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念是建构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概念体系。关于史学功用，有“鉴戒”“资治”“明道”“经世”“惩劝”等；关于历史编纂方法，有“春秋笔法”“史法”“史义”“名实”等；关于史著优劣，有“实录”“信史”“秽史”等；关于史家修养，有“史才三长”“史德”“良史”等；关于治史态度，有“直书”“曲笔”“实事求是”等；关于史学价值，有“国可灭，史不可灭”等。正是这一套系统的概念，支撑起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

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史学形成了以史学功用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换言之，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是围绕着史学功用而展开的。

和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史家十分注重历史对现实的警示作用，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纯粹为记载历史而记载历史的史书是不存在的，借鉴、垂训、资治、明道、经世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属性，也是古代史家作史的最终追求。周人的“殷鉴”、汉人的“过秦”、唐人的“隋鉴”，是古人以史为鉴的显例。人们通过反思历史，“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孔子作《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彰扬的是史学教化和垂训的功能，并逐步发展成为后世作史者的共同追求。唐代人认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学又在借鉴之外，被赋予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作用。随着史学的发展，作史以求“资治”又成了史家作史的宗旨，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希望君主能够“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包含了以史为鉴、惩恶劝善、以史教化和“将施有政”等内容，集史学功用之大成。与以史资治相伴，“以史明道”的观念也产生了，曾巩认为“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朱熹作《通鉴纲目》，秉持《春秋》义法，以“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为目的，这是史学功用在精神领域的拓展，其核心依然是积极用世。明末清初，顾炎武云“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并用“经世”囊括“明道”和“资治”，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功用论就发展成为“从鉴戒、惩劝、教化至资治、明道，再总括为经世的三级范畴体系，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结，形成相当严密的思想网络”，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

因为史学功用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有关史学地位、编纂方法、史家修养、治史态度、史书优劣、史料选取、历史叙事、经史关系等的论断，都围绕史学功用这一核心而展开，或者说，都是为实现史学社会功能而存在的。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李世民感叹：“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莫不彰善瘅恶，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史学乃“国家之要道”“百王之令典”，其地位如此之高，都是从史学功用导出的。纲目体的创设是为了明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是便于借鉴，通史的重心在于探寻历史发展的成败兴衰之理，断代是为了树立王朝正统，目的仍然是要更好地发挥史学在现实中的作用。在史料选取、历史叙事方面，人们主张把经国济民的资料写入史书，要求以叙述国家大事为主，在影响后世深远的重大史事上下重笔，其本意也是为了经世致用。人们讨论良史、史才三长、史德、心术等史家修养，要求史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秉笔直书的态度修史，是因为古代史家清楚地认识到，史学要发挥应有的功用，前提必须是信史，捏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史书，是无法真正产生资治功能的。

古代史家运用史学概念所建构的思想体系，都指向“史学何为”这一目标。这是因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维护自身的统治，而史家则要凭借著史参与历史活动，通过研究历史彰显自己的价值。古代史家围绕历史活动，运用史学概念建构思想体系，无非是要说明中国历史的特性，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对统治者有用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

总之，古代史家围绕“史学功用”这一主题，运用原创性的概念所建构的古代史学思想体系，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