韧性。

自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京杭大运河复通，黄、淮、运交汇之区，便成为国家治河通漕之关键，此区域黄河决溢冲毁运道，黄河泥沙亦能淤塞运道。明代万历年间，治河名臣潘季驯主持修筑并加固洪泽湖东岸之高家堰，以闸、堰、堤、河道系列水利工程蓄清刷黄，以畅通运河。然明末战乱，工程失修，运河诸弊丛生。

靳辅总理河务后即同幕僚陈潢，遍阅黄、淮、运河道形势，参考潘季驯治河遗规，继而连上八疏，提出“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主张。其治水理念之核心：一是调和黄淮关系，二是改造运河河段，实现黄运分离。

在调和黄淮关系方面，靳辅完善“蓄清刷黄”与“减黄助清”各项工程。他首先组织力量堵塞高家堰各处决口，加高、培厚、延长大堤，在临湖面创筑坦坡以消减风浪冲击。随后在洪泽湖出口开掘张福口、帅家庄、裴家场等引河，引导淮水集中出清口冲刷黄河泥沙。继而又于高家堰大堤修建周桥、高良涧等六座减水坝，平时闭坝蓄水抬高洪泽湖水位刷黄济运，汛期开坝泄洪减轻大堤压力。更富远见卓识的是靳辅提出的“减黄助清”之策。靳辅在徐州、睢宁黄河南岸修建多处减水闸坝，遇黄河陡涨即分泄洪流导入沿途湖泊，经自然澄清后再汇入洪泽湖。此举既削减黄河主流洪峰压力，又为洪泽湖补充清水水源，增强清水刷黄能力。

在实现黄运分离方面，靳辅主导开凿了中运河工程。此前大运河在江苏北部长期借黄行运，漕船需溯黄北上，饱受泥沙淤积与风涛倾覆之险。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686—1687年），靳辅主持开凿中运河，自骆马湖引水，经宿迁、泗阳等地至清河县仲庄过黄河。漕船由此避开黄河180里之险，实现了黄运分离，极大保障了漕运安全。清代诗人王士桢赞誉，“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

从堵塞高堰决口、高筑堤防到开挖引河，从修建减水坝到开凿中运河，靳辅的治水实践融通蓄淮、刷黄、通漕、减洪诸环节，终以清口为枢纽，构建起堤防、闸坝、引河等系统工程。

清代河务、漕运被视为国之大政。康熙亲政之初，即将“三藩、河务、漕运”书于宫中柱上，夙夜轸念。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见清口淤垫、洪泽湖出水不畅，谕令挑浚清口、加筑高堰与运河堤工，此后屡次提及靳辅，称“靳辅任总河时，河务常治”“靳辅治河时，河道甚好”。乾隆帝亦谓“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赞誉靳辅治河举措。可见，靳辅营建的治河体系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

靳辅的治河工程举措为后继者继承、发展。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700—1702年），河道总督张鹏翮将“高堰六坝”改建为三座滚水石坝，坝底加高，形成溢流堰结构，大幅减少不必要的泄水，有效提升了洪泽湖的蓄水能力；同时在原有四道引河基础上增辟至七道，口门宽达百余丈，进一步发展了清口水利枢纽的防洪、保漕、济运功能。乾隆元年（1736年），南河总督高斌建议开通毛城铺减河入洪泽湖的通道，沿袭靳辅“分黄助淮”之策。乾隆帝批示此为“前河臣靳辅于康熙十七年题明建设，减下之水，使归洪湖，以助清刷黄，六十年来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视其为修复旧制的工程建设。嘉庆十一年（1806年），洪水冲击高家堰，河臣铁保等人采用坦坡护岸补修，明确称其技术渊源为“河臣靳辅曾以保堤障淮功在坦坡”。嘉庆十三年（1808年），大学士长龄提出修复靳辅所建两座减黄利运石闸，以应对黄强淮弱之局。

自康熙至嘉庆的百余年间，靳辅的治河实践堪称国家治河理念、技术与制度的经典范例。依托国家统筹与投入，靳辅围绕清口连通黄、淮、运的治理框架，从应对水患、维系水运的应急举措，发展为可复制、可延续的治理机制，保障了清代前中期大河安澜、漕运顺利。

靳辅以清口为枢纽，将黄、淮、运贯通考虑，建闸立堰，修浚河道，使治河工程与漕运保障、民生安定、财政调度紧密衔接。同时，他建立了河兵驻守、闸坝启放、经费管理的制度设计。靳辅之后，张鹏翮、高斌等治河官员延续并完善治水体系，使黄、淮、运治理从应对河患走向统筹水沙关系、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主动治理，达到了传统中国国家治水能力的新高度。

靳辅所构建的治水体系，凝聚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智慧。一方面，治水成效依赖于国家政策方略，清代前中期，国家重视河务、漕运，保障了黄、淮、运治理百余年的政策连贯性。另一方面，治水实践反过来锤炼了国家的动员与整合能力，巨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跨省劳动力的调配、江南漕粮的顺利转运，将富庶区域的经济资源有效整合进国家的治理框架，展示出传统国家以大型水利工程实现政治、经济整合的卓越能力。

靳辅的治水理念与实践，诠释了治水的成效系于国家治理能力，大河安澜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战略重视与投入。今天，在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目标引领下，靳辅留下的黄、淮、运统筹治理理念及清口水利枢纽，既是重要的水利技术遗产，更是一份关于如何以强大治理能力驾驭复杂环境，以治水活动保障政治、经济、社会之稳定与发展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