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需要在新的时代不断拓展其自身的解释力及对社会的感知能力。当代中国社会学社会感知能力的拓展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挑战：既包括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局限，也包括研究者的认知局限。本文通过引入经史传统，在“经史并重”的框架下来重新审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主张回归中国“经史并重”的传统智慧，以“以史解经”为方法论路径，重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经”代表具有恒常性的理论，“史”则指向具体、流动的经验事实。通过将理论重新嵌入历史与社会脉络，在长时段、多环节的事件流中捕捉因果关系链，从而恢复经验的整全性与理论的情境饱和度。通过“以史解经”的实践，推动中国社会学在接续自身文明传统的同时，形成对社会更具解释力与感知力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经史传统/ 感知能力/ 长事件流的因果解释/
作者简介：狄金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26年第1期 第44-54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城乡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研究”(项目号：22VRC129)的阶段性成果。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之初，费孝通先生在《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一文中指出：“只要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是试图更好地把握时代变化的大趋势，并希望走向时代发展前沿的，那么我们肯定是有必要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贴切地反映现实社会。”①费孝通先生之所以有如此提议，是因为他意识到，当时中国业已出现的信息化已经对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学需要在新的时代不断拓展其自身的解释力和对社会的感知能力。他指出：“近10年来，我们已经明显地体验到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了，急需信息的获取和信息准确性的识别越来越困难了，人类合作的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更加灵活了，结构和规则的重建更加频繁了。”②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拓展社会学感知能力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既要求研究者对时代之新特征、新变化予以充分重视，同时也警示研究者需要不断反思自身所使用的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费孝通先生的提醒已在中国社会学界回响了20余年，其不断敦促着研究者们为提升中国社会学的感知能力而努力。今天，社会的变迁日益加剧，数智社会、算法社会、人工智能体等新的特征和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冲击着社会学的既有知识体系，费孝通先生的提醒在当下仍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即社会学研究需要回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拓展自身感知能力。
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这一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在规范性研究的意义上无疑是相当成功且深入的，但如果将其具体的研究结论同实际的经验进行比照，则会发现其中的研究结论对经验的感知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拓展。③周飞舟曾在对比自己的专著《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同官场小说《二号首长》之后，总结了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在感知能力上需要拓展的地方，即“那套看似社会科学的东西，没有人的关系，讨论的是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关系，而没有讨论上级政府一把手和下级政府一把手的关系。现代社会科学的逻辑会天然给你一些盲点”。④周飞舟所作的反思并非只针对社会学的研究，而是指向了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
回望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其对当前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诸多新事物、新现象其实都有关注和涉猎，但作为身处其中的研究者，我们的脑海中又时常浮现出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即我们对这些新事物和新现象的认知并未随着我们研究的推进而同步加深。在此背景下，费孝通先生于21世纪之初对我们的提醒在今天仍值得反思，即我们需要思考自己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看这些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前提假设，及其与中国实际之间究竟是否匹配，以及我们该如何改进研究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以增进我们感知社会的能力。
中国社会学感知能力拓展面临的挑战
社会学若要形成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和解释，则需要不断拓展自身感知社会的能力，而影响其感知能力拓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原因，也有研究者自身认知的原因。
(一)西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隔膜
当前社会学出现了对中国社会感知能力亟须拓展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同中国社会学研究所运用的理论有关。理论作为透视现象的工具，在为我们提供研究便利之时，亦限定了我们理解经验的方式及深度。尤其是当这些理论具有舶来属性时，这一困境会被进一步放大。
中国社会学作为“舶来品”，是近代知识分子在传统经学无法应对中国社会变迁时而被引进来的。近代知识分子试图引“群学”来弥补“经学”合法性丧失后存在的空缺，以完成中国学术及中国社会的整合。社会学的舶来属性亦使得它从引入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如何回应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以及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21世纪之初就曾指出，直接套用西方的社会理论会降低中国社会学的感知能力：“当前我国的学术界受到急功近利倾向的影响，在进行某项社会研究时，往往会把偶然遇到的西方社会理论拿来指导我们的研究，而不是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进行详细考察之后再做出选择。正由于此，我们的社会研究成果往往会出现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或不符。”⑤费孝通先生提醒社会学的研究者，在运用西方社会理论时要充分地理解其理论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与理论前提，进而有效地反思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经验中使用的限度与效度问题。
费孝通先生的提醒并不能简单而笼统地归结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因为对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常常在“他者-本地”的二元框架下掩盖了知识生成的历史条件性，以及知识创造与知识借鉴可及性之间的复杂性。通常而言，理论具有双重性，即透明性和不透明性。其中，前者是研究者“凭对其诸观念、命题意义的直接分析和详绎这些观念命题间的关联关系等便可获得的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相关世界的部分”；而后者则是研究者“只有把理论回置于特定思想脉络、其所由之产生的特定知识、理论格局、历史实践处境中加以反复体会才能认识和体会的部分”。⑥理论透明性的那部分，虽然便于阅读者和运用者较为便捷地理解和掌握，但也容易令人陷入理论知识通用性的幻觉。同时，理论不透明性的那部分则常常让那些轻易套用理论的人因未能把握理论产生的历史情景和结构条件，常在使用中不得要领，错误百出。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在于，它一方面呈现出与西方近代转型相似的面向，另一方面则又因历史文化与结构条件的差异而具有特殊性。有研究者用“压缩式现代化”来呈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特征，这种概述虽然意识到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呈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特征，却因“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而未能充分呈现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独特性。中国现代国家的产生，既不是对传统帝国的简单继承，也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简单移植。它的产生与演变是传统帝国在内外危机之下推进革命与变革的结果。为了完成建国自强的宏大事业，新式的国家一方面“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另一方面，其不断地改变旧有的国家治理模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甚至通过与旧制度、旧文化进行割裂，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⑦在经济建设、社会构造、政治构架上，中国在现代化探索的道路上既有与西方现代化同质的部分，但同时，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结构、人口、资源及社会条件的限制，也使得其无法简单复制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亦使得诞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现代文明并不能简单地为中国这类古老文明国家提供一条可以直接套用的发展道路。为此，中国的社会学者站在自身的历史-现实情境中，既需要开放地学习借鉴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同时又需要立足于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历史-现实条件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方法和问题视域，与其说给了我们值得效仿的路径，规定了我们的思考轨迹，不如说正是他们在思想上的非凡努力，激发了中国社会学面向自身文明与现代世界接壤和碰撞处所展现的蔚为壮观的思想图景”。⑧相反，如若中国社会学者只是一味地停留在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借用，而既缺乏对西方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反思，又缺乏对中国历史国情的认知，那么社会学研究自然无法推进对中国社会认知的加深。
(二)研究范式的内生性不足弱化了其解释力
研究者在反思经验解释过程中理论的乏力困境时，逐渐意识到这一困境的产生或许并不完全是因为理论产生于西方，产生于中国之情境的理论同样也可能存在这种困境。导致此类困境产生的真正原因或许恰恰是因为理论(尤其是研究范式)自身的内生性不足。
首先，过于制度-结构化的分析范式未能完整地呈现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制度与结构的分析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大传统，也是社会学展开历史和经验分析时的一大优势。它有助于研究者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来把握形塑经验的结构性力量，但是当研究者采用过于制度-结构化的分析范式来解析中国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时，总无法准确地把握事实本身。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使得诸多的制度运作都存在着名实分离的特征。如果依据制度主义的分析循名责实，则会发现制度规范与制度实践之间常常存在偏差。不仅如此，制度主义的分析由于将“制度”主要理解为正式的规则和制度，而未拓展到生活实践中行动者“日用而不察”的行为规范，则常常使制度主义的分析者需要面对“制度失灵”的解释困境。
其次，研究范式预设的简单化使得其解释力受限。特定研究范式的形成通常有其预设前提。这一前提或是以社会结构的构成为基础，例如，“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即是以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区隔为前提；或是以特定的观念、行动逻辑基础为前提，例如，理性行动者分析范式特别强调行动者在行动选择时的经济理性。好的社会学研究一定要对真实的社会生活有所回应，并使社会学家的解释逻辑同当事人的解释逻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下中国社会学研究面临的一大困境就在于：有的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是一个富有情感、极具伦理且有其利益考量的整全性人格的主体，但在转入研究世界后，他就突然转变为只会使用利益考量、趋利避害的利己主义者。比如，他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极力避免同精打细算的人互动，期待自己的朋友都能够“苟富贵，勿相忘”，但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研究世界中不断勾勒出完全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行为图式。
(三)中层理论割裂了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
社会学脱胎于哲学与社会哲学，这一历史出身使得它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具有明显的“反形而上学”特征，经典社会学家们都尤为重视理论构建与经验-历史演绎的融汇。以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为例，其试图探讨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与神圣的价值如何通过“大学”这样的职业法团组织以及仪式活动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再造、公共道德的凝聚以及文明精神的赓续，便对法国中等教育的演进史作了细致的描述。这一长历史线条的刻画几乎涵盖了法国启蒙教育从早期教会的肇发时期一直到19世纪危机时期的全部演进过程。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极力地将现代性最重要的经验问题(如工业化、民主化、资本主义化和理性化)理论化，将其提升到整全性的层面来思考，但这种提升却又是高度经验化的，即它们完全嵌入在经典社会学家对经验问题的具体研究之中。⑩这种理论与经验的深度融合使得经验的解析高度理论化，同时理论的阐述又高度经验化。如此形成的研究，不仅使得理论因整全性而具有深刻性，同时又因为高度的经验化而对时代和社会具有强有力的解释力。
经典社会学家整全性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美国社会学研究中被完全抛弃：一方面，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彻底放弃了微观的经验基础，使得理论的解析再次向形而上学回归；另一方面，作为宏大理论构建的“反向运动”，默顿构建了中层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勾连理论与经验，既为理论的提炼提供微观的经验基础，同时又为微观的经验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然而吊诡的是，中层理论提出后产生了“预料外的后果”：它的初衷是连通理论与经验，但产生的结果却是将理论与经验远隔开来。导致这种“预料外的后果”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内在理想”丧失之后而变得形式化了。默顿在提出中层理论之时，其背后有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内在理想在做支撑，然而后来者在运用中层理论时，忘掉了这个支撑中层理论成为“实质的理论关系”的关键，(11)最终在形式化的道路上使得中层理论日益精致但却与日常生活相去甚远。
具有可训练、小步推进特征的中层理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积累，但它也在持续追求中层的普世性因素的过程中常陷入另一种困局，即在中层理论构建者的视域中，经验被化约为构建理论的素材和工具，而中层理论则成为研究的终极目标；经验本身的意义被消解，它成为理论的附庸。如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读者，都不必了解所研究对象的全部。研究者常常以研究伦理为由，将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关键信息进行隐藏，而只对研究者认为关乎研究议题且不对研究对象的隐私产生影响的部分进行呈现。研究者认为，对于所有的研究对象而言，这些议题及其引发的机制都是一致的。正是因为这种认知的影响，中层理论的研究者常常会走向另一个误区，即囿于追求对既有理论的对话或弥补既有理论的不足，而将学术的注意力转向既有研究而非问题本身，甚至偏向“学术之术”，而对“学术之问题化”日益漠视。
(四)知识积累与知识实践之间存在断裂性
当下社会学研究感知能力拓展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则是研究者以知识积累为由，过于强调其诉求在于纯粹的知识积累与知识对话，而不是关切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这种区分“学科性学术”和“问题性学术”差别的背后，其实常常隐藏着研究者对学术研究旨趣与学术发现动力的不同理解。在前者看来，过于关注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不仅会被具体事件情境的特殊性所困扰，同时也会因价值关联而使得研究结论变得不可信。研究者追求纯粹知识积累和知识对话时，其本质上是认为知识具有通用性，不存在任何“地方性知识”，过于关注知识产生地和产生情境则会令知识的价值大打折扣。研究者过于强调知识积累与知识实践之间的隔膜，显然是割裂了学术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联性。要知道，所有的学问本都是问题之学问，“问题化既是一门新兴学科最原初的认知冲动，同样也是一切学术创新与学术发现的动力”。(12)
社会学虽不发端于中国，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学无法将问题域植入中国社会；相反，社会学在被引入到中国之初，无论是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还是王国维、陈寅恪等，都试图将外来的西学与中国社会的文明传统进行融汇。章太炎将“社会学”视为是现代学术中两门“统一科学”之一，认为“测定复杂之程度，而使一切科学，从其发现之早晚而排列之，是为社会学之任务”。(13)与之相应，社会学作为“实现现代社会中国转型的首要科学形态，无论是历史和政治，还是理财(经济学)与刑名(法学)，都要遵循依据具体材料而确立多重因果关联的方法，并回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关系，来辨析社会之运行机理，阐发文明之再造价值”。(14)由此可见，社会学在被引入到中国之初，被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就不只是对纯粹知识的青睐，它被视为是体国经世的救世之学，既要辨文明、识国体，又要察民情、济民生。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他对“从实求知”的理解时所指出的那样，其“求知”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即“从‘实’当中求得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15)然而，在当下中国，部分研究者在纯粹学术的旗帜下，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学术圈子内部的“小循环”。学术生产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被人为斩断，不仅学术的问题意识不再源于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的旨趣也不再指向社会生活。
“以史解经”与“经验-理论”关系的再审视
当前中国社会学感知能力拓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经验和理论之间的二元分离，其使得经验在理论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丧失。从理论上讲，重返西方经典社会学家所开创的整体性研究范式同样可以寻找到消弭当下中国社会学感知困境的可能性方案。但无可否认，在早期经典社会学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学的学科化程度并不高，经典理论家开阔的视野和整全的研究路径既源自其所处的大转型时代，同时也源自他们个人超凡的学识与学养。恢复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和延续了民国时期社会学的传统，但它更多是接续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传统。21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学对中层理论的偏好亦因国际学术界的紧密联系而进一步强化。在新的时代，当我们着力中国社会学感知能力的拓展时，不仅要从技术的维度来思考“学术之术”与“问题之学”的关系，同样也需要从传统赓续与文明传承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学如何接续传统并提升感知世界的能力。
(一)经史视角下的“经验-理论”关系
经史传统是中国文明最为重要的内核之一。在经史传统之中，理与事、制度与行为等得以规约。经与史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经书与史书的二元指象，它同时也包含着道与器、义理与事实、本与变、知与行等一组组的关系形态。在狭义上，“经”主要是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所谓“史”则是历史典籍，它是对过去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具体事实的系统记载。
关于经史之关系，历代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在廖平看来，经与史存在本质的差异，即“史以断代为准，经乃百代之书。史泛言考订，录其沿革，故《禹贡锥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说经，不得为经学”。(16)经与史的差别除了时间跨度有别和价值意蕴有异外，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有异的，即经学注重对“经”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进行挖掘，以此呈现永恒不变之理，通过借古喻今，来实现对现世的教化；而史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实录，对典章制度沿革与变化的考订。与廖平强调“经史分离”不同，章太炎则强调“六经皆史”。受章学诚“六经皆史”论之影响，章太炎认为，“经是古代的史书，史是近代的经书，二者本来是一致的……史即经，经即史”。(17)不同于章学诚强调六经肩负教化之重任，章太炎力图突破经学的神圣性，其通过还原经学的本色来给予“经”以“史”的恰当地位。章太炎在“六经皆史”的框架下重塑了经史关系，并在其中重构了认知论的范式。
经与史的关系内含着形式与内容、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在经史分离的框架下，学问的生长和延展总是面临着异化的风险，即：重经而轻史，则易流于空洞；重史而轻经，则易流于琐碎。如果在经史的传统之下来理解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发现，理论具有“经”的色彩，而经验则具有“史”的特征。理论具有恒常性和抽象性，而经验则具有可变性和具象性。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过于重视理论的提炼，而轻视经验的展开，则所形成的理论即便形式与逻辑再完善，亦易流于形式而空洞；相反，如果研究者过于重视经验的铺陈，而忽视理论的提炼，则容易因缺乏结构关联而陷入琐碎的沼泽。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中国社会学所陷入的感知能力拓展困境，就与这两种偏颇有很大的关联。正是由于中层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内在局限性的影响，研究者在把握中国经验时，或是在未能整全而深入地把握之时便急于进行理论提炼；或是在未能找到替代的理论方案时便轻易地放弃理论，而流于具体经验的琐碎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经史传统(尤其是“经史并重”的传统)则为中国社会学拓展其感知能力提供了可能。“经史并重”即是“对以经为经的态度与方法的否定”，(18)强调要把“经”重新根植于“史”的脉络之中，让其变得有血有肉，而非仅视其为圣贤之语录和教条。相应地，理论亦不只是理论家提炼出来的抽象的因果逻辑，它亦需要重新嵌回到历史与社会的情境和脉络之中，让其在恢复饱满性的同时，帮助研究者提升感知社会的能力。
(二)以史解经与中国社会学“理论-经验”关系的再塑造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要在经史传统中理解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并以“经史并重”为基点，将理论与经验进行融通。在此意义上，理论就不会因指导经验而高高在上，它内含于经验之中；经验也不会因其形而下的属性而仅被视作理论生产过程中的一阶素材和理论的附庸。这种将整全性的经验重新置于理论生产重要地位的过程，可以称之为“以史解经”。
“以史解经”之所以可能，是由经史关系中“经史并用”的结构所决定的。“经”与“史”之关系常常在“道”与“器”的结构中予以呈现，它强调“经”为“道”，“史”为“器”，道以器载，道器相融，道无形无象，无法独存，其必须借助于器之载体来进行呈现。正是因为对“道”的理解必须以具体的器为载体，因此，对理论的深度辨识与推进便无法从理论自身入手，而需要以经验为抓手，通过对理论生产背后的整全性经验进行挖掘，并以具体的经验为载体来把握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拓展的可能。
“以史解经”的前提是将“史”的重要性重新找回来，并赋予其在理论生产和理论创新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史”的整全性把握来获得对“经”的认识。应星亦曾从经史传统出发，通过“纳史入经”来促成经史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以此来推动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整全性的重建。在应星看来，“以史解经”的具体内涵在于：研究虽立意在“经”，但却是以“史”入手，其中“解”是重要环节，需要研究者“在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中更好地理解‘经’”；“经”贵一以贯之，“史”贵寓变于常，需要研究者通过对“变”的理解来辨析和把握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在对“经”的研究中，需要确立概念的中心性，要“把那些最重要的概念的谱系真正研究深透”。(19)应星对“以史解经”的分析和运用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他对这一路径的探讨本身也蕴含着其对于中层理论割裂理论与经验之关联的反思。他一方面强调“以史解经”的努力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关键事件的确定、追踪和解析，力图通过对关键事件的选择、确定和解读来实现对“经”的阐释。(20)事件的充分呈现构成了“以史解经”路径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它强调事件在“经”的结构下并不是完全被支配的状态。由于应星的研究旨趣在于整全性地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因此，他对“经”和“史”之关系的分析设立了特定的情景结构，即“经”是“奠定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理念、路线、政策和政治文化的核心文本”，而“史”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理念、路线、政策和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的各种复杂变化的研究”。(21)正是这种限定，使得应星“以史解经”的努力并未沿着他的事件社会学的解析路径展开，进而使得以史解经中的“史”之选择更多停留在制度文本而非具体事件。本文则试图将“史”聚焦到事件本身，将“经”锁定在理论层面，强调把“事件”带回社会学，通过对事件的选择、锚定和解析来对与之关联的“经”进行呈现。
(三)长事件流中因果链的勾连与事理逻辑的还原
“以史解经”的精义在于“解”。它不是阐释学意义上对事件背后的意义进行解读，而是要通过对事件因果链的勾连，还原事理逻辑的生成和推演过程。
首先，“以史解经”需要对相关事件进行选择。应星在对“以史解经”之路径进行阐释时就曾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立意在‘经’，那么在进入‘史’时首先就面临史料的拣选和判断的问题：什么才是影响百年历史的关键时刻、重大事件、特别地域、特殊人物”。(22)关键时刻、重大事件、特别地域和特殊人物的确立并不是本质性的，它是与所研究的具体问题相关联的。这便需要研究者进入事件流之中，通过了解事件史的全部过程，并从中筛选出对事件走势和结果产生关键作用的事件和时刻。这种对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的选择与锚定是对研究者能力的一种考验。研究者不仅要对事件发生的结构和所关联的事件流进行充分的把握，同时亦需要敏锐地辨识和把握在纷繁复杂的事件流中的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研究者很多时候相对于研究对象而言都是“外人”，研究者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就了解到经验事实的全貌。同时，由于经验本身也具有非透明性，研究者常常无法轻易地看透经验和经验之间的因果逻辑。从非透明性的经验中把握不同经验之间可能的因果逻辑，这本身即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米尔斯(C.Wright Mils)在论及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曾将其视为社会学者透过具体事实而把握结构性力量的能力，事实上，在“以史解经”的过程中，研究者所需具备的社会学想象力还要在看似无关的事实之间找到它们存在的关联性，并在这些关联性中找到解析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钥匙。
其次，“以史解经”要在长事件流中构建因果链。“以史解经”中“解”的过程要避免如阐释者和解读主义者那样直接从经验事实转向对宏观结构-因果逻辑的阐释与解读，而是要在长的事件流中建立起一种因果解释链。正如涂尔干所说，当社会事实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对一种事实只能以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进行解释。与这种“长事件流的因果解释”所对应的则是另外两种解析模式：其一是直接从事件转向结构的解读范式，它是在对事件要素进行拆解之后，迅速地转向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这种解读在意涵挖掘之余，时常让读者陷入“既觉得有所收获，又觉得一无所获”的复杂境地之中。其二则是“短事件流的因果解释”，它是研究者在未清晰、完整地把握事件所关联的全部事件，未能把握住关键事件、重要时刻、关键人物之时，就急于建立一种因果的解释逻辑，其结果自然是解释逻辑所拥有的感知能力不足。“以史解经”则是要求研究者在社会学想象的加持下，将事件所关联的事实加以充分把握，并从中筛选出关键事件、重要时刻和关键人物，进而建立一种“长事件流的因果解释”。
“以史解经”：一个案例的解析
将“以史解经”引入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但并不意味着此前的研究者并没有这种自觉，可能有人已将长事件流的解析作为其研究的方法，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重心多在所讨论的事件本身，而未能在方法论层面做出明确的反思。本文聚焦“以史解经”的长事件流来构建因果的解释链，故将方法论的思考推至前台。当然，所有对方法的讨论，若仅止于方法本身，则无异于在课堂中教人游泳，无法让人领悟到方法的实用性。鉴于此，本文将结合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采用“以史解经”的方式，在长事件流中来构建事实之间的因果解释链。
对于“为什么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的事件”，学术界展开过诸多讨论，但讨论的重心更多聚焦政府监督失灵、市场主体道德与责任失守等。这些原因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对三聚氰胺“毒奶粉”何以发生的解释力是无法让读者完全信服的。其中一个值得关切的问题未能得到充分解释：既然政府监督失灵、市场主体道德责任失守是常态，那么为什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发生?那些对于结构与制度的分析，虽然有助于读者了解支配事件中的结构性力量，但过快地进入结构叙事，而未能将事件本身的因果关系进行充分呈现和解析，这可能恰恰是限制中国社会学研究感知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虽然看似是奶制品行业的事情，但它背后的关键事件却发生在大豆行业。虽然中国一直是大豆的传统种植大国，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大豆自给率却大幅度下降，大豆高度依赖于进口。在大宗农产品中，大豆成为21世纪之初中国唯一有巨大供应缺口的农作物。(23)以国际贸易优势指数(TC指数，它是产品出口和进口的差值与贸易量的比值)来计算，中国大豆的TC值在1996年后变为负值，此后这一指数长期几乎为-1。(24)导致中国大豆国际竞争力削减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既有转基因大豆因使用草甘膦的使用而节省了除草所需的劳动力成本，进而使得拥有土地优势的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在大豆种植上的竞争优势凸显；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发生的“隐形的农业革命”(25)则使得国内大豆的种植优势锐减，故在人多地少、农业结构越来越偏重高附加值农产品的中国，越来越依赖于通过进口国外的大豆来满足国内的需求。
由于中国尚未允许转基因大豆在国内种植，(26)因此，国内所种植的大豆全都是土产天然大豆。与转基因大豆相比，土产天然大豆既有优势，也存在劣势。其优势在于蛋白质含量普遍高于转基因大豆(天然大豆蛋白质含量在43％左右，而转基因大豆蛋白质含量则为37％—38％)，其劣势则在于天然大豆价格较高，且出油率比转基因大豆低约两个百分点。(27)
在经历2004年的“大豆危机”之后，中国的大豆压榨业在外来资本和外来竞争的冲击下遭受重创。中国的大豆压榨企业从2004年之前的1000余家减少到2007年仅存的80余家，而其中有64家企业被ABCD(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四家国际粮商加上丰益国际、来宝等跨国粮商参股和控股。这些国际粮商几乎垄断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其压榨能力则占到了国内总压榨能力的60％以上。(28)在国内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尚不敏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控制国内的压榨企业之后，积极推动了以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为加工原料的经营策略。
豆粕作为大豆压榨后的副产品，是养殖业发展所需要的重要饲料来源。在中国，养殖业60％的蛋白质原料都是由豆粕所提供。(29)根据动物营养科学的研究结果，一份豆粕加上四份玉米或其他饲料，能够使猪、牛、鸡、鸭、鱼更高效地把饲料转化为蛋白质。(30)正如前文所述，转基因大豆的蛋白质含量要低于中国土产天然大豆，当转基因大豆榨油所产生的豆粕用于奶牛养殖业时，奶牛所产的鲜奶蛋白含量则相对较低。
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前，国内奶制品生产企业收购生乳时所采用的标准和依据主要是1986年颁布的《生鲜乳收购标准》(GB/T 6914-86)及其相关的卫生标准。按照《生鲜乳收购标准》，乳制品加工企业收购生乳时，评价生乳品质高低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指标便是“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越高，菌落总数越少，则品质越高，收购价格亦越高；其中蛋白质含量指标是生乳收购的最低要求。在检测生鲜乳的过程中，国内企业广泛采用的是“凯氏定氮法”，这一方法是通过检测生乳样品中的氮含量来推测样品中蛋白质的含量。这一方法虽然能较为便捷地测试出生乳样品中的氮含量，却无法识别其中的“氮”究竟是来自样品中的蛋白质，还是其他添加剂。三聚氰胺被发明后最初是因其含有大量的氮而被广泛用作肥料，但奶农和奶站为了应对“凯氏定氮法”，而在生乳中添加了含氮量极高的三聚氰胺，以提升生鲜乳的“检测”质量，最终导致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发生。(31)
通过对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解析，我们理解此类事件的发生固然有政府相关部门监督失灵以及市场主体责任缺位的原因，但更应该把它放在一个长事件流所组成的事件流中来把握其发生的因果关系。这也是本文所倡导的以“以史解经”的关键。
余论
社会科学的研究如若不能形成对现实社会的有效感知，则不仅容易造成研究者日常生活世界与研究世界之间的割裂，同时也会影响其自身的发展。针对这种困境，已有学者展开反思，并从理论范式的角度进行探索。本文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反思与探索。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引入中国的经史传统，在“经史并重”的框架下来重新审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主张研究者要把“事件”带回社会学的分析视野，要在长事件流中来把握事件的因果关系链。在“经史并重”的框架下，研究者需要充分重视经验自身的价值，它并不只是理论提炼所需要的素材，同时也是理论在具体事件中的体现。理论寓于经验之中，只有深入到经验之中，才能把理论讲透，也唯有如此，从经验中所提炼的理论与知识才能形成对社会强有力的感知力。知易行难，“以史解经”、在长事件流中来把握事件的因果关系链的方法需要研究者们不断摸索和完善。
注释：
①费孝通：《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②费孝通：《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③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④渠敬东、周飞舟：《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https://gffgga96433a290764f21snwqwwbcf6vnf6cux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XFa77E3Z_5rPylhOeoji1Q。
⑤费孝通：《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⑥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⑦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页；狄金华：《再造县政：中国现代国家兴起中的县政治理》，《清华社会科学》(第三卷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3页。
⑧(14)渠敬东：《作为文明研究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⑨涂尔干：《涂尔干文集·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
⑩应星：《略论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内在关联——纪念苏国勋老师》，《社会理论学报》2022年春季号。
(11)渠敬东：《他山攻玉：谈当代美国社会学》(代序)，载陈龙《探寻社会学之旅：20位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12)渠敬东：《学科之术与问题之学》，《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1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19卷·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页。
(15)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载《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16)廖平：《知圣篇》，载蒙默、蒙怀敬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17)章太炎：《经义与治事》，《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55-456页。
(18)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61页。
(19)(20)(21)(22)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23)东北大豆产业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管理世界》2003年第3期。
(24)刘翔峰：《中国大豆国际竞争力及产业安全分析》，《调研世界》2009年第2期。
(25)所谓的“隐形的农业革命”是相对于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而言。中国当代所发生的农业革命具有明显的“隐形”特征，即“它不是体现于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而更多是体现于从低值农产品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农产品”。参见黄宗智、高原《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26)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转基因大豆与天然大豆混合，有可能会导致天然大豆的基因发生变异。
(27)中国天然大豆出油率为16％—18％，而转基因大豆出油率则为19％—20％。如果加工10吨转基因大豆，压榨企业的效益就会因出油率一项而增加1600万元左右。参见丁声俊《振兴我国大豆产业势在必行》，《中国油脂》2006年第10期。
(28)赵明：《跨国公司对中国大豆产业链的控制及演变趋势》，《改革》2007年第12期。
(29)高淑华、王建威：《大豆产业濒临不安全状态》，《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39期。
(30)黄宗智、高原：《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31)董筱丹、白天一、温铁军：《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重建、组织创新与生态资源价值化》，《装饰》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