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资金供给因素纳入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将金融交易的《资金流量表》和实物交易的《资金流量表》对接，编制体现部门间和上下游资金交易关系的“部门—部门”《资金流量表》，测算部门间资金流向及部门内交易项目资金流向发现：2009年后，增量资金主要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和实物交易环节；在资金约束缓解后，实体经济部门和实物交易环节优先弥补劳动要素投入缺口，显著推动了就业扩容，大幅提高了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这表明，资金供给具有显著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资金供给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表明，需要从源头上强化资金需求结构识别和供给管道筹划，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引导“资金向实”，防止资本劳动互补关系弱化和“高生产率低工资陷阱”等问题。

关键词：劳动报酬份额    居民收入份额    资金流量表    国民收入分配

作者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刘英俊，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福州    3500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P71—P93

引言

在既有的经济学研究中，资金供给因素多指向经济增长问题。资金供给主要作用于价格、产出、资本形成等变量，并通过调节货币总量、改善融资环境、支持投资与生产扩张等机制影响经济增长，并不直接关联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等分配问题。传统收入分配研究侧重于分析既定产出下的收入份额调节与公平性问题，而不考虑资金供给因素的影响。然而，既有理论将二者分离的处理，在解释中国实践时面临挑战。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政策导向一直延续到了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21世纪前十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较长时间维持在35%的水平附近，居民收入份额维持在60%上下（见图1）。2011年开始，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出现波动性提高。就业是居民获取劳动报酬、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从总量角度的指标——劳动就业率来看，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是趋势性提高的，我国劳动就业率从1992年的60%提高到了2021年的69%。正是因为劳动就业率的提高，即便经过了2010年的人口抚养比转折点和2013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转折点，就业扩容提质带来的人口综合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显著。

劳动就业率的提高与实体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然而2009年后，多种指标表明，我国虚拟经济快速扩张，呈现“脱实向虚”迹象。单位GDP对应的资金交易规模，2002—2008年的均值仅为2.7，2009年一跃达到3.2，并一直保持到了2016年，2022年降至2.7；金融资产规模与生产性非金融资产规模的比率，2002—2008年的均值为1.8，2009年大幅提高到了2.2，此后到2022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上；虚拟经济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4%逐渐提高到了2015年的5.4%。

实体经济是指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或者经济部门，与此相对应，虚拟经济是指转移已有财富但不创造新增财富的经济活动或者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遵循的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产生大量就业岗位，为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创造条件。虚拟经济能够推高资产价格、扩大金融资产规模，实现巨量的资本报酬和企业收入，但由于绕过了资本循环过程中的生产环节，带动就业能力相对较弱。资本报酬具有收入集中化的作用，劳动报酬具有收入均等化的作用。如果宏观层面居民部门分享的份额整体偏低，那么讨论居民内部的公平分配就缺乏足够的基础。因此，如何理解虚拟经济扩张、经济“脱实向虚”与劳动就业率快速提高并存的现象，对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虚拟经济中的资金具有显著的动态特征，其不仅表现为从实体经济中抽离的过程，同时也包含着通过资本市场、信贷投放及直接投资的方式再度嵌入实体经济的回流路径。也就是说，由资金驱动的经济“脱实向虚”不仅包括脱实向虚的过程，也包括向实体经济回流的过程。资金承载着经济活动必需的要素资源。资金流向哪里，创造国民收入的可能性就聚集到哪里。因此，需要从资金的全链条流动来判断国民收入来源及其在部门间的分配。而实物交易的《资金流量表》仅反映了资金在实体经济部门和实物交易环节的流动，金融交易的《资金流量表》则仅反映了资金在虚拟经济部门和金融交易环节的流动，无法覆盖资金的全链条流动，因此也就无法全面展示资金供给和国民收入来源及其分配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试图按照部门对应关系和交易工具对应关系，将实物交易的《资金流量表》和金融交易的《资金流量表》对接起来，形成覆盖资金运行全链条的“部门—部门”《资金流量表》。

资金供给更多属于经济增长领域，而非传统收入分配领域。本文基于体现部门间和上下游资金交易关系的“部门—部门”《资金流量表》，测算部门间资金流向及部门内交易项目资金流向，结果表明，2009年后，增量资金主要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和实物交易环节，而在资金约束缓解后，实体经济部门和实物交易环节优先弥补劳动要素投入缺口，显著推动了就业扩容提质，大幅提高了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这表明，资金供给具有显著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将其概括为“资金富集型分配”，即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等国民收入更多地产生在资金显著集中的领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随资金供给变化而变化。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构建“部门—部门”《资金流量表》，可量化分解每个部门资金的来源与运用所产生的分配效应，明确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到底是哪个部门、哪条资金链带来的，为研究国民收入分配提供新的工具和新的视角。二是发现资金供给具有显著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与传统收入分配政策只关注如何“分好蛋糕”不同，资金供给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源自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与经济增长、资金供给相关的政策可以用于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优化，这扩充了政策空间。

本文从劳动报酬份额与居民收入份额的变化中，清晰地观察到资金供给所具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这意味着，我国针对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份额的宏观调控实践，实质上揭示了以增长为首要目标的资金供给政策在分配维度所产生的另一重政策效果。这一发现对实现增长目标与分配目标的统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劳动报酬份额与居民收入份额长期是国民收入分配研究的重要议题。2009年以来，我国资金供给大幅强化，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随后出现提高现象。本文编制1992—2022年“部门—部门”《资金流量表》，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的结构分解法，对资金供给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解和测算，发现国民收入更多地产生在资金显著集中的领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随资金供给变化。这种“资金富集型分配”本身是中性的，为何中国借助它可以实现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的提高？从作用机制来看，中国的资本和劳动仍属弱互补关系，2009年之前实体经济面临的资金约束起到了压低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的作用。2009年之后，新增资金更多地用于提高工资水平和扩大雇佣规模，从而提高了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

文章结论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拓展。资金承载着经济活动必需的要素资源，资金流向哪里，创造国民收入的可能性就聚集到哪里。如何在资金供应长期增长、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现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报酬份额偏高，收入差距就容易扩大，金融风险也容易积累，而初次分配的这种偏差越大，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政策成本和实施难度也就越大。“资金富集型分配”对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提供了新的思路。企业追赶科技浪潮，规模最大化的动机要强于利润最大化，对资金的需求会促使宏观杠杆率趋势性抬高。为此，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我们需要顺应总资金需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源头上强化资金需求结构识别和供给管道筹划，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资金供给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持续引导“资金向实”。同时，警惕资本劳动互补关系弱化和“高生产率低工资陷阱”等问题，避免劳动回报与生产效率脱节，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在发展中持续优化分配结构，实现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合理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