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乾嘉学术兴盛，阮元因收藏汉晋八砖，设立“八砖吟馆”，与文人吟咏古砖及其他吉金贞石，与张廷济“八砖精舍”、谢启昆“八砖书舫”一脉相承，开创清代两浙“八砖”藏咏风尚。以阮元为中心，构成以诂经精舍为学脉背景，以八砖吟馆为创作现场，兼及学术与文学的金石吟咏文人群体。在课艺、唱和中，其金石诗常以古体歌行铸就高古气格，将考据入序，提升诗作学术内涵。阮元虽承前人，却不愿拘于流派纷争，他拓展诗歌“以诗论金石”的批评功能，以金石诗创作水平评骘诗家，有意柔性引导文风新变，展现以才驭学、以学入诗的融通思想。
关键词：阮元；八砖吟馆；金石诗；乾嘉学术
清代诗歌与诗学立足历代丰厚基础之上，汲取营养并尝试从新的路向发展，扩充“诗”这一古老文体的内涵、功能和表现力，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兴起以学问为诗、考据为诗为表征的学人诗潮。学人诗中又以金石诗，即以吉金贞石为主要吟咏对象的诗作尤具特性。唐人如韩愈、韦应物、李商隐，宋人如欧阳修、梅尧臣、刘敞、苏轼等皆有金石诗存世，前代已有滥觞，至清代，其声势壮大并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学现象，则得益于金石学的高度繁荣。自汉学勃兴，清人致力于金石考证，成就斐然：“金石文字之学，欧赵以来，至国朝而大盛。亭林、竹垞扬镳于前，嘉定、青浦接响于后。考经订史，剖析六书，旁通二氏，美矣，富矣。”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王昶等一大批文人参与。理性的金石学与感性的诗学相融，又演绎出金石诗的独特面貌。清中叶以“八砖”为名藏纳、吟咏金石古砖的系列文学事件令人瞩目，其中尤以阮元“八砖吟馆”声名特出，形成一代风气，影响深远。前人曾措意及此，其发生脉络、文学内涵仍待阐论。以此为切入点，在乾嘉与道咸两大分期之际，阮元幕府金石诗及主张的学人品格、吟咏旨趣与诗学祈向等价值应予抉发。
一 诗在瓦甓：阮元“八砖吟馆”的设立与两浙“八砖”风尚
乾嘉以来，文物鼎盛，金石学成为显学。乾隆帝有意引导风气，博学稽古的文人士大夫执掌一方后，尤爱搜集整理当地金石文物，如毕沅、朱筠、翁方纲、谢启昆等皆是：“金石之学，本朝最盛，荟萃成书者，不下数十家。大半皆限以方域，有以一省为断者：毕秋帆尚书之志中州、关中，朱笥河学士之志安徽，翁覃溪侍郎之志江右、粤东，谢蕴山中丞之志粤西，阮云台相国之志山左、两浙是也。”
阮元（1764—1849）亦深嗜此道，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山东学政后，已留心辑录，于次年始纂《山左金石志》，嘉庆元年（1796）编成，颇有可观。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改任浙江学政，嘉庆五年（1800）任浙江巡抚，又着手编《两浙金石志》。历数宦迹，其后阮元督两广、云贵等地时仍不废搜访，但论规模与影响，仍以仕浙十余年为其金石活动的高峰时期。
宋人已将古砖纳入金石学，除了洪适《隶续》，赵明诚《金石录》亦录少量砖石。至清代，阮元倡起古砖研究热潮：“自古金石之学或考尊彝，或访碑碣，为小学之一端。近代复录及古砖，又金石之一端也。阮文达尝得汉五凤诸砖，谓以年纪石、器勒工名，其字可观隶分之变，其铭可补志乘之遗。自是好古者竞相搜访。”“八砖吟馆”得名于阮元于浙江任上所藏八方古砖，分别为汉五凤砖、汉黄龙砖、汉永吉砖、吴蜀师砖、吴天册砖、晋大兴砖、晋咸和砖、晋兴宁砖。阮元在“八砖吟馆”与同人唱和，诗作题材主要为吟咏金石，涉及古印、钟鼎、古砖、画扇等，分咏多次，辑为《八砖吟馆刻烛集》三卷。相较阮氏琅嬛仙馆诗作，八砖吟馆的吟咏内容类型更为集中。阮元自序道：
元积得汉晋八砖，贮之小室，题曰“八砖吟馆”。诸友于三浣之暇，吟咏于此。但只刻烛一二寸，匆匆不似赋《日五色》者矣。名之曰《刻烛集》，犹草稿也，其间覃溪先生暨蒋蒋山、陈云伯三诗，乃曩日之作，羼于今诗内者，编为三卷，后有作者，当再续之。
“八砖吟馆”设立于嘉庆五年其任浙江巡抚之后，杨锺羲评价“八砖吟馆”的吟咏活动道：“阮文达积得汉晋八砖，题其室曰‘八砖吟馆’，宾友联吟，编为《刻烛集》三卷。元和蒋征蔚蒋山《分咏后汉窦武印》……张秋水《汉金歌》……二诗于两汉兴亡，凭吊苍凉，语极沉郁。集中如平湖朱为弼右甫、钱塘陈文述云伯……皆一时胜流。”《八砖吟馆刻烛集》收录的多人专题吟咏活动约有十一次，其中，《分咏秦汉六朝十印》《云台峰用苏黄壶中九华倡和诗韵》《置西汉定陶鼎于焦山媵之以诗》《八砖吟馆分咏汉晋八砖》《汉金歌》《分咏十三酒器诗》《后十三酒器诗》七次直接吟咏金石，《冬至日淡宁精舍分咏》中有朱为弼《拓铭》诗与金石间接相关。由此可见，“八砖吟馆”是阮元幕府金石诗的重要创作现场。
在阮元之前，张廷济、谢启昆已有八砖之藏。先看张氏“八砖精舍”。张廷济（1768—1848），字叔未，浙江嘉兴人，擅金石书法，深受阮元推重。阮元《定香亭笔谈》载：“嘉兴张叔未廷济，诗文斐然，留心金石，于海上得汉晋砖八，曰万岁不败，曰蜀师，曰太康二年，曰永宁元年，曰元康二年。其不全者曰吴氏，曰儒墓，曰万因。以八砖颜其斋，予为书‘八砖精舍’额。”阮元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到任浙江学政，张氏“八砖”所得于当年四月海盐海滨，时间在阮元之前。张廷济有诗《吴蜀师砖赋呈阮中丞师》，自注称：“乾隆乙卯夏四月，余于海盐濒海渔舍得汉晋古砖八。嘉庆己未夏四月，蒙师八分书‘八砖精舍’扁于读书处。”张廷济得砖时间是乾隆乙卯即上文所记乾隆六十年，得阮元所题“八砖精舍”匾额时间是嘉庆己未即嘉庆四年（1799）。阮元为张廷济题额后，又有邢澍、朱为弼等人与张氏赠答唱和。
再看谢氏“八砖书舫”。谢启昆（1737—1802），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充国史馆纂修。后为镇江、扬州知府，山西、浙江布政使，官至广西巡抚，致力于经史金石。谢氏“八砖书舫”立于嘉庆二年（1797），钱泳《履园丛话》载：
嘉庆丁巳岁，南康谢蕴山先生为浙江布政使，辟东园屋，得永平砖八块，先生大喜，定为晋惠帝时物，遂名之曰“八砖书舫”，赋诗纪之，一时和者至数十家。或以为明永平厂所造，非晋砖也，先生怒曰：“尔辈嗜古家，每以穿凿附会为长，区区瓦砾，何足深究耶？”
“永平”八砖得于浙江布政使官署东园内，谢氏得此八块晋砖虽难知真伪，不过当时谢启昆、阮元、张曾谊、秦瀛等人以此八砖唱和赋诗，声势不小，相关诗作后被编成《晋砖酬唱诗》一集。在这场雅集中，阮元的和诗有句云：“蓬峦轩外三春天，物色废甓得八砖。八砖日影古所传，先生本是瀛洲仙。……浙水晋石无一拳，古砖屡见东海堧。吾藏咸和砖字全，永嘉续得相磨研。”自注：“元藏咸和、永嘉二砖。”“古砖屡见东海堧”说明阮元已知海滨多现古砖，也暗含张廷济“八砖”之事，不过此时阮元尚未集齐八砖。此后，谢启昆又以砖为砚，绘《宝砚图》，征集题咏唱和。可以看出，谢启昆有意不断“制造话题”，反映出当时金石诗创作的繁荣面貌。古砖可视作一种媒介，或是一种“催化剂”，使得流动的金石风气演变为具体的文学活动。
旧有唐人李程“八砖学士”典故，清人则取其辞而变其意。张廷济、谢启昆、阮元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相继藏得“八砖”，影响颇著。此后，嘉兴冯登府“八砖五砚斋”“八砖花馆”、山阴沈宗昉“八砖书堂”、临海郭协寅“八砖书屋”“八砖书库”、鄞县李忠鲠“八砖吟馆”、海宁都俞“八砖室”等纷纷效仿，尤需注意的是他们皆为浙人。这一连续“制造”风雅的传播脉络显见在两浙形成了一股收藏吟咏金石古砖的“八砖”潮流。
不难发现，张、谢、阮三人收藏、吟咏“八砖”也构成了一条文学事件的发展线索，阮元在其中恰贯通了这一脉络。张廷济得砖偶然，得“八砖”后请阮元为其题额，多人题诗，为第一次文学活动，未形成专门诗集。谢启昆得“八砖”后，有意邀请阮元等文士唱和并形成诗集《晋砖酬唱诗》，为第二次文学活动，但此集尚未以“八砖”命名。至阮元时，因其文名政声、学术关系，以及本人参与谢氏“八砖”吟咏的文学经验，径以“八砖吟馆”命名诗集，并持续数年多次唱和吟咏，为第三次文学活动，推动“八砖”吟咏达到新的高潮，也将“八砖”的文化符号加以固定。
应当认识到，金石诗自有满足文士游艺雅趣、隐含遁逃现实的轻松属性，不过，当其获得群体认同，与学术、艺术相融构成新变，并形成文学风尚后，理应纳入文学史研究视野。郭曾炘论清诗时，将“八砖馆里联吟句”作为阮元的代表成绩之一，证明八砖吟馆金石诗创作活动的特殊价值。相较前两次“八砖”收藏及文学活动，阮元八砖吟馆的影响后来居上，不能不让人感到其中带有一种竞赛意味。文人切磋学问，竞相延邀叠唱，意图相较高下，促使这一偶然事件演变为清代两浙金石风尚与文化景观。
二 研经积古：从诂经精舍“儒素家风”到八砖吟馆“文人韵事”
清人一直存在将金石与经史互参的思想。清初潘耒继承顾炎武之说，他认为：“古金石刻，不独文词之典雅，字画之工妙为可爱玩。而先贤事迹，前代制度不详于史者，往往著见焉。”阮元赞成这一观点，其任浙江学政后次年，审订刊刻《山左金石志》，邀请钱大昕为之作序也说：“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是故，阮元秉承了清代以金石学入经史之学的传统，推崇融通的学术思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阮元任浙江巡抚后设诂经精舍，授课内容特意不限儒家经典，兼“经史、苍雅、星纬、金石、考订、文艺之学，及兵刑、漕河诸经济”，又延请金石学造诣深厚的王昶、孙星衍任山长，凸显诂经精舍有别一般书院囿于制义的教学特色，建立起文人幕府的特殊形式。徐雁平认识到：“诂经精舍不仅是个学术和教育机构，而且还是阮元幕府养士之所。”学人涵泳其中，分题课艺，作品选裁汇为《诂经精舍文集》。其中即有不少有关金石钟鼎的考证文章，如洪震煊《西汉陶陵鼎考》通过陶陵鼎铭文考证二县共供一鼎的问题，阮元还以《拟两浙金石志序》为题课艺学子。在此期间，阮元又召集精舍学人翻刻《王复斋钟鼎款识》，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从吉金贞石中训诂经籍。由此可见，金石学在诂经精舍的教学内容占有重要分量。
诂经精舍虽以金石为尚，但也不废诗文创作，时人许宗彦指出：“爰于湖堧立诂经精舍，……择十一郡端谨之士尤好古力学者，萃处其中，相与讲明雅训，兼治诗古文辞。”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阮元将金石考据纳入诗歌吟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诂经精舍文集》即收题咏金石之诗，如朱为弼《咏周五戈》、胡敬《题苏文忠公表忠观碑拓本》等。而收录于《诂经精舍文集》的赵春沂《拟两浙金石志序》论说八砖吟馆的吟咏情形，使得诂经精舍与八砖吟馆二者直接建立联系：
今大中丞仪征阮公，上膺天命，来抚是邦。本经术之学，展经济之用。……兴上庠之教，定律编钟。稽古之实，逮乎经世。自余创获，有琅嬛之十印，有汉晋之八砖，有二等之金，有十三之彝卣。……行馆裁笺，深宵刻烛，此则儒素之家风，抑又文人之韵事也。
从诂经精舍“儒素之家风”到八砖吟馆“文人之韵事”，阮元幕府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体现出经学向文学渗透，文学向经学扩散的双向互动，而贯通这一互动的桥梁是金石学。从这一角度而言，阮元以诗咏砖，以诗课士，以诗助学，融汇“学”与“诗”的八砖吟馆系列吟咏，堪称清代金石诗发展历程中的代表事件。细论八砖吟馆金石吟咏特点有三：
首先，偏爱古体，铸就诗歌高古气格。金石诗大多采用古体歌行，上绍韩愈《石鼓歌》、李商隐《韩碑》以来的金石吟咏传统，以古体篇幅逞才竞学。吟咏金石需要深厚学养，无论是绝句还是律诗，篇幅都不足以展开对金石的辨识、训考、议论，而须以古体歌行铺排展陈。古体又能避滑熟之病，明清以来，律诗创作已呈龙钟之态，明代前后七子推崇唐律，清代科举增加诗赋，特别是律诗“赋得体”，文人必读必作。在数百年高强度的练习创作下，律诗体裁已成“熟体”，难以呈现古雅风貌。朱彝尊指出根据诗家别集中古诗、律诗的顺序先后，判断其人诗作水平的优劣：“凡古风多者，其诗必工，开卷即七言律者，其诗必下。”所以，为了提升诗体之“雅”，从而与金石之“古”相配，清人金石诗偏爱古体歌行是必然趋势。如陈文述《汉李广印》诗：
呜呼飞将军，数奇不封侯。结发大小七十战，惟余一印传千秋。将军起家良家子，得士能令士心死。无双才气泣公孙，刁斗行军安足比。雁门秋老生边尘，将军此印应随身。篆文划断瀚海雪，红光透出天山云。红沫稜稜土花晕，定为将兵作符信。谢罪曾钤幕府书，酬功谁授梁王印。我闻汉文恭俭称贤主，禁中颇牧慕良辅，贾生不相广不封，纵遇高皇亦何补。又闻武帝恢雄图，丁零鄯善开边隅。但以私亲酬卫霍，不使名将当单于。老去蓝田甘弃置，东道行师复何意。一代威名右北平，但留虎纽旁边字。铜花不觉摩拳久，当年曾绾英雄手。志士成功自古难，庸夫获福从来有。君不见李蔡为人居下中，肘后黄金大如斗。
“七古以气格为主，非有天资之高妙，笔力之雄健，音节之铿锵，未易言也，尤须沉郁顿挫以出之”。此诗从李广印展开议论，多次想象，“篆文划断瀚海雪，红光透出天山云”极见印文凛冽气势，又暗写战事之烈、功勋之著。汉文帝慕贤却不用，汉武帝又偏袒私亲，结尾“庸夫获福”的讽刺，痛惜“李广难封”的命运不公，营造出英雄迟暮，怀才不遇的苍茫境界，虽多议论，但气势沉雄，诗意浑成。又如王聘珍《东晋大兴砖》诗：
砖文初著录，断自永平始。建初逮永初，中参吉阳美。审之以八书，大都盲史耳。独有五凤文，带篆杂隶体。鲁三十四年，凿凿西汉纪。积古得古砖，刷出五凤字。凤来仪文明，神物以类止。续续罗八旊，其六大兴是。大兴东晋初，二年岁在巳。自时年百三，北燕同号此。建国自龙城，不与东南齿。此是典午物，兴宁咸和比。细审砖上文，非范亦非梓。乃是锥所画，波磔特可喜。圆润逞姿媚，直似兰亭矣。乃知大兴年，已开永和始。流传东海濒，定武石可拟。贮以青漆匣，衣以黄文绮。跻之钟鼎旁，日光照经史。
此诗相比前首，多用散文句法，打破诗歌节奏，更近似金石诗的“刻板印象”，不过，这种“以文为诗”的诘诎聱牙之感，或正体现了诗家以体裁之古拙与金石之古朴相配的“以学为诗”书写意识。其实，这也揭示出由金石学研究道路而生发出金石诗的两种创作方向：“金石之学有二，曰考订，曰品陟。”一条重在比兴联想，钩稽隶事典故，品评附着于吟咏对象的厚重内蕴；一条重在以赋的形式铺陈叙述，详细描摹金石的外形、铭文、材质，考订相关史实，呈现吟咏对象的沧桑形态。
其次，考据入序，提升诗序容量与内涵。诗词前作小序古已有之，一般用来叙述创作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写作动机等内容，清代文人将考据文字纳入金石诗序，注解吟咏对象。八砖吟馆分咏诗作中，总题下有总序，分题各附小序。如《分咏十三酒器诗》中王聘珍《周仲姜罍尊》的序文说：
周仲姜罍尊，形椭方，盖器并有觚棱，盖首作幅斗形，两耳及腹下鋬，并作兽面，腹前后突出兽面各一，满身云雷、饕餮、夔龙纹，皆银错，以黄金为目，盖器并有铭文，多剥落，可辨者“旁中作中姜子子孙孙永用享孝”数字。案，《诗正义》引《韩诗》说以罍为金饰龟目，今目验此器，知夔目、兽目皆以黄金饰，不定龟目也。《左传疏》引孙炎云：“罍为下尊。”《礼·郊特牲》：“黄目郁气之上尊。”郑注云：“于诸侯为上。”则知于天子为下矣。
小序中描述酒器的纹理、形态、铭文等内容，按语还引用经籍加以考证，有的序文甚至长达数百字，俨然一篇篇博观精审的金石考证文章。金石诗小序一方面可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诗篇中的古奥文字，另一方面与诗篇相互呼应，增加金石诗的学术内容。
再次，分题吟咏，兼具唱和、课艺性质。阮元及幕下文人在八砖吟馆多次“分咏”“分题”，如《分咏秦汉六朝十印》《八砖吟馆分咏汉晋八砖》《分咏十三酒器诗》等，自然属于前文阮亨所说“与同人觞咏”的唱和类型。这类唱和也像是师生间展示才学的一次次考试，各次吟咏活动基本由阮元主持，其余成员大多是诂经精舍学子，这些吟咏又有分题课艺性质。除了阮元，清代其他学人幕府亦有集会吟咏总集，如严长明辑《官阁消寒集》，为毕沅召集同人在数九隆冬集会作诗，为九次集会的分赋或同赋唱和诗歌总集。又如谭献《池上题襟集》、方濬师《粤闱唱和集》等皆为幕府唱和总集。但聚焦于金石诗，则以阮元《八砖吟馆刻烛集》主题突出，特点鲜明。
阮元之所以能够召集文士共同吟咏金石，除了乾嘉风气的大环境以外，正与他同时期创办的诂经精舍密不可分。实际上，《八砖吟馆刻烛集》内大部分参与者，如朱为弼、许珩、张鉴、陈文述、胡敬、陈鸿寿、顾廷纶、赵春沂、方廷瑚、汤锡蕃、焦循等人皆涉及“八砖吟馆”之外的另一学术场域“诂经精舍”，他们与阮元保持着密切的师生或同道关系。这样一来，八砖吟馆便不是一个简单的“三浣之暇”吟诗场所，而是以阮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诂经精舍为学脉背景，以八砖吟馆为创作现场，兼及学术与文学的金石吟咏文人群体。
三 诗道之尊：阮元幕府金石诗及主张与乾嘉诗学嬗变
钱载、王昶、钱大昕、朱筠、姚鼐、毕沅、翁方纲、阮元、曾燠、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伊秉绶、焦循、朱为弼等大批诗家皆有金石诗存世，形成特异于前代的金石吟咏诗潮。阮元之前，翁方纲已树立金石诗名声，并将金石诗参与构建“肌理说”。清诗发展至乾隆朝时，沈德潜、袁枚、翁方纲各自开坛树帜，其中可能最不被当代学者称赏的翁方纲，恰具备时代创识，蒋寅评价道：“格调、神韵、性灵三家诗说都与明代诗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联，只有肌理说是在清代诗学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理论话语。”细究其论，关键点在于翁氏根植乾嘉学术的学人诗学，而金石诗无疑是尤具学人本色的诗体。
回到彼时文学现场，成书于民国初期的《晚晴簃诗汇》回望逝去不久的清诗演进历程，明确将金石诗视为其标志性特点：
三百年间，诗满天地。综其卓绝，约有数端。……考据之学，后备于前；金石之出，今富于古。海云鼎籀，纪事西樵；杜陵铜槃，征歌石笥。钟彝奇字，敷以长言；碑碣荒文，发为韵语。肴核《坟》《典》，粉泽《苍》《凡》，并足证经，亦资补史。苏斋备体，雷塘嗣音，滂熹洽闻，瓶庐精鉴。诗道之尊，又其一也。
序文标举了“诗道之尊”的六位代表人物，实际上带有构建统系的意旨。“纪事西樵”指王士禄，“征歌石笥”指胡天游，“苏斋备体”指翁方纲，“雷塘嗣音”指阮元，“滂熹洽闻”指潘祖荫，“瓶庐精鉴”指翁同龢，而尤以后四位评价更高。严迪昌指明：“清代中期学人诗最后一位宗师是阮元。”注意到其集成前人的总结价值，《晚晴簃诗汇》的“点将”，则肯定了阮元作为金石诗家的典型意义。
徐世昌认为阮元是翁方纲的“嗣音”，二人亦师亦友，共推金石之学，刘师培说：“别有大兴翁方纲与阮元友善，笃嗜金石。……而金石之学遂昌。”金石诗也成为翁、阮切磋学问的重要途径，阮元《八砖吟馆刻烛集》收翁方纲《西汉五凤砖》诗，实为阮元携砖入京拜访时所作，集内还有翁氏《王复斋钟鼎款识歌》，虽是“曩日之作”，客观上也参与了阮元的“八砖”吟咏活动。由此观之，阮元及其学人幕府继承翁方纲的金石诗学，联系起京师与地方，在特立于清代学术的基础上继续生发其诗学话语。
不过，集成、继承并不意味着循规蹈矩。一方面，清人面对唐宋“好诗作尽”的局面，并未选择束手，而是力图从多方面突围，在古老范式中竭尽所能开拓新境。乾隆朝一派文学隆盛景象，却又暗含困顿：“在博学风气的笼罩下，文人的境遇前所未有地遭遇另一种逼仄，即学术对文学的挤压。……乾隆诗坛一方面是个诗派林立、各种主张杂陈的喧哗空间，一方面又是缺乏领袖群伦之巨人的平庸时代。”在朴学强势勃兴之后，文学何去何从显然是文坛执牛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以金石学为代表的朴学也未尝无弊，潘静如评价清代金石学鼎盛后的发展困境：“在清金石学的中后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金石学的一些变化或演进，已经逐渐超越了狭隘的文字考证和文本考据的范畴。”金石诗其实是清代金石学与诗学发展双重困境交织而成的结果，也是金石学与诗学二者共同拓展领域的必然重合。
处于汉宋之争、唐宋诗之争的纷繁洪流中，阮元虽有自我立场，却不明显偏袒一方。即使其《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扬北碑而抑南帖，也是为其金石学张目。阮元尊崇翁方纲之学，却不以“肌理”评诗，他也不论格调、性灵、宗唐、宗宋。他为郭麐作《灵芬馆二集诗序》时说：“灵均之《骚》，类性体物，无所不有。唐宋人诗各成流派，即以为同出于《骚》，亦无不可。……吴江郭君频伽，……不屑屑求肖于流派，迨深于《骚》者乎？”诂经精舍学人汤锡蕃也作诗反对偏执唐宋一端：“分唐界宋太偏枯，图派西江有若无。何意至今闻正始，顿教一着古人输。”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此胶彼漆皆有其弊，“不屑屑求肖于流派”，应是阮元欣赏的风范。
阮元诗学思想的主张方式不像前辈那样分疆别垒，争讼不已，由于执掌文衡多年，其话语主张常常通过招贤选材、课艺学子、组织纂书的“柔性”手段加以引导：“督学时，士有一艺之长，无不奖励，能解经义及工古今体诗者，必擢置于前。”林昌彝的诗很有启发意义：“福慧双修阮相公，文章当代望衡嵩。论诗不俟张旗鼓，风格微云细雨中。”学人的通达使得阮元习惯于“微云细雨”、润物无声的方式陶染文风，他曾记载：“仁和赵晋斋魏博学，精于隶古，尤嗜金石文字，欧、赵著录不是过也。予试杭州，得其‘书墙暗记移花日’一诗，决为名士，拆卷，果晋斋也。”阮元通过试诗褒扬金石同好，此处“书墙暗记移花日”即唐人“八砖学士”隶事，与阮氏“八砖”恰相互动。
另一方面，阮元以才驭学，不囿于学人一端。《晚晴簃诗汇》评价阮元：“题咏金石之作，不因考据伤格，兼覃溪之长而祛其弊，才大故也。”其学颉颃翁氏，其才更胜一筹，故能以文才游刃于学术之间，这正是阮元金石诗得以超越覃溪家法的重要原因。方濬颐也称：“嘉道间以大文章、大手笔著名海内者，交推仪征太傅文达公。……叹近今巨公长德，根柢之厚，才力之富，禀经酌雅，轶宋超唐，罕能岀其右者。”阮元在《王西庄先生全集序》中借以自道：
古来为才人易，为学人难。……先生诗上者法六朝，次亦确守三唐规范，以视世之抱韩尊苏者，超然远焉。……以先生之才，倘吐纳众家，自辟堂奥，安知诗文不将驾唐宋而上也？……然当涵濡既久，其达之者守古之法，无守古之迹，浸浸乎周秦汉魏之间，又足为私心自用者关其口而夺其气，则才学之卓绝所以矩范后来者，岂浅末之可窥测哉！
阮元常被视为官员、学者，其诗人身份易被忽略，这段论述颇见阮元诗学思想要义。首先，阮元推崇学人之诗，这一观点容易理解。其次，按照既有思维，王鸣盛作为著名学人，其学人之诗应当偏向宋调，阮元却认为王鸣盛诗风上法六朝，次守三唐，绝胜“抱韩尊苏”的宗宋一派，可知阮元并不认同所谓学人诗的固定风格。再次，阮元强调“倘吐纳众家，自辟堂奥，安知诗文不将驾唐宋而上也”的论断，正指明其不专宗一家的诗学理念。复次，学古却不可泥古，一味效法古人，不是经术与文学发展的正途，“守古之法，无守古之迹”，终究要以诗人之才自出机杼。
正因为阮元“才大”，他在创作金石诗摹古怡情的同时，尝试拓展此类诗“以诗论金石”的批评功能。“诗”的文学功用不仅在于抒情叙事，也能展开理论批评。杜甫、元好问等人后，清人对此兴趣颇浓，形成以诗论诗、文、词、曲、书、画的文艺批评繁盛局面。阮元则尝试以诗论金石，创作论钟鼎文组诗《朱右甫摹辑〈续钟鼎款识〉作〈秋斋摹篆图〉属题予按昔人论诗论词论画皆有绝句因作论钟鼎文绝句十六首题之》，略举其中三首：
象形指事最精微，假借谐声见尚稀。一字写成百疑注，那知隶草任人挥。
一字经人十日思，却从许慎上推之。韩苏若解摹周篆，石鼓诗歌当更奇。
有篆方增彝器重，无斑始见炼金纯。若将青绿为题品，不是真能识古人。
阮元曾在笔记中赞赏以诗论诗的批评方法。这十六首绝句则在此理念基础上超越前人，阐释金石铭文补葺经史、考订文字、辨识书法等价值，还从锈斑材质辨别金石高下，使得金石诗跳出单纯描摹文物、咏史怀古的框架，以文学批评的面貌丰富了理论内涵。
阮元又于其诗话中，特以金石诗创作水平评骘诗家，此举不仅拓展了批评视野，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准则。如称赞彭孙遹的金石诗说：
彭羡门少宰孙遹《未央宫瓦歌》云：“犹是阿房三月泥，烧作未央千片瓦。”奇句未经人道。若《陈白沙草书歌》《西洋琥珀酒船歌》《张都尉画马歌》诸篇，皆骯髒瑰玮，自立旗鼓。世竞称其竹枝艳体及应制诸作擅场，浅之乎论少宰矣。
清初彭孙遹号称“吹气如兰彭十郎”，词近花间，诗近大历。阮元却力主赞誉彭氏“骯髒瑰玮”的金石诗，特出手眼。阮元的评价非随意而为，而是试图创立新说，亦是其话语权力的自觉反映。因而，阮元以金石诗作为学与诗、学与才的结合体，蕴蓄消解宗派，平亭纷争，以兼备学才的文学筋骨推动诗学前进的融通意识，折射出扬州学派之“通”的另一维度。
可惜的是，不久后接踵而至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不仅重创了风雅繁华之地，也加速了经世思想的高扬与外来思潮的涌入，阮元在文学领域“微云细雨”式的倡导，相比石破天惊的战争走势所带来的文学新动向，终究还是没能跟上时代迅速变化的步伐。阮元所提倡雍容典雅的学人文学，注定只能在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知识圈层不断扩大的局势下才能获得广泛认同。一旦王朝风雨飘摇，其不得不让位于战争书写与诗界革命，金石诗的成长走向也为之一变，坍缩成那些还能凭借兴趣、素养和物质支持的少数学人把玩的小众文化。后续跟随与模仿者难及阮元之才识，渐变为宋诗派、同光体一路。但是，谁也无法预见未来，仍需承认阮元幕府及清人所作金石诗在清代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余 论
乾嘉以降，如朱筠、毕沅、阮元、谢启昆、曾燠等人聚集俊才，左右清代学术走向。阮元意欲倡导笃雅奥衍、典丽矞皇的金石诗，以才驭学，以学入诗，是清中叶实践、倡导金石诗的关键人物。晚清时吴云在寄陆心源信札中盛赞阮氏“八砖”：“嘉道间阮文达公以当代龙门为文章司命，扬历中外五十余年。巡抚我浙，建诂经精舍，当日知名之士，咸萃于幕下。经术之外，及于金石文字。……论者谓金石之学，至是斯称大备。文达……以八砖分题课士，于是耆古之士益知贵重，竞起搜访，互相矜尚。”就以上阐释来说，阮元藏砖、咏砖的“八砖吟馆”作为一个专咏金石的文学现场，切口不大，但深入这个切口，我们能以微观的构件材料考察宏观的文学建筑，探究阮元及其幕府文人金石诗的脉络内涵，揭示在文学史构建中被忽视的金石文学现象。
钱仲联对此颇具洞见：“中国诗歌发展到清代，前面已有从《诗经》到汉魏六朝唐宋这样悠久丰富的传统，欲想另辟蹊径、再造天地，就非要具备厚实的学识与广博的艺术修养不可，这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清诗发展的必由之路。”厚植于学识、艺术基础上大量出现的金石诗确为清代文学史的独特现象，阮元及其幕府文人处于清代学术顶峰时期，不免心生自豪，并产生延续学脉、再造天地的自觉意识。只是盛极则衰，他们身处从乾嘉至道咸的历史转关时期，应认识到社会、文学亟待改变，然而处于彼时位置，也许只能在自身所学基础上加以改进。
学问化、精致化，以及对艺术鉴赏、文物鉴定、人力物力的多面向要求，使得金石诗存在较高的学习门槛，导致其难以广为流传，这也正是不被新文学崛起后的文学史研究者们表彰的原因之一。然而，清人能够在诗歌发展中寻绎到这条新变路径，已是在厚重传统下黾勉心血的结果，其中蕴藉的学风精神值得肯定。当然，要想突破层累重重的文学传统，已不是这个时代所能做成的事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区域现代化研究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