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25日发表）备受中俄（苏）双方关注，对华影响深远。20世纪20年代，该宣言是中俄复交谈判的重要前提与核心议题，深度影响中国官民两界舆论走向，成为社会各界对苏俄态度分化与重组的关键因素。该宣言激起“五四”左翼知识界对列宁和苏俄的空前关注，进而为知识界接受列宁主义、中共建党、苏俄留学热以及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基础。此后，该宣言仍时常被中俄（苏）双方重提，其命运与中俄（苏）关系同频共振，堪称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可以说，该宣言的发表是中俄（苏）关系史、中共建党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

迄今为止，学界对该宣言在华译介史实的主流叙述，大体可概括为“1920年三四月在华发表说”。有著作指出：“苏维埃俄国政府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冲破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封锁，于1920年三四月间由《申报》等报刊发表出来。”另有著作指出，该宣言首次在国内披露是1919年9月戴季陶发表在《星期评论》上的文章。更为细致的讨论来自米罗维茨卡娅（Р.А.Мировицкая）、李丹阳、石川祯浩等学者。米罗维茨卡娅判断，在上海发行的同情苏俄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从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广播中获悉此宣言，1920年3月25日将其披露于该报，并另发大量号外；次日，上海的中文、日文及其他欧洲文字报纸纷纷转载。李丹阳、刘建一认为，《上海生活》首次在华刊行该宣言俄语全文本的时间是3月31日；4月1日，《政衡》同时刊行该宣言俄语全文本与中译全文本。石川祯浩指出，3月底至4月初传到中国的是该宣言的详细内容，而早在2月，中国本土报端已有概要的汉语报道；4月出现了中译全文本，据称最早将全文本介绍至中国的是上海俄语报纸《上海生活》。通过文献比对可以发现，米罗维茨卡娅的观点后被中国学者林军、田保国沿袭；华裔学者梁肇庭（Sow-Theng Leong）是否参考了米罗维茨卡娅的观点尚不得而知，但二者说法高度相似。

上述研究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译介史勾勒出基本轮廓，也凸显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展开系统性的梳理与讨论。例如，“发表”“披露”“传到”“传达”“概要”“详细内容”等措辞的精确所指是什么？又如，在被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取代之前，第一次宣言于哪些时间节点，被译介到何种程度？民国报端究竟出现过哪些全文本？其俄语底本源自何处？各译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承递与流变关系？“五四”知识界流传的主要中译全文本是哪一个或哪几个？其翻译质量如何？考察该宣言译介过程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

此外，部分历史叙述有待厘清。例如有著作称，3月27日“《申报》公布《宣言》全文本，接着《晨报》等国内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但事实上当日《申报》所载仅为摘要译介。有文献集撷取的宣言中译本是重译删节本，其俄语底本为1958年苏联官方俄语删节本，而适切的文本应该是1920年非官方中译全文本。有论文将《上海生活》刊行该宣言俄语全文本的时间断为3月31日，但其注释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F.O.228-3214）并未提及该宣言；倒是编号相近的另一则档案（档案号F.O.228-3211）摘译了该宣言，但摘译毕竟不是全译，难以佐证《上海生活》3月31日刊行了宣言全文的说法。

需要特别重申的是，史学研究是一个层累推进的过程，既有研究的贡献毋庸置疑，而其留下的未尽之处，正为后学启发了可开拓的空间。这是下文讨论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译介的进程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译介大致分为简讯披露、摘要译介、全文本发表三个阶段，具体译介过程涉及时间、刊载报刊、信息来源以及信息呈现的多寡、虚实、侧重等诸多要素。

第一阶段为简讯披露，其起始时间不晚于1919年8月底至9月初。典型报道如《列宁政府对华外交之模范：取消满蒙密约与庚子赔金》。该简讯见于9月7日《晨报》，是8月29日华盛顿电讯的转载，内称“据俄都莫斯科公报发表劳农政府外交部长齐琳氏通告全国，谓已照会中政府取消各种对华密约及庚子赔款，该密约多关于满蒙方面从前日俄所订之密约云云，使上述消息果确，则列宁政府之外交真足为列国模范也”。“劳农政府外交部长齐琳氏”即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第二、三句共41字是核心与精要，末句似为《晨报》之评论。《晨报》第1版主要刊登广告，第2版顶端是“紧要新闻”，此简讯位列“紧要新闻”第2条，排版位置醒目，体现着报人的传播意图。

另一典型更加广为人知，即戴季陶发表于9月14日《星期评论》的《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该文披露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称之为“废除密约的宣言”，同时援引外电称：“大阪每日新闻九月一日所载旧金山发的伦敦电说：‘据莫斯哥发的公报，劳农政府的外交总长奇怯林氏，对于中国的政府，发了一个通告，声明劳农政府，取消一切秘密条约，并且撤回义和团事件的赔款。这当中所指的密约，推测起来，应该就是指从前和日本缔结的关于满洲蒙古的密约。’”结合撰稿与编印周期等因素，戴季陶等人获知该宣言的时间应不晚于9月13日。

9月下旬以后，相关简讯遭北洋政府查禁，但并未在国内报刊绝迹，如《东报记俄国过激派之东渐》〔《时事新报》（上海）9月20日〕、《俄激党之重要宣言》（《民国日报》9月21日）、《俄激党对于远东之重要宣言》（《神州日报》9月21日）、《俄激党之远东重要宣言》（《救国日报》9月22日）、《俄政府关于满蒙密约宣言》（《新无锡》9月25日）、《政府严防过激党》〔《时事新报》（上海）10月7日〕、《严防过激派之通电》（《神州日报》10月7日）、《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11月30日），等等。

其中，《俄激党对于远东之重要宣言》等报道详述苏俄于1919年8月24日在莫斯科隆重召集旅俄华人开会的情况，提及会上大量散发苏俄官方汉语全文本宣言。其消息来源是《真理报》等“列宁政府机关报”，报道中“保慈勒胜司基”“威阿礼森斯奇氏”“保兹勒森司基”等，实则都是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的沃兹涅先斯基（A.H.Вознесенский），他在此次集会上公开宣读了该宣言。相关要闻还敏锐洞悉宣言发表的深层背景，即“自匈牙利共产党失败后，激党在西方形势颇见不利，列宁政府乃注其力于东方”。质言之，鉴于“远东政治工作的强化空前迫切，此乃肃清高尔察克之患的保证”，苏俄遂实行远东战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政府严防过激党》一文，实为1919年9月12日北洋政府批准的查禁该宣言的训令。相关消息无不提及该宣言，称“过激党列宁一派现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漩涡，曾以中文印刷品散布中国及中央亚细亚，大意谓俄国劳农政府破弃与中国之约，且废弃赔偿与特权，欲与中国代表者商议”，并反问“文告焉能有济”。这无异于变相传播了宣言内容。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出刊，陈独秀发表随感，称列宁的社会党人、列宁政府为“进步主义”，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宣言侵略主义不合人道”，“社会党人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所以反对侵略主义”，等等，这说明此时陈独秀可能已知晓该宣言。

几乎与此同步，北洋政府也从境外报端获悉该宣言。9月12日，即在戴季陶于《星期评论》发文的两天前，北洋政府接获日本抄送的在巴黎搜集的情报，内述过激党列宁一派曾以中文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央亚西亚”。17日，中国驻鄂木斯克政府军事代表张斯麐致电北洋政府，禀告“报载莫斯科激党外交总长赤车林宣言，彼已通知中国政府，请废除中俄、中日间所订满蒙秘密条件，并言现与中国非处于战争地位，中日若有战事时，愿以全力协助反对日本之行动等语”。12月2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电告外交部，称俄报载“多数党政府公布，欲将中东路让还中国，并将中俄约章修正，以敦睦友谊，似有希冀中国迎合之意”。

上述简讯均属二手甚至三手译介，其终极消息源头多为《真理报》等俄共官方媒体1919年8月26日的报道，给读者以确有其事但语焉不详的印象。然而，这寥寥数语的信息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第二阶段为摘要译介，即摘取宣言要点进行翻译，始于1920年2月中旬。据戴季陶称，2月13日北京已出现此类电讯。

起初的摘要译介，继续聚焦外蒙古与东北地区权益，即简讯披露所谓满蒙权益，主要着墨于详列苏俄愿意放弃或交还中国八项权益，例如2月16日《晨报》报道，苏俄宣言称“将来愿将下列数项完全放弃，交还我国：（一）中东铁路一千零六十英里；（二）资本金六万六千二百万卢布；（三）吉林省东北部之煤矿；（四）扎兰诺尔之煤矿；（五）海拉尔附近吉拉岭金矿；（六）外蒙古图拉河畔之砂金矿；（七）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爱珲条约》所载之松花江航行权；（八）吉林省石头河一带之森林区”。当日，《益世报》（北京）、《民意日报》、《新京报》、《国是》、《公言报》等报刊亦不约而同予以报道，并称其为“紧要新闻”。

此后，更多报刊陆续跟进报道，包括《星期评论》（2月20日）、《神州日报》（2月23日）、《民国日报》（2月24日）、《时事旬刊》（3月1日）、《顺天时报》（3月21日）、《晨报》（3月23日）、《新京报》（3月25日）、《益世报》（北京）（3月27日）、《公言报》（3月27日）、《申报》（3月27日）、《中外新报》（3月27日）、《大公报》（天津、长沙）（3月29日）、《时事新报》（上海）（4月1日、4日），等等。

3月下旬以后刊发的摘要译介更加详尽准确。比如，26日《时事新报》（上海）译介的东京电讯约500字，篇幅接近宣言全文本的三分之一，已涵盖宣言全文本所有关键信息，其署名“卡拉班氏”即时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在继续跟踪挖掘废约、退还庚款、归还中东铁路等议题的同时，这篇电讯还披露了协约国欺蒙中国，苏俄则是兄弟，希望中国不要成为印度第二、朝鲜第二，愿与中国正式交涉等新内容。与北洋官译本比照，相应部分几乎完全一致。29日《益世报》（天津）摘要译介该宣言的同时，明确称“本报兹将原文译之如左”。若此言确凿无误，考虑到与26日《时事新报》（上海）所载宣言信息无异，似乎可以推断，此前《益世报》（天津）极可能已获悉该宣言全文本。想必正是如此，26日前后的摘要译介才被误判为全文本。

概观之，摘要译介不乏讹误，但因其多直接取材于毗邻中国的远东地区俄共媒体，传播广泛，可信度高，备受关注，为后续全文本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为全文本发表，始于1920年3月底至4月初。据笔者所见，当时这些全文本多被称作“通牒”“宣言”“通告”等。其中最早者为《劳农政府对于中国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政衡》1920年4月1日），随文附有用英文字母铅字排印的宣言俄语全文本。

这些全文本的要点大体如下：其一，苏俄红军已胜利进抵西伯利亚，其目的在于解放被压迫之劳动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其二，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即向全世界倡议，持久和平之基础，应是放弃侵犯他国领土、放弃并吞其他民族、放弃任何赔款，各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均享民族自决之权利；此后则宣布废除帝俄与日本、中国、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交还帝俄或独自或伙同日本人、诸协约国共同掠夺自中国的非法所得；继而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中俄密约》、1901年中俄《辛丑条约》以及1907年至1916年间所有俄日协议，与苏俄进行谈判。其三，再次敬告中国人民：（1）已放弃帝俄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任其自决国家认同与所采之政体；（2）放弃帝俄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以及所有租让的矿产、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毫不索偿；（3）放弃庚子赔款，并反对协约国征收此款以供驻华俄使领之用；（4）废弃治外法权与租借地。其四，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苏俄政府及其红军是唯一盟友，协约国与日本皆豺狼、不义之徒，北洋政府受制于人。中国人民若要摆脱巴黎和会所安排之命运，不成为朝鲜第二或印度第二，就要立即与苏俄接洽以建立正式关系。

诚然，这些全文本的篇幅不尽相同，部分措辞存在表述欠精准或词不达意之处，但抬头、落款等要素齐备，格式也与北洋官译全文本和苏俄官方汉语全文本基本一致。

自此以后，该宣言在华广为传播，其文本全貌，特别是确凿性、权威性已尽显无遗，国人了解该宣言已非难事，唯缺官方层面的正式确认。

二、民国报端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本

若以北洋官译全文本、苏俄官方汉语全文本为参照，这些宣言全文本可分为四类，即非官方中译全文本、北洋官译删节本、苏俄官方汉语全文本和苏俄官方俄语全文本。

第一类为非官方中译全文本，包括《政衡》译本、《晨报》译本及其转载本。《政衡》译本（1920年4月1日）是迄今所见民国报端最早的非官方中译全文本。全文共计1674字，译者署名为陈宝光。该杂志还附录俄语底本，相当于以中俄对照的形式，同时公布该宣言中译全文本和苏俄官方俄语全文本。此译本存在若干瑕疵，尤为醒目的当是俄语全文本将“c 1907 по 1916 годы”误作“c 1907 по 1906 годы”，中译全文本则误作“一千九百十七年至一千九百十六年”。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政衡》本有机会发现并纠正这一错误，因为3月底的其他报刊对此句已有“一九零七年及一九一六年”等译法，版本间的差异本应提醒译者对俄语底本进行再次核实。

时至今日，这一错讹的确切原因已难考证，但极有可能源自《政衡》所获俄语底本本身的错误。年份属于翻译中最不易误译的信息，更遑论不同报刊重复出现同一错误。正因如此，《政衡》译本、《晨报》译本及其转载本的措辞雷同，特别是相同的翻译难题，诸如“c 1907 по 1906 годы”如何中译的问题，极有可能是《晨报》译本的“身世标识”及其与诸多转载本间的“遗传密码”，为追溯其源流与演变提供了关键线索。反过来说，或因译文不尽如人意，《政衡》译本鲜少被同时期报刊照抄照搬，反而是其附录的苏俄官方俄语全文本贡献更大、更受重视，被《晨报》译本视作俄语底本。

表1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译全文本部分时间误译情况

1920年4月3日《晨报》译本是散播最广的非官方重译全文本。该译本共计1543字，没有句读，文言色彩鲜明。5日被《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转载，后被《大公报》（长沙）（7日）、《救国日报》（9日）、《时事新报》（上海）（9日）、《益世报》（天津）（10日）、《时事旬刊》（11日）等转载，更获《星期评论》（11日）、《民国日报·觉悟》（14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青睐。诸多转载本和《晨报》译本的差别微乎其微，如《申报》《时报》添加了句读，《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新青年》仅将个别文言措辞改为白话。

其中，《时事新报》（上海）（4月20日）刊载的译文堪称首个非官方校译本，其文前按语称，“前报所载劳农政府之通牒，多不完全，兹特照俄文译出，以饷阅者”。这说明此时“五四”知识界已注意到此前译文的参差之处，希望搞清宣言的确切内容，并且已获得权威精确的新俄语底本。此次校译的突出进展是纠正了《政衡》《晨报》等译本中的一些谬误，如“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八年三月”等。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察之，“1916”抑或“1906”，“1906、1907”“1907、1916”还是“1907—1916”，事关该宣言所宣称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具体指涉，非同小可。

《时事新报》（上海）（4月20日）的译文用词准确、凝练晓畅，但完整性有所欠缺。外交文书事关国家利益，翻译务求严谨、准确、无遗漏。然而，《时事新报》（上海）（4月20日）译文全篇仅1247字，约为北洋官译全文本篇幅的四分之三，似有为求译文精练晓畅而刻意删节之嫌。当然，对文章的删节、保留、纠谬，也折射出译者对该宣言的理解与选择倾向。

《新青年》（第7卷第6号）译文影响深远。该译文完全照搬自《星期评论》，只字未改，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得益于《新青年》极高的声望和广泛的读者基础，其第7卷第6号的发行量便超过10000份。

第二类为北洋官译删节本，见4月7日《中外新报》和《救国日报》。两报所刊译文正文完全相同（以下简称《中外新报》译本），其文前按语显示，所刊译本的底本系3月3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函送国会的北洋官译本，这相当于将北洋政府官方正规外交文件公布于众。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同期其他民国报刊转载此版本。文中所言“俄国劳农政府外交总长卡那康来电”，即指该宣言法语全文本，系由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转递，是北洋政府通过正规外交渠道收到的该宣言最早的全文本。经比对，《中外新报》译本正文共1616字，而北洋官译全文本共1742字。被《中外新报》译文删节的主要有“而日本与协约各国，不待满洲铁道之归还中国人民，即群起而霸占之为己有，并侵入西伯利亚”，“各处人民应自行选择愿相隶属之国，及自行采定其政府之体制”等。不过，综合他处改动，并考虑到《救国日报》还转载了《晨报》译本等因素，上述《中外新报》译本的删节似乎并非刻意为之，更可能仅仅是为求行文通顺所作的调整。

第三类为苏俄官方汉语全文本，即《俄国政府致中国南北政府各界书》。该文本原是1920年五一劳动节期间苏俄工人在哈尔滨散发的传单，哈尔滨警察局于5月13日将其检获并寄送北洋政府内务部。6月8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复函，认定“书内所列五条，与前据海参崴邵领事电陈各节，大略相同”，即其内容与苏俄官方俄语全文本大体一致。

第四类为苏俄官方俄语全文本，即《政衡》所附录之俄语全文本，亦即《政衡》译本、《晨报》译本的俄语底本。该俄语全文本之缺憾情况，前文已大致说明。除几处俄语错误外，其内容的可靠性毋庸置疑。

三、《政衡》所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俄语底本溯源

相比之下，1920年3月底至4月初（甚或更早），《政衡》杂志（或译者陈宝光）究竟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该宣言俄语底本等问题更受关注。

相较于简讯译介，摘要译介的信息源结构明显优化，这表明1920年4月及此前一段时间，中国境内学界获得该宣言俄语底本并非难事。1920年2月中旬之前，其信息源多为日媒（如《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转载的欧美（如巴黎、华盛顿等）电讯；此后则多直接来自毗邻中国的远东俄文媒体，如海参崴等地的俄媒。这与如下所述苏俄多措并举公布该宣言相互呼应。

进入1920年，苏俄对远东的控制渐趋稳固，其对华宣传亦取得令人欣喜的进展。2月14日，苏俄特命全权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B.Д.Bиленский-Cибиряков/B.D.Vilensky-Sibiryakov，下文简称“威廉斯基”），偕同苏俄西伯利亚局暨远东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杨松（Ya.D.Yanson）抵达伊尔库茨克。3月2日，杨松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托，照会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馆，即请将该宣言转呈中国政府，并告知中国人民。14日，威廉斯基抵达海参崴并在此长驻。19日，威廉斯基将该宣言全文公布于俄共（布）远东边疆局暨海参崴委员会机关报《红旗》（《Красное знамя》）。3月间，苏俄伊尔库茨克电台用法语广播该宣言。12月11日，旅华红色俄侨波塔波夫致共产国际的报告称，“我通过大同党机关报发表了苏维埃政府的宣言（该宣言此前一直被禁止发表，当时刊登宣言的报纸也遭到当局封禁）”。这表明波塔波夫在三四月间或之前可能已向大同党提供过该宣言。

目前可见的《政衡》杂志仅存两期，笔者对译者陈宝光生平了解尚属有限。陈宝光，1899年生，卒年不详，字镜墀，广东高明（今佛山高明区）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1917年入读北京大学预科补习班，1918年秋转入文预科俄语班。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力倡男女平权、男女同校，所撰《要求女学校开放的讨论》《我对于广东高等师范的希望》等文章在北京大学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影响很大。学习之余，陈宝光积极投身校内外公益活动，1919年4月赴薛家山植树，1920年3月捐资支持平民夜校，7月响应北大学生会平民夜校阅览室征书号召，多次捐赠《通俗周刊》。他还是瞿秋白、李仲武所谓北大赴俄三青年之一，经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部批准，1920年10月赴苏俄留学，志在成为报社记者。1921年8月入读莫斯科东方大学，1922年2月1日离校（原因不明）。赴俄前，陈宝光未曾参加任何党、团组织活动。1921年春，陈宝光在旅居莫斯科期间，寄存于俄外交部的财物被窃，“现银、衣服、什器失去者，值百元左右”。此外，1922年3月12日至20日，《大公报》（天津）曾连载译者陈宝光、原作者契诃夫的小说《美女》。这些线索表明，1920年三四月及此前，陈宝光已深受“五四”新思潮洗礼，社会活动较为活跃，这为其翻译该宣言奠定了必要的语言和思想基础。

陈宝光曾与柏烈伟（S.А.Полевой/Polevoy）、伊万诺夫（А.А.Иванов）等旅华红色俄侨有所接触，其赴俄留学之事宜或由柏烈伟操办。据张西曼忆述，柏烈伟在“十月大革命后……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十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1920年10月，俞颂华在致张东荪的公开信中亦透露，柏烈伟曾面告瞿秋白赴苏俄事，“以新闻记者名义往彼考察，本可不作工，然在吃紧之时则亦须工作”，“北大张西曼君云，日前见东报日本新闻记者在彼亦作工，故大约目前莫斯科确在特别状态中”。柏烈伟，俄国籍，1919年11月1日曾用笔名“柏子”在天津的杂志发文，热情赞颂苏俄革命“实足为各国模范”；1921年1月正式获聘为北京大学俄语系讲师，此前已在北京大学兼职“讲读俄文报纸，以练习学生阅读能力”；目前学界多认为其兼职的确切时间不晚于魏金斯基赴华（1920年4月）。伊万诺夫，俄国籍，1917年9月受克伦斯基政府派遣至俄国驻华公使馆工作；十月革命后，他转而拥护苏维埃政府并为其服务；1919年9月获聘为北京大学俄语讲师，教授俄国历史和文学，兼授法文及西欧文学，曾向学生讲解帝国主义等问题，后协助成立俄语系并留任该系工作。此外，1919年3月，俄共（布）哈尔滨秘密支部成员布尔特曼曾赴京津活动。9月，旅俄华侨杨明斋回国，到《益世报》（天津）工作，此前他曾在海参崴教授中文、给帝俄远东军队参谋处当过翻译，1917年二月革命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8年创办《中华商报》。

综合以上陈宝光在北京大学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推知，1920年三四月间陈宝光或《政衡》想获得宣言俄语全文本并非难事，其中最可能的提供者便是柏烈伟。该宣言俄语本传到陈宝光手中时，极有可能是作为俄语阅读材料使用。陈宝光当时作为俄语初学者的身份，或许正是《政衡》译本在翻译质量上出现瑕疵的原因。这一背景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政衡》附录的俄语底本存在明显错误，却依旧被《晨报》等青睐。当然，在发现权威的确凿证据之前，《政衡》译本所依据的俄语底本的确切提供者尚难定论，严格来说，任何相关讨论都属于推测。

四、结  语

至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译介的主要史实已大致清晰。该宣言出现在民国报端的最早时间不晚于1919年8月底至9月初。直至1920年2月中旬，宣言以简讯形式披露；此后则以摘要译介形式在华传播。3月底至4月初，以全文本形式（包括俄语全文本、中译全文本）在华发表，并最终于4月7日得到北洋政府外交部正式确认属实。其中，简讯披露虽语焉不详，但言微义深，《晨报》《星期评论》同人戴季陶等极有可能是最早的披露者和最为持续的关注者，但并非绝唱；1920年4月后，该宣言全文本的各种版本应有尽有，如苏俄官方俄语全文本、苏俄官方汉语全文本、北洋官译全文本、北洋官译删节本、非官方中译全文本等。

至于开篇提到的毋庸回避的问题，即《上海生活》是否曾刊载该宣言俄语全文本，以及其刊载日期是否为1920年3月25日等，目前因史料受限，只能权作悬案待考。其关键原因在于，迄今尚无从查阅当日的《上海生活》原报。该报虽在捷克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馆藏，但包括25日、31日两天在内均严重残缺。即便是米罗维茨卡娅也未曾直接查阅该报，其论断依据是当年5月21日的《红旗》。尽管如此，依据前文，以下情况仍可断定属实：一是3月19日海参崴苏俄新闻公布了该宣言全文。二是26日前后，《益世报》（天津）极可能已获悉该宣言全文本。三是至25日，获取该宣言俄语全文本已非难事，北洋政府外交部、旅华红色俄侨、中俄毗连区苏俄宣传机构，甚至日本电讯等，均是可能的途径，且有案可稽。假设《上海生活》确曾刊载该宣言，那时间最早极可能是25日，而非31日。而且，不公开未必意味着不知道，上述史实表明，不迟于25日，“五四”知识界极有可能已获悉该宣言的全文本，只是未公开言明而已。当然，我们乐见学界在这一问题上有进一步的发现。

知其然，方能知其所以然、知其所应然。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最初以外交文件形式呈现，因此，充分厘清其在华译介的过程性特征（即信息的阶段差异性等）无疑是解开其他历史谜团、丰富相关历史解释的前提与辅助。就“五四”知识界而言，其受影响的规模与程度几乎与宣言在华译介的进程同步，均呈现出过程性和渐进性，并非一蹴而就，且个体间也存在差异。《晨报》《星期评论》同人显然深受简讯披露的影响，在1919年9月获悉该宣言之前，他们对苏俄和布尔什维主义虽有关注但并无好感，多持戒备警惕态度；接触该宣言相关简讯后，其态度转向积极，趋向友俄乃至亲俄。同年11月，戴季陶评论道，“单就他‘不侵略’的这一点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宽容他，认为他是无恶意的”。“五四”知识界成规模地转向友俄，始于1920年3月底至4月初，不能不说这与《晨报》《星期评论》同人不遗余力地持续译介该宣言，特别是全文本的在华散播，关系莫大。

就中共建党而言，唯有关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译介的完整历程，方能更加完满地解释中共建党为何发生在1920年至1921年，而非更早。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在华传播是中共建党的思想基础，但自1898年至1899年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华译介马克思论著，到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相关思想在华传播已逾20年。就此而论，该宣言在华译介所激发的即时性因素，无疑在促使中共建党条件成熟方面发挥着独到的作用。该宣言所彰显的理念使“五四”知识界显现“不胜欣喜”的友俄气氛。在这一背景下，魏金斯基抵华后在北京受到盛情接待，在上海的联系也相当顺利。这股已具规模的友俄力量自然成为中共建党的发起人、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以及中共早期党员的重要来源。

民国报端流行的该宣言全文本良莠不齐，传播效果殊异。其中可靠的北洋官译本虽已公布，却鲜有报刊转载，而讹误频出的非官方译本反而大行其道。这至少提醒学界，在理解“五四”知识界对该宣言“不胜欣喜”的反应时，不应简单地将其全然归因于宣言文本本身。这种传播现象，或许正是北洋政府公信力在“五四”知识界荡然无存，以至双方高度对立、相互博弈的缩影。该宣言各版本全文本中均明确包含“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段落，无一例外，这不仅为备受关注、争论不休的删节与否等问题提供了又一重要旁证，也提示学界有必要弃用“最初文本”等说法，改用“全文本”或“删节本”等更加准确的表述，尤其是在该宣言文本情况已经确凿的情况下。

进而言之，该宣言在华译介的过程昭示，信息传播并非单向度的输出或灌输，而须“两头热”。须知，当时的在华译介是在北洋政府严令封杀的语境下展开的，屡遭阻挠与挫折。如果仅有苏俄实施东方战略、积极对华宣传革命，而“五四”知识界漠不动心，缺乏对俄国政局的持续关注与热情，甚至说没有国族意识（nationalism）的持续高涨等内生驱力，该宣言1919年至1920年在“五四”知识界广泛传播是难以想象的。

概括全文，可以说，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华译介史镜鉴着早期苏俄、北洋政府与“五四”知识界之间复线、多歧的互动与博弈。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