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

【摘要】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在我国，基础研究兼具服务现实与引领未来的双重使命。完善新时代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体系，投入主体上，要充分挖掘地方政府增长潜力，激发企业投入活力，保证中央财政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上的投入；支持机制上，要注重全链条研发投入的合理配比，提升承接基础研究成果的能力，将稳定支持向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科研机构倾斜，注重发挥非共识项目对原始创新的发现功能；生态营造上，要持续做好基础研究的支撑保障，把握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的战略机遇，助力我国基础研究成果加速突破，发挥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作用，制定符合现阶段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制度，为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关键词】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战略科技力量 研发投入 非共识项目

【作者简介】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和技术战略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战略、规划与政策，主要著作有《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合著）、《区域特色产业和科技资源空间布局研究》（合著）、《新时代党领导科技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著）等。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支撑人类文明进步和科技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2026年4月30日，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突出地位。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显著增加，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持续上升，但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仍有提升空间。面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的新趋势，大国间科技博弈的新态势，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模式，基础研究的内涵界定、投入方式、组织模式等都需要因时因势调整，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高端升级的迫切需要。要立足我国国情、制度优势和创新文化，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发展道路，形成与建成科技强国宏伟目标相匹配的强大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从源头补齐科技创新短板，筑牢关键技术底座。

基础研究的内涵与时代要求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体系，首先要正本清源，理解基础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并结合我国所处国内外形势，明确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的内涵与使命。

基础研究内涵的历史演进。人们对基础研究内涵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阶段、文化传统、国家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动态演进。从科技史视角审视，基础研究概念的源头是“科学”。古希腊学者以纯粹的好奇心为驱动，对自然现象进行抽象思辨与逻辑推理，奠定了无具体应用目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科学思想根基。这种脱离具体应用目的的科学探索，形成基础研究的雏形。19世纪早期的欧洲，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二分法，明确了两类科学研究的不同导向，即纯科学聚焦于揭示自然规律本身，应用科学着眼于解决实际生产生活问题。这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类埋下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基础研究概念的界定出现关键转折。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将科学研发过程系统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个阶段，并提出“线性模型”，强调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前提，这奠定了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托克斯提出“巴斯德象限”理论，打破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二元对立，并指出存在“既追求基础科学发现，又面向实际应用需求”的研究象限，凸显了应用导向基础研究的价值。2016年，哈佛大学教授文卡特希等进一步提出“发明—发现循环”理论，提出知识发现与技术发明并非简单线性递进，而是一个双向互动、循环加速、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科学发现催生新技术，新技术工具的发明又进一步拓展科学探索边界，两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形成共生共进的创新生态循环。

纵观基础研究概念的演进历程，无论是线性模型、象限理论还是循环理论，研究范式在不断迭代，但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源头活水”的关键地位始终未变，变化的只是科学问题的提炼方式与研究路径。其中，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作用日益凸显，反映出当代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需求之间日益紧密的互动关系。

我国基础研究的概念及内涵辨析。我国对基础研究的定义与统计范围，总体上与国际通行标准保持一致，均以拓展知识边界、揭示自然规律为主要目标，不包括直接指向特定应用需求的科学研究。但从科技统计实际需求、科技管理以及财政支出角度看，我国基础研究的概念在具体应用中，与国际通行标准存在三重差异，需加以辨析。

从科技统计角度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对科学技术统计指标的解释，基础研究“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2]这一解释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弗拉斯卡蒂手册》中对基础研究的界定大致吻合，均强调其探索性、创新性和非直接应用性。统计学意义上的基础研究，侧重于科技统计数据的归集与分析，主要考虑研发活动性质和直接目的，数值需具有国际可比性。但对于反映我国基础研究活动的全貌，特别是嵌于重大工程中的基础科学问题攻关，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从管理实践角度看，基础研究概念呈现“任务导向”特征，强调研究活动在创新链条中的定位与功能，尤其关注基础研究如何与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有效衔接，共同服务于科技管理决策。例如，我国重大科技项目通常采用“总体目标—分解任务”的管理模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边界，在项目管理中难以清晰划分。在管理实践中，一些基础研究内容可能被归于“应用基础研究”或“关键技术攻关”范畴，从而被模糊处理或低估。

从财政角度看，基础研究主要服务于财政资金的分配与监管需要，与政府对实质性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不完全一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设置20602“基础研究”款级科目，反映从事基础研究和近期无法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机构的支出、专项科学研究支出，以及实验室、重大科学工程、高层次科技人才等支出，其资金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财政支出科目中也有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如205“教育支出”的高等教育支出中，也有大量实质性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

此外，我国关于基础研究概念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包含了“基础性工作”这一重要范畴，即基础数据和资料的采集、鉴定、分析，以及科学考察、调查、标本收集等基础性工作。这类工作虽不直接产生新科学理论，但为基础研究提供关键数据支撑，是我国面向未来积累科学知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基础研究体系的特色组成部分。

我国基础研究的时代意涵。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支撑。在我国，基础研究兼具服务现实与引领未来的双重使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源头支撑。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为适应我国阶段性发展要求，基础研究在我国应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时代意涵。一方面，基础研究应更加突出“需求牵引”，既要满足现实紧迫需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需要。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加速向基础前沿延伸，基础研究必须强化目标导向与问题意识，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瓶颈出发，加快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这要求基础研究不再只是孤立的学术探索，其成果应以服务现实紧迫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为导向，体现“研以致用”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基础研究仍需保持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超前布局，为未来产业变革储备科学基础力量。当前，技术迭代周期显著缩短，今天的科学前沿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产业高地。基础研究要洞察未来之势，通过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创性探索，在基础理论、底层算法、核心材料等方面形成先发优势，为未来五到十年的颠覆性创新奠定基础。

完善新时代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体系

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格局深刻调整，基础研究呈现出从“自由探索”加速向“有组织推进”演进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传统自由探索式、分散化的基础研究模式，已难以适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高端产业升级需要。深入理解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明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决定性意义。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并非否定传统自由探索的价值，而是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基础研究的系统效能和战略导向。

新时代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必要性。从国际竞争维度看，科技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个别国家搞“小院高墙”，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等关键领域构筑壁垒，试图切断我国获取前沿知识的渠道。这种态势下，传统基础研究模式难以在战略必争领域实现快速突破，有组织地集中优势力量攻关科技难题成为必然选择。例如，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大规模资助特定方向基础研究，欧盟通过实施“地平线欧洲”计划强化协同创新，均体现了有组织推进基础研究的国际趋势。

从科学演进维度看，一方面，当代科学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显著增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命健康等重大问题涉及多领域知识交叉，依靠单一学科、单一团队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数据密集型研究、智能化科研逐渐成为新趋势，亟需建立跨机构、跨领域的数据共享和算力协同体系。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能够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大团队协同和大平台支撑。

从发展阶段维度看，我国基础研究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关键阶段。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超过7%，[3]但与发达国家15%至25%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在经费总量有限、战略需求紧迫的现实条件下，我国必须提高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效率，避免低水平重复研发和资源碎片化配置，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将有限资源投向更具战略价值的方向。

从创新链条维度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边界日益模糊，“从0到1”的原创突破与“从1到N”的成果转化之间的时间间隔大幅缩短。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能够更好地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缩短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周期，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优化有组织的基础研究的系统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水平创新主体。新时代推进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必须明确各类战略科技力量的差异化定位，构建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协同创新体系。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有各具特色的协同架构，各类主体的协同机制是发挥体系效能的关键。组织层面，可建立重大科技任务“揭榜挂帅”和“赛马”机制，打破单位界限，择优组建攻关团队。资源层面，可建立国家科技计划统筹机制，避免重复立项和资源分散。

国家实验室是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的“科技国家队”，定位为战略必争领域基础研究的牵头组织者。国家实验室要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脑科学、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组织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开展定向性、建制化基础研究。其优势在于能够跨机构、跨学科整合全国优势资源，形成目标导向明确、组织力度强大的攻关模式。国家实验室应发挥“出题者”和“组织者”双重作用，凝练重大科学问题，设计研究路线，协调参与单位，确保基础研究始终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展开。

国家科研机构具有建制化科研优势，是定向突破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的中坚力量。相较于高校的自由探索属性，国家科研机构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放在首位，聚焦产业短板、国家安全弱项开展体系化基础研究，针对材料、能源、装备等重点领域的技术瓶颈，深耕基础性、系统性、长期性科学研究，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扎实理论储备，打通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通道。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校学科门类齐全、人才梯队相对完善，更适配非共识、高风险、前沿性基础研究。可依托基础学科优势，深耕基础数理、生命科学、前沿交叉学科，持续产出原创性科学发现、颠覆性学术理论，培育基础研究后备人才队伍，夯实我国基础学科发展根基。

科技领军企业是需求牵引型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定位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枢纽节点。企业在贴近市场、把握产业需求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在关键技术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华为、比亚迪等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效。科技领军企业应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具有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将产业需求转化为科学问题，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突破。

新型研发机构是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定位为灵活高效、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创新组织。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指出，要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4]凸显其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不同于传统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采用理事会管理、市场化用人、多元化投入等灵活机制，能够在特定细分领域或区域创新体系中充分释放“鲶鱼效应”。新型研发机构可以发挥其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衔接功能，在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环节填补创新链条空白，也可以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的多元化主体建设

持续高水平投入是保障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必须使用好财政资金，原则上，财政资金必须优先保障科技强国建设，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方向、战略必争、“卡脖子”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同时，要处理好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的关系。

持续激发地方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潜力。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最大潜力在于地方和企业。近年来，我国中央财政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已处于较高水平，相比之下，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潜力有待挖掘。2020年至2024年，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支出从255.19亿元增长至712.72亿元，[5]增长势头明显。仅从财政经费支出情况来看，地方基础研究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支出的比重也呈明显上升趋势（见图1）。[6]考虑到创新要素聚集度等因素，应鼓励北京 （京津冀）、上海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创新要素聚集度高的城市，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同时，引导地方政府结合本地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需求，差异化布局基础研究方向。引导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承接国家级平台载体或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投入。

此外，要进一步激发企业布局和投入基础研究的主动性。[7]近年来，中央企业通过设立联合基金、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方式，深度参与国家基础研究体系建设。“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8]“十五五”时期，为实现科技强国目标，需进一步完善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政策。比如，对企业自建实验室等用于内部研发支出的基础研究经费，可给予有别于一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又如，对企业直接捐赠给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类服务机构用于基础研究的情况，可允许其参照“直接出资给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类服务机构”，享受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将更多企业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参与主体。可从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意见，将企业作为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并从研发投入规模、研发人员和内设研发机构数量等方面，明确作为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的条件，支持更多有较强实力的企业作为研发主体参与政府科技计划，改变以往企业大多仅作为资金匹配方的局面。

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基础研究。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支持基础研究，这一模式由来已久。例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就设立基金会，资助一系列大学研究项目，培育了多所著名研究型大学。对标主要发达国家，我国已初步建立包括资助学术交流、科研项目、新型研究型大学、社会科技奖励、科研仪器与基础设施等多种渠道在内的捐赠体系。捐赠具有灵活性高、宽容失败、关注长远等特点，与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高度契合，应推动完善我国科学捐赠体系，引导全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捐赠。

引导社会资本设立专项基金与科技奖项，长效支持基础研究和青年学者。支持知名企业、科学家共同发起设立全国性基础研究基金会，围绕数学等需要长期稳定支持的基础学科和冷门研究方向开展资助。鼓励高校设立教育基金会，加大力度支持基础研究，吸引校友、企业捐资设立基础研究领域专项基金，重点资助青年学者潜心研究。支持社会力量出资设立相关科学技术奖项，通过加大宣传与学术交流，提升其国际声誉，逐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奖项。

保证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基础研究稳步提升。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始终是基础研究投入的最重要力量。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中央财政应保证基础研究投入稳步增长。明确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占财政科技支出的合理比例，建立刚性增长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方向、战略必争、“卡脖子”等领域的基础研究。面向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营单位，试点开展机构式资助。

优化基础研究的支持机制

在保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同时，要注重应用研究的投入配比，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方式，以及探索非共识项目的支持方式，这对提升基础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保持创新全链条研发经费的合理配比。国际经验表明，作为创新链条的重要环节，应用研究直接面向产业技术需求，其投入规模通常大于基础研究，这样才能使得基础研究投入的成效充分释放。我国应用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长期偏低（见图2），2024年仅为11.9%，而试验发展经费高达81.2%；[9]美国2024年全社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占研发经费比重，分别为14.58%、18.16%和67.26%。[10]这意味着即使基础研究产出增加，也面临应用研究承接能力不足、无法有效转化为技术突破和产业竞争力的问题。

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应强化应用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现有科技计划体系中，加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顶层布局，设计具有明确国家目标、任务导向、对科技强国建设具有全局性和带动性的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科学问题。另一方面，利用政企联合资金支持应用研究，发挥财政资金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阶段的引导作用。加强从事应用研究机构的建设，如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研发能力强、贴近市场、更灵活等优势，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应用的转化速度。同时，提高技术转移服务水平，建设专业化、高质量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从高校、科研机构向企业转移转化的效率。

稳定支持一批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水平创新主体。稳定资助基础研究类科研机构，是许多国家布局基础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面向基础研究和承担国家任务的科研机构，需要更多稳定支持，机构式资助占比相对更高；贴近市场、主要开展应用类研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科研机构，机构式资助占比相对较小。以德国四大学会为例（见表1），马普学会以基础研究为主，机构式资助占比约74%；亥姆霍兹联合会以大科学设施为依托，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开展跨中心协同攻关，机构式资助占比约66%；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主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机构式资助占比约65%；弗劳恩霍夫协会专注于应用技术的研发与转化，与产业界合作紧密，具有充分市场竞争能力，机构式资助占比仅约为37%。就我国而言，基础研究投入模式多以竞争性项目资助为主，对科研院所的稳定资助经费占比仅约三成，约七成为竞争性项目经费。[11]相比稳定资助经费的使用，竞争性经费使用压力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研机构面临“养人”压力，难以保证高质量完成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让科研机构摆脱“养人”压力，需稳定支持一批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水平创新主体，如明确资助周期为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科研项目，并以政策文件形式建立稳定增长机制。对于承担“卡脖子”等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的科研机构，可采用“里程碑”式考核，在完成项目评估后，对实现目标的科研机构实行滚动式连续资助，既能避免“躺平”心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科研工作提供稳定预期。

依托非共识项目支持长周期、高风险原始创新。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在关注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要为我国长远科技发展提供原始创新积累。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开展非共识项目的试点和探索，但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有探索性早期概念研究基金（EAGER）和快速反应研究基金（RAPID）等专项非共识通道；欧洲创新理事会设置“探路者计划”项目，为突破性创意在早期阶段提供支持。相比之下，我国非共识项目的资助规模、遴选机制以及容错率等，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国需打破现有资助惯性，构建有别于一般项目评审、资助、评价的非共识项目制度。建立“专家实名推荐＋主动发现”的双轨并行项目征集渠道，让具有学术鉴赏力和前瞻判断力的一线高水平科学家深度参与项目识别。采用非常规遴选模式，邀请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通过深度互辩、充分研讨遴选项目。对非共识项目实施分阶段支持，逐步增加资助强度，采取“动态调整、审慎包容”的管理理念，不以短期成果论成败，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

加强基础研究的支撑能力建设

做好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投入是重要保障，高水平信息化手段、大科学装置、科研仪器设备，以及一流期刊都是提升基础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

加速人工智能赋能与科研信息化平台建设。“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被视为当前最显著的科研范式变革，正深刻改变科研活动方式，大幅缩短研究发现时间。以AlphaFold2（阿尔法折叠2）为例，它不仅在精度上达到实验水平，更在极短时间内预测上亿个蛋白质结构，完成了靠传统实验方法难以想象的工作，对生命科学产生颠覆性影响。

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加快推动科研范式变革。首先，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科学数据存储、汇交、共享的标准与法规。通过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发展面向多学科通用的科学基础大模型。同时，围绕材料、生命健康等重点学科，打造专业模型，加快构建通用模型和专用模型融合的协作体系。其次，完善创新生态与治理体系，建立适应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特点的科研评价机制，构建包含伦理规范、数据安全在内的治理框架，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同时，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再次，着力培养AI for Science复合型人才。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排名处于前列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开设AI for Science交叉学科方向，推行“AI（人工智能）科学家＋领域科学家”双导师联合培养模式。

强化大科学装置的开放共享。大科学装置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推动科技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总量超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12]但部分大科学装置仍面临企业用户占比偏低、机时主要由依托单位内部使用、年运营经费偏低等现实挑战，未能将大科学装置的生产力有效转化为产业创新动能。

要逐步建立大科学装置稳定的运行经费保障机制，将装置年运行经费占建设总成本的比例逐步提升。一方面，完善开放共享的考核激励体系，将“开放共享服务机时”“产业转化率”“用户满意度”等关键指标，纳入装置运行考核，对考核优秀和良好的单位给予后补助经费奖励。另一方面，弥合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差距，支持大科学装置与领军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把工艺痛点“翻译”为基础科学问题，依托装置能力联合攻关。

大力推进科研仪器设备自主化。科学仪器是科学家的“眼睛”和“手”，其自主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基础研究能否实现自立自强。但国产科研仪器“小散乱”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在全球上市仪器公司营收排行榜前20名中，尚未出现中国企业，与国际龙头存在一定差距。

要持续推进科研仪器设备自主化。首先，在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关键品类，组建由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领军企业共同参与的产学研用攻关联盟，从源头材料、关键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集成，进行全链条布局。其次，以应用倒逼创新，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优先国产原则，以“首台套”保险补偿政策降低企业试错成本，通过规模化应用加速技术迭代成熟。再次，加强精密仪器领域的人才培养，为仪器研发人员提供差异化职称评定和晋升通道，纠正科研评价中“做仪器不如发论文”的激励错位。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与自主科学数据库。科技期刊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中国科协发布的最新一期《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2025版显示，学科排名位列全球前5%的中国科技期刊达76种，是2020版的9.5倍。中国科技期刊刊均WJCI指数世界排名、刊均影响因子较2020版也有明显上升。量质齐升，彰显中国科技期刊不断攀升的影响力。[13]

要持续加强科技期刊集团建设，打破期刊之间壁垒，促进知识、数据与评审专家深度融合。首先，加强科技期刊运营人才引进建设，培养和引进科技期刊领域急需的顶尖人才。建立国际化高水平专家队伍评审库，充分发挥其在学术方向、期刊质量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其次，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科技期刊建设，提前谋划布局选题，追踪有潜力的科学家，提前锁定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努力做到将研究成果留在本土期刊发表，提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再次，加强数字化应用，加快推进自主科学数据库建设，构建数据存储、发布、传播和评价等全流程数字化系统。

以评价为重点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的关键在于推行差异化分类评价，摒弃“一刀切”的传统评价路径。

构建基础研究差异化评价体系。首先，要将是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检验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要看这些成果是否可以转化为关键技术和产品，是否可以支撑重大工程，是否可以催生新质生产力。同行评议应吸纳产业界资深人士和技术专家参与。其次，要根据探索性基础研究特点，实行以学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重点的国际同行评价模式。重点评价其是否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是否提出新理论、开辟新方向，而非简单的论文数量或刊物影响因子。要大力推广“代表作”制度，由科学家自己举荐最能代表其水平的几项工作，让评价回归学术本真。再次，要加强对稳定资助机构的“中期＋长周期”考核评估，将结果直接与稳定支持经费挂钩。对承担任务好的机构，可在稳定增长基础上上浮支持比例；对承担任务不达标的机构，可降低稳定支持比例。设置稳定支持机构动态名单，连续考核评估结果不达标的机构，需退出稳定支持名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基础研究应当成为我国拓展和维护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首先，要主动发起或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如深时数字地球（DDE）国际大科学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为解决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次，要支持和鼓励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组织任职，到国际顶尖学术机构交流工作。再次，要有计划地吸引国际顶尖人才来华工作，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科研环境，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结语

每一次重大科学突破，都源于对基础科学问题的探索。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推动基础研究发展。进入新时代，科技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前沿阵地，基础研究既要继续承担探索未知的使命，还要肩负起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重任。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体系构建，必须走出一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独特道路，以高质量供给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注释

[1][4]《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人民日报》，2026年5月1日，第1版。

[2]《国家统计局关于科学技术的指标解释》，2019年12月2日，https://www.stats.gov.cn/sj/zbjs/202302/t20230202_1897091.html。

[3]《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十五五”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2026年3月6日，https://www.gov.cn/zhuanti/2026nztj/2026qglh/yw/202603/content_7061044.htm。

[5]参见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网站，http://www.mof.gov.cn/zyyjsgkpt/。

[6]根据财政部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网站中，2020年～2024年“中央政府决算”数据整理，http://www.mof.gov.cn/zyyjsgkpt/。

[7]刘冬梅：《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国家治理》，2026年第12期。

[8]《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破千亿元》，2026年5月29日，https://news.cctv.com/2026/05/29/ARTILGjh3ZASWqPwNsaun2cM260529.shtml。

[9]《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5年9月29日，https://www.cee.edu.cn/n171/n58287/n58313/c818637/content.html。

[10]根据美国科学工程指标中2024年数据计算，https://ncses.nsf.gov/pubs/nsf26314。

[11]韩凤芹、李丹：《以双层治理推动基础研究类院所改革》，《科研管理》，2022年第12期。

[12]《开放共享大科学装置》，2026年5月14日，https://www.news.cn/liangzi/20260514/9ecc0c566a0a4fee8c350ff7a7c54dc8/c.html。

[13]喻思南：《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底气何来？》，《人民日报》，2026年6月1日 ，第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