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琴，中山大学；刘添辅，南京大学

来源：《当代亚太》2026年第3期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分工，也日益成为中美竞争影响全球南方的重要渠道。近年来，中美两国持续加强与南方国家的数字技术经济合作，双方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平台服务、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形成了不同的合作网络。然而，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政治支持。中国数字企业和资本一度深度嵌入印度市场，但此后印度仍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应用和企业。由此，本文试图回答：在什么条件下，数字技术经济合作才能影响南方国家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偏好？

本文所说的“战略偏好”，是指一国在政治、 经济与安全层面对另一国所呈现的总体倾向性。既有研究往往假定，经济联系会产生政治外溢，却忽视了中美数字技术经济合作模式的差异，也低估了南方国家根据国内政治需要主动选择合作对象的能力。为此，文章提出“技术经济合作模式—政治合法性动机—战略偏好”的分析框架，认为数字技术经济合作能否产生政治外溢，取决于合作方式能否契合一国的合法性需求。

在主导模式上，中国与美国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技术经济合作路径。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多集中于基础使能层，合作通常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战略基建和授权开发等方式，提供5G网络、光纤骨干网、数据中心、智慧城市和政务云等数字公共产品。这类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往往需要政策性金融、政府授权和政企协同，其核心理念是国家中心主义与数字主权优先。

美国的比较优势则更多集中于平台应用层，主要依托微软、亚马逊、谷歌等跨国企业，通过云服务、操作系统、数字平台等市场化产品嵌入南方国家，并借助贸易协定推广数据自由流动、平台非歧视和最小化监管等规则，其核心理念是市场自由主义与数据自由流动。二者并非绝对分割，但构成了各自对外数字合作的主导特征。

两种模式之所以产生不同政治效果，关键在于南方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诉求。当一国数字基础薄弱、政府绩效合法性不足，并急需通过基础设施、就业和公共服务展示治理能力时，中国模式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较高能见度和“政府归因性”，合作成果容易被转化为执政绩效，从而增强对华战略偏好。

相反，当一国数字基础较好、绩效合法性较稳固，并更加依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维持政治认同时，美国企业主导的市场型合作更契合其既有制度与价值体系，进而强化对美战略偏好。换言之，真正连接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权力的，并非合作规模本身，而是合作模式与国内合法性需求之间的匹配。

为检验这一机制，文章综合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与典型案例分析，考察2012—2023年20个南方大国的240个“国家—年度”案例。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经济合作能否转化为战略偏好，并不主要取决于合作规模，而取决于合作模式是否契合南方国家的国内政治需求。

2014~2017年的印度尼西亚是“中国模式—绩效合法性—对华战略偏好”路径的代表。佐科政府上台后，将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作为回应社会发展诉求、展示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提供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投资和数据中心建设，为印尼带来了较为直观的发展成果。随着数字合作不断深化，中印尼关系也逐渐从经贸和技术层面延伸至高层交往、“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等制度合作。印尼的案例表明，当数字合作能够服务于政府的发展议程时，经济联系更容易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互信。

2015~2022年的哥伦比亚是“美国模式—意识形态合法性—对美战略偏好”路径的代表。该国数字基础较好，微软、亚马逊等美国企业长期通过云服务、数字平台和数据中心嵌入其数字经济体系。这种企业主导、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合作方式，与哥伦比亚既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理念更为契合，进一步巩固了哥伦比亚的对美偏好。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是哥伦比亚重要的ICT产品来源国，但中国数字技术的大量进入并未牵动其对华战略倾向。

两个案例共同说明，数字技术经济合作并不能自然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全球南方国家并非中美竞争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会根据自身的合法性需求，主动选择和利用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经济合作。经济联系只有嵌入一国国内政治逻辑，才可能沉淀为较为稳定的战略偏好。

对中国而言，面向南方国家的数字合作需要更加注重国别差异。对治理绩效压力较大的国家，可继续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合作的优势；对市场机制较为成熟、更加重视规则与价值认同的国家，则应增强企业和社会主体的参与，提高中国数字产品与当地市场规则的兼容性。只有使合作方式与当地真实需求相匹配，数字经济联系才能进一步转化为长期、稳定的政治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