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绝的争霸战争，使得全体民众陷入深度的恐惧之中。诸子作为学术精英，也对战争现象展开深度思考，并积极寻求合理对策。先秦诸子固然希望实现“改制救世”的理想，但也不得不立足于现实，深入地研究战争现象和军事问题。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及不同的功能诉求，恰好能够折射出诸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情状。
关键词：诸子 战争观 战争方略 理想现实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熊剑平，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春秋战国卷”（20@ZH026）的阶段性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争霸和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各阶层都深感恐惧，执政精英和知识阶层也对战争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积极寻求对策。先秦诸子以“改制救世”为著述目标，自然也会对战争现象和军事问题有深入研讨。这些论述既体现出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也对兵家思想形成了很好的补充。
一、战争观念：不同态度和取舍
先秦诸子首先是对战争的态度和认识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也就此决定了“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不同面貌”。矛盾的态度和不同的取舍，都能折射出诸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情状。
身处战争频仍的乱世，先秦诸子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直接威胁。但是，大家对于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存在着较大差别、判如霄壤，有反战、主战、慎战等。也有思想家区别对待各类战争，思考战争与和平、人性与道德等深刻的命题。反战如墨家，积极研究战争，甚至主张通过出色的防御战争来抵抗外敌；积极主战的则是法家，致力于兼并诸侯；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始终关注安国全军之道，将探讨战争现象和军事问题视为一种专门之学，同时，推崇慎战，追求“以战止战”。儒家与道家中的重要代表，对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态度则更为复杂，而且还会针对不同的战争在认识态度上出现差别。
基于“兼爱”这一理念，墨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张。为了说明战争行为属于不义之举，墨子使用盗窃和杀人行为来进行简单的类比。他指出，“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与杀人这种个体行为相比，战争是一种集体行为，自然也会因为杀死成百上千的人而更多地获罪，正所谓“必有百死罪矣”。为说服主战派，《墨子》还模拟与他们的激烈辩论，借以阐发其态度鲜明的反战主张，还以智伯因好战而灭亡为例，指出：“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智伯是春秋末期晋国的执政大夫，在联合韩、魏攻打赵氏的过程中反倒被他们联手发起反击，最终走向灭亡。在墨子看来，战争除了会像智伯那样带来自身的损伤之外，还一定会剥夺无辜百姓的应得利益，即“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因此，墨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类战争。在墨子看来，战争根源就在于少数统治者的个人私欲极度膨胀，他们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因此，如果想要彻底地消除战争，只能寄希望统治者明晓事理，不再发起或推动战争。为了实现反战和停战，墨子甚至以鬼神警告好战分子不要违反天意。墨子强调，统治者只有遵从“天、鬼、百姓之利”，才能达成“知者之道”。我们如果整体打量《墨子》的战争观，发现其中都贯穿了“义”，“兼爱”和“非攻”都以此为依凭。至少通过《鲁问》篇也可以看出，墨子通过杀人行为和战争现象的类比分析，强调这些都是“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的恶行，应该立即停止类似举动，确保“去利而取义”。
以墨子为代表的部分诸子，之所以坚定地反对战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他们更多关注战争的消极面，从而忽视了战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且无视了正义战争对于诛伐无道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因此也不能算是完全合理。即便是在先秦，已有《吕氏春秋》对墨家这种无差别的“非攻”主张提出严厉批评，即：“无道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在其看来，战争也有正义的一面，比如通过战争可以诛杀暴君和拯救苦民，因此不能被全盘否定。本着这一逻辑，《吕氏春秋》进一步指出，战争的发起，必须要首先确保“师出有名”。由此出发，《吕氏春秋》同样是追求达成“义兵制胜”，即：“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由此可见，先秦诸子对于“义”有着共同诉求，至于出现上述不同的观点，则需另寻原因。比如，上述两部经典编撰时面临的不同环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同立场等。
春秋末期的哲人老子也思考战争的危害性，也有反战表述。当时老子面对的环境是争霸战争愈演愈烈，老子认为用兵会有严重恶果。比如军队所到之处荆棘丛生，便是一种还报。大战之后迎来的凶年也是还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进一步指出，甲盾、戈矛及战车等兵器，都不是“君子之器”，是“不祥之器”。所谓“戎马生于郊”，也是天下无道的反映。由此出发，老子严肃地告诫人们应该始终心存戒惧。即便打了胜仗，也应“以丧礼处之”，万万不能狂妄自得。因为战争是暴力行为，即使通过战争解决了争端，仍属无道行为。这是老子对于战争的基本认识。当然，其积极研究探讨战争谋略，并与孙子等表现出趋同性，乃至在政治领域也推崇谋略，则是另一个论题。
还需要关注道家学派中隐逸派代表庄子的思想。他也并不是片面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强调战争应符合天时并顺应人性，尤其需要得到民众支持，即：“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庄子批评宋钘和尹文学说，表达出“不可去兵”的主张。另外，他还借徐无鬼之口进一步申论“为义偃兵”的危害：“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为之，则殆不成。”由此可见，庄子并不是单纯地反对战争，只是道出了兵不可恃和不能好战的道理，坚决反对穷兵黩武。他指出，过度迷信武力的统治者必然会招致灭亡，即：“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
在道家中，也有不少持类似庄子的上述主张，这可以从《黄帝四经》中看出。该书强调，国君应秉持文德，杜绝为谋私利发动战争的行为，更不能穷兵黩武，这些行为必然造成“费多而无功”。但同时主张，必要时需果断运用战争手段，正义凛然地讨伐那些丧尽天理的国家，称赞这种行为是“因天时，伐天毁”，“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也可以说，《黄帝四经》强调战争需要做到顺应天道，这与庄子的观点相近。
从以注解老子思想作为主旨的《文子》中，能看出对庄子的部分响应，但《文子》还是通过注解老子，表明自己对于战争的态度。基于“服于德，不服于力”的理念，作者同样反对战争，而且还论证“好战者亡”，即：“天下虽大，好用兵者亡，国虽安，好战者危。”文子首先是对战争现象进行分类，相信高举“义兵”的人才能实现王道，即：“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很显然，这一思想与儒家也有相似之处。文子也强调“兵者凶器”，指出“好用兵者亡”等道理，实现对于老子的注解。作者进一步指出，国君不能依靠战争行动来解决矛盾，否则往往会带来祸患，也即：“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只有推行仁义之举，才能赢得人心并赢得天下，因此君子只能“务德”而不能“务兵”，也即：“故云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者，民不归也。”上述思想主张，实则也与儒家非常接近，藉此也强调“义兵”的重要性，认为战争需要实现“存亡平乱”的目标。如果通过战争来伤害无辜，保全不义之主，就一定会带来深重灾难。可见文子对于战争并非完全否定。
儒家秉持仁义理念，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比如孔子不是一概否定战争。对于管仲辅助齐桓公发起的争霸战争，孔子指出其保卫华夏文明的积极作用，也留下著名评语：“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而且，孔子还赞赏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当然，孔子也强调“民无信不立”，认为过度或无端的军备都可以去除，“足食，足兵”并非急务。
孟子总体持“非战”主张。孟子认为，依靠战争的霸道是“以力服人”，不长久，“春秋无义战”的名言也早为人熟知。孟子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可让天下人都保持心悦诚服，也即：“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更加认可“仁”的作用，强调“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孟子还借孔子之口强调仁者才能实现天下一统的目标，“国君好仁，天下无敌。”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也反对霸道，大加赞扬王道。荀子指出，王道遵循圣王的制度，能够实现“富国”和“厚民”，也能够兴利除害。如果想要国家真正走向强盛，就必须致力王道，达到“力术止”“义术行”。荀子积极探讨军事问题，更主张“常以仁义为本”。这都与孔孟并无二致，只是荀子更侧重于对礼义的强调，通过“尽人之力，致人之死”等阐发，提醒人们应当隆礼重义。在荀子看来，楚国之所以被秦国打败，也说明坚甲利兵不足为据，隆礼才是强国之本。荀子将战争分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和“以富兼人”三种，认为只有第一种，即“以德兼人”，才能确保疆土巩固、民心归附。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代都有重要影响，但老子的“非战”观念影响更为深远，有不少政治家和军事家反复用老子的“不祥之器”来评判战争。比如《尉缭子》说“兵者，凶器也”，《吕氏春秋》也强调“凡兵，天下之凶器”，《管子》也说“兵事者，危物也”等等。老子“不祥”的评判更多来自感性和直觉，《管子》等书则有意进行较为深入的理性探讨，比如通过“四祸”和“四患”来进行阐释。所谓“四患”是指：“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所谓“四祸”则包括“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等。战胜一方虽能侵占他国土地，但生产力会被破坏，经济崩溃，因此这种战胜不足为道。
《管子》集中展示了管仲学派的思想，他们认识到战争具有危害的一面，但仍在积极主战，视战争为实现图强争霸的工具。《管子》指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也就是说，战争是所有执政者都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如果希望确立霸主地位，那就必须重视并借助于战争，即“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当然，管仲学派也有追求理想的一面，同样重视“义”，即“成功之事，必顺于理义”。《管子》说“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又说“不时而动，不义而得，未为福也”，胜或败取决于“义”。而且，管仲学派强调“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落实在用兵原则就是“义于名而利于实”，强调“立义”，以“义”作为号召，作为基本手段，都是追求理想的体现。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堪称主战派代表。商鞅主张并推进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一切事务都是围绕“强国”和“兴兵”而展开，也即：“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商鞅认为，只有使得全体人民集中力量从事耕战，才能真正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才能真正地成就霸业，“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韩非子也强调农战，比如《初见秦》中结合历史上的典型战例，细致分析各国的形势，主张适时发起统一战争。韩非强调“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从中可以看出他肯定战争的态度。需要注意的是，《解老》篇主张，“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这与其积极主战的态度似有矛盾，也许只是出于解释老子思想的需要。因为其他篇章明显地与商鞅的主张保持一致。在积极主张农战的同时，韩非反对儒家的仁义思想，认为宋襄公身上出现的祸患正是来自他不当施行仁义，正所谓“慕自亲仁义之祸”。《五蠹》和《八说》等篇，韩非子总结古代战争观的演进规律，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特点，在阐释“以力胜人”战争观的同时，也展示出其积极主战的立场。
主张慎战的思想家，以孔子、孙子、晏子为代表。孔子强调，战争和斋戒、疾病等相似，都需小心谨慎对待，即：“子之所慎，齐、战、疾。”孔子还指出，如果已经面对民心离散的危局，统治者还发动战争，必然会“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作为兵家的代表，孙子的思想主张也耐人寻味。在十三篇的开篇，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联系《火攻》篇等，更可以看出孙子强调，战争需要实现安国全军，“非危不战”。孙子描述了“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等灾难性场景，也发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等警示，是为了提醒人们积极备战和慎重求战，且坚决反对穷兵黩武。《晏子春秋》也主张慎战，以汤、武用兵等为例，说明统治者推行仁义的重要性，主张推进那种讨伐无道的战争，从而与儒家相对更为接近。书中还借助模拟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反复强调“仁义”和“道义”的作用，如果滥用武力，将酿成“用兵无休，国罢民害”。
二、战争目标：不同层级的设定和追求
先秦诸子在进行战略构想或目标设计时，有着不同的境界追求，有学者总结为构筑理想境界和讲究实际操作功能这两种倾向。理想境界，实则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乃至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这种境界往往无法达成，因此需要同时做好战争准备，使用战争手段击败对手。这正是孙子在《谋攻》篇中所总结的“全胜”与“破胜”。立足于现实，又试图最大程度地伸展理想，因此会有不同层级的目标追求和设定。
如前所述，战争虽是争霸图强的重要手段，但也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故先秦诸子大多对战争持谨慎态度。孙子将“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理想境界。孙子希望借助“伐谋”和“伐交”，来实现“全胜”。与孙子相似，《管子》也多次表达了“至善不战”的观点，如：“必明其一，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再如：“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在《管子》看来，战争无论输赢，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家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所以军事家应该将“不战”作为至高境界，尤其反对以巨大代价换取胜利，反对“以兵独攻而取”。《管子》强调“慎谋乃保国”，追求“全胜而无害”，这种“至善不战”的主张，几乎可视作孙子的翻版。老子积极主张“不争”，与“至善不战”的目标追求上有一定相似性。老子赞成“以道佐人主”，并反对“以兵强天下”，他以“柔弱胜刚强”哲学理念，主张以迂回曲折的办法来解决纷争。因此老子希望以“不争”来达到“争”，将“取天下常以无事”视为最可取之法。老子虽说反对战争，却研究战争并提出了卓有特色的战争谋略，甚至是“以战争为例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老子的矛盾心态堪称诸子论兵的典型。从思想源头考察，“至善不战”的思想主张，包括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老子的影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思想主张的诞生，是受到管仲的直接影响。管仲善于运用“予之为取”的“伐谋”之道，深刻体现出对“至善不战”的战争境界的追求。钮先钟在探讨孙子军事思想的源头时说：“孙子齐人也，他的书虽未提到管仲的大名，但可以暗示其伐谋、伐交的观念很可能是以管仲的经验为范式。”在比较孔子与孙子军事思想的异同时，他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看法：“他们的思想都与管仲有相当微妙的渊源。在《论语》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在十三篇中虽无直接证据，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暗示。”完成对管仲思想言行的挖掘和传承，是管仲学派的重要任务。管仲学派对于“至善不战”这一思想主张有所继承，同时也有所发展。不仅要回答为什么“不战”，即“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同时也指出了实现路径，即“四者备”，此即所谓实力营建；如果未能实现，还需设计预案，即“其次一之”。因此，《管子》的探讨，不仅将“不战”说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同时更明确了战略层次的不同追求。
道家著作《鹖冠子》借武灵王与庞焕的对话，深入探讨了“不战而胜”。武灵王问庞焕，“寡人闻飞语流传曰：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愿闻其解”。庞焕认真回应，认为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至少需要做好“用计谋”“因人事”和“战克”这三个步骤。“用计谋”是前期准备，一定要充分使用谋略：“荧惑敌国之主，使变更淫俗，哆暴骄恣。”第二步则是“因人事”，即“结币帛，用财货，闭近人之复其口，使其所谓是者尽非也”。第三步则是静等战胜对手的时机出现，即“其国已素破”，抓住时机迅速发兵攻打，即“兵从而攻之”。由此可见，在《鹖冠子》看来，所谓“不战而胜”其实还是需要发起战争的，只是前期需要充分运用谋略，后期需要战胜对手的时机。在《鹖冠子》中，“不战而胜”其实是战争的一个常态化设计，是每个将领应该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作者还用勾践灭吴的战例对此进行说明，而且认为“此《阴经》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类”。《阴经》《夜行》《天武》可能都是古代兵书，因为已经失传，更多信息已经无法知晓，但都是将“不战而胜”作为目标。
孔子赞扬管仲“不以兵车”，启示儒家门徒继续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探索。孟子批评霸道，追求王道，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在孟子看来，王道是最高战略目标。孟子对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个要素进行比较，认为人心向背和内部团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据此而主张“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这里的“不以兵革”，几乎是孔子“不以兵车”的翻版，同样追求不战而胜。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孟子强调统治者应该首先重视仁义，因为“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而且可以始终处于战胜的一方：“仁人无敌于天下。”在孟子看来，推行仁义不仅能够战胜强敌，而且是统一天下的必备手段：“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为了说明这层道理，孟子也进行了大量的古今对比，认为以德服人的王道更为可取，以力服人的霸道只能等而次之。至于诸侯大夫破坏规则，纷争四起，应视为历史的罪人。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既然是“仁者无敌”，孟子也希望梁惠王施行仁政，因为这样才能“王天下”。即便是弱小国家，只要统治者推行仁义，也可以做到无敌于天下。在孟子看来，商汤之所以能做到“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也正是因为他推行了仁义。基于“仁者无敌”的理念，孟子也主张用仁爱的感召力征服对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借此机会，他对战争手段进行了批评：“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还认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针对这一主张，历来有人批评其迂阔，其实他也是在试图找出“不战而胜”的理想路径。在孟子身上，理想与现实或有脱节之处，但也真实展现出当时思想家的矛盾心理。
王道和霸道是两个不同境界的战略目标，牵动着当时的儒者对其进行探讨，而且逐步走向深入。虽然不能将其与孙子“全胜”和“破胜”这两重境界进行简单类比，但也能看出儒家的战略目标选择。荀子赞成王道、反对霸道的主张，可见诸《仲尼》《王制》《王霸》《议兵》等篇。在荀子看来，如果遵循圣王的制度，就能富国厚民和兴利除害。荀子首先指出，儒家的传统是否定霸道：“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霸道只是实现征服，无法真正赢得人心。荀子指出：“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王道完全与之相反：“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
荀子进一步指出：“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在荀子看来，如果推行礼义，就可以使强敌变得顺从，不仅是“国定”，而且是“天下定”。他所描述的这一境界，其实也与兵家所追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具有相似之处。不仅是“不战而胜，不攻而得”，而且是“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这仿佛又朝着孙子的目标往前迈进一步。荀子的思想中其实有三重境界，即“王”“霸”“强”。并且，初设目标不同，最终结局也有不同：“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如果细究起来，孙子其实也有全胜、破胜和战败这三种不同结果。全胜和破胜是就胜利而言。荀子“王”“霸”“强”也可以与孙子大致形成对应。用“强”，虽能逞强一时，最终却会“累多而功少”，“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用“霸”则能取得稍好效果，却也不是上选：“彼霸者则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只有用“王”是最理想境界。如果要实现王道，不仅需要“不战而胜，不攻而得”，还需要“甲兵不劳而天下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察，荀子其实还有“王、霸、安存、危殆、灭亡”这五等分法，也是以王道为最高目标。荀子认为，国家走向强盛，就必须要行“胜人之道”的王道，真正确保“力术止”和“义术行”。
荀子的思想主张对于战国历史走向也有重要影响，对于“强”的选择，即“欲强而强”的理念，因为更加关注现实和更接地气，因而成为他的两位著名弟子——李斯和韩非的思想指南。相对于孟子，荀子有着更加务实的选择，理想与现实有脱节之处，但尚且能自洽。
三、战争方略：不同的手段设计和运用
因为对战争行为有着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功能诉求，先秦诸子在战争手段上也有更加多变的设计，其中不少内容都对兵家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并为后代兵家所吸收和借鉴。在战争观念和战争目标设定上，先秦诸子大多有理想与现实的区别，一旦落实到战争方略的设定，则基本都是立足于残酷的现实，在战争手段的设计和运用上努力地有所作为，甚或会在一定程度上抛弃原有的理想。
积极地反对战争，却又被迫深入地探讨防守战术，这是墨家学派生逢乱世又怀抱救世理想的无奈选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视墨子为专研防守战术的军事家，而且是大师级的代表。秉持“非攻”理念的墨子学派对防御之法，尤其是守城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点对于更强调进攻战术的孙子等兵家而言，形成了很好的补充。除此之外，墨子学派还在军事技术，尤其是守备器械的创新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备城门》是墨家研究城池防守战术的代表性作品，探讨了如何在劣势情况下，利用高城深池来抵御敌人的进攻。墨家研究各种攻城器械，针对性地做好防范，同时也强调结交邻国：“又得四邻诸侯之救”。墨家学派还强调应针对不同情况，做好针对性的防守。比如，《备高临》主要探讨了敌人采用居高临下之势攻城时应采取的守城战术，《备梯》则主要讨论如何对付敌人用云梯攻城，《备水》主要研究如何防止敌人以水攻城，《备穴》主要讨论如何防备敌人用挖隧道来攻城，《备蛾傅》则研究如何对付敌军凭借人多势众、驱赶士卒如蚁附般攻城的防守战术。一旦有敌军突破防线或攻破城墙，墨家也总结了多种针对性预案，即“充灶伏柴艾，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橐而熏之”。墨家还强调，在敌军发起攻城战之前，守城一方应提前做好充分的动员工作。《迎敌祠》主要总结迎敌之前的各种祭祀规则，包括对巫师和卜师的态度，誓师大会的组织形式等，同时也对各级将士的职守及其他有关布防注意事项予以明确。
法家对“兵强战立”的现实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因此法家以更多的精力探讨治国，但也将研究军事问题作为己任。尤其是商鞅，不仅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军事家。现存《商君书》中也有《战法》《立本》《兵守》等篇探讨战争策略。在《战法》篇中，作者指出，战争发起之前要注意激发斗志并考察敌情，即“论敌察众”“兵敌强弱”。当战争发起之后，则注意遵循兵法的基本原理——“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也即合理展开追击，确保大军不会进入险境。《兵守》则集中论述了守城之道，同时也强调了防守战法的重要性。商鞅指出，“四战之国贵守战”，因此需要认真研究防守战术，合理分配兵力。韩非子很多观点都与商鞅保持一致，积极主张农战，并对战术问题有所关注。韩非子对老子也有深入研究，在《解老》《喻老》等篇借助老子的智慧申论战争谋略。比如，他借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等战例，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用晋人伐邢的战例，说明选择合适决战时机的重要性：“待邢亡而复存之，其名实美。”他又用智伯灭亡的案例，说明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道理。韩非子认为，战术选择一定要首先基于自身实力展开，而且要注意追击的时机。故此，他借助阖庐攻郢的战例，强调“溺人者一饮而止，则无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此外，他还用狡兔和良犬的关系，说明诸侯国存亡对于各国之间战略态势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强调“义于名而利于实”，既能打造正义之师的形象，又能获取战争利益。
《管子》大量探讨战术思想，对奇正、虚实等论题都有深入探讨，相比兵家毫不逊色。《管子》基于“以力胜人”，提出了“量力而知攻”的原则。《管子·霸言》中指出：“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作者将“量力”具体化为如“料众”“料食”和“料备”，更加深入地探讨战胜之道。《管子》主张“予之为取”，也是一条重要的争霸策略。通过给予诸侯利益，使得其与己方交好，甚至听从己方指挥，更加有利于己方争霸战略。《管子·霸言》中对此也有具体提及：“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予，有所诎（屈），有所信（伸）。”这里的“有所取”和“有所予”，以及“有所屈”和“有所伸”，都是强调放弃局部利益而照顾整体利益，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管子·幼官》中说“定依（正）奇胜”，这其实是对“以奇用兵”的沿袭，本质是超越常理，从而实现出奇制胜。《管子》强调，“迳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这些都是在强调进攻的突然性。不仅如此，《管子》还强调战争之前要努力掌握敌情，并进行实力分析和对比，确保做到“计必先定”，即：“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竟（境）。”“计必先定”的主张对后世兵学影响很大，为中国传统兵学的可贵品质之一。《汉书·艺文志》中，“先计而后战”是“兵权谋”学派的重要特点，“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尉缭子》也持类似见解：“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宋代名将岳飞总结用兵之道也强调，“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可见，“计必先定”渐已成为历代兵家的共识。
道家始祖老子被许多人视为兵家。唐人王真指《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老子推崇“柔弱胜刚强”，并对柔弱一方的取胜之道进行了多方探讨。他总结的权谋之术中也有“予之为取”的策略：“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这部道家经典，稷下学派中的道家想必曾经熟读。《管子》中所说的“有所取，有所予”，和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在基本理念上都保持着一致。老子还指出，“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在老子看来，大国和小国之间能否和睦相处，关键就在于处理好利益得失问题。大国如果希望控制住小国，就必须甘于做出牺牲和让步。老子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不争之争”和“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都对军事家们构成了深刻影响。“以奇用兵”的主张，老子也曾提及。这位哲人在谈及治国与用兵的区别时，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孙子继续高举“以奇胜”，强调“兵以诈立”和“兵者，诡道也”。“诡道”为核心的战争谋略和“以奇用兵”等主张，始终被历代军事家们奉为圭臬。
《文子》以阐释老子思想为主旨，除了在战争观念上对老子有忠实继承之外，也重点阐释了如何以弱胜强，并在很多思想方法上与老子一致。《文子》认为，柔弱一方需要先赢得人心支持，再谋求霸王之业：“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文子》同样认为推行仁义可以赢得人心。如果没有赢得广泛支持就贸然发起战争，只能迎来危亡局面。顺应老子的逻辑，《文子》强调守弱的益处，并指出了用强的害处：“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广，譬犹飘风暴雨，不可长久。”作者举出战争获胜的几个重要因素，如庙算、法纪、民心等，认为人心向背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强调“因民之欲，乘民之力”。同时，作者大量讨论奇正之法，“奇正之相应，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胜”。
汉代将先秦时期的兵学著作分为“兵四家”，也即四个兵学流派，“兵形势”是其中重要一种。兵家注重形势，重点关注力量的生成与运用。《孙子兵法》中有《形》篇和《势》篇，重点探讨这一论题。《管子》中也有《形势》篇，主要讨论用兵之术。《尉缭子》等兵书虽说没有专门论述“形势”的专篇，同样对这一论题给予高度关注。《鹖冠子》也结合阴阳理论讨论形和势的利用问题，认为施展战争谋略的要诀，就是把握住作战时机，注意避实击虚：“出实触虚，禽将破军。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执急节短，用不缦缦。”作者进一步指出，战胜敌人的要诀是遵循“道”的规律：“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这里的“顺之于道”，强调的也是把握好“势”：“在势，故用兵有过胜。”
《鬼谷子》被不少人视为纵横家的理论著作，其中既有游说技巧的总结，也对谋略之术有深入探讨。《鬼谷子》论谋略，注重实用，也强调顺应时势，与孙子等兵家的军事谋略相映成趣。《忤合》篇根据“忤合”和“转化”的规律，强调根据情势确定计谋的道理：“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虽说作者重点探讨的是游说之道，但因为深谙兵学原理，他对“形势”的理解也与兵家非常接近，“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这里的形势和虚实等，明显对兵家有所沿袭，“以镒称铢”则引自《孙子兵法·形》篇。作者指出，“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也就是说，是否知晓形势并懂得变通之道，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存亡。《鬼谷子》在探讨游说技巧时，往往需要将游说对象比作敌兵，这时同样需要关注双方所处形势并时刻关注强弱态势的转换：“无间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鬼谷子》对于“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总结：“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以神肃察也。”可见，作者关注“势”，不仅是因为战争需要时刻注意“因敌变化”，更需要关注形势是否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如果对照孙子“势者，因利而制权也”的解读，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吕氏春秋》试图兼容儒墨，对于战争行为并非全盘否定，反而是打着“义兵”的旗帜，积极推进统一战争。这一态度与好战的法家明显相近，在研究具体战术方面比法家更为深入。孙子“因敌变化”的理念，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和阐发。在《慎大览·贵因》中，作者首先强调，“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接下来，作者借周武王伐商的战例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揭示。因为周朝处于弱势，武王伐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停地侦察敌情，根据双方态势的转换，尤其是对方的形势变化，及时地调整战略方针。武王不停派出斥候深入敌国展开侦察行动，陆续得到“殷其乱矣”“其乱加矣”或“其乱甚矣”等情报，于是下定征讨的决心。在大军出击的路上，周武王仍然在持续关注商朝，并适时调整策略，最终取得伐商之战的成功。武王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能够始终做到因敌变化，作者因此总结道：“扬其义，成其功，因也。”在对这一战例进行梳理和总结之后，作者指出“故因则功，专则拙”，将“专”和“因”的不同结果进行对比，进而得出“因者无敌”的结论。也就是说，战争决策需要顺应时势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调整，确保己方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需要述及的是阴阳家和兵阴阳学派。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不少学者推定为西周末期。《国语·郑语》载史伯语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流行五行方位图式”。五行不仅在春秋时期出现，而且“已经和干支时日相结合，形成了复杂的体系”。从《国语》《左传》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五行”模式的语言痕迹。在中国古代，兵家也曾借助于阴阳五行理论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包括神鬼之类方术和巫法等，在兵家也不乏用武之地。这类兵家通过研究阴阳理论观察天候、地理等情况，并且用于军事实践，而且历代都有军事理论家前赴后继地对其进行投入研究。《汉书·艺文志》将先秦兵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和技巧四种，且对兵阴阳有着明确界定：“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作为兵家学派中一个非常独特的门类，兵阴阳的理论中，有不少内容充分关注天时和地利，其中也包含有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但也大量掺杂五行思想和神鬼论，具有“假鬼神而为助”的特点。人们经常批评中国兵学掺杂封建迷信，甚至“恒与术数相出入”，与“兵阴阳”大量充斥其中不无关系。因此，对于阴阳家和兵阴阳糟粕的一面也需要有客观认识。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军事家们深入思考战争问题提供了足够数量的素材，军事思想也由此而获得快速发展。“百家争鸣”的现象，也在军事理论界存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先秦诸子对战争表现出矛盾而又挣扎的态度。他们既反对战争，却也对战争谋略有着深入探讨，尤其是在“道”的层面有着独到贡献。先秦诸子的战争观与战争方略与兵家存在着相通之处，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他们的思考与总结都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孙子兵法研究》已许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通过数字化形式汇编、制作、存储、传播刊物全文。读者可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免费阅读和下载本刊全文。
