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跃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志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摘 要]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及其融合激活科创动力，制度创新激活改革动力与开放动力，三大动力通过要素重构、创造性破坏、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激励约束等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组织水平提升以及产业体系能级增进，进而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体系在规模、结构、模式、价值链四个维度发生整体性、系统性变革。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在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本文以其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正确处理好“补短板”与“锻长板”、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全局改革与试点探索、“放得活”与“管得好”、高水平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与全球价值链攀升六大关系，不断完善以科创、改革、开放为内核的创新动力系统，是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的关键。基于广东的实践经验，“十五五”时期我国应进一步统筹协调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制度创新，构建科创、改革、开放互促的新型创新动力系统，驱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规模、结构、模式、价值链方面的综合竞争力。
[关键词] 现代化产业体系 创新驱动 逻辑理路 实践进路 广东经验
一、引 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首要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１]可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已成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产业体系并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伴随技术条件、市场格局、制度环境等因素变化，在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等方面发生持续演化。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已经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涵。后发国家和地区所面临，并非简单的“追赶”问题，而是如何把握“第二种机会窗口”、突破既有国际分工格局、跳出“结构性陷阱”[２]等系统性挑战。在实践中，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探索相适配的模式及发展路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推动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以来，已有较多研究聚焦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演进规律和建设途径，揭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驱动、融合发展、要素协同、结构优化、智能绿色、安全可控、开放竞争等复杂系统属性，[３]为理解其发展规律、系统谋划建设路径奠定基础。近年来，相关研究大多围绕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展开，强调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或制度创新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揭示创新是突破“结构性陷阱”的根本逻辑。例如，周文和白佶（2025）、[４]毛强和庞凯（2025）、[５]张夏恒（2025）、[６]张延和宋恒旭（2025）[７]等研究强调以创新引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优化等途径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然而，立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系统视阈，将科技、产业、制度三类创新纳入整体分析框架，阐释三类创新协同驱动逻辑的相关研究尚显不足。在数智技术加速渗透、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快速融合的背景下，单纯依靠科学技术驱动结构升级，或完全依赖市场机制主导的产业组织，其逻辑均存在解释力不足的局限。此外，基于典型区域，尤其是承担“挑大梁、走在前、作示范”使命的经济大省的实践研究仍相对稀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部署，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离不开经济大省的引领实践及有效支撑。总结先行地区的路径探索与经验，对于丰富理论认知、优化全局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经济大省勇挑大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在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七次亲临广东，要求广东“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８]广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激活科创、改革、开放动力，逐步形成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竞争力突出的产业体系。2023年6月，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会议提出“1310”具体部署，把“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在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作为重中之重。[９]2021—2025年，广东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2万亿元、13万亿元、14万亿元台阶，截至2025年连续37年位居全国首位。[１０]
基于现有研究不足以及广东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卓有成效的做法，本文尝试作出以下拓展：第一，在理论层面，融合新质生产力、创新生态系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理论，构建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逻辑框架，揭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激活科创、改革、开放三大动力的逻辑理路；第二，基于理论分析框架，以广东为案例，分析提炼其通过激活三大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经验；第三，基于理论框架与广东实践，提出对全国其他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路径的镜鉴、启示及若干建议。
二、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逻辑理路
现代化本质上是现代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进而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社会适应性调整的历史进程。[１１]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正在加速演进的智能技术变革，持续推动生产力、产业形态与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之所以能够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成功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围绕基础科学、关键技术和先导产业进行战略布局，重塑生产力结构、社会生产与组织方式，在国际产业竞争与分工格局中发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这一意义上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单纯的产业规模扩张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孕育于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在国内国际市场激烈竞合中成长，最终伴随生产力形态的跃升，建立形成竞争力的过程。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
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建立在分工比较优势基础上，同时更注重在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层面构筑竞争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创新为引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质态，呈现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等新特征，其竞争力可从规模、结构、模式、价值链四个维度进行解构。其中，规模、结构体现产业体系的内在构成与基本形态，模式刻画其动力特征，价值链则标示其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的位置。
1.现代化产业规模有序扩张，制造业比重保持在合理区间。
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以及现代化基础设施，并伴随科技革命发展而持续进行规模化、系统性扩张。在现代产业扩张过程中，依托其较强的技术突破、吸纳与扩散能力，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低收益部门向高效高收益部门流动，协同带动传统产业有序升级，进而提升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在现代产业扩张同时，能够保持制造业比重长期处于合理区间，产业链供应链具备韧性和安全。从历史经验看，“产业早熟”会显著缩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迂回链条，弱化要素再配置能力，削弱经济长期增长潜力。[１２]为此，在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进程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长期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合理比重，半数以上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超过30%，6国平均水平高达29%。[１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遵循服务业比重上升等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更要主动防范避免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滑等“产业早熟”问题，以制造服务化、服务制造化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协同，夯实经济长期增长的物质基础。
2.结构形态向高级化演进，呈现融合化特征。
产业向高端化演进，形成与新科技革命、国家战略与要素禀赋相匹配的先导、主导和优势支柱产业梯队，实现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向变革。比如，美国凭借信息技术突破构建以IT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德国建立以高端装备制造为引领的产业体系，日本基于精密技术发展构建以电子产业为骨干的产业体系。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过程中，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跨界融合、协同演进，传统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比重稳步提升，实现协同演进。随着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深入推进，产业体系融合化特征愈益显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三次产业深度融合，产业集群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生产迂回程度不断提升，形成产业融合生态系统。
3.发展模式深刻变革，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
产业发展逐步摆脱对传统生产要素、资本规模扩张的过度依赖，转向以知识、技术、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核心，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式增长，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发挥量大面广、场景丰富、需求旺盛的优势，成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以及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重要源泉。融合创新成为产业体系显著特征，形成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等多元化融合创新模式，构成动态迭代的产业创新系统。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型生产方式引发组织模式变革，“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灯塔工厂”的加速普及，使资源利用方式由高能耗、高排放转向高效能、高效率和绿色可持续。在技术变革与产业组织创新共同作用下，产品供给向高品质、高性能、高附加值、个性化方向升级，企业依托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组织模式与新型模式构筑核心竞争力。
4.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垂直分工迈向水平分工。
产业体系开放竞争优势突出，由价值链低端嵌入向高端引领跃升。在产业分工方面，逐步摆脱垂直分工体系下的低端加工制造，转向水平分工体系下的技术、产品与品牌综合竞争。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高附加值产品比重逐步提升；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为主转向一般贸易为主，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根本性升级。更深层次的变化还在于，产业主体加速从传统OEM（贴牌生产）向附加值更高的ODM（委托生产）、OBM（原始品牌制造）攀升，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同时，掌握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价值链“微笑曲线”中高端环节主导权。建立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与价值分配能力，产业发展模式由“以市场换技术”转向“以技术换市场”“以技术换技术”的竞合并存形态，[１４]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从参与者向组织者、引领者转变。
（二）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分析框架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产业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从传统生产力转换为以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传统生产力表现为通过高强度资源能源消耗与大规模要素投入，依托比较优势在产业链分工中形成初级驱动力，这一模式契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特征。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出来的先进生产力。[１５]它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表征，充分反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数智时代特征，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抓手。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下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提升的集中体现，是连接要素变革与产业变革的关键枢纽。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核心指标，其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效应。[１６]当前，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历史性“机会窗口”。特别是颠覆性技术从“蓄势待发”转向“突破爆发”，在推动创新范式加快由机械式、线性创新系统向有机、复杂耦合创新生态系统变革的同时，[１７]加快驱动产业发展模式向体系化、融合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广义创新活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源头，表现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的“0—1”原创性突破。产业创新是转化，表现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并创造新产业、改造现有产业、创新产业发展模式的“1—N”扩散创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形成科创动力。制度创新是保障，表现为通过变革现存制度、创造新制度等营造适配的生态环境，以改革、开放等为重点内容。具体而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现行制度框架提出适配需求，倒逼制度变迁；制度创新通过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要素市场化、开放合作等领域改革，为科技和产业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降低交易成本、释放主体活力。[１８]
三类创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协同耦合、互促互进，持续激活科创、改革、开放三大核心动力。三大动力通过四大传导机制，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效应，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体系在规模、结构、模式、价值链四个维度发生整体性、系统性变革，不断提升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水平（见图1）。
1.科创动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端演进。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及其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引擎。第一，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从根本上重构生产要素质态、组合方式及价值创造逻辑。当前，人工智能等重大科技创新突破正加速培育数据、算力、算法、场景、智能体（Agent）等新型生产要素，加速传统与新型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组合。要素质态变化及结构升级，可引发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改变。[１９]比如，智能体集成词元、算力、场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能像劳动者一样开展生产和各类经济活动，将深刻改变传统生产与组织方式。第二，创新与知识扩散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源于科技创新的创造性破坏效应。[２０]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通过广泛渗透及扩散，打破原有技术轨道锁定和产业边界，变革原有技术和产业体系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机制、组织形态、技术轨道及产业格局，开辟新技术轨道和产业生态，实现产业体系发生根本性、结构性、非线性扩张。第三，产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催生新产业，且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技术—经济范式”效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技术—经济范式”取代旧范式，创造新技术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历次产业革命的本质特征。[２１]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等通用目的技术迭代升级并向全产业渗透，赋能支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同时还通过产业链传导与知识快速扩散，将关键技术成果大规模产业化，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并孕育新兴与未来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塑产业组织形态，提升产业效率和发展动能。[２２]当前，数智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创新有机融合，深刻改变产业内部结构、关系与边界，催生出单人公司、平台型组织、虚拟集群等新型组织模式。
2.改革动力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序发展。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２３]制度构成技术演化的边界条件，技术也形成对制度变迁的选择压力，[２４]技术与制度两者协同演化才能驱动经济长期增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技术进步不会自动渗透到所有的地区、所有的部门和所有的生产要素上面，重大技术突破必须配套相应的制度变迁，以形成技术创新、经济结构与经济政策环境协同互动的系统。[２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协调推进制度创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激励产业主体持续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能力。改革导向的制度创新包括诱致性和强制性创新，重点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领域发力，以激励约束新机制持续改善边际效率，牵引和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诱致性创新塑造产业发展的动力空间。新时代改革突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更注重引导、激励各行为主体主动参与技术创新和成果交易，驱动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建立健全以政策供给、产权保护、公平竞争、高标准市场体系、产业治理等为内容的制度体系，能够塑造产业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生态，为主体创新、产业升级等提供系统性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强制性制度创新则通过设定标准、质量、安全、绿色等制度边界，引导高端要素资源向现代产业部门流动与集聚，确保技术路线与产业发展方向正确、安全可控。比如，先进标准体系不仅抑制高风险、高污染的短视行为，提升产业质量与效益，而且倒逼设备更新与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助推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保底线”与“争高线”并重。
3.开放动力拓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空间。
开放导向的制度创新，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重点，加速推动新型生产要素与既有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培育并放大产业发展规模效应，增进产业体系建设能级。一方面，高水平对内开放助力产业体系高端演进。高水平对内开放的核心要义，在于破除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政府行为尺度、市场监管执法、要素资源市场等领域的行政分割与地方保护，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高效流动配置，大幅降低创新风险及产业综合成本，激活产业体系内生演进动力。[２６]另外，高水平对内开放深化区域开放创新，有利于降低攻克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以及关键核心技术过程中投入巨大、周期长、技术路线多样、结果不确定等系统风险。通过构建区域协同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有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塑造产业协同联动发展新优势。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产业体系价值链攀升空间。当前，科技和产业优势都是在开放、开源、协作中产生，现代产业分工体系更趋紧密、链条更长。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可高效集聚技术、人才等高端创新要素资源，引进更多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外资企业，有利于推动本土企业和产业在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速成长。同时，稳步扩大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有利于产业体系从低端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高端服务等价值链高端跃升，在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打造国际竞合新优势。
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广东实践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以“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轻工业体系为基础，通过实施重化工业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逐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根基、高新技术产业引领、轻重工业协同、门类较为完整、竞争力突出的产业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着重在“加快建设”上用实劲，在“更具国际竞争力”上下功夫，在制度供给、要素配置、科技与产业互促双强、载体平台、市场开放等维度持续出台措施，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支撑产业体系发生整体性与系统性变革。
（一）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
产业规模发展壮大，新制造领跑全国。“十四五”期间，汽车、新能源、超高清视频显示三大集群新晋为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全省累计形成以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2个五千亿至万亿元级集群、6个千亿元至五千亿元级集群、2个百亿元级集群等战略性产业集群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２７]其中，既有现代工业与制造业集群，也有现代农业与食品集群、软件与信息服务集群。智能手机等16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民用无人机等新制造产量位居全国首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4，海洋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5。[２８]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先进制造骨干地位突出。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48.1%上升到2025年的56.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24.1%上升到2025年的34.7%。新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经济超1/4，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达64.9%。现代企业矩阵发展壮大，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较2012年翻一番；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90家、省级单项冠军72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780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产业模式深度变革，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成长与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并举。优势传统产业加速智能绿色低碳转型，新兴与未来产业快速发展。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风靡国内外市场，人工智能芯片、具身智能、类脑智能、合成生物等产业集聚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加速，2025年全省数字产业收入超8万亿元，居全国第一。
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国内国际竞争优势凸显。5G手机、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新广货”逐步占据全国市场“C”位。2025年，广东进出口总额达到9.5万亿元，连续40年居全国首位，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4.1%。进口、出口机电产品占进口、出口总值均超过六成，其中进口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增长显著，AI芯片设备、无人机、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出海加速，[２９]充分反映广东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跨越。
（二）广东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经验
广东产业体系“向新图强”的实践逻辑，在于坚持系统思维，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制度创新激活科创、改革、开放三大动力，[３０]正确处理“补短板”与“锻长板”、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全局改革与试点探索、“放得活”与“管得好”、高水平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与全球价值链攀升六大关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跳出“结构性陷阱”，不断增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动能、活力及能级。
1.坚持激活科创动力，因地制宜增进产业体系升级动能。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广东立足区域禀赋优势，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导向，推动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实现在更高水平上配置和利用国内国际创新要素资源，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及其融合推动技术进步，蓄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产业体系建设做到因地制宜、发展与安全并重，正在从要素驱动、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补短板”与“锻长板”相统一，强化高质量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以全过程创新链为抓手，统筹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全链条布局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实现区域创新体系从开发利用向前沿探索转型。一方面，补齐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的短板，强化科技创新“创造性破坏”效应。持续提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高水平实验室体系，[３１]打造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主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战略科技力量矩阵。2017—2025年，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３２]以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为内核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力支撑传统、新兴与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以科技与产业互促双强巩固区域创新综合能力居全国首位的优势，适应乃至引领“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充分发挥产业完备、市场主体多、场景丰富优势，引导企业从技术应用跃升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活动的组织者。在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试平台体系，支持深圳把整个城市作为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策源地、孵化器，建立应用场景创新“沙盒”机制，加速技术颠覆与场景创新融合互促。发挥链主企业、平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主体作用，探索从“单点突破”到“链式改造”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路径，建设全球“灯塔工厂”[３３]以及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协同带动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以科技与产业互促双强引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新范式。构建科技金融体制，统筹整合全省科创资源组建超万亿元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撬动金融机构、社会资本，搭建“基、贷、债、股、期、政”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将人才视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根本支撑，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等重大人才工程，集聚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高层次人才。2025年，广东研发人员总量达159万人，高技能人才数量达843万人，均居全国首位。
（2）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相统一，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坚持“四个面向”主攻方向，在开放合作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一方面，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广东路径，深化“产学研用金服”协同开放创新。纵深推进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施“广东强芯”、显示制造装备“璀璨行动”、核心软件攻关、汽车芯片应用牵引工程等重大科技工程，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等领域不断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比如，亿航智能获颁全球首张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生产许可证，华为鸿蒙操作系统取得重要突破，等等。探索创新联合体等组织模式，深化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关键环节集聚配置。比如，全链条布局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及材料装备等集成电路产业关键环节，推动集成电路产业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布局建设海洋牧场、海上能源、海洋旅游、海洋碳汇等现代海洋产业链，挺进“深蓝”打造海上新广东。另一方面，依托重大战略平台的开放优势，汇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加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战略平台，探索推动人才、数据、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跨境双向便捷流动，加速传统生产要素与高级生产要素的创造性组合。比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开展“科汇通”试点，允许境外科研开办资金直接汇入区内外资非企业科研机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推动职业技能人才珠澳琴互认互通。在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从全球第二跃升至第一，“澳门—珠海”科技集群连续两年进入百强名单。[３４]世界级创新集群的成功建设，推动广东逐渐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坚持激活改革动力，顺势而为释放产业体系主体活力。
广东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谋划实施重大改革、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实现激励与约束的动态均衡，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水平，不断释放产业主体发展活力，以效率改善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体系建设做到顺势而为、三大产业协同并进，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从政策优惠转向制度优势。
（1）全局改革与试点探索相统一，塑造优越产业发展生态环境。
以激励相容、约束有效的改革创新，打造与新产业新模式发展相适配的生态环境，强化科创动力综合效应，推动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跃升。一方面，统筹部署发展导向型改革，提升产业组织效率。设立系列高规格机构，[３５]深化战略性产业集群“链长制”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联动，共育优势产业、优质企业和先进制造集群。加强高能级、体系化法规政策供给（见表1），以规划计划、意见措施、法律法规等牵引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统筹推进要素市场、质量、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为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例如，出台全国首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文件和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将要素高效配置作为提升产业效率的核心；出台《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部署开展全省质量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首创“一照通行”涉企审批服务等改革措施，建立全时在线、渠道多元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项目全流程“一次不用跑”，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重大改革平台的叠加优势和改革试点示范带动效应，在新型要素培育、新质企业成长与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走在前列。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及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的战略叠加效应，加强全面改革创新试验区、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等引领带动作用，布局佛山、东莞等省级改革创新实验区，围绕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营商环境、服务贸易发展、跨境电商试点等领域开展探索实践。当前，珠三角全域被纳入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围绕数据、算力、空域、频谱轨道等领域探索新型要素配置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
（2）“放得活”与“管得好”相统一，保障新质生产力有序健康发展。
适应“技术—经济”新范式变革，统筹协调创新活力与发展安全，探索包容审慎监管体制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方面，坚持“非禁即入”，以“放”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出台专项政策，部署市场准入、市场监管、政府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全面释放民营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截至2025年底，广东民营企业数量、增加值、进出口、税收等多项民营经济指标稳居全国第一。针对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与未来产业，摒弃“一刀切”监管模式，探索精准化支持政策与差异化成长路径。[３６]比如，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空间联动发展跨越，探索执法“观察期”“沙盒监管”等容错机制，支持深圳、珠海等地在eVTOL跨城跨湾飞行等领域先行先试，[３７]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场景，预留试错空间。另一方面，坚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以“管”守住产业发展底线、保障发展效益。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保障制造业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强化公平竞争审查与知识产权保护，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完善能耗双控、环保标准、质量认证等约束制度，引导财税、基础、高端要素资源向现代产业领域集聚。比如，摒弃“摊大饼”发展模式，在省级产业园区全面推行“亩均效益”评价体系，发展“产业+人才”综合体、垂直工厂、未来城等新载体，引导平台载体向承载产业蝶变和城市焕新复合功能方向发展，牵引产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坚持激活开放动力，激流勇进提升产业体系建设能级。
面向港澳、面向全国、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面向世界，广东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动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放大产业发展规模效应。广东产业体系建设在新型全球化浪潮中稳步前行，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发力，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低端向高端攀升，部分领域从全球产业分工的参与者转变为整合者与引领者。
（1）高水平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统一，构筑产业结构升级新空间。
以内外市场协同发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抓手，推动战略性产业集群化发展、高端化演进。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对内开放，在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为引擎，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协作、统一开放市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与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依托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推动产业在转移中升级。推动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串联融合，以多条产业相关链条协同融合的“群链一体化”思路推动珠江口东西两岸深度协作，实现新一代移动通信、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与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以“湾区标准”支撑粤港澳市场一体化，为“广东制造”深耕国内国际市场，为外贸企业拓展内销扩大空间。另一方面，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奔赴，推动本地资源与全球高端要素的协同嵌合。打好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智“五外联动”组合拳，着重吸引高技术制造、绿色制造、高技术服务、技术研发等高质量外资。扩大新能源、新型储能、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慧养老等新兴产业以及服务业对外商开放力度，推动外企在粤从单一制造环节向“研发+制造+服务”全链条布局转型。比如，支持西门子医疗、飞利浦、埃克森美孚等跨国大企业在粤设立区域研发中心与制造基地；支持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项目建设，该项目已全面投产，树立全球绿色可持续化工生产制造新标杆。2025年，广东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6万家，同比增长38.7%，全省登记在册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比重达到1/4。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向境外布局，支持比亚迪等“链主”企业带动省内配套企业跨境建设产业集群，支持中小企业以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模式拓展国际市场，2024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达1/3。
（2）制度型开放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相统一，增创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从商品和要素边境上开放延伸至知识产权、环境标准、产业政策等边境内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牵引产业体系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推出湾区标准、外贸跨境单一窗口、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创新性举措，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等领域积极对标CPTPP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新兴产业对外资开放力度，在新能源、机器人、人工智能、智慧养老等领域取消或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以开放倒逼产业升级，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竞合热潮中，广东逐渐建立“零部件—整车—电池—智能网联”完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从“能用”到“好用”再到“爱用”；初步建立“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链，全国近半机器人是“广东造”，“人工智能+机器人”高水平推动了产业体系智能化转型与融合化。另一方面，以价值链攀升为导向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话语权与竞争力。支持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截至2025年底，全省企事业单位累计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4174项，数量居全国前列，5家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广东。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建6个国家联合实验室，围绕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攻关与成果转化。[３８]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解决方案输出的转型，让广东产业在全球创新格局重塑、价值链重构中占据主动地位，培优建强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四、创新驱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路径
理论逻辑分析与广东实践探索启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简单的产业“物理叠加”、线性发展，而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要求，以提升规模、结构、模式、价值链四个维度综合竞争力为导向，以创新引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化学融合”、系统性扩张，统筹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体系建设能级提升。动力变革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十五五”期间，应统筹协调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制度创新，激活科创、改革、开放互促互进的新型结构化动力系统，深化技术进步、效率改善与规模经济效应，奋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强化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三类产业协同并进、集群发展与深度融合，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生整体性、系统性变革。
（一）强化高水平科创动力，夯实产业升级根基
科创动力建设的重点在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跳出“结构性陷阱”，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产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一方面，统筹短板补强与长板锻造，建设引领型国家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央地协同、区域联动与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前沿技术、关键技术开发建链融通发展。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搭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协同攻关平台，推进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推动基础性、通用性技术底座研发和战略性、牵引性技术攻关，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形成“源头创新—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一体化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坚持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重，深化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突出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平台企业等生态主导型“头雁”企业、枢纽型“平台”企业牵引作用，构建企业主导、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实现上下游贯通、大中小企业融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健全全链条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建设，健全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与成果产业化全链条体系，引导多层次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未来、投硬科技，建立“要素培育—技术突破—成果转化—场景验证—产业放大”闭环链条，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快速嵌入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培育。
（二）强化高水平改革动力，激发内生发展动能
改革动力建设的核心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适配制度体系，以制度优势优化产业组织效率，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一方面，推动全局改革与试点探索协同，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体系与统筹协调机制。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打通数据标准、商事制度、信用体系、监管执法、政务服务、公平竞争等领域制度堵点，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数据、算力、空域等新型要素市场，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服务保障。完善新兴与未来产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财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政策协同与乘数效应，发挥好场景开放、首购首用、长期资本等政策工具作用，培优建强世界一流企业、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新物种企业等优质企业梯队，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实现主体放活与监管有效统一，创新包容审慎治理模式。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相结合、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加大对高风险、非共识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的长期支持。构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生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有机紧密结合，以系统集成赋能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广政企协同共生的创新治理、“沙盒”监管模式，完善新兴领域法规体系，在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守牢安全发展与伦理底线，实现产业发展活力与治理效能同步提升。
（三）强化高水平开放动力，建强国际竞争优势
开放动力建设的关键在于从要素流通转向塑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通道，在重塑全球市场竞争格局、重构价值链中强化产业控制力与竞争力。一方面，促进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联动，拓展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空间。依托国际科创中心、自贸区、自贸港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数据跨境、绿色标准、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促进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跨境流动。对内推动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实现产业链在转移中整体升级，强化“群链一体化”产业空间融合；对外支持企业组团“出海”、产业链“出海”，积极开展科技领域并购重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智能工厂和产业集群，探索“地瓜经济”模式，建设全球创新网络枢纽，形成内外需市场与技术互促、双向开放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推动制度型开放与价值链攀升共进，掌握现代产业话语权。围绕产业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支持领军企业、链主企业主导构建产业标准、品牌体系与价值分配规则，在新兴赛道加速构筑以我为主的产业生态。推动产品输出向技术、标准、方案与规则输出升级，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全球产业治理，推动产业体系从全球分工参与者向资源整合者、规则引领者转变，全面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与安全性。
注释
[１]《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人民日报》2026年1月21日第1版。
[２]现代产业在成长，但处于“卡脖子”状态，则产业体系发展面临着“结构性陷阱”。参见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３]黄汉权、盛朝迅：《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演进规律和构建途径》，《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10期。
[４]周文、白佶：《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机理、重点方向与战略路径研究》，《齐鲁学刊》2025年第6期。
[５]毛强、庞凯：《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契合与互动路径》，《改革》2025年第2期。
[６]张夏恒：《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向赋能机理和路径研究》，《产业经济评论》2025年第3期。
[７]张延、宋恒旭：《人工智能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新视野》2025年第12期。
[８]《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人民日报》2023年4月14日1版。
[９]《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2023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南方都市报》2023年6月21日第A04版。
[１０]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信息网。
[１１]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页。
[１２]蔡昉：《早熟的代价：保持制造业发展的理由和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1期。
[１３]郭克莎、彭继宗：《制造业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１４]江小涓、孟丽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１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１６]庞瑞芝、孟辉：《着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5日第4版。
[１７]杜传忠、疏爽：《我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机制与路径分析——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1期。
[１８]政府塑造的制度创新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至关重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生态系统的进化或退化。参见李万、常静、王敏杰等：《创新3.0与创新生态系统》，《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2期。
[１９]方敏、杨虎涛：《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２０] [法]菲利普·阿吉翁等：《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余江、赵建航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7-53页。
[２１] Christophe Freeman, Carlota Perez, “Structural Crises of Adjustment, 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In: Giovanni Dosi, et al.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p.38-66.
[２２]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5-166页。
[２３] Daron Acemoglu, Francisco A. Gallego, James A. Robinson, “Institutions,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6, 2014, pp.875-912.
[２４] Richard R. Nelson, “Bringing Institutions into Evolutionary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vol.12, no.1-2, 2002, pp.17-28.
[２５] 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２６]余泳泽、朱子政、刘笑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策略选择》，《改革》2025年第5期。
[２７]万亿元级集群：新一代电子信息集群、现代轻工纺织集群、先进材料集群、绿色石化集群、现代农业与食品集群、智能家电集群、软件与信息服务集群、汽车集群、新能源集群、超高清视频显示集群。五千亿元至万亿元级集群：数字创意集群、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千亿元至五千亿元级集群：安全应急与环保集群、高端装备制造集群、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集群、精密仪器设备集群、激光与增材制造集群、前沿新材料产业集群。百亿元级集群：智能机器人集群、区块链与量子信息产业集群。集群规模以营业收入指标进行衡量。
[２８]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及经验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历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广东政府部门网站、中国政府部门网站、国际组织官网及实地调研等，下文同此来源的，不再标出。
[２９]杨阳腾：《广东外贸凭产业韧性持续领跑》，《经济日报》2026年2月8日第3版。
[３０]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会议提出“1310”具体部署，部署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在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其中，创新主要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与本文“科创”动力含义相同。
[３１]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建有国家实验室2家、广东省实验室2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26 家、广东省重点实验室459 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35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6家。
[３２]潘俊强：《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0月9日第4版。
[３３]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球“灯塔工厂”数量为10家，约占全国1/9。
[３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5年9月16日。
[３５]2015年以来，分别设立广东省政府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广东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广东省加快数字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加快建设交通强省领导小组、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海洋强省建设工作委员会等高规格机构。
[３６]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先后出台《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的意见》（2018年）、《关于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2023年）、《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若干措施》（2023年）、《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2025年）等政策及行动计划，部署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３７]张建军：《广东低空经济振翅高飞》，《经济日报》2024年6月1日第6版。
[３８]叶青、龙跃梅、罗云鹏：《广东全域创新构筑发展优势》，《科技日报》2025年11月14日第5版。
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