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社会科学进路在认识论上追求“命题对应事实”，但也受此思维形式局限。从跨语言现象学出发，在维特根斯坦的“综观”概念启发下，通过异质成分之间的中间性链接来实现对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理解，社会科学研究能更好地处理日常语言中的复杂现象。这种视角也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部分特质相似。在具体方法层面，“测度”和“戏剧人类学”两种实践方式都可以实现“综观”呈现。测度方法通过将多种异质田野方法或成分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搭”特征，避免将复杂现象还原为单一逻辑形式；戏剧人类学则通过身体表演的“前表现性”实现异质成分的中间性链接。“综观”进路能包容传统认识形式之外的思维模式，这种进路以人的生活形式和行动为根基来看世界，在人工智能全面进入社会科学的时代尤有价值。
关键词：“综观” 社会科学方法论 跨语言现象学 测度 戏剧人类学
作者：朱晓阳，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昆明 650031）；林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P133—P152
引言
西方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长期围绕自然因果律与合理性解释来回摇摆，即选择所谓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物理主义还是心理主义，这一分歧用社会学的表述，就是结构与能动性、实证经验论与理解/解释的分歧，构成了社会科学里最具“杀伤力”的成对概念。经过社会科学界几代学人的努力，今天这种对立虽然在研究实践中仍然存在，但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被一定程度消解。
然而，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方法论还面对着另一种分裂。这种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对立至今仍根深蒂固，并且也常常被用来划分社会科学与非科学，例如社会科学逻辑和日常思维形式的差别。这种对立还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例如以西文为载体的规范社会科学及其逻辑用语与汉语的传统思维之间的对立。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学“本土化”与所谓广义社会科学的争论，也是其表现之一。在这一路径之争背后，实则暗藏着还原论的陷阱。费孝通晚年主张“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也意识到要“避免一种简单‘还原论’的倾向”。超越还原论预设下的这种分歧，事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因此，本文讨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不是一个传统的学科内部问题，而是与当代认识论批判有关，关涉传统社会科学的认识逻辑形式与欧洲哲学传统之外的思维方式，包括其与中国传统认识形式之间的差异。这也是对规范的社会科学写作与散论之对立的反思。
本文期望以“综观”进路提供一种补充性视角，以消除传统社会科学逻辑与日常语言形式的虚假对立。借助当代跨语言现象学对社会科学传统认识论批判的成果，引入维特根斯坦关于“综观”的讨论，本文尝试从人类学角度说明何为“一目了然演示”，并提出两种与跨语言现象学有关的、呈现“综观”的方法论实例，将被既有社会科学认识论排斥在研究之外的认识形式带入社会科学。
不仅如此，引入“综观”视角更符合中国社会科学实践和知识生产的需要。有待拓展的不仅是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传统界限”，也是传统社会科学的思维形式。不拓展实证科学思维，不将类比、推己及人等思维视为同样具有根本性的社会科学思维，就很难有基于中国文化自觉的社会科学思维。从实践的角度，这种拓展将是一种“学化中西”的尝试，最终服务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一、社会科学对“真”的追寻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理解/解释的传统社会科学进路，都追求命题对应事实意义上的“真”。自学科建制上的社会科学出现以来，这一追求从未被真正动摇过。从19世纪中叶的孔德开始，社会科学一直致力于以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强调知识的确定性和可验证性。19世纪末，受到阐释学影响，韦伯奠定了以行动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为核心的意义理解社会学。然而，“意义”不过是命题为真或假的另一说法。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同构关系，命题通过其逻辑形式来描绘世界中的事实。这种观点为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关于语言意义确定性的重要依据。逻辑实证主义者接受了这种观念，认为科学语言应该具有清晰、明确的意义，并且能够通过与经验事实的对应来验证其真假。在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下，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应致力于说清可以说得清的事实，对于不能言说之事则保持沉默；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被经验验证或者在逻辑上为真的命题才有意义，其他无法验证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命题被视为无意义。
社会科学经验论和理解/解释的整个进路，甚至批判理论的目标，都在上述认识论预设下构建起来。在这种科学认识论下，“真”对于世界的说明和解释无疑是有效的，但是这种逻辑思维也存在局限性，通过这种思维形式建立的“真值”一定意义上也是某种“纸房子”。这种“命题对应事实”的思维会忽视大量以日常语言描述的现实面向，也不能容纳这种认识形式之外的其他思维形式。例如，中国传统思维常常被视为一种前逻辑或无逻辑。中国传统思维的类比性、相似性和隐喻化论述被当作相对的次等逻辑思维。
这种思维形式在20世纪后半期受到了挑战。在人类学领域，这种挑战集中呈现为以表征危机为代表的后现代人类学，否定现代社会科学表征具有“确定性”的信念。这种后现代认识形式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哲学研究》等著作为标志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影响。但是，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对实在论坚持的“确定性”的肯定却较少得到后现代人类学者关注。一般的读者往往将维特根斯坦思想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时期，前期为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后期为反还原论的语言游戏哲学。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思想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非常复杂。
维特根斯坦对于命题对应事实逻辑的质疑，自20世纪20年代末重返剑桥后开始。一个证据就是他在1931—1948年期间阅读弗雷泽的人类学名著《金枝》时写下的评论，其中的重要概念“一目了然呈现”（perspicuous presentation）或“综观”，就蕴含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进路。在人类学领域，格尔茨主张的“厚描”的认识论基础正是由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赖尔（Ryle）所解读的“综观”。再如，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一书的写法也颇有早期“综观”的样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自21世纪初以来出现“本体论转向”，其实质是对后现代人类学的表征危机进行反拨，主张重返对现实或实在的关注。这种思潮也被认为与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取向相契合，例如，斯特拉森（Strathern）的研究就具有维特根斯坦早期“综观”视角。
维特根斯坦早期和后期哲学之间的延续性，已经引起当代研究的注意。维特根斯坦特别关注的“综观”，在其哲学中从早期一直持续到晚期，而且其最后阶段所关注的“确定性”问题与《逻辑哲学论》关于世界界限的关怀是一致的。“综观”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帮助我们消除社会科学逻辑与日常语言形式的虚假对立呢？
二、从命题之真到“综观”世界
（一）何为“综观”
维特根斯坦在对弗雷泽《金枝》一书所写的笔记中以仪式为例，提出应该用“综观”作为演示形式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他指出：
对我们来说，一目了然演示或综观呈现（übersichtlichen Darstellung）的概念具有根基性的意义。它指明了我们的演示形式，即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世界观”，因为它显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典型的——斯宾格勒。）这种明了演示传达了一种理解，即我们看见的“仅仅是联系”。因此，找到中间性链接非常重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假设的链接除了引起人们对事实之间相似性——也即对联系——的注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这里的übersichtlich（perspicuous），意为“一目了然”或“清晰”，韩林合依据德文将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译为“综览式表现”，也有人将这两个词翻译为“综观呈现”。德语和英语哲学界就如何翻译和理解维特根斯坦的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有较多讨论。而对于Darstellung，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翻译，早先有representation（表征或表象），此后则有presentation（演示或呈现）。这些不同翻译体现出对维特根斯坦“综观”概念的不同理解。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的含义界定并不固定，他早期所举的例子（例如真值表和巴黎法庭车祸模型）与后来在一些演讲和谈话中使用的例子不一样。而且他在《哲学研究》第122节说：“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这也导致一些解读者认为“综观”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没有实现。但是另一些解读者认为，应考虑他在不少谈话、笔记和演讲中使用过“综观”式的例子，主张从这些例子来解读“综观”，进而主张以perspicuous presentation翻译“综观”，将其理解为第一人称视角的呈现或演示。本文倾向于这种方式，因此也将其译作“综观演示/呈现”。这种进路对维特根斯坦这一概念的理解采取一种现象学人类学和美学实践立场。
“综观”究竟是一种表象还是第一人称视角中的呈现，不仅关涉“综观”的正确解读，也关涉“综观”是一种“实质”（substantial）还是“非实质”（non⁃substantial）的取向。一般的实证论者主张“综观”是表象，并以维特根斯坦早期使用的例子（如巴黎法庭模拟车祸现场或《逻辑哲学论》中的真值表）为“综观”表象的体现，然后在此基础上解读维特根斯坦后期所说的“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也就是说，由于世界表象或“实质”的复杂性，我们无法获得对世界的“综观”。应当说这种解读是有道理的，一定程度上，这种以表征解读“综观”的方式与后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复杂性理论也是契合的。当然，这种解读也会造成一种印象，认为“综观”顶多是复杂性理论的一个先声。但从现象学人类学和美学实践的角度理解的“综观”则不一样，这种理解方式用维特根斯坦所举的诸多例子去理解“综观”，将缺乏“综观性”的重点放在“我们的语法”会扭曲或以表征化方式对待作为说话者的“我们”和周遭世界，因此“综观”呈现旨在“帮助人获得一种清晰的、语法层面第一人称视角的东西，从而理解那些此前看起来奇怪且难以理解的事物”。有人说，“维特根斯坦以‘综观’作为对一种迷失的哲学回应——它不依赖证明，而是通过回归他所谓的‘日常’或‘家园’”。
沿着这一理解，我们可以从主体间性的预设出发，看到研究者与实作者（研究对象）的认知场域在互动中相互融合，承认共同生活形式基础上的默会知识。在这种共同的世界中，一般实作者在日常生活中也采用与研究者相似的看世界方式。总而言之，“综观”的两种解读方式有重要区别，但是鉴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前后期有连续性，不可将两种理解视为对立，也不能否认前后期哲学有明显不同。我们应当承认，在基于实证论的表征化“综观”与现象学和美学实践的“综观”之间，存在互相补充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综观”演示是自1930年之后，维特根斯坦整个后期哲学的核心，或如他自己所言，是有“根本”意义的概念。
“综观”和“综览”都是汉语的古语，“一目了然”既是古语，也是日常语言中得到熟用的成语，例如，朱熹“见得道理透后，从高视下，一目了然”等语，可以说汉语“一目了然”的原意与德语übersichtlich是同义词。但“一目了然”在日常使用中存在脱离字面意思的隐喻，说者和听者一般不就其字面意思理解。因此，下文优先使用“综观”。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综观”实际上是用来清晰看见命题图示下的真与假。例如，《逻辑哲学论》提出通过真值表，我们能一目了然看出重言式、矛盾式和命题真假可能性等。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命题对应事实的“线性和无间隙式”的思维形式，转而寻找更接近生活世界和多种“语法”的“相册的纵横交错的形式”。在其后期的《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使用了《金枝》笔记中与这个概念有关的文字。例如，第122节的内容基本转自笔记：“综观”（一目了然）式演示“促成了理解，后者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诸关联’。由此便有了中间环节（中间性链接——引者注）的找到和发明的重要性”。如果用一个例子来理解“综观”，可以再引一段他的话：
（需要有多少房屋，或者说街道，一个城市开始成为一个城市？）人们可以将我们的语言看成这样一座老城：一座由小胡同和广场、旧的和新的房屋和带有不同时期的扩建物的房屋构成的迷宫；这座迷宫由众多带有笔直、规则的街道和整齐划一的房屋的郊区所环绕。
以上例子经常被当作“综观”视角的体现，即以非还原论的方式，将城市看作各种异质街区以中间性链接形成的图景，而不是还原为某种作为原型的“城市”。“综观”就是一些互相不能还原的成分的组合呈现。所谓“成分组合”是指由文字和图像组成的复杂模式，包括“以发展假设的形式来表示定律和想法”以及类似“植物的图式”等。不能互相还原的成分（“异质成分”）之间的联系，就是维特根斯坦所称“中间性链接”。
（二）“综观”演示的意义
“综观”或可帮助我们消除社会科学中自然科学逻辑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命题对应事实与类比、相似性和隐喻等的对立，西方语种视角的社会科学与其他语言（例如汉语）社会思想的差异等。在“综观”进路下，重要的是发现和发明这些异质成分之间的中间性链接。这种链接应当清晰可见，且仅仅是“看见联系”而不再将它们进一步还原为某个东西。
“综观”所呈现的包括但不局限于命题对应事实逻辑下的确定的“真”，更是多种“生活形式”。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这种现实可以被称为面相感知（aspect perception）的现实。他在《哲学研究》中使用了一幅鸭—兔子头的图画，作为面相感知的例子。这种图画既可以被看成兔子头也可以被看成鸭子头，显现了两个不同面相之间有看得见的现实关系，或者说鸭—兔子头这个图本身就有一目了然的中间性链接。基于对面相感知的解读，近年有人认为，人类学“综观”的作用就是理解“被忽视面相的模态”，因此需要在田野中把握包括因果假设在内、但不只局限于因果假设的全方位面相。
既然“综观”被称为“具有根基性意义”的概念，就意味着这是比命题对应事实还要更具根基性的现实。“综观”所显示的，既是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也是其晚期所说的“世界图景”（world⁃picture）或“生活形式”。
“综观”呈现及其对中间性链接的重视，与中国传统思维形式有相似性。例如，张祥龙用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过中国传统思维的“关联性”特征。国外跨语言现象学研究也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庄子哲学一样都是关联性视角论，也呈现不同于因果联系的一种“一般图景”。这种进路主张中国古典思想与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有一致性。
首先，对照传统社会科学的逻辑，“综观”有这样一些特征：通过不同成分的中间性链接看清现实，特别是被忽视的现实面向，而非以命题指出真或假。“综观”是整体性视角，而非还原式分析。“综观”主张通过将异质成分组合成“一般图景”或以“一目了然的呈现”来看见整体。这种方法避免将复杂现象化约为更简单的形式，强调描述性，而非假设性说明。相比之下，传统社会科学逻辑依赖因果假设和证明来说明现象，或者如理解社会学那样强调对意义（真）的理解。“综观”视角则认为理解可以通过描述而非证明来实现。通过将事实以一目了然的方式排列，可以揭示其内在联系，而无须借助因果逻辑。维特根斯坦曾举过一个椭圆形与圆形关系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将椭圆逐渐转化为圆，来说明圆与椭圆之间有内在关系，但给定的椭圆并不是从圆中历史性地诞生的。认为存在这种历史性诞生的关系，就是一种演化假设。
其次，这两种思维形式存在相似性，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更重视推类方法。如前所述，“综观”演示的目标是通过呈现异质成分的中间性链接，显现语言的某种“世界图景”。异质成分的中间性链接，往往通过命题逻辑、因果推论、关联性、相似性和比喻等的组合来一起呈现。关联性在东西方思维中都有，只是它一般被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视为逻辑推理不成熟的辅助形式，而前述命题对应事实的逻辑则是主导。在关联性中，推类被看作与类比有别的、中国传统思维中独特的工具。中国传统哲学中关联思维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鱼之乐”辩论，有人将鱼之乐作为分析哲学的关联性视角论，而不是当作比较哲学对象或西方哲学的“他者”对待。也许我们能在维特根斯坦的“综观”和关联性思维之间看到一种共享的“世界图景”。
“综观”还关注相似性和关联性。传统逻辑往往将相似性和类比性置于命题逻辑结构之外，是一种有待进一步澄清的关系。而在一目了然的呈现中，中间性链接能够突出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和类比性。“综观”概念就此将关注点从命题的真假转移到了关系和联系的清晰显现上。它强调一种描述性的方法，突出异质成分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将它们还原为更简单的逻辑形式、寻求因果解释或意义理解。基于上述理解，“综观”与中国传统思维都以整体关联、去蔽祛惑为核心，或是通过看出不同现象成分之间的中间性链接，或是通过看清脉络、消解执念，力求事理通达。
如果以“综观”演示作为社会科学思维的预设，社会科学的目标将从发现命题对应事实的“真”或追寻因果关系转向看出“一般图景”，发现、发明并描述其中间性链接。在此进路中，社会科学研究将更重视日常语言世界和主体间性的视域融合。从此以后，方法论工具的发展也将与致力于趋近因果关系的传统社会科学进路不同。在这种一般图景中并不排除因果关系，而是将它视为与关联性等相互伴随的现象，因此在进行以追寻因果关系为目标的研究中，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综观”的根基是人的实践、行动和生活形式。虽然人的生活形式多种多样，但这是确定性的根基，是“逻辑的容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终点或“确定性”之说，明确了“综观”和中间性链接的终点是人及其多样生活形式，这是其与当下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当代人工智能大模型所实现的语言现象间的中间性链接仍然是一种没有“亲知”的联系。就此而言，“综观呈现”应当成为当下和未来社会科学教育方法的根基。
（三）中间性链接
在讨论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之前，我们可以看看维特根斯坦如何在美学领域实践“综观”和中间性链接。如前所述，本文的“综观呈现”与“综观”理解中的现象学和美学实践比较契合。此外，当下人类学的一种取向是将“人类学作为探索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在一起的人类学。维特根斯坦也自认为是以写诗的方式做哲学。他在1938年的一组美学演讲和谈话中，用类似理解仪式的“综观”方法来理解“审美迷惑”（aesthetic puzzles），即艺术如何作用于受众的效果之谜。维特根斯坦的目标是将审美从科学美学中解脱出来。他基于人是“典礼动物”（ceremonial animals）的看法，主张人类学应该是对典礼行为的描述，描述典礼的人类学不能采用“科学”逻辑，而要采用对待审美迷惑一样的“综观”方法。维特根斯坦在对待人类学仪式和美学上持一种艺术创作者的立场，这一特点也为当代论者所关注。维特根斯坦还认为美学、伦理学和人类学（特别是仪式/魔法研究）是科学逻辑无法理解的。它们属于艺术表达的领域，因此其演示方法也应该与这些领域的生活形式相应。“综观”及其中间性链接方法是在这种意义上得到具体运用的。
从维特根斯坦的演讲和其他相关论述中可以提炼出一些相当于中间性链接的操作原则。其一，应注意直接的/指向现象的调整，而不是像一般的审美科学那样专注寻求逻辑/机制/原因等。直接的/指向现象的例子如评论绘画作品时，口语中“抬高一些”或“放低一些”的表述，或者如音乐作品讨论中“这里的节奏慢/快一些”等。其二，类比伴随不可避免。谈论原因的时候，类比自然会浮现。重要的是，因果联系就是伴随联系。如在做“综观”演示时，应该将各种联系（包括因果）都作为直接的/指向现象的伴随关系呈现。其三，中间性链接是以异质成分或现象间的链接的可能性为前提的。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中，所谓异质成分或现象会以互相独立的基本命题形式出现。它们之间因“诸形式的内在相似性”而联系在一起；后期维特根斯坦则用现象间的家族相似性来表述这种联系。其四，创作者规则为重。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应学会艺术或说“裁缝”的规则，按创作者规则进行调整。创作者规则背后有一个作者社群或作者文化共同体（如作家、绘画者、作曲者、演奏者的社群或文化共同体等）的生活形式。找到或建立起中间性链接并不就意味着是好的作品，还应遵循创作者规则，否则所找到或建立的中间性链接可能是不恰切或“难看”的。其五，用动作、动词、感叹词而非形容词描述。这是针对美学中常常出现以形容词去评论作品的情况，他认为形容词是不起作用的。例如，民族志的书写（包括民族志电影等）应当注重对文化行为的描述。其六，注重视觉印象的描述。对艺术品的“描述”，要从单一文本转向包括手势等看得见的成分呈现，这样的描述会更确切。
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操作化指示正是其“综观”演示的体现和中间性链接的具体化。以上几点中，第四点值得强调，因为它包含如何评价不同作品的“综观”及其中间性链接。所谓“创作者规则为重”，是指中间性链接的背后是艺术创作者的生活形式，基于这一现象学式的“确定性”，不同的“综观”及其中间性链接才体现审美迷惑和作品境界的高下。
从以上操作原则出发，我们可以将“综观”及其中间性链接分为“研究者”和“实作者”两种立场。研究者指对创作者及其作品进行观察和理解的人，实作者则指日常实践中的行动者，创作者是其中的一种。研究者（特别是以客观观察者出现）和实作者的区分，与前述将Darstellung解为representation（表征）还是presentation（呈现）的差异有关。如果仅从客观观察立场而不同时作为实作者出发，往往会将“综观”视为对“表征”的观看，就会忽略“综观”作为呈现的意义。如前所述，持“综观”为“呈现”者会强调实作者行动，强调生成性、主观性、互动性等现象学维度。
三、测度——看出被漠视的面向
（一）现象学人类学与不可还原的异质性
在近现代社会科学中，人类学曾经的范式如整体论的功能主义借用了逻辑原子主义，并与维特根斯坦共享《逻辑哲学论》时期的函项（function）思维，格尔茨的“厚描”更与“综观”有家族相似性。现有进路和方法中也有接近“综观”者，例如，人类学的整体论传统与“综观”的整体论有直接关联，近些年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下出现的多模态（multimodality）和多感官性（multisensoriality）研究与“综观”视角也很接近。这两种在21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分支领域，都倡导超越传统的民族志文本写作，综合运用多种媒介与感官体验进行学术表达与公众交流。著名的人类学期刊《美国人类学家》的“视觉人类学”栏目，从2017年开始也改名为“多模态人类学”。在这两个领域均有建树的萨拉·平克（Sarah Pink）讨论过多感官和多模态之间的关联。她认为传统的多模态学者一开始就想与文本研究划清界限，强调不同感官，即听觉、视觉、味觉与文本之间互为本体，各自相互独立。平克自己则追随英格尔德（Ingold）的现象学人类学，主张不同感官之间互通。她基于英格尔德式的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认为多感官可以统合。但是英格尔德早期的“统合”指多种感官间的互通，并不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他对言语的认识止于其与听觉和视觉等相通，以及言语甚至书写文字也是包括身体投入的即兴发挥技能，而非由先天构造的图式决定，但他对于语言文本本身也是图像（例如汉语）并无认识。维特根斯坦的“综观”虽然是以日常语言为背景，但可能因为他受限于其语言文化，对语言的“听”比较敏感，例如对法文、英文和德文日常语言的声音，并基于这些生活形式背景差别而洞见跨语言现象学，但是他不像说汉语的人对于文字与图像的关联有直接感受，汉字的特征之一就是象形。无论如何，如果考虑“综观”方法的这种维特根斯坦哲学背景，它的特点将是以日常语言现象学去统合其他多种模态或多种感官性。而日常语言视角认为语言的边界还应当拓展，包括其与声音（听觉）和图像（特别是对于汉语人类学来说）的联系还可以再深化。植根日常语言及相应生活形式，这是“综观”呈现与多模态或多感官研究的一个基本区别。而“综观”下的中间性链接之所以可能，如前所述，与现象学人类学的“确定性”预设一致，在于“行动、生活形式”或“某种动物性的东西”。
将“综观”呈现具体化为社会科学方法，测度（mapping）是比较直接的一种工具。测度本来是指制作地图。在社会科学领域，测度常见的释义是投射、绘制图谱和图绘，指通过系统的方法对各类社会现象、概念、关系等进行梳理和呈现，以直观展示其内在结构、联系及分布情况。
当代人类学的测度方法受现象学影响。例如，英格尔德等曾讨论过测度作为栖居进路下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在规划和建筑学领域，测度方法受到重视，并被发展成操作工具。简言之，测度具有从多重交互视角，以中间性链接实现“综观”呈现的特征。
（二）“综观”视角下的测度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认为最重要的是看到异质成分之间的中间性链接。我们在实施测度以及书写从测度方法出发的民族志时，应该发现和呈现的正是各种异质成分之间看得见的中间性链接。
可以举一个政治研究和实践中对给定空间或场所进行测度的例子。在对一个空间场所开展社会形态学（social morphology）、地志学（topography）或地势研究时，测度是基本方法。但测度不是某种单一的还原论意义上的方法，特别是当我们说要测度或把握“地势”的时候。相较而言，莫斯（或译毛斯）等人的社会形态学仍然具有还原论的特征，他们用冬夏两季两极的社会形态学将因纽特人的法律等还原为两种极端形式（私有/共有）。这种还原论形态学无法呈现不同社会形式在同一季节的“混杂”。而“综观”视角可以呈现这种鸭—兔子头一样的图景。
通过测度把握地势的研究更接近本文提出的“综观”。首先，在实践中测度地势是从实作者出发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对“表象”性成分或条件的归纳和因果推断。把握地势像是将地势与其他有相似性的成分排列在一起，地势并不是已经在那里的表象，而是以言行事的表述。例如，日常语言的“我们顺势而行”等话语，表明的是正在进行的行为，而非已经存在的事实。
其次，作为对表象性条件把握而言，测度地势“混搭”着诸多田野方法或成分，且这些方法互相不能化约。实施测度的起点可以是对地图的鸟瞰或细节阅读，可以是从己身所处或研究对象所在的切近处开始的参与观察，可以是对给定空间的面积计量，进行地质和地形分析，可以采用实地勘察也即所谓“用脚行走”式的体验，可以用无人机飞越空域进行鸟瞰，也可以用摄像机记录影像和声音。在实地考察时可能涉及使用风水堪舆，也会对其中的人口进行统计，对居民生计进行调查，观察和了解道路和交通等。此外，测度还会涉及倾听并收集关于这个空间中的故事和历史事件。进行演示可能包含社会调查搜集和处理的数据，对亲属关系谱系树形图的绘制和个人、家庭或社区的生活历史的描述，使用影音手段等。这些成分虽然互为异质，但都与这个给定空间或空间形式有关，比如它们都关涉空间使用和改变空间关系。测度时应当将这些异质成分组合在一起。在“综观”呈现时，不应当考虑它们之间是否能化约，例如不需要将看到的地势及其变化（包括山势走向等）还原为数字式的计量。
用“空间形式”作为把握地势的中间性链接，使人联想到维特根斯坦早期关于“综观”呈现基本命题之间因“算子”（operation）而链接的做法。这也启示今天的研究者和实作者要有一个实施的抓手，但这种以发现“内在形式相似性”或后人所称之“线性无间隙形式”为中间性链接目标的做法可能陷入因世界复杂而无法“综观”的经验论和表征论困境。因此重要的是，地势的测度更依靠现象学人类学和美学实践式的栖居于生活世界，并以本质直觉去把握不同成分间关联的行动。
另一个例子是生计研究。社会科学考察生计的通常方法是将田野对象生计转换成可计量的收入和支出进行统计，虽然民族志作者会注意到生计中有不可测量的部分，但除了以一种自发的“综观”呈现并分析这个隐蔽面向的意义外，并无认识论方面的反思和建构。例如，费孝通早期在《云南三村》中观察到禄村人“消遣”是被经济学所忽视的生活面向，但在实证论框架下的生计考察中，“消遣”必然被排除。费孝通认为，自给自足经济下的消遣是“自足自得”，能使农民在消遣中了此一生。与此有关，农民的理想是“过日子”，而非享受生活。费孝通认为消遣很重要，描述了经济—消费与过日子—消遣这两种生活方式，并且将它们看作相互对立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如以“综观”视角的测度进行生计描述，则会将包括“消遣”的生活面向与“收入/支出”的生计面向分别呈现出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可化约性和中间性链接。换句话说，当我们以“好生活”为评价形式，会清晰看出过日子—消遣和经济—消费之间是有关联的，虽然互相不能还原。日常口语中的“好生活”或“过上好日子”是能联系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中间性链接。
对贫困的评估亦是一例。一般的评估是基于实证的原则，以贫困户的经济收入和支出为基本衡量对象。这种评估与上述生计调查一样，对于贫困户的其他生活面向则无从处理，例如，贫困户在房前屋后种植蔬菜，就近上山捡拾木柴、果子，采集野味，每日的“动线”和盘算隐蔽地串联起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隐蔽面向是贫困户生活的成分，但不能转化成生计调查中的数据。“综观”视角的测度则可以将这些关联以中间性链接方式建构起来。在当下社会学和人类学中，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会计民族志”（accounting ethnography）或“民族志计量”的使用，该方法的问题意识是从被研究对象的视角开始的：“生活中什么算得上重要？”这种会计式记账的核心是在对话和具体情境中展开评价，带有实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的特点。
总而言之，上述测度方法的“混搭”特征体现出与“综观”呈现的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从上文关于实践中行动者及其主观体验和“综观”演示这一维度出发，还能看出田野调查对象本身就置身于中间性链接之中生活。既有研究以栖居视角和测度方法考察老城“钉子户”在看似“废墟”的拆迁遗留地带上如何继续其日常生活。一部分“钉子户”逐渐生活在一个从无到有出现的、以“互视”“互相照看”和“互助共用”为特征的聚居小社会空间中，而这个不大的新社会空间是他们得以将临时性生活正常化并进入一种栖居状态的关键条件。实际上，如以“综观”的进路来看，这首先是从实践者或行动者立场出发的一种“综观”呈现。这些“钉子户”正是生活在随拆迁而至的诸种异质成分的中间性链接之中，而新社会空间和稳定的栖居状态的达成也正是他们有效地“混搭”各种异质成分的结果。这些异质成分，包括随着附近房屋拆毁倒塌、巷道空间消失而出现的地景变动，以及随之出现的自由修动和临时建造（如围设地盘、开辟菜地）的机会，包括在遗留地带特殊生计环境下出现的新的共同关联（如临时停水、停电、雨季中大面积的淹水、突然的砌墙和封路），包括伴随毗邻家户的离去而自然“赢得”或“收复”的空间等生活要素（如过去被邻居占据的檐下过道、被遮挡多年的窗外阳光或视线得到清理或恢复），包括拆迁力量的暂时隐退和施工队的进场——这些成分是互为异质、彼此之间不可还原的，但“钉子户”们通过积极的行动，能够连贯地生活其间，其要诀和“法”就在于对这些成分之间中间性链接的把握。换言之，他们就在借助中间性链接来生活。而通过这样的有“综观”视角的测度，研究者得以理解和承认这种经混搭而成的生活形式——“钉子户”在过日子，是在将互异的成分链接成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与实作者在认知场域上真正相互融合。与之相比，还原论式的理解或是只能聚焦产权或地盘的部分事实，或是虽然看到了全部事实，却认为它们只有作为“地方政治”的一种表现或表达时才有意义。在“综观”视角下，这种看似客观整饬的化约性理解反而是不够“现实”的。对钉子户在“废墟”过日子的测度可以使城市更新实践者清晰看出老旧城镇的生命和活力，制定更加宜居导向的政策。
简言之，从现象学和美学实践出发的“综观”，虽然不能呈现生活世界的复杂表征全貌，但以实作者视角的中间性链接，能看到“日常”本身具备的“清晰性”。这也是近年从现象学人类学出发的“综观”研究所发现的。
整体而言，测度不是单一的因果推断式说明，也不是完全的理解社会学解释，甚至也不等同于韦伯所称之理解与统计计量的结合，而是具有中间性链接的异质成分的组合呈现。
四、戏剧作为人类学：另一种“综观”
戏剧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表达方式历史久远。如果说“对话”是舞台剧的核心，那么人文科学的最初形式就是戏剧。哲学社会科学的表达方式不仅包括传统戏剧，例如辩证对话体的戏剧和符合三一律的完整叙事戏剧，在当代出现的“反戏剧”和“后戏剧”等也是社会科学演示的重要方法，近年有人用讲座式戏剧作为成果呈现的方式。国内学者在此方面也有实践，并对“对话体”“仪式时刻”和“生活戏剧”等方法做过讨论。
戏剧与“综观”进路之间有直接关联。当代舞台剧，特别是将戏剧视为“仪式”的剧场活动，与“综观”甚至有字面上的家族相似性。例如，维特根斯坦的“一目了然/综观”概念正是从解读弗雷泽《金枝》的仪式例子中提出的。而且，Darstellung在德语中与戏剧或表演艺术（die darstellenden Künste）相关，动词“darstellen”可以表示“扮演一个角色”。此外，“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学实践进路，戏剧呈现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是兼有实作者与研究者立场的呈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深入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各个环节的情况下，戏剧以人与人对话和“综观”呈现作为学习和研究呈现的核心手段，更应当受到重视。简言之，戏剧是实践“综观”的直接形式。对异质成分做中间性链接，对于戏剧来说是很寻常的做法。当代舞台剧是包括语言、身体、声音、道具、灯光和影像等多种异质成分的多模态艺术。所有这些成分都需要在剧场内相互链接，打通舞台上下和剧场内外。相反，对于以论文文本为基本形式的社会科学来说，“综观”演示（除以文学散文或诗歌形式呈现外）几乎没有直接表现。
我们首先以戏剧人类学为例展示戏剧作为“综观”方法。丹麦欧丁剧团（Odin Teatret）的创始人尤金尼奥·巴尔巴（Eugenio Barba）在1979年提出戏剧人类学以表述自己的剧场理论及其实践。他认为，戏剧人类学是对人类在有组织的表演情境下的行为的研究。戏剧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缘起是巴尔巴初见亚洲戏剧表演（包括舞蹈和中国戏曲等）时感到其不可思议的表演能量，他想搞清楚这种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能量如何产生，又如何感染观众，并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感受的能量与戏剧内容无关，而是由演员身体表演产生。他这一感悟有些像维特根斯坦读《金枝》时试图搞清楚“野蛮人”仪式感染力何在的过程，并认为这种力量是来自“前表现性”（pre⁃expressivity）。前表现性是演员从自身成长和文化传统带到演出现场的，其与维特根斯坦指出的仪式参与者的“内在经验”相似。巴尔巴戏剧人类学的诸多前表现性原则和表演技术正好成为“综观”和中间性链接的范例。
另一个例子是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的电影《疯狂的主人》（Les maîtres fous）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受其影响后导演的话剧《马拉/萨德》（Marat/Sade）。《疯狂的主人》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一种仪式Hauka（“疯狂的主人”）被尼日尔乡民移植到其讨生活的大都市后的景象。电影中的仪式描述不关注一般人类学仪式研究喜欢追究的仪式本原/源，而是描述参加者自己的“内在经验”。这一点与《金枝》笔记的“综观”视角一致。1980年，在和另一位欧洲民族志电影实践者对话时，让·鲁什对Hauka仪式的理解为一种更自觉的“综观”理解所替代。这种立场与反殖民—独立运动意识形态话语有明显差别。
Hauka仪式审美迷惑的其他面向，还经过彼得·布鲁克的“学习”而得到揭示，并在舞台剧《马拉/萨德》中体现。剧中的萨德侯爵在精神病院写戏，让病人出演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支持者柯黛刺杀雅各宾派人民领袖马拉的历史事件，并在戏中与马拉就革命正当性进行辩论。在布鲁克的版本中，政治行为的原本意义被略去，比如演刺杀者柯黛的演员是一个病人。作为一个有嗜睡症和抑郁症的人，她对刀感兴趣，并难以克制地总想早点刺杀马拉，刺杀变成了“砍肉游戏”。戏剧界曾批评布鲁克将重心放在癫狂角色身上以展示表演技艺，而对意识形态（本原）争辩缺少应有的兴趣。但从我们的角度看，他的处理恰恰是以戏剧呈现马拉事件的隐蔽面向（也许其解读并不真确），以演员自己的“内在经验”作为中间性链接，使人一目了然看到某种“一般图景”。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主张“综观”呈现的目的。
综上所述，“综观”进路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异质成分进行中间性链接，呈现这些成分之间的相似或类比等关系。当代人类学的戏剧进路和仪式研究正是能充分体现这种中间性链接的一个领域。戏剧不同成分的中间性链接，是“综观”呈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形式和对话体、朗/诵读、形体（手势）、音乐、舞美等结合，使戏剧成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文字和图像组成的复杂模式”或者多模态呈现。“综观”呈现能显现文本民族志不能描述的生活世界的模糊部分、“被忽视的面相”或用费孝通晚年所说的文化中的“意会”部分。
结语
本文通过对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提出“综观”视角作为一种对已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补充进路。“综观”视角试图克服传统社会科学中命题对应事实的局限，引入更多元的思维方式，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类比性和相似性。这种视角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逻辑接近，并以中间性链接指出其作为实践方法的可能性。“综观”视角在批评传统社会科学认识形式的还原论时，也蕴含以反还原的方式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张。
在研究实践层面，测度等方法通过将多种异质田野方法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搭”特征，避免将复杂现象还原为单一逻辑形式，从而实现一目了然的呈现。戏剧人类学则通过舞台表演中的多种异质成分之间的中间性链接，展示仪式现象的动力和在场性。这两种方法论实践都体现了“综观”视角的核心特征。
总之，“综观”视角引导我们以中间性链接方式看出世界的复杂性，这种中间性链接又是基于现象学式的主观意向性和直接性的“看见联系”。它会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因果假设或演化假设，但不会将其看作唯一可能，而是看到还有其他成分“组合”在一起，“综观”进路寻找各种成分间的中间性链接，发现那些被单一模态（例如文本）所遮蔽的隐秘面向。这种方法论进路不仅能够更好地处理日常语言中的复杂现象，还能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我们也应当对由维特根斯坦哲学所提出的“综观”有所反思。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问题是虽然主张以语言现象学立场，将不同的“语法”纳入“综观”，但很明显，其哲学对如何处理汉语等语言并无经验。这就使“综观”视角局限在西方语种（特别是德语、英语和法语）的“语法”之内，无法想象如何从汉语的视角去“联系”其他生活形式的语法。在今天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群交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维特根斯坦的“语法”局限已经被大大突破。费孝通的立场与维特根斯坦的“综观”之间虽然有相似的反还原论主张，但隔着一层人生体验、经验和文化的差别。这提醒我们用一种“化”的境界去“综观”不同的“语法”成分。“化”是指向汉语所称之“现象和内容”的中间性链接，“综观”则是对“化”的整体概览。
如前所述，本文引入“综观”视角是出于化解社会科学方法论内在的虚假对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为此应对传统社会科学的思维形式进行拓展。这种拓展以“学化中西”和“通透”世界呈现，既是对实证科学思维的拓展，也是将类比性和推己及人式思维视为同样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社会科学思维，使中国传统思维的意会性也被视为“共同的哲学”。
最后应当指出，提出“综观”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的意义在人工智能全面进入社会科学的时刻更加凸显。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语言和“主观经验”方面已经取得惊人进步，并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替代命题对应事实式社会科学方法及相应写作。可以预想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将更注重人与人面对面交流（例如戏剧演示），更强调以进入生活世界的方式和一手田野资料演示研究者想法。“综观”进路的时代价值，在于它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看待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